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实施军礼之择从:以讲武礼和大射礼为例

吕 学 良

(运城学院 文化旅游系,山西 运城 044000)

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国中立有汗马功劳,他的政治地位也确立于此,“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1]28。太宗“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2]12,统一战争中多次披甲上阵,身先士卒,然而他继位后却对讲武礼这种军事性较强的礼仪不感兴趣,在位期间仅举行过一次,还是“从太上皇阅武于城西”[1]44。然而太宗对同属于军礼的大射礼异常偏爱,共举行过七次[3]501,在唐朝诸帝中为最。这一反差出现在为唐朝开国立有功劳且本身喜好游猎弓矢的同一位帝王身上令人寻味。太宗继位后频繁游猎甚至一度陷入危险境地和贞观末年不顾年老体衰亲征高丽的事实告诉我们,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喜爱、重视与军事有关的礼仪和活动,那么太宗有意识地忽略具有较强军事性质的讲武礼和重视具有赏赐特性的大射礼必有原由。笔者试就其原因做一番研究,以求教与方家。

讲武礼是由皇帝主持或参与的宣示国威、展现士气、震慑敌人的一种礼仪。它通过军事表演体现皇帝对军权的控制,展示军事力量,以此震慑敌人,是政治博弈的产物和释放政治信号的方式,它的举行与否、频次是反映一朝政治形势和帝王心态的一个重要指向。太宗轻视讲武礼便是指向之一,有着特殊的政治寓意。

首先,太宗与高祖之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的逆反心态,使他刻意在礼仪上与高祖反其道而行之,并有创造高于高祖形象的意图。众所周知,高祖和太宗之间就皇位继承人问题有着严重冲突,高祖倾向于稳固建成的太子之位未有更换之心[4]83,但“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5]246。高祖虽然竭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却难以决断,最终酿成玄武门事变,太子和齐王被杀,自己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通过兵变杀兄害弟得以继承皇位,本身很不光彩,他把造成兵变和自己背负骂名的原因归咎为高祖没有废除李建成太子之位[6]322。在当时的情景下,李世民谋求皇位不得已以身犯险发动兵变,所以他在继位后便把这种不满发泄在高祖制定的国策、亲信甚至本人上面。

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批评高祖制定的“强宗室以镇天下”的分封政策,“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太宗“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7]6025,实际上已经废除了高祖制定的分封政策。但是太宗此后在贞观十一年(637)以“吕后欲危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2]99试图分封宗室诸王,最终被李百药、马周等人进谏阻止。由此看,太宗和高祖在分封宗室问题上没有差别,而太宗之所以这么做是故意借批评高祖所定政策来否定高祖。在否定高祖所定政策后,太宗又开始贬斥高祖亲信,首当其冲的便是元老宠臣裴寂。贞观三年正月,太宗借沙门法雅一事将裴寂免官,“放归本邑”,并对其进行羞辱,“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驰紊,职公之由”[1]2288。太宗不仅将其免官,还指桑骂槐,批评高祖朝政混乱和任人昏庸,最终的矛头指向高祖。李世民批评高祖和发泄不满是早晚之事。同年四月,太宗逼迫高祖移居大安宫。大安宫原名弘义宫,位于外郭城内太极宫西[1]2613,建于武德五年,是高祖为表彰秦王功勋所建。既然是为秦王所建,“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1]2613,规格不符合高祖作为太上皇的身份,且高祖搬入太宗为秦王时的住所,其用意如何?贞观六年三月,太宗欲四月幸九成宫。马周上疏曰:“伏见明敕,以四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銮舆动轫,严跸经旬,非可以旦暮至也。脱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幸,本为避暑而往,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遂凉处,温清之道。臣窃未安。”[3]513太宗临幸九成宫避暑却不邀高祖同往,且对高祖起居不管不问,父子之间的芥蒂显然没有消除。太宗直言不讳地对高祖本人的治国能力进行嘲讽和提出批评,矛头直指高祖,不可谓不尖锐。贞观四年正月,李靖大破突厥。李世民闻讯后谓之臣下,“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1]2480他在这里嘲讽高祖称臣突厥的无能和凸显自己“暂动偏师”便击败突厥之功,两相比较之下太宗的能力超出高祖是显而易见的,言外之意高祖不任命他为太子是昏庸之举。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与高祖狩猎至汉未央宫。史载:“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7]6013-6014太宗以己比之为汉高祖,高祖为汉高祖之父,这种比喻是否恰当我们姑且不论,但太宗当面所言隐含奚落和嘲讽之意[6]327-328。贞观九年十一月,此时高祖已经距离去世半年有余,太宗还对高祖颇有微词,“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1]2402。太宗言语中抱怨高祖之意明显,正是对高祖的不满造成了他对高祖喜好之事反其道而行之。另外不得不提的是高祖曾经利用讲武礼表达支持太子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坚定态度,并对李世民争储进行警告,太宗对曾经警告过自己的讲武礼想必心里充满了敌意。基于此,太宗对高祖举行较多的讲武礼有意忽视。

其次,太宗举行讲武礼较少与其个人成长经历及赫赫武功有关。太宗文治武功之盛,“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8]48。他久经沙场,实战经验丰富,对讲武这种具有表演性质的军礼不感兴趣。太宗年少参军出征积累了一定的战争经验。大业十一年(615),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应募隶云定兴部解救被突厥围困的炀帝,云定兴听取他的建议,“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1]21,突厥果然中了疑兵之计,隋军解围成功,此次建言显示了李世民的过人胆识,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李世民十八岁时从高祖讨贼帅魏刀儿,“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1]22。义宁元年(617),高祖派遣“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7]5738,两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军纪严明,深受爱戴,此次出征李世民年仅十九岁,才能不下于自己年长十岁的兄长。李世民少年时便开始了戎马生涯,这一成长经历使得太宗更加自信和老练。统一战争中,太宗多次披甲上阵,身先士卒,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文献中多处记载:太宗“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1]25,“命左右先归,独留后殿”[1]26,“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相应”[1]26,“亲率轻骑追而诱之,众继至。……太宗先登击之,所向皆靡”[1]27。太宗面对突厥这类强敌也可以全身而退。武德九年(626)八月,突厥趁唐朝政局不稳之际发动进攻,太宗“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1]30。太宗晚年还御驾亲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7]6230。诸如此类事例较多,在此不一一举例。太宗有勇有智,在战争中亲力亲为,为了战争胜利不惜以自己作为诱饵,这种久经战阵之人,对缺少激情且表演性质颇浓的讲武礼想必是不屑一顾。

最后,展现太宗征伐功业的《秦王破阵乐》具有强烈地震慑外族的视觉和听觉效果,它实施起来简单易行,取讲武礼而代之。《秦王破阵乐》是以李世民击败刘武周后于河东地区流行起来的民间俗曲为基础进行改变、制词、配舞而成[9]143,于贞观元年(627)元日朝会以宫廷雅乐的身份演奏,借此正式将它的政治地位以官方形式展现出来。贞观六年九月,太宗令吕才重新编订《秦王破阵乐》和编制《破阵舞图》,并辅之以魏徵、褚遂良等人编写的歌词,增舞者至一百二十人,“以象战阵之形”[1]1046,将乐舞结合起来,使之视觉和听觉渲染力更强。太宗所言制图作乐的目的在于“功业由之,有于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1]1045,但李丹婕指出他的真实目的是证明自己、贞观朝廷及其权力的合理性[9]147-151。太宗用“以乐舞演绎征伐”的方式夸耀武功[10]29,对外宣威,但乐舞自身的属性不会改变。正是基于乐舞的属性及其作用,比之于讲武礼它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可操作性。《秦王破阵乐》有一百二十人组成,这对于熟悉排练的乐人舞者来说并不复杂,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它的举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和苛求,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实施起来方便易行。与之相比,讲武礼程序严格,实施起来较为烦琐。唐朝的讲武礼须在举行前十日由所司奏请,兵部承诏,然后选简将士。仪式中需要通过双方军人变阵及做作进退来展现拼杀和纪律约束,如有失礼便会按照军法处置。隆重的仪式才能突出皇帝权力的神圣和威严,也正是如此不具备实施的经常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以太宗征伐功业为原型,对外宣威更具直接性,渲染效果更突出。《秦王破阵乐》本身是彰显太宗功业的舞蹈,具有鲜明的个人崇拜色彩。此舞蹈“前出四表,后缀八旛,左右折旋,趋走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阵图,四头八尾之制也”[11]1970。太宗制定并推崇此乐舞正是在于它可以展现作战之势,“以歌用兵之妙”[12]275。这样,在欣赏舞蹈时既可以重温昔日金戈铁马的征战岁月,感怀功业得来之不易,还用乐舞的形式给特定的观众(欣赏者)气势上的震撼,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贞观七年正月,太宗于玄武门设宴款待朝廷三品以上官员、地方州牧、蛮夷酋长,特命表演《七德舞》和《九功舞》,在场观者“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一起向太宗上寿,称“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1]1046。贞观十六年,太宗嫁新兴公主于薛延陀突利失可汗,宴会中“奏《庆善》《破阵》盛乐及十部伎,突利失顿首上千万岁寿”[8]6137。太宗利用写实的乐舞表演震服了文武百官和周边蛮夷势力,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讲武礼也具有表演性质,它通过双方军人变阵及做作进退来展现拼杀和纪律约束,给人以视角感受和冲击。君臣百官、诸州使人和蕃客参与观看,同样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但它体现的是皇帝讲武的普遍性特征,体现不出独有的个人魅力,自然无法彰显太宗的文治武功。因此,太宗怎会舍近求远举行费时费力事倍功半的讲武礼而不举行标榜自己功绩且省时省力事半功倍的《秦王破阵乐》呢?两相比较之下,《秦王破阵乐》的优势凸显出来,占据了上风。

由上,太宗与高祖之间的矛盾,太宗的文治武功、成长经历和彰显太宗功业《秦王破阵乐》的盛行,抵消了太宗举行讲武礼的冲动和热情。这样,太宗罕有举行讲武礼这一事实便可以得到解释,看似偶然中隐藏着必然。

太宗对大射礼的偏爱非同一般,共举行过七次,在唐朝诸帝中为最。笔者认为太宗重视大射礼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与太宗本人具有高超射箭技艺、弓箭在冷兵器时代的重要作用及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有关。太宗“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2]12,征战中也多以弓箭射杀敌人。征讨贼帅魏刀儿时,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1]22,征讨窦建德时持弓矢“前后射杀数人”[1]2496。太宗不仅箭术超群,力量也充足,所用弓箭为大羽箭,“其弧矢制倍于常”,追讨刘黑闼时为突厥所得,“传观,以为神”[8]3718。太宗征讨宋金刚时曾率轻骑侦察敌情被敌兵围困,幸得“以大羽箭射殪其骁将,贼骑乃退”[7]5873。太宗射箭精准有力,契合射箭技能较高标准的要求。射技在中国古代士之征伐技艺中居首[13]648,其所用的弓箭以远程攻击性能著称,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14]23鉴于弓箭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作用,加之太宗本人擅长用弓,所以他格外重视军将对射箭技能的掌握。《资治通鉴》卷192载:“(太宗)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7]6021太宗的苦心经营也收到了功效,唐军“数年之间,悉为精锐”[7]6022,以此为班底,唐朝在贞观四年趁突厥内部动荡和天灾降临之际将其攻灭,洗刷了渭水之耻,解除了北方边疆威胁。太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局面也促使他不得不重视与射箭技艺息息相关的大射礼。太宗继位之时唐朝尚未完成统一,北部有割据称帝的梁师都,周边突厥、高丽、吐蕃强敌林立,唐朝北部、东部、西部边疆地区并不稳定。突厥是唐朝初期面临的最大威胁,它不断南下侵扰威胁唐朝北部边疆,甚至一度威胁长安安全,迫使高祖有迁都之想[1]29。高丽在高祖时期采取臣服政策,休养生息,恢复与隋朝作战导致的国力、军力的惨重损失[15]286。经过休养生息,高丽恢复了元气。贞观十六年(642)泉盖苏文弑王专权,政权由亲唐派转入反唐派手中[16]123,开始改变臣服于唐朝的政策,此后双方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和战争。吐蕃作为西部强敌,“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1]5219。唐初统治者战略重心在北部,未重视吐蕃,直至松州之战让双方见识了彼此的实力。出于生存环境和统治集团的利益需求,吐蕃东进和北上的策略是客观且必要的选择[17]99,这必然与唐朝西进战略冲突,两者之间的较量、战争不可避免。唐朝建国初期面临着强敌林立错综复杂的局面,太宗需要重视武备,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这种局势下,大射礼以其需要射箭技能进入太宗的法眼。太宗时期,大射礼举行频繁,多达七次,正是“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7]6131这一思想的体现。太宗通过举行大射礼时刻提醒臣子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不要忘记训练射箭技能,传达了唐廷对军事训练的重视。由上,鉴于个人爱好、弓箭在冷兵器时代的作用和唐初面临的政治局势,太宗重视需要弓箭的大射礼。

其次,与大射礼仪式简单易行和密切君臣关系的礼仪特征相关。大射礼仪式较之其他军礼仪式相对简单,准备时间也少很多。讲武礼仪式流程复杂,参与人员众多,需要至少十天的准备时间[8]386,而大射礼礼仪流程只需要一天的准备时间[18]411,举行起来简单从容,这样大射礼便具有了举行上的优势。大射礼体现的是皇帝进行赏罚的权力和君臣同乐的和谐政治局面。对于大射礼中的赏罚,《大唐开元礼》卷85《皇帝射于射宫》记载:“所司于东阶下以次付赏物,受讫,退复西面位。酌者于罚樽西,东面酌,进,北面跪奠于丰上,退立于丰南,少西。不中者进丰南,北面跪取丰上爵,立饮卒爵,跪奠丰下,退复东面位。……不中者以次继饮皆如初。”[18]412虽然有赏有罚,但就赏罚的处置来看举行大射礼的目的在于赏赐。太宗时期具体的赏赐标准未见记载,我们以玄宗时期赏赐为例进行考察。开元八年(720)九月七日,玄宗下诏于九日举行射礼。给事中许景先在驳奏中称:“今一箭偶中,费一工庸调”;“禁卫武官,随番许射,能中的者,必有赏焉”[3]501。可见,参与大射礼者只要射中便会有赏赐。臣子侍射,“若侍涉者多,则齐发。第一发与第四节相应,第二发与第五节相应,以至七节。协律郎偃麾,乐止”[18]412。按照礼仪臣子须射四次,射中一次费一工庸调,四次都中需费四工庸调。唐朝规定每丁租庸调输绢两匹[13]110,如此算来,每次射中者所得绢为两匹。诸如禁卫武官,“凡射必中”,每人射中四次,则所获赏赐为绢八匹。

上面探讨了一人可获得的至少和至多的赏赐数量,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参与大射礼的官员人数。唐朝举行的大射礼经常囊括九品以上官员参加,人数众多。玄宗八年大射礼的参加者中,职方员外郎是从六品上[19]161,金部员外郎也是从六品上[19]81,因唐朝举行过的大射礼中均是以三品、五品、九品为等级出现,所以参加这次大射礼的群臣、百僚应该指的是九品以上官员。开元二十一年,唐朝九品以上官员多达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7]6802,但是这一数字没有明确京官和地方官的具体人数,幸好《通典》卷19《职官典一·官数》下载:“大唐一万八千百五员(内官二千六百二十一,外郡县官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13]481这一官员数量与开元二十一年相差无几,可以采用。另外就内官数量,根据宋本校勘应为“两千六百二十”[13]499,这样数字便可以对得上。开元八年官员数量想必比二十一年少少许,但鉴于未找到直接史料,我们只好以《通典》数据为准。我们以二千六百二十人计算,大射礼赏赐财物数量少则绢5240匹,多则20960匹。如此,由九品以上官员参加的大射礼赏赐总数之多可想而知。唐朝财政收入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中宗景龙年间,“每年庸调绢数,多过百万,少则七八十万”[1]2871,玄宗天宝年间鼎盛时期,“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8]1346。如若按照中宗时期财政收入计算,一次大射礼会造成不小的财政负担,即便是放在玄宗天宝年间的鼎盛时期,其耗费也相当可观。唐初以恢复经济为主的太宗时期,财政收入必定比中宗时期少。在这种局面下,太宗召集与己共建天下的臣子参与大射礼,给予一定的赏赐,这更能显示出赏赐的贵重,君臣之间感情的深厚。

最后,与大射礼能够产生的政治作用相关。大射礼的举行是唐朝统治者内部政治博弈的产物和释放政治信号的方式,它背后隐藏着唐朝政治微妙的变动。太宗是利用大射礼达成政治目的的高手,他最精彩的杰作便是借用大射礼释放逼宫的政治信号,逼迫高祖搬离太极宫。太宗在紧邻太极宫的东宫玄德门举行天子大射,与重臣同乐。此处重臣未见具体名单,他们理应包括太宗统军征战和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亲信。太宗及群臣一干人等在太极宫隔壁举行喧闹的天子大射礼且未邀请高祖参与,这对已经退位为太上皇的高祖来说意图非常明显。君臣要合其位,既然退位便不适合居住在象征天子身份的太极宫。高祖离宫,太宗入宫,一出一进之间,君臣名分符合其位,高祖的政治影响也进一步消除,太宗不费武力达成了目的。鉴于大射礼能够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太宗多次利用大射礼传达自己的意图和达成政治目的。贞观五年太宗举行大射礼目的是庆祝击败突厥,洗刷渭水之耻,解除北方边疆威胁,并证明自己“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7]6021的成效。贞观十一年的大射礼也是太宗释放的政治信号。此次大射礼在洛阳举行,太宗重视山东地区用意明显,不仅提高了洛阳的政治地位,还为举行封禅作出试探,进行造势。贞观十六年的大射礼是太宗为震慑薛延陀入侵,配合李靖出征。这几次大射礼的举行是太宗凸显政绩和震慑敌人而为,具有较深的政治烙印。太宗在庆祝击败突厥、威慑薛延陀和处置封禅问题上都巧妙地利用了大射礼展示军备武力以及作为封禅不成退而求其次的补偿。大射礼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媒介和工具,太宗屡次成功利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故在唐朝举行最多。

综上可知,唐太宗实施讲武礼和大射礼次数较多且不均衡,两者差距较大。这种差距看似毫不相关,但分析实施动机可以发现这是唐太宗有目的的选择带来的结果。军事延续政治,军礼达成政治目的,两者结合便造就了军礼的实施。讲武礼是帝王对外炫耀武力和向国内臣民显示皇权至高无上的一种手段[20]57,大射礼举行是为展现皇权、逼宫、震慑敌对势力、密切君臣关系、庆祝战争胜利、实践新礼[21]38。两者的政治功用各有不同和侧重,这为统治者因具体事件举行军礼提供了选择。唐太宗根据唐朝政治情况选择性地实施军礼,首先考虑的是维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故个人主观选择性较大。从唐太宗对高祖的逆反心理、自己成长征战经历和所建功业,再到拥有高超的射箭技巧,无不体现了其选择军礼的帝王心态。其次,唐太宗根据政治因素选择或舍弃实施军礼。太宗一朝举行讲武礼少大射礼多便是明证。唐太宗轻视讲武礼和重视大射礼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也巧妙地利用军礼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最后,讲武礼和大射礼的自身特点为唐太宗提供了选择的可能。唐朝帝王举行的讲武礼具有规模较大和纪律严格的共性,但展现不出唐太宗独有的功勋。大射礼简单易行,以君臣同乐为目的,还能锻炼射箭技巧,自然成为具有高超射箭技能的唐太宗的首选。总之,唐太宗对二礼实施的偏重和取舍,取决于政治现状和统治者主观因素,受帝王因素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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