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营造与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

余 佳

近年来兴起的特色小镇的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历史时期创新探索和科学实践的产物，作为我国城乡空间布局中一项重要的节点创新，特色小镇既可以布局于城市和郊区，也能灵活地布局于农村地区，有利于充分发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①20世纪末，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区域的竞争力是由地理上分布的马赛克决定的。本文中的马赛克指区域内具有产业集聚效应的特色小镇。一书中所提出的马赛克功能，成为打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空间支撑节点，是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政策工具。

一个地方的特色凝聚着对该地区生活的整体反映，它既由地方历史来构成，也是地方文化的积淀，更是民族的凝结［1］（P52-62）。前期发展经验表明，特色小镇既是一种产业的新型空间组织形式，同时也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功能。在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产业是其培育和发展的基础，但特色小镇的本质并不是产业或者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特色地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台。特色产业的集聚有赖于特色地域文化的建设，同时特色小镇依靠特色产业形成独特而鲜明的竞争优势。特色小镇作为集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以及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城镇化建设新模式，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借助场景营造，建设宜居宜业的特色小镇，能使人们在对地区文化价值和产业特色的综合感知基础上，产生区域文化认同，这样就能增强地方对人才、产业等要素的吸附力，达到维护特色小镇持续发展的目的。

区域发展的研究既受历史空间演变影响，也受到人地关系演变的影响。早期的区域发展研究，更多注重传统的经济发展要素如土地、资金、技术、投资、管理等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带有明显的物质要素传统和弱文化色彩。自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与米歇尔·福柯提出空间理论以来，研究理论开启了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过程”的转变，涌现出了一批聚焦空间中的社会现象的学者，并提出以下主要观点：马克斯·韦伯主张通过比较各类社区的结构、制度和生活方式等来开展研究；
扬·盖尔认为公共空间应当具有便捷、愉悦的感受等各种社交功能；
帕特里克·盖迪斯认为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要积极地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有关地方认同、地方依赖、根深蒂固感、地方依恋、地方归属等评价指标也进入了区域公共文化空间存在感的研究范畴。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空间的发展，丹尼尔·西尔和特里·克拉克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出国际上首个关于分析地方文化风格及美学特征对地方发展作用的理论工具——场景理论。场景理论提出借助文化场景的塑造，形成抽象的符号感知信息，引导人们感受地域文化特征的魅力，从而形成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提高地方的“吸附力”，吸引人才集聚并推动地方发展［2］（P5-16）。场景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元素周期表”的设想，构建了以真实性、合法性和戏剧性为主维度，以本土的、理性的、国家的、少数群体的、合作的；
传统主义、自我表达、实用主义、超凡魅力、平等主义；
亲善的、正式的、展示的、时尚的和非主流的为次维度的场景维度分析体系。场景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嵌入地方场景中的文化内涵进行具体化分析，提出通过文化价值观的构建，将其与地方发展、社会生活等产生因果关联，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兼顾本土性和普适性的新工具与新视角，对中国文化空间生产的研究有很大启示。傅才武等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借鉴场景理论的维度体系和分析框架，对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开展了维度设定和场景设计［3］（P38-43），将场景维度的设计本土化为物理空间、活动空间和机制空间；
陈波等运用场景理论的解释框架，开展了对公共文化空间感知与居民文化参与率的研究，提出应在文化表达、文化氛围等方面丰富和完善公共文化空间，进而提高公共文化参与率［4］（P168-174）；
吴军的研究认为场景模式中的核心要素包括文化资本、居住社区、便利设施 、多样化人群等集合场景，以及场景中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等［5］（P175-182）；
祁述裕运用场景理论从社区空间、生活文化设施、多样性人群、文化实践活动、价值观等五个维度研究了丽江大研古城酒吧、中关村创业大街咖啡厅和景德镇创意集市，认为不同的生活文化设施所体现的文化在地性，展示了区域精神气质，是激发城市活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6］（P25-34）；
刘东超运用场景理论框架研究了南锣鼓巷场景的空间、设施、人群、活动、价值观和政策等六种要素［7］（P35-40），学者们对场景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运用展开了探索。

唤醒、沉浸、凝视、互视直至认同，是辨识乡村文化的钥匙，在循环凝视下对本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巩固文化自信的内生机制［8］（P1-4），特色小镇的建设应着力保护乡村文化遗产和风貌，以保留文化基因，传承文化记忆［9］（P1205-1212），通过构建系统性、明确性的“乡愁”符号体系，以具体的承载环境来触发人们对乡愁的感知。商品化、舞台化的文化产品所体现的某些突出的当地特征会使旅游者认可该产品的特色，展示民族身份，并满足旅游者的期望和提升地方文化的活力。旅游活动有助于建立和划分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界线，也有助于寻找到共同的体验和价值。特色小镇的文化价值与符号表达在城乡之间搭起了一座“互视”交流的桥梁。阳宁东、杨振之在《第三空间：旅游凝视下文化表演的意义重解》中提出，在旅游凝视力的作用下，通过对原生文化符号的选取、抽离、改造等不同建构方式，专为游客生产的文化表演，是族群传统文化与主流消费文化相遇及意义重生的空间，是民族传统文化自我的现代性表述与主动建构。樊友猛、谢彦君从记忆符号梳理、展示主题定位和凝视目标强化等方面，提出了乡村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型、乡村地方感培育、乡村文化记忆载体化及遗产的“展示—凝视”模式等建议。而“符号化旅游”概念中的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则通过地域性资源的资本化策略、民族文化的空间重构、符号化旅游的创造与激励等方式，最终走向平等对话。

社会进步是一个在特定空间内物质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持续不断地扩展、提升与转换的过程［10］（P60-70），特色小镇是一个融合了多种要素的空间，它为建设主体、游客、地方文化资源与环境提供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具体的实践场域，场景营造将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之间的因果关联进一步深化，共同构建推动地方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在全面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背景下，特色小镇的空间生产和场景表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西方学者对于特色小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乌托邦与理想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和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源头，他提出建设城乡一体的社会城市，以破解传统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与乡村人口不断流失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特色小镇的建设成为调整城乡已有布局的切入点，其独特魅力来源于各地区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因而，精研地方符号特色是小镇产业定位与培育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美国、英国、芬兰、日本等国家的建设实践经验来看，主要有艺术群落、休闲农业、遗产保护等几类发展模式。

特色小镇的根基源自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农耕文明，它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小镇是基于这一文明之上的符号系统。特色小镇的文化价值由其历史文化遗产、居民生活场景与环境空间布局共同构成，是地域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区域，具有历史悠久、生态环境独特、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拥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价值［11］（P37-42）。特色小镇的符号既是自我表达的独立实体，又是“客体”凝视的投射对象。20多年前大规模兴起的中国特色小镇建设处于物理空间扩张的时期，主要通过资金扶持、减免税收、调整区域内部的整体规划来实施，注重特色小镇的物质属性和硬件设施的现代化提升，同时也要求特色小镇与当地经济、社会和旅游业的全方位对接和融合发展，凸显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发展历史、民俗文化和特色生态环境等与众不同的经济发展要素，对特色旅游产业项目进行规划与开发，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集城市旅游区、产业发展区、消费服务区和生活功能区为一体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12］（P80-85）。

自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成为新时期我国地区发展的战略指引，二者之间存在目标的一致性、价值的耦合性、功能的互补性和路径的相似性。特色小镇的建设进入到以文化内涵建设为里、以文旅融合为表征的新时期，特别是文旅融合的价值取向、价值准则和乡村文化振兴在文化认同、文化共生、文化共享上高度耦合，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中呈现出高度契合性。特色小镇作为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承接地，以文旅项目推动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居环境等的改善，既提升了居民的经济收入和获得感，又引导游客获得文化体验，带来社会价值，实现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交融互馈。特色小镇的发展与建设应在培育优质特色产业的基础上结合城市与乡村的优点，深挖基于文化历史、建筑风格、特色产品、风土人情等推动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价值的传递，破解城乡关系中的二元对立。

城市近郊是城市周边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区域，随着现代城市的不断发展，古代那种以城墙为界划分城区与郊区，并以距离城墙的远近来划分近郊和远郊范围①《周礼·地官·载师》说，“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的模式逐渐被打破，中心城区和近郊、远郊也随之发生动态变化。

已有的研究从受城市影响程度大小、景观风貌特点、文化生态系统、居民结构、产业结构组成等角度指出了城市近郊区的特点：城市近郊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心城区交通接驳便捷，是城市风貌和乡村风貌共同存在的区域，是城镇化进程中最复杂、也最富于变化的区域；
城市近郊同时拥有城市生态系统和乡村生态系统两种状态，并且同时受到此二者的影响；
城市近郊的人口增长快于远郊地区，是具有更加复杂土地使用性质的区域；
从对城市旅游者旅游行为半径扩展的研究中发现，在大城市周围形成了环城游憩带，休闲旅游成为城市近郊小镇的一种重要产业类型。城市近郊小镇是中心城区和远郊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受中心城区辐射影响较大，是以文旅产业为核心，服务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使他们既能感受历史悠久的地方传统文化，又能体验充满活力的城市现代文化的多样性的文化生态场域，是特色小镇建设文旅融合转向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场。

城市近郊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受城市规模大小、人口等数据的影响。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建设与中心城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产业布局、人口密度、基础建设等方面存在诸多协同，把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作为空间生产与场景理论中国化实践场的观察样本，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中的城市近郊指的是紧邻中心城区、有便捷的交通条件、与中心城区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存在紧密联系、与城市文化精神一脉相承且具有自身独特的符号价值的区域。

（一） 样本选择与场景价值维度指标体系构建

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全国403 个特色小镇的类型、产业差异和空间分布来看，在中部地区106个特色小镇中，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和江西分别拥有的特色小镇数为16、16和12个，这一区域特色小镇主要的产业类型仍以第二产业为主。与长江经济带其它城市群，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特色小镇类型丰富不同，长江中游城市群特色小镇的“文旅”类型占比较大，如何将区域的特色文化价值转化为区域发展的动力，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本文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布的《长沙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①依据2021年12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长沙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中的“一城一带三廊九区”空间格局图，本文中的铜官古镇属于九区之一，具备鲜明的城市近郊区的特点，是长沙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典型代表。中提出的“一城一带三廊九区”的城市文旅最新空间格局，将位于长沙北境湘江古镇群区域的铜官古镇作为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样本展开研究。基于铜官古镇整体情况，借鉴场景理论的文化价值分析框架，构建铜官古镇的场景价值维度指标体系。

1.铜官古镇概况。铜官古镇位于长沙中心城区以北30公里处的湘江东岸，隶属长沙市望城区，面积90.3平方公里，总人口5.2万人，是由自北向南分布的铜官古街、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旅游度假区等几大主要部分组成的特色小镇。2007年铜官古镇被列入湖南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名录，2013年被评为“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2015年被评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019年被列入湖南省首批十大特色小镇。

铜官古镇是中国最早的外销陶瓷产地，保留有窑火相传的地方文化，古镇境内有多处古窑遗址。铜官窑（又称长沙窑）兴烧于唐代，于中晚唐时期达到鼎盛，有着“五大陶都”之一的美称，这里生产的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货物之一。铜官窑的历史展现了长江中游地区传统手工艺的典型性和敢于承接对外贸易的独特性，与“千年文脉、守正创新、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文化价值体系一脉相承。它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与长沙的都市风格存在互补性和地理接近性，具有创建特色鲜明、示范效应显著的场景驱动型文旅融合特色小镇的基础，本文将通过对铜官古镇的文旅资源如何实现与村镇场景营造协同发展的研究，对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建设路径展开探索。

2.铜官古镇场景价值维度指标体系构建。场景理论是用来分析区域文化舒适物，寻求破解模式化发展困局的实证分析工具。本文借鉴场景理论的文化价值分析框架，结合长沙近郊铜官古镇场景营造的实践和中国传统语境的表达方式，将铜官古镇场景分析概括成“真、善、美”三个一级维度指标以及文化记忆、传统观念、多元媒介、品牌特征、当代传承等15个二级维度指标来展开讨论（表1）。

表1 铜官古镇文化价值维度及其释义

在“真、善、美”三个主价值维度指标中，“真”可理解为真实性维度，指的是地方文化中根植于历史和地理环境中所蕴含的独特性或标志性价值，用以存储和传承地方文化的景观或文化遗产，能唤起人们对地方文化价值的回忆和认同。“善”可理解为合法性维度，指的是文化场景所遵循的传统理念以及伦理道德，既有显性的人居环境、交通等生活设施，也包括约定俗成的规则、规矩、传统习俗等缄默性知识，是维护地方文化和生活的公约民俗。“美”可以理解为戏剧性维度，是指文化场景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铜官古镇场景文化价值的主维度与子维度均是“在场”的，人们通过对“在场”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节庆仪式、陶瓷产品等的感知，体验“不在场”的文化价值。

（二） 场景价值识别与各维度指标分析

丹尼尔·西尔等在他们的最新研究中，对场景表达的价值、实践、人群和地方等主要方面，进行了与地方自身场景的历时性以及与他者的共时性研究，陈波等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场景成了统合地方发展中文化生产与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的动力机制［13］（P66-80）。本文依据公开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对铜官古镇的场景价值展开识别，并对铜官古镇区域内文化舒适物的场景表达展开分析，论证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场景表达及各维度的指标特征，进而对场景营造推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展开探索。

1.铜官古镇的场景价值识别。文化遗产或文化景观是一个地区历史上文化成就的剪影。由于历代对于铜官窑遗址的干扰有限，这里的山体、水系、传统文化等要素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铜官古镇至今仍保留有龙窑遗址、采泥矿遗址，以及一批作坊、码头、货藏、市场、墓葬等遗存，真实、全面地反映了长江中游地区古代民窑制瓷基地的文化面貌。铜官窑在唐代青白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高温铜红釉彩瓷，打破了文献记载中唐代陶瓷“南青北白”的格局，也是后世各类“中国红釉”的基础，并创造了釉下多彩彩绘装饰。随着铜官窑陶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不断出土，以“模印贴花”等制作技艺展现出来的“波斯—阿拉伯文明”中的特性文化符号，是唐代中原文化和源自古丝绸之路的“胡风”进行融合和创新的证明，说明在距今1200多年前，深处内陆的长沙已然与海外开始了深刻的思想文化交流，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独特价值。铜官古镇并不具备对外贸易的地理优势，但湘人敢于突破和勇于尝试的精神，让铜官古镇以生产者的身份，抓住湘江下游的一个洄水湾的优势，一路北上克服重重困难，再沿着长江出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环，使得它在长江中游的古镇中展现出鲜明的特色，生动地展示了长沙精神中开放创新的文化特点。

表2 铜官标志性文化遗产、景观和艺术家工作室数据一览表

“器以载道”，铜官古镇的文化价值通过附着并固化于陶瓷这一物质载体之上，并以陶瓷的图案、文字、器型、制作技艺、审美等来存储、传承属于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独特文化记忆。通过对古窑遗址、近代工业遗址和现代主题乐园中所蕴含陶瓷文化的解码，将陶瓷文化元素进行符号化凝练。人们在进行文旅消费时，这些陶瓷文化记忆被不断激活和回忆，在循环实践中完成重构。这一文化记忆在反复地被解构—重构的历时性过程中，人们对铜官陶瓷这一文化符号完成了凝视、互视和观照的三重体验。铜官古镇区域内，从遗址公园到博物馆，再到古街，随处可见的陶瓷制品，构成了“陶瓷—符号”这一双联体，窑业文化深深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陶瓷符号展示了农耕文明中科技与文化的高峰：陶瓷器上的阿拉伯文字与纹饰；
刻有“美酒”“美人好春饮”“国士饮”等广告语的酒具碗底；
写有“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悬钓之鱼 悔不忍饥”“天地平如水”等含义深远、语句优美的诗文壶，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激起了我们对中外文化交流、农耕文明和乡愁的感知。铜官古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活化的历史进程，自唐至今，几经繁荣又渐渐沉寂，不变的是这里不管何时都能保持窑火不断，这种与窑业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演变、凝聚、升华，成为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符号、地域知识和情感体验，成为地方场景空间构建的精神内核。铜官的场景营造是从历史记忆到现实体验的重构，在这个活态的历史文化空间里，文化遗址、现代创意产业等与居民的生活深度交融，无一不展示了这个区域所蕴含的历时性特征。

2.铜官古镇场景维度指标分析。根据表1的指标体系和表2的主要舒适物数据，我们邀请了专家对铜官古镇各场景价值维度进行了独立评价打分。要求专家在评价过程中依次浏览评价对象，对照评估问题，对评价对象在各个维度的表现以1-5分赋值（1和2表示排斥和相反意见；
3表示中立；
4和5表示支持和同意）。经回收并评估有效评分表7份，综合7份评分表计算平均分及变异系数。向相应7位专家反馈第一轮评分情况并进行第二轮评分协商确认后，得到最终评价结果（表3）。

表3 铜官古镇场景价值维度评分矩阵

在真实性维度的评分中，我们观察到该维度下的子类别均获得正向评分。特别是关于文化记忆、身份标识、历史起源和品牌特征等维度的得分为显著正向得分（得分均大于4），说明陶瓷符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辉煌成就的标识之一，它将物质与精神、实用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既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特点又完美地承载了文化的变迁，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多种文明交流的历史见证。现存的多处龙窑遗址和流传下来的饮食习惯，无一不标识着这里繁盛一时的民窑烧制历史，铜官窑瓷器更是涵盖有对外贸易、实用之物与艺术之物等多重符号特征，陶瓷与饮食成为铜官打造真实性维度的“乡愁”符号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戏剧性维度的评分结果中，关于多元媒介和陶艺创新这两个子维度的得分低于其他三个维度，这表明铜官古镇的场景营造在不断推陈出新和把握新媒体浪潮等时尚元素方面仍有更大的空间。当前我们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除突出陶瓷符号所具有的探寻传统文化、感受农耕文明、寻找乡愁的目标吸引力之外，还应该加强创新，运用新技术、新媒介，创作新作品，以展现陶瓷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形象和吸引力。

在合法性维度的评分中，生活设施这一子维度的得分为最低分，这表明特色小镇的基础建设仍旧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基本点。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只有及时更新基础生活设施，加快缩小与便利的城市生活的差距，建设更为宜居的环境，才能留住人才，为乡村振兴吸引游客。合法性维度中的其他子维度场景中的文化符号均包含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每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在清晰明确的符号指引下，帮助人们快速解码，并依据约定俗成的方式和睦相处和自我表达［14］（P139）。

特色小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区域性空间与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其成长和发展需要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为前提，首要的条件即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便利的社区生活环境等，其次还包括创业与创新土壤、人才机制、政策导向和地方的历史文化基因等要素［15］（P4-10）。特色小镇的建设是我国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但同质化现象也开始显现。如何消除特色小镇在规划设计上的相互模仿，向“小而精”“小而美”的发展转变？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依靠社会资本开展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从政策上和制度上加强对产业链的合作管理，激励创新，防止资本因为风险厌恶而产生的相互模仿、创新不足的现象［16］（P2091-2104）。

进入第二个阶段，关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场景营造和产业价值链的传递，以文化原真性保护和文化场景营造推动对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的探索（图1），有利于推进城乡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和探索经济社会结构优化的实践路径。

图1 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的模式

铜官作为长沙近郊特色小镇的代表，与长沙中心城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的。铜官陶瓷是湘楚文明中勇于创新精神的承载物，达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农业和手工业文明中科技与文化的高峰，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激起了我们对中外文化交流、农耕文明和乡愁的感知，与长沙精神一脉相承。运用不同的场景维度来进一步强化符号的意义，以加强和引导人们对地区特色符号的解读，让符号的使用进入“文旅深度融合”过程，经人们的文化消费行为带动围绕陶瓷符号构建的产业价值链，将第一、二、三产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完成价值传递，实现乡村振兴。

对铜官古镇场景价值15个维度的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符号内涵的锻造，是打造特色场景、创新文旅融合的基础，进而实现特色小镇建设的“小而精”“小而美”。在锻造独特的符号内涵时，一方面应突出特色小镇的主体价值，另一方面应协同城市主体的文化价值，构成相互观照的同一体系。

（一） 突出特色小镇主体价值，避免价值分散与符号游离

从符号文本的双轴关系来看，传统文化正逐渐因为新的符号组合规则而变为“宽幅”文化。由于参与聚合轴操作的主体多元化，聚合轴上可供选择的符号变多，符号组合形式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文本的聚合轴［17］（P166-172）。符号新组合规则不仅意味着符号形式（符号能指）的改变，文化符号蕴含的意义（符号所指）也随之变化。传统意义上的逻辑被解构或重构，传统文化由一个自足的价值场域变为富有生产性的“文本”，成为现代精神投射的符号棱镜。

特色小镇这一符号系统，应通过对原生文化符号的选取、抽离、改造等不同建构方式，展示不同的主题定位；
通过对客体凝视目标进行强化，以突出主体符号价值，避免价值分散和符号游离，在自身符号内涵锻造的基础上，展开场景营造；
通过建构公共文化空间来唤起人们的乡愁和对历史文化的记忆，促进文化旅游从“体用二分”转向“体用一致”；
通过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行为，让特色小镇的符号既是自我表达的独立实体，又是“客体”凝视的投射对象。在特色小镇的建设实践中，一方面应允许文化符号从“窄幅”向“宽幅”转变，对符号理解有更多选择；
另一方面，也应该寻找符号的片面化价值，即找到“特色”，形成刺点，让特色小镇的符号价值向纵深推进，带动相关产业价值流动。

铜官古镇的文化主体价值是陶瓷，它既受到六朝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又见证了由唐代开始的海上陶瓷贸易。不同时期的陶瓷制品，是当时人们的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的实物证据，这种精神内核让铜官陶瓷具有强烈的文化张力，因此，这一区域其他的符号形式（如渔稻符号、闲适的乡村田园符号等）应让位于陶瓷符号，突出运用陶瓷这一文化符号来联通铜官古镇在历史、当代和未来的三种文化形态，以此打造小镇的主体价值，开发相应产业，实现价值链传递，并将其转化为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 协同城市主体文化生态，强化空间规划和错位发展

长沙城市文化生态深植于湘楚传统文化，并具有开放创新的城市性格。当代长沙一方面保持中心城区“老长沙”的底蕴，另一方面结合城市的有机更新，政府各部门大力引导，在以湖南卫视为首的一大批传媒企业以及新晋网红企业的合力打造下，展现出了“灵气闪耀”的青春时尚风貌，成为全国首批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同时也是近五年来游客出行的热门打卡地之一。铜官陶瓷所表征的民众生活也在社会发展的历时过程中不断演变、凝聚、升华，它是长沙城市主体文化生态群落中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文化群落特有的意象符号、地方性知识和情感体验，恰恰是铜官古镇陶瓷符号的精神内核。基于这一精神内核，在空间规划方面，铜官古镇要协同长沙的主体文化生态，着力突出自身优势，与长沙城区的文化空间规划错位发展。从“符号性消费”行为对旅游地的社会建构角度以及文化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对旅游产品设计的不断推陈出新帮助游客不断更新对旅游目的地的重游期待，从而影响游客的重游行为，进而持续丰富游客对目的地的地理想象［18］（P38-48）。从“体验经济”的理论角度，消费者的需求发展经历了从“量的满足时代”到“质的满足时代”再到“感性满足时代”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产品被符号化并被注入情感元素，进入“文化化”的过程，成为吸引和引导消费人群的注意力继而满足其消费心理体验的载体［19］（P28-39），提示了我们应在“体验经济”背景下协同城市主体文化，对特色小镇的旅游情景进行规划与项目体验设计。

铜官古镇所蕴含的文化记忆与场景营造所强调的地理空间是深度契合的，运用好铜官陶瓷的符号价值，无论是对探寻文化交流，还是对感受农耕文明、寻找乡愁的居民和旅游者都具有极强的目标吸引力。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建设中，要抓住当代长沙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机遇，利用文化场所互联互通和文化场域交互开放的特质为特色小镇带来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打造基于主体价值的符号IP；
运用信息传播的人格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催生新一轮文旅体验革命；
利用网络文化内容生产带来文化制造的创客革命、分享经济等触及美好生活的“体验空间”，催生新兴的泛文化生活服务产业，以实现文化价值的输出，推动产业价值流动。

在都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碰撞中，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既有被动的响应，也应该在梳理和保护自身文化原真性的基础上主动营造自身特色，实现乡村文化多元融合复兴［20］（P95-108）。在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中，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应以文旅融合为桥梁，以“锻造符号价值、标出符号价值和输出符号价值”为目标，以丰富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和突出特色文化场景营造的手段，协同地方政府、社会资本、本地居民、艺术家和游客等多方力量，努力推进特色小镇这一场域的文化生产、产品生产和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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