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张 娟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蔡和森是中国最早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宣传者,被誉为“小马克思”。

在近代中国生死存亡的攸关时刻,蔡和森潜心研究马列原理,借鉴外国革命运动,充分了解中国基本国情,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以实际行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段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旅程,拯救了危亡之际的近代中国,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有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感召、受益于对儒墨两家思想的辩证吸收、产生于近代湖湘文化的孕育熏陶,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感召

鸦片战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发端,尔后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政治上各项主权遭到破坏,社会性质逐步发生根本变化。

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从人口失业的角度,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入侵。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商品价格优势的冲击与碾压下,中国传统自然经济不堪一击,逐步走向崩溃。当土地不但不能给农民带来利润反而增加负担时,处于最底层、收入来源比较单一的农民面临破产,生活无以为继。

蔡和森敏锐察觉到“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1]109。他从国家主权、国际地位和军阀割据三个维度,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入侵后企图进一步蚕食我国政治权力的狼子野心。

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为发端,我国各项主权逐渐丧失,清政府名存实亡,处处受制于人。

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其国际地位却明升暗降,《九国公约》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无情瓜分中国的本质,而国内一批受帝国主义列强暗中扶持的军阀割据势力又不断搅乱我国政局。

经济与政治防线的双双溃败,最终导致清王朝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儒家学说与墨家学说的辩证吸收

为解决社会现实困境,蔡和森埋头于书海之中,希望从故纸堆中找寻救国之道。

他对儒墨两家的兴趣尤为浓厚,王光霞曾以“经传子史,纵横案头”[2]来描绘蔡和森对传统文化的痴狂。

蔡和森辩证地吸收儒墨两家之精华,在肯定儒家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的同时,更意识到其实现过程的艰难与曲折。

从封建社会跨越为近似于共产主义社会必先推翻封建统治,而社会变革往往离不开阶级斗争与暴动,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仁”显然是相矛盾的,因此,蔡和森转而向墨家思想汲取养分。他从墨家善恶观出发,联系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对“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1]9的大局观深表赞同,他认为为了“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的正义性目标的实现,可以放宽对实现手段的道德限制,这无疑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蔡和森从墨家思想中挖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共同之处,“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1]9。

由此,浸润并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蔡和森便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为其日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埋下深刻的伏笔。

(三)近代湖湘文化的孕育熏陶

除了埋头书海之中,蔡和森更扎根于现实世界。

“湖南文蕴深、文脉广、文气足。”[3]这一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色极大地影响了蔡和森的成长历程。屈原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精神培育了蔡和森注重实践的观念,王船山著书立说为民族复兴思考一生的事迹培育了蔡和森经世致用的思想,谭嗣同冲决网罗、破旧立新的决心培育了蔡和森改革创新的精神。

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让蔡和森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匡时救民”理想抱负、勇于开拓创新、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并随时准备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实干家。

为实现政治抱负,他亲身赴法,“猛看猛译”大量马列原文原著,成为中华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

而风俗淳朴、烟赌甚稀的湘乡也造就了蔡和森正直淳朴的人格气质。

蔡和森深耕于中国大地,对封建军阀政府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有较深切的了解[4]。

这也使他深切体会到底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培养了他善于联系群众、关心劳苦大众的为民情怀,为他以后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开展的社会变革打下了阶级基础。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是循序渐进的,在了解普通民众接受外来文化的心理规律基础上,他从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着手,一步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发展。

(一)构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认同

构筑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认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事之基,其具体内容包括夯实理论基础、推动组织建设、强化阶级觉悟三个方面。

1.夯实理论基础才能奠定社会革命的主基调

蔡和森以“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1]27为最终目的,于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3 年有条不紊地实现自我规划:首先,阅读法国革命报刊苦学法文,以便翻译和宣扬社会主义学说;其次,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识到不能一味向古寻求今之真理,也不能照搬他国经验解决我国问题,唯有深度剖析中国的社会现实,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能解救中国;通过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他最终得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结论。

这不仅坚定了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为后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2.推动组织建设才能奏响思想大合唱的主旋律

新文化运动在引发民众思想极大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混乱,社会上“救国之方”众多而思想难以统一。

此时的蔡和森与毛泽东意识到需要成立一个能迅速整合大众思想的组织以切实解决现实难题。

经过3 年的人才储备,成立了以蔡和森、毛泽东为核心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成为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

随着革命的深入,结构简单的新民学会已无法胜任中国革命的导向工作,蔡和森认识到成立一个正规的革命政党已是大势所趋,1920 年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应“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5],以便在以后的革命运动、劳动运动中发挥神经中枢作用。

从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爱好者,到具有一定凝聚力的共产主义小组,再到掌握绝对话语权的中国共产党,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层层深入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的具体体现。

强化阶级觉悟才能建强人民反压迫的主力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6]经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的蔡和森深知工农群众的无限潜能,他们是被压迫最深、队伍最庞大、最具有革命热情的群体,“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1]59。

因此蔡和森决意向工农群众揭露资本家无情压榨的残酷行径,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唤醒其阶级觉悟。

但向广大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面临着劳苦大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难题,更面临着如何让外来文化带有本土气息,如何转变语言风格,如何将晦涩的理论文字转变为生动的生活话语等一系列难题。

为此,蔡和森进行了深入且专业的研究,《社会进化史》便是他初次从大众视角出发,对马列著作进行通俗化和融合化改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具体尝试[7]。

(二)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情感认同

加强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认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谋事之本。

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不仅需要建立在理论认知层面,还需从情感方面与之共情。

一是消除误解隔阂才能捍卫思想主心骨永不倒。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都在争夺中国的舆论阵地。

因各种认知误区,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别有用心的误传,部分民众对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以暴易暴的认知,“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1]76。

面对误解与隔阂,蔡和森坚持主张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的统治权,以摆脱其他思想的干扰,决心“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1]83,让大众感受到各国社会运动的热情,了解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的选择,澄清“头脑中各种思想的大杂烩”。

二是持续理论宣传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经典永流传。

正如毛泽东所言:“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8]蔡和森陆续创办了《先驱》《向导》等报刊,他以报刊为阵地,以笔杆为武器,坚决为无产阶级工农群众发声,力求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越来越多的革命青年被他的文字打动,负责《向导》相关工作的徐梅坤追忆:“在黑暗的旧中国,《向导》犹如一盏明灯,给那些向往进步、追求真理的工人和青年学生带来了光明与希望。”[9]除报刊宣传外,蔡和森还同毛泽东深入到农村田野间,考察基层群众的生活情况与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展开宣讲、创作,用朴素的语言将理论融入百姓生活,既拉近了与工农阶级的距离,构建起沟通的桥梁,也尽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温情。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为认同

实现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认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事之要。

理论基础固然重要,如何让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才是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蔡和森指出:“光有了革命的理论还不行,必须还要实践,在斗争中才能真正学到革命的理论。”[10]加强党性修养、领导工人运动便成为我党自早期开展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

1.加强党性修养才能优化党的主体力量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探索期间,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时常犯“左”或“右”的思想错误。

蔡和森指出,制胜右倾机会主义,要对革命的性质、目前的阶级关系及革命发展的形势有正确的了解和估计[1]830。

为避免“左倾”盲动主义,他提出要通过肃清唯心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指导来破除机会主义错误,“必须铲除过去一切不好的遗传”[11],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他始终强调加强党性修养,要长久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主张时刻关注世界格局的演变,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和时代性。

为进一步优化党员主体力量,蔡和森积极听取不同的声音,在就任《向导》主编期间专门设置了《读者之声》栏目,并诚恳表示“读者诸君对于本报的主张如赐批评,不论赞成或反对,一概在本报发表”[12],目的是搭建一个相互沟通的平台,以便读者时刻关注党的动向、监督党的工作、表达群众诉求。

这也是我党党内监督机制的早期表现形式之一,对增强党性修养,加强党员自省自觉起到积极作用。

2.领导工人运动才能促使革命理论深入人心

蔡和森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反复研究各国社会运动之特性,充分借鉴各国社会运动之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开展有组织有纪律的中国工人运动,这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效最直观的方式。

为顺利开展工人运动,蔡和森下足了功夫,他搜集了大量有关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苏俄革命的资料,着重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法国工人运动,编译了一套内容为“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的丛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随即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广泛流传。

1925 年五卅惨案点燃了广大工人的怒火,革命热情迅速高涨,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于当年的6 月19 日爆发省港大罢工,短时间内罢工人数就增至25 万余人。这次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蔡和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次伟大尝试。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不仅为危难中的中国指明了救国救民的出路,还为当前加强党的建设以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注重实践,理论与实际结合

蔡和森始终秉持经世致用的理念,无论是赴法留学,还是回国创刊,他一直把办实事、解难题、暖民心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坚持将理念落到实处。首先,他认为一个积重难行的国家和社会要发展,政治改革是关键。

而政治改革不仅意味着政治体制的调整与革新,更需加强对政治价值观念的引导。

他倡导权力的制衡,主张政治参与民主决策,以实现治理体系的合理与公正。

蔡和森的政治改革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务实性与渐进性,他强调改革的稳定与可持续,反对盲目改革与急功近利,倡导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逐步推动政治改革的有效开展。

其次,他还提出改造党的主张。

他认为一个优秀的政党应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新,要“在国际新方针之下,重新团结党的队伍,强调党的凝结性和统一性”[1]915。

为此,他提出诸多具体而全面的政党改革措施,在其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党围绕党的改革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

蔡和森的改革思想是一个政治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的过程,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尝试与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回归当今的社会治理,我们应延续蔡和森的实干精神,将“实践出真知”贯彻到底,开拓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基于时代的发展和国情的需要,不断更新理论内容,不断开拓新的理论领域,不断深化政治改革与政党改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新的时代气息,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迈入新境界。

通过充分发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科学分析世界格局与社会发展规律,牢牢掌握“e”时代核心关键技术,直面发展难题,回答时代课题,照亮复兴征程。

(二)以人为本,通俗与精粹并存

蔡和森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引入中国,他在《社会进化史》中详细论证了人民群众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他在《向导》周报上多次撰文论述肯定群众、相信群众以及发动群众对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他领会到依靠群众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任务决定的,是党完成历史使命、肩负政治责任的必然要求。

他不仅提出“人民至上”的理念,更是将此理念落实到革命斗争实践中。

在五卅运动时期,他批判陈独秀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强调“对宣传工作的决议案,应完全站在革命的观点上作公开的宣传,实际上要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引导群众到党中来”[13],呼吁既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中坚作用,更要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作用,通过群众把斗争引入深处。

蔡和森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处处突显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党的建设方面,他注重党内骨干力量能力的培养,派遣一批进步青年赴法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进步青年的政治与理论素养,强化党内青年干部的宣传组织能力。

同时要求党的干部要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疾苦,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方面,他采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理论,提高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普及。

他将精粹的理论以通俗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通过以一带多的动态宣传模式,达到由点及面辐射状的宣传效果,直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

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时代亦有不同的时代课题。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4]我们要与时俱进,密切关注基层群众生活情况与心理动态,理论学习不能局限于“局内”“组内”,要把理论学习课堂搬到基层去,搬到一线去。

同时,要优化理论学习内容的“供给侧”,让理论紧扣老百姓的关注点,让理论为老百姓答疑解惑,把理论融入老百姓身边的典型故事和典型人物,通过制定个性化宣讲,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能是“阳春白雪”,也能是“下里巴人”。

(三)循序渐进,传承与创新共生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与利用,始终坚持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相结合的方法,这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党百余年来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

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需要理论创新的持续推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共产党的生命力所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充分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助力新征程、成就新伟业的内在要求。

同时,我们也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打破时空的限制,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不断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手段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更多可能,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未来依旧熠熠生辉。

今天,我们被裹挟在全球化的信息浪潮中,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国内外反华势力虎视眈眈,文化渗透无孔不入,历史虚无主义无处不在。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擦亮双眼明辨是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十个坚持”,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汲取他国所长,弥补自身所缺。

我们要以“闯”的精神挑重担,以“创”的劲头开新局,不断开拓新思维、新境界,为传承之路搭建新平台、新渠道。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是我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并不会就此停歇。

愿新时代青年接过革命先辈手中的传承火炬,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星星之火聚成燎原之势,带领我们向着民族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猜你喜欢 蔡和森中国化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5期)2022-12-20再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①中国藏学(2022年1期)2022-06-10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湘潮(上半月)(2021年11期)2022-01-15“蔡和森建党思想暨蔡和森诞辰126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隆重召开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3期)2021-06-10油改水革命谁主沉浮上海建材(2017年5期)2018-01-22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5期)2017-11-27论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成员赴法勤工俭学之原因湖湘论坛(2016年2期)2016-12-01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2016年0期)2016-09-26粉红革命Coco薇(2016年2期)2016-03-22近十年来国内蔡和森研究动向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2期)2015-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