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阳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论小学和赋，最早当属扬雄，将“作赋”比诸“雕虫篆刻”。而至晚清，章太炎提出“小学亡而赋不作”[1]129，足见小学和赋关系密切。时贤方家于此鲜有论述，殊为遗憾。小学和赋的关系，要在学问发端，识字为本①赋主学问，是易师闻晓的观点，其《汉赋为“学”论》中认为：汉赋学问的表现在于学的流行，词章的学养，博物的取资、字词的僻难。其中亦涉及小学和赋的论述。本文即本易师观点，论小学首先注目学问和识字。。中国文学成于汉字的运用，辞藻乃是其根基[2]。而赋家用字之富、词藻特丽，最见学问。小学和赋，洵息息相关，这于汉赋最为彰显，其突出表现在用字僻难、同旁联贯、殊方异物。自晋而下，用字率从简易，小赋和赋由“合”趋“离”。中唐以降，小学衰落，赋体式微，二者愈呈背离。所谓“小学亡而赋不作”，实际宣告小学和赋彻底分途。“五四”以还，文学和语言渐而分道扬镳。这背后的学理问题，令人寻思。论赋和小学的关系，必须本诸创作，方可深切体认其中的内在理路。
赋和小学的关系，首在学问相关。赋主学问，章学诚谓赋为“一子之学”，最为探本。其云：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源，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3]。章氏所言，除辨别赋家源流，更强调赋家重学。无论《庄》《列》《战国策》，还是《储说》《吕览》，赋家必须熟读，多温原典，以滋学养。而比之“专门之书”，实确认赋为“专门之学”。谢榛亦云：
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4]。读万卷书，可见学问之大，而所有的学问必始于识字，“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赋家唯精通小学，方可“自能作用”。汉赋四大家，皆通小学，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皆著有字书，而张衡亦有《周官训诂》，赋家学问之深，首见于小学功夫。“小学”本初之义，是关于识字的学问。古人以识字多、识见广为博学之征，而赋体名物之多、难字之富，最显学问之大。唯多识字，才可博识名物，此为唯一途径。因此赋家博物，究在识字之多；
赋资博物，则是字类之富；
赋称为“学”，也以文字之学为主[2]。
扬雄悔赋，比之“雕虫篆刻”，而言“壮夫不为”。长期以来，执着于“劝百讽一”的视角，而忽视扬雄所指“雕虫篆刻”之本义。近有学者揭示“雕虫篆刻”实指小学，进而论述小学和赋的关系，认为扬雄“三步通经”，由童子“小学”之学，渐入辞章之文，后根柢在弘道之儒业[5]，具有启发性。“雕虫篆刻”，是为八书之体，汪荣宝疏云：
虫书、刻符，尤八书中织巧难工之体，此皆学僮所有事，故曰“童子雕虫篆刻”[6]。
扬雄精通小学，将赋比之“雕虫篆刻”逻辑合理。当然扬雄立志弘道，以辞章为下，小学又次之，但将赋与书体比拟，洵为小学和赋关系密切的体认，而这体现在赋体创作最考究用字。“夫文字者，篇章之始也”[7]，汉字为中国文学的根基，其独体单音的特质，加上音形义、声韵调的变化，予以造字组词种种可能，非其它语言所能项背。而较诸其他文体，诗主性情，不宜以文字、学问为诗；
词曲通俗，实为白话文学，无所谓学问多寡。唯赋主学，要在铺陈，故“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赋中博物取资，用字僻难，诚为知识的类聚，学问的展示。
如《子虚赋》写山：
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其中则……其北则……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
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8]119-120。
各类名物，应有尽有。而就某物铺陈，亦搜罗殆尽。如写土：
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8]119。
共计10种；
写石：
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玏玄厉，碝石斌硖[8]119-120。
共计8种。而《上林赋》写猴：
玄猨素雌，蜼玃飞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栖息乎其间[8]126。
共计10 种。一物即一字，名物铺陈实为字类的排比。赋家不通于小学，洵难操觚。除铺陈名物，赋家用字往往临文创制，而显僻难。如《上林赋》形容水势：
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盭。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8]123-124。
这些语词，罕见典籍，仅“瀺灂”出自《高唐赋》，其余或为异形，或为转写，或为自创，系于声韵，本于音义，故多为联绵①关于赋中联绵字的分析，参看易闻晓《汉赋为“学”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辞赋联绵字的语用考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凡此，都是赋家精于小学的明证。而“搜寻适当字以就四言，才是相如‘含笔腐毫’的艰辛所在”[9]。
汉代极重字学：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10]1720。
而以赋见赏的词章之士，识字则愈过之，四大家且不说，汉代赋家多兼为史家②参看王焕然《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学问博，识字广，自无异疑。
辞赋创作实际上就是字词的运用，汉大赋的繁复名物、繁难僻字、大量异体字，来源于古、今及六国文字的复杂性，未正复字的存在、“书同文”的不彻底，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的遗存，反而成为赋家选字、堆砌名物、排比形容的文字渊薮[2]。
而正因“字无常检”，故汉赋中大量使用“玮字”，简宗梧就汉赋“玮字”问题，从多方面探讨，举列异文、剖析成因，详矣备矣③参看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47-49页。。而谙熟各类文字，无疑滋养了赋家的学识和胸襟。汉代赋家精于小学，为历代所公认。董正功云：
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子云作《训纂》，皆欲同文也。相如、子云能辞赋，本精小学[11]。
阮元云：
古人古文，小学与辞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驯[12]。
凡此，皆是强调赋和小学关系密切，唯以识字为本，精通小学，方能为赋之方家。至于王鸣盛所云：
《凡将》字既有出于《仓颉》之外，则知相如本赋家，性尚浮夸，必不精当[13]。
则实不知赋家用字旨在追新求确、炫耀学问，不然若按字书填砌，作赋又有何难：
案头多置类书，掇拾填砌，便可成章，无惑乎来俳优之讥、雕虫之诮也[14]。
洪亮吉云：
汉文人无不识字，司马相如作《凡将篇》……隋唐以来，即学者亦不甚识字[15]。
可见汉大赋之所以无法逾越，或非后世赋家才不可及，而是学不逮也。
赋和小学的关系，以学问发端，落实用字。汉代赋家通于小学，作赋精于用字，最能彰显二者关系紧密。自晋而下，用字率从简易，小学和赋由“合”趋“离”。中唐以降，小学衰落，赋体式微，二者愈呈背离。清代小学虽一度复兴，却无法弥合裂缝，终至于“小学亡而赋不作”。
逮至中唐，赋和小学都发生重要转变。汉代献赋频仍，然非真正意义上的“考赋”，考赋源自唐代，一般以高宗麟德二年（665）试“寒梧栖凤赋”为端。但及中唐，考赋制度才正式确立，所谓“不试诗赋之时，专攻律赋者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大和八年（834），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16]孙梅所云：
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17]。
此说并不确切，其实自唐迄清，都是以赋取士，宋代虽曾罢赋，但考赋仍是主流。明代科举虽以八股，但亦有试赋之举，其中制科、礼部、吏部、庶吉士、翰林院馆课均试赋①参看孙福轩《明代科举试赋考》，《科举学论丛》，2010年第1辑。，同样以赋造士。可见从中唐开始，考赋成为制度，而赋变为仕进之具。士子趋之若鹜，无非是为功名，视赋多存鄙夷，一旦登第，再不复为。强至《送邵秀才序》云：
予之于赋，岂好为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尔。始用此进取，既得之，方舍而专六经之微，钩圣言之深，发而为文章，行而为事业，所谓赋者，乌复置吾齿牙哉[18]？
赋之于读书人，无法跟六经圣言相比，仅为利禄津梁，一旦进取，则弃如敝屣。在执于经义的历史进程中，赋体价值慢慢走向消解，至律赋兴起，“赋亡”之说出现。毛奇龄所云：
至隋唐取士，改诗为律，亦改赋为律，而赋亡矣。登高大夫，降之为学僮摹律之具，算事比句，范声而印字，襞其词而画其韵，既无忼慨独往之能，而称名取类，就言词以达志气，亦复掩卷殆尽[19]。
此论最为切痛。虽清人表现出明显的尊体意识②参看拙作《清代赋论的赋体书写》，《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却无法挽救赋体衰亡之命运，诚如章太炎所言：
承千年之绝业，欲以一朝复之，固难能也[1]129。
但作赋却愈演愈盛，清人自诩：
国家昌明古学，作者嗣兴，钜制鸿篇，包唐轹宋，律赋于是乎称绝盛[20]。恐怕只能从数量着眼。对于帝王而言，试赋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对士子来说，作赋是为稻粱谋，各取所需，疯狂作赋，从而营造“明盛实衰”的假象。
当赋成为仕进之具，习之愈久，遂为程式。律赋限以八韵，犹如八股之文，多以经义为题，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各种指导之书，亦因之兴起，学子只需按部就班、依样画葫，又怎会顾及学养、留心小学。所谓：
《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21]。
确切指出小学衰落的事实。小学长期为经学附庸，自五经立于学官，经学成为仕进通途，控制经学的解释权，实则掌握政治话语，而小学是通经之具，故小学昌盛。当小学和政治失去联系，仕进之途转而为诗赋文章，小学注定走向衰落。同时科举取士，规定：
进士考试必用正字，不能用俗体[22]123。
也加速了小学衰落的进程。清代是传统小学光辉终结的时代[22]14，曾使小学一度复兴。然而清代儒者致力小学，多为现实所迫，埋首故纸堆是为学术之争，而钻研重心在于文献辑佚、考证及重建经学师承源流，似乎重回经学传统，所谓：
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23]13-14。
清代小学大师无暇顾及文学，多羞于作赋，故小学虽在清代复兴，但赋体衰亡仍在所难免。章太炎所云“小学亡而赋不作”，不仅针对中唐以来小学衰落的事实，还在于他认为清代“小学”并非真正的“小学”，其云：
此种学问，《汉·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汉时相如、子云，唐时韩、柳，皆通小学，故其文字闳深渊雅，迥非后人所及。中间东汉、六朝诸文学家，亦无不通小学者，一披《文选》便可略知梗概。然自中唐以后，小学渐衰。韩退之言：“凡作文字，宜略识字。”可知当日文人已多不识字者。自宋以来，欧、曾、王、苏诸家，皆于此事茫然无省……自元以下，此风亦绝。明时，七子宗法盛唐，徒欲学其风骨，不知温醇尔雅之风，断非通俗常言所能支配。清时王、朱二子，则又运用僻典为能事，造字遣辞，不能由己，更佣猥不足道矣。要之，文辞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识字而能为文者。加以不明训诂，则无以理解古书，胸中积理，自尔匮乏，文辞何由深厚[23]13-14？
在章太炎看来，小学和文学息息相关。善为文学者，未有不精于小学。此论之于诗词，或不适用，但之于赋却极有见地。赋主学问，赋家须多温习经典及诸子百家，以滋学养，否则“胸中积理，自尔匮乏”，文辞必然浅显，焉能显露赋家广阔胸襟！而唯谙熟小学，故能识字众多，知所从来，故造字遣辞，才能由己，方能闳深渊雅。此扬、马、韩、柳过人之处，而“近世徒有张惠言，区区修补《黄山》诸赋，虽未至，庶几李、杜之伦”[1]129，安能项背！“小学亡而赋不作”，应作如是观。反言之，“赋亡而小学不作”，亦可融通。小学和赋，洵形影相附，彼此难分。然自中唐以降，赋体式微，小学不振，二者渐趋背离，殊为可叹。
小学衰落，而志书、类书却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成为文人“案前宝鉴”，遂使作赋无难。袁枚说：
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翻撷数日，立可成篇[24]。
因作赋不复呕心沥血，以赋显才则大打折扣，加速消解赋体的价值。而因字书、类书的方便，也使士子无暇钻研小学，如王楙《古文奇字》所言：
后世大夫读书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谓古字之学，漫不复得[25]38。
这种双向的背离，自中唐一直迄至清季。章太炎提出“小学亡而赋不作”，其实是“雕虫篆刻”的变向回归，只不过跳脱了经学的藩篱，而将视角立足革新致用。
小学和赋长期背离，却在强调“有用”的观念上于清代实现变向回归。汉儒将先秦经典列为儒家专书，依经立义，旨在美刺讽喻。由于六义之一为赋，故汉儒视赋为“古诗之流”，其实赋体和《诗》体并无本质关联。
《诗》的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固与风雅颂的内容相表里，《诗》之“赋”不离风颂，只是一种表现手法[26]，而非赋体。赋体源自楚辞，屈骚抒情漫衍，流为汉代骚体赋，而宋玉去情主物，衍为汉大赋[27]。至于“赋”的称名由来，蒋晓光指出：
赋体文学的立名源于祭祀过程中的“献赋”活动[28]，也非六义之“赋”。只是汉儒执持经义，将骚、赋之祖同归于《诗》，而着眼在于美刺讽喻。扬雄作为学者型文人，自然立足于经，视小学为通经之具，而视赋为讽喻手段。赋体价值，全凭经义衡之。赋之有用与否，全系之讽喻有无。“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之说，虽不够客观，然在当时却振聋发聩。
汉代虽然小学昌盛，但由于和政治挂钩，故门户之见颇重，师法、家法谨严，不能越雷池一步，以致解经繁琐万言，或失之谶纬荒诞，扬雄于此深感不满。其撰《训纂》《方言》，旨在纠正当时的偏颇。申小龙认为《方言》：
推动了汉代小学研究的范式革命，对当时儒学经学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起到纠偏与导向的作用[29]。
“雕虫篆刻”其实是“字本位”，唯有精通八体方言，扬雄才能“博极群书，于小学奇字无不通”[30]358，作赋才能得心应手。如《蜀都赋》所写“山”类，山字旁异字逾三十个，均罕见典籍，这是善用古字、奇字的明证。而“所谓奇字者，古文之变体者也”[25]38，然非精于小学，焉能转换自如？虽然扬雄作赋有炫学一面，但旨在讽喻。《汉书·扬雄传》载：
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10]3522-3557。
作赋因由，无一不是经历实事而旨在讽喻。至于黄承吉质疑子云：
晚年作序乃自讬于讽谏，是其巧于作伪也[31]，显然不顾赋文，实属偏见。扬雄作赋，用意在讽。这较之相如凭虚夸谈，无疑呈现征实的转向[32]。但由于赋“立体在颂”，要在铺陈，以颂体追求讽喻之旨，唯致“讽颂同构”的两难境地[33]。扬雄因赋讽效果微弱，故决不复为，可见小学是通经之具，讽喻才是立言之旨。扬雄前期拟赋，后期转而治经，实际是由赋家“尚文”转向儒家“言道”①参看安生《诠赋与宗经：扬雄悔赋批评下的“三步通经”思想》，《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辑。，其“壮夫不为”之说对后世产生久远的影响。
中唐以降，经学不振，小学式微，但“赋者古诗之流”的思维却根深蒂固，以经义衡赋的藩篱始终没有破除。对赋的评价高低，往往系之于讽颂的多寡，尤以讽喻为重。赋之有用与否，则决于讽喻有无，扬雄视赋为“雕虫篆刻”，而悔“壮夫不为”，实为肇端。但当以赋取士成为制度，士子作赋唯有歌功颂德，讽喻殆尽。而当考赋成为仕进之具和政治手段，那赋的价值也仅限于此。逮至清季，经世之风兴起，论赋跳脱经学的束缚，不执讽喻，多主致用。章太炎提出“小学亡而赋不作”，首在反思小学和文学的界定。其论小学：
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23]15。
视小学为所有学问的根本。章氏学识渊博，而学养的根基也在小学。当然精通小学，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旨在致用，所谓：
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1]6。
在此之前，论小学多注目于学问、解经、用字，而章氏将小学提升到致用的高度，较之许慎所言“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34]，犹如隔代响应，但章氏跳脱了经学视角，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成见。扬雄撰《训纂》《方言》，是为纠偏，而章太炎立足革新，实现超越。
关于“文学”的思考，章太炎十分独特。其云：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1]73。
以文字为文之本，而旨在挑战道咸以降的声气说（以声音为文之本），亦反对阮元的文言说（以骈偶、用韵为文之本），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的边界，从而将考证文字纳入文学的领域，这当然离不开自身小学的修为①参看胡琦《言文之间：汉宋之争与清中后期的文章声气说》，《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而章太炎视赋为“有韵的句读文”，又云：
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也[1]128。
而将疏证类推为上乘，盖其：
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词尚直截而无蕴藉[1]128。
显然是以文字为本，以致用为纲。章氏论文学不主性情，所谓“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而“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1]81，诚有失偏颇。而其认为“赋之亡盖先于诗”[1]129，将隋之后的赋一概抹杀，也是出自致用之旨。“小学亡而赋不作”的考量，不唯学问、文字，更为重要的在于致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压迫，章太炎坚守文化自信，以自己淹贯的学养探索中国文化革新之路，即：
以文字为基础，由文献、文学而上升到文化，最终建构起了一套以“文”为中心的革命的文明论体系[35]。
这份壮志，殊为可敬！章太炎作赋不多，而其《哀山东赋》紧扣实事，记录列强欺压百姓的惨状，抒发不平之气，然相信天道轮回，佑我中华。其骨子里的义愤填膺和民族自信，洵为动人，亦属实有用。
汉时扬雄亦主“革新”，处处与前贤争胜，然囿于时代，困于经学，所论不出通经讽喻之藩篱。赋之有用与否，在扬雄看来唯在讽喻多寡，而至章太炎则以致用为标尺，无论是讽喻还是致用，均是强调赋须有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变向回归。但本质上，小学和赋已然彻底分离。而在今天文学和语言又分道扬镳，这背后的学理问题令人寻思。
汉人作赋，赋和小学紧密相关，突出表现在学问的展示、博物的取资、字词的繁难。然自中唐以降，小学和赋渐趋分离，虽然执持“有用”的观念，小学和赋在清代实现变向回归，但终究还是逃不过“小学亡而赋不作”的命运。时至今日，文学和语言又呈分离之势，各有壁垒，难以融合。这背后的学理问题，需要说明。
小学在汉代几为“显学”，乃因现实需要。“书同文”不彻底，八体互见，汉廷以识字多为吏，乃出自统一规范的动机。而古今文之争甚嚣尘上，古文家的政治诉求直接推动了小学的繁荣②参看杨兴华《古文学家的政治追求与汉代“小学”的繁荣》，《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通经可任博士，小学为通经之具，故太学生趋之若鹜，甚而逾万人，足见小学在汉代的普及性。然时移世易，魏晋六朝通经者多为世家大族，寒门弟子难以染指。中唐而后，科举定型，以诗赋取士，通经者廖若无几，小学自然鲜有问津。及至清代，小学虽然复兴，但称为大家者亦不过段、王、钱、戴，小学渐成专门之学。而今日之语言学，几为“独门绝学”，旁人难睹秘笈。小学从一时“显学”变成独门“绝学”，主因在于失去了现实价值。而在很多人眼中，小学成了“无用之物”。章太炎提出“小学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想必也是欲挽狂澜于既倒。然“五四”以来，传统小学已然成为专门人士的“谋生手艺”，传诸子弟，亦多茫然，遑论他人。当然，客观言之，不通小学就无学问？也不尽然。只是就赋而言，洵需小学滋养，可叹的是当小学衰落，赋中本见学问的难僻之字竟成了嘲讽对象，诚如刘勰所云：
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36]。
后人不学，全然不顾汉时君臣“素名古字之学”[25]38的事实。而随着字书、类书的涌现，作赋妄自堆砌：
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37]。
犹如今日识字不多，亦可为文，无病呻吟。较之扬雄“一物不知，君子所耻”[30]357，岂啻天渊！
小学衰落的同时，赋体文学也呈消亡之势。“赋亡”之说始于明人，明人所论是针对唐赋，持论者视律赋为科举程文，毫无价值。当然也有反对之声，如王文禄云：
李太白《大猎》《明堂》、杨炯《浑天仪》、李庚《两都》、杜甫《三大礼》、李华《含元殿》、柳宗元《阂生卢》、《肇海潮》、孙樵《出蜀》，岂曰无赋[38]。
其实，明人有关“唐无赋”之争是诞育于复古与反复古之时代氛围和文化心理的[39]，表现出种种矛盾和挣扎，而歧见的焦点在于是否将律赋等于唐赋。虽看法不同，然均注目经义，并没有道出“赋亡”的本质。赋体最根本的特质在于铺陈，一旦赋没有了铺陈，就是“赋亡”的开始。
魏晋南朝乃至唐代律赋，赋题愈小，篇幅益短，牵合骈偶，巧构属对，致使语势顿断，愈减铺陈，体物为多，主于描写，略于名物，寓情托物，辑比事类，愈近诗境[40]。
“赋亡”之征，不在经义有无，而在铺陈多寡。本诸体制，“赋亡”之论才显融通。当然从数量而言，赋并没有亡，相反愈演愈盛。今日作赋之风炽热，如党圣元所言：
当代辞赋创作的“合体”情况，实际上并不多见，不用说根本在于读书少，学识不足支持辞赋的创作，铺天盖地的是当代白话俗语或标语口号的不烦罗列，其中无物，苍白空洞，难以符合赋体铺陈的要求[41]。
赋作虽夥，然赋“名存实亡”。当赋和小学均呈式微，若想紧密相系，显然再无可能。
小学和赋关系的失落，还在于“文学”观念的错位。在整个中国古代，其实没有“纯文学”的观念，而所谓“文学”离不开“原道”，涵括经史子集①参看李建中《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湖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而“文学”立足点在于切实有用。扬雄、章太炎论赋绝非以“纯文学”的标准，扬雄视赋为词章，旨在弘道，用以讽喻。“赋者古诗之流”，将赋纳入经学视角，是汉儒的普遍认知，显然不是以“文学”视赋。尽管汉赋辞藻华丽，铺张扬厉，但若说是“文学自觉”的起点②龚克昌先生早就提出“文学自觉”的起点应在司马相如的时代，参看《论汉赋》，《文史哲》，1981年第1期；
《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1988年第5期。，仍有商榷的余地。至于章太炎，将“竹帛文字”皆视为文学，而赋仅“文辞末流”，可见“小学亡而赋不作”的关键点在于小学，小学是章氏学问的根基，故其将小学归于文学之中，以彰小学。只是章氏的“文学”观念是错位的，论小学和赋并非真正落到创作之中，只是强调学问和致用。而今天的“文学”观念来自西方，注重虚构、唯美、抒情和创造，虽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落实到具体创作，语言是语言，文学是文学，西方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在关照”往往水火不容，遂使语言和文学分为两途。其实，西方的语言完全不符汉字的特性，西方的文学也非中国传统的文学，双向的错位导致文学研究偏离创作。就赋而言，赋不主情，而是主物③赋是“主物”的文学，亦是易师的观点。参看其《主物的文学：赋体分别与题材交互》，《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故在西方“文学”归类中找不到应有的位置，故论赋多侧重于外部观照，而非立足文学本身。
忽视文学本位，自然会漠视创作。中国文学成于汉字的运用，辞藻乃是根基。而赋辞藻特丽，最见“字本位”的语用考量。赋体的形成和发展当然离不开礼制，而赋中的物事往往也有“象喻”，从外部考察赋无疑是必须的。但只有本诸创作，立足“字本位”，赋学研究才能探本。易师多次强调：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语用是为根本。赋学研究必当具有语用的维度，由于汉字之于汉语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大赋创作的语用就以用字为本。“字本位”的语用研究不唯通合文学和语言的领域，而且表现为深细的文本考辨，具有实学的品格[9]。
而就赋和小学的关系来说，最为根本的即为学问发端和识字为本，不然汉赋中的“玮字”从何而来？若仅从“有用”的观念介入，那赋和小学的讨论只能游离在外部。文学研究必须回归文学本位，而且不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而是以“中国文学”为本位，落实到汉字本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绝不能“崇洋媚外”，匍匐在西方文学的脚下。章太炎的文学观念虽然存在偏颇，但其背后的文化自信却值得尊敬和效仿。若研究中国文学者鄙夷中国文学，研究汉字者痛恨汉字，皆是文化自卑的心理作祟，中华文化复兴又从何谈起？小学和赋，皆是中国文学的独有特色，小学被誉为“一切学问之本”，而赋则是“中国文学的石楠花”[42]，绝非西方语言所能造就，更非研究西语者所能诋毁。诚然，小学一去难返，大赋亦成过往，但汉字仍在。只有本于汉字，小学和赋才能发生联系。章学诚云：
扬、马诸赋非通《尔雅》、善小学，不能为之。后代辞章之家，多疏阔于经训[43]。
不通经训，则不明小学；
不明小学，又岂能通字书？今日学者多不创作，偶有创作者，写诗不合格律，作赋粗俗不堪，善为赋者洵凤毛麟角。学者若不创作，研究再夥，赋也只是陈列“干尸”，终会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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