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倩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尊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渗透进国家、社会、家庭的各个方面。孝文化是尊老养老的重要内容之一，孝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尊老养老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尊老敬老美德深入人心，将尊老敬老普遍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从2010 年开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清代的养老政策集历代之大成，且在明代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丰富，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氛围愈加浓厚，官方、民间兴建养老机构，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清代的尊老养老问题，充分挖掘尊老养老制度运行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助于为当今社会缓解养老压力，促进尊老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尊老养老历来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清代是尊老养老史研究重点关注的时期，这一时期尊老养老制度不断全面发展，国家、社会、家庭三方充分互动，推动尊老养老体系不断完善。清代尊老养老史虽然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仍拥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本文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类，将学术成果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反思，展望尊老养老的研究未来，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古代尊老养老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关于中国古代尊老养老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不多，最初的研究集中探讨中华尊老文化，之后的研究重在论述尊老养老的习俗文化，这些研究可清晰呈现出古代尊老养老问题的整体发展脉络，突出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为尊老养老问题的全面、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在这些研究中，清代的尊老养老问题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部分，清代尊老养老制度的完善被不断强调，凸显了清代尊老养老制度的重要性。
综合性研究虽为通史性研究，但在研究中均将清代尊老养老问题视为重要讨论点，把清代作为中国古代尊老养老发展史上的关键点。主要从尊老养老文化、习俗、制度、机构等方面展开论述，表现出清代尊老养老制度承前启后的显著特点。
刘德增的《古代中国的敬老与养老》［1］系统介绍了古代中国尊老养老文化，从家庭养老、国家养老、利弊得失三方面对尊老养老发展情况、方式进行总体性讨论，为学界之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文中谈到为鼓励人们尊老养老，清世祖重申复除，此制度成为清一代定制，清统治者还不断完善国家养老制度。高成鸢的《中华尊老文化探究》［2］认为尊老不仅是少者要尊敬长者，还包含老者应尊敬更长者，清楚阐述了尊老的全面内涵，以防出现人们将“尊老”概念窄化的情况。此外，他还对清代尊老礼制予以很高赞誉，显示出清代在尊老史上的重要地位。该书是系统研究中国尊老文化的奠基之作，为后世研究尊老养老史的必读书目，为拓展性的养老史研究提供了思路来源。
谢元鲁、王定璋的《中国古代敬老养老风俗》［3］分国家、社会、家庭三个层面对老人的优待、敬老庆典、退休官员的生活、养老与救济机构、民间尊老养老风俗等方面进行研究，每一章都有对清代尊老养老风俗的论述。关于清代对老人的优待，作者指出了清代在赐物、赐官爵、减免赋税等方面对前朝的承继与创新，康雍乾时期是尊老养老制度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可见康雍乾时期的尊老养老制度具有较高代表性。作者在该书最后充分列举史料，阐明古代尊老敬老制度弊端，指出中国古代大量存在“愚孝”行为，这些行为带来的后果是社会的停滞。针对古代儒家学者推行的尊老养老风俗，作者提出了长辈与晚辈应有双向尊重，长辈受到晚辈尊重，也应对晚辈有慈爱之心，该认识不仅可为古代尊老养老史研究提供不同的思考方向，还可为现在更好地处理老年人与社会、家庭之间的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李岩的《中国古代尊老养老问题研究》［4］是较新的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尊老养老问题的学术成果。作者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古代尊老养老礼仪、风俗与社会养老方面，在对养老救济机构的探讨中，指出清代的养老机构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数量规模、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该书最后一章深化主旨，以古鉴今，由古代尊老养老问题得出发展和谐社会的启示，可激发人们思考，得出更多创新性启发。该书内容覆盖面广，史料详实，采用多重证据法总结中国古代尊老养老特点，分析中西之别，探讨西方社会对中国古代尊老养老思想行为的认识，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充分创新。
1.清代总体性研究。将尊老养老问题研究时代聚焦于清代的总体性成果较少，现仅有赵全鹏的《清代养老制度》［5］一书。该书收集、整理大量史料，先对历代尊老养老制度进行回顾梳理，后将论述重点放在清代养老制度上，涵盖国家、社会、家庭三方面自上而下的养老措施，清晰地展现出清代老人日常生活状态。为全面了解清代养老制度运行情况提供参考，为深入、细致研究相关尊老养老问题提供思考方向。
2.区域总体性研究。除研究清代尊老养老的总体情况外，一些研究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特定区域的尊老养老情况上，从国家、民间社会、家庭三方面入手，结合区域特点，突出不同区域发展的多元性，丰富尊老养老史研究的内容。段建宏的《明清时期的尊老养老问题研究——以晋东南区域为考察中心》［6］，集中讨论明清时期晋东南地区的尊老养老问题，从国家养老政策、地方政府推行的养老政策、民间的养老风气三个部分进行论述，通过史料分析得出给匾旌表在明清时期的晋东南地区，是嘉奖孝子贤孙的普遍的重要方式，民间养老事业发展井井有条。该论文虽以晋东南区域为考察中心，使用晋东南地方史料进行分析，但并未深入探究明清时期晋东南地区尊老养老的特色。王晓娟的《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敬老养老文化》［7］以及田百慧的《明清时期徽州尊老养老问题研究》［8］，结合地方特色对尊老养老问题进行分析，并总结归纳出地方尊老养老的发展特点。
学界研究清代尊老养老问题时，“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内容，很多研究成果集中于这两方面，且涉及范围较广，涵盖尊老礼制、养老政策、养老机构、宗族养老、养老慈善体系等。清代的社会尊老养老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老养老与社会尊老养老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促进尊老养老制度不断完善，推动社会进步。现从尊老问题、养老问题两部分展开回顾。
1.特定视角的研究。张留见的《清代尊老敬老问题探究》［9］，对写作视角进行创新，以中原地区发现的数方匾额为视角，结合相关史料对清代的尊老敬老问题进行分析。文中不仅谈到清政府为高寿老人赠送匾额，还为世代同居的大家族赠匾表彰，以此使尊老敬老之风更浓厚，促进社会和谐，普通民众将尊老敬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为自己的长辈以及乡里年长者敬送匾额，全社会赠匾之风盛行。该文将研究视角集中在赠匾上来考察清代尊老敬老文化，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不同思路，有很大的挖掘空间。鲁子健在《清代的敬老制度》［10］中指出，清代对老龄人口的优待政策，主要集中颁行于康雍乾时期，这一时期注重推行“政在养民”的举措，清代尊老养老政策集前代之大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尊老养老制度，清代尊老养老制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该文重点论述针对一般军民老年人的优待政策以及对老年知识分子和老年官员的优待政策两方面，对一般军民老年人和老年知识分子的讨论较为新颖。
2.尊老礼制的研究。王彦章的《清代尊老优老礼制述论》［11］分析了清代主要的尊老优老措施：百岁人瑞坊、盛大千叟宴、重赴科举筵宴、宫禁骑乘之典、大臣生辰赐寿、优礼致仕官员、优赏老年士子等，使尊老敬老之风深入人心。崔婷婷的《论康乾盛世养老尊老礼制》［12］，视康乾盛世为中国古代尊老养老礼制发展的顶峰期，礼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普天同寿的养老礼制、优礼耆年大臣的尊老礼制、恩赏年老庶民的礼制，反映出清代不同阶级的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尊老养老礼制是不同的，官员的养老待遇明显优于庶民，点明了清代尊老养老礼制存在的一大弊端。衣长春、黄韶海的《清代千叟宴的历史意义》［13］分析了清代千叟宴在推动边疆与内地一体化上的历史意义，可以有效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对研究边疆地区尊老养老问题具有启发性。张绪的《上行而下效：清代尊老优老礼制在地方的实践——以徽州地区为例》［14］探讨了清代徽州地区尊老养老礼制的实践，作者通过列表格的形式，介绍了清代徽州六县百岁人瑞坊的建设概况，百岁人瑞坊在徽州的建设普遍，发展兴盛。文章的第二部分立足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的历史基础，论述尊老敬老之风在宗族中的盛行，凸显地方宗族对于尊老养老观念的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文充分结合地方特色，为研究其他地区的宗族尊老养老文化提供了思路。
1.清代国家养老政策研究。从“国家行为”出发的养老问题研究，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清代国家养老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成果较多。王跃生的《清代老年人口政策》［15］探讨了清代老年人口政策的表现形式及实质两个方面，指出清代的老年人口政策涉及范围广，但清政府主要把注意力放在有特权的老年人，平民老年人所受优待远不及特权阶级，应辩证看待清代的老年人口政策，认识到清代老年人口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李振军的《从馆藏〈乾隆五十年井陉县80 岁以上老民名册〉看清代养老制度》［16］从当时各地政府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入手，以河北省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清代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份井陉县呈报上级部门的乾隆五十年八十岁以上老民名册为基础史料，分析得出清统治者给予了高龄老人优厚的待遇，养老政策较好，但限于条件，能享受政策优待的老年人很少，客观指出了清代养老制度的不足之处。该文运用档案资料对清代养老政策展开解读，通过解读计量名词来反映当时社会民众的生活水平。此外，姚舞艳的《试论清代官员的致仕制度》［17］、刘云自的《清代致仕制度研究》［18］以及欧磊的《清代致仕官员的待遇探析》［19］探讨了清代官员的养老生活，管理官员的致仕生活是国家养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致仕制度同样受到了学界的大量关注。
2.养济院研究。清代主要的官方养老机构是养济院，中外学者均对养济院开展过一些研究。张祖平的《明清时期的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20］内容系统、全面，对清代尊老养老问题有大量提及，指出明清养济院分布广泛，清政府在养济院存在局限的情况下，鼓励民间力量创办普济堂以补养济院之不足，该文对于了解清代政府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价值。日本学者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21］一书，在谈到养济院的设立时，认为养济院似乎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的标志，还列举了云南省寻甸府的例子说明寻甸养济院设置远远晚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原因，康熙三十六年（1697）或康熙三十七年（1698）便已创设普济堂。此书清晰展现了中国慈善史发展的脉络，提出养济院是文化标志的观点，延伸了养济院内涵。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2］以及梁庚尧的《中国社会史》［23］对清代养老机构均有涉及。
刘宗志在《浅析清前期的养济院制度》［24］中强调了养济院的重要性，养济院制度是清代社会救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办是这一制度的显著特征，其覆盖面广，但是养济院的发展受到筹措救济经费和实施救济两个因素的影响，其社会救助功能逐渐衰退。该文辩证地看待清前期的养济院制度，对养济院功能的分析较为全面。除对养济院进行总体性分析，一些研究将重心放在不同区域的养济院上，但不免出现模式化的情况。
3.宗族养老研究。宗族养老是民间互助型养老的一种，宗族养老研究往往离不开义庄、义田。李文治、江太新的《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25］对清代的宗族宗法制进行了讨论，书中指出族田的作用，在清代民间宗法伦理思想进一步松懈的背景下，为强化宗族宗法制，民间通过建祠、修谱的方式将同族人联系起来，族田起到了联系族众、赡贫睦族、发扬孝思的作用。该书对于研究清代宗族的尊老养老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袁同成的《“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26］用社会学的理论，谈义庄的管理方式与赡族养老实践，体现了义庄赡族养老的功能与时代价值。
4.养老慈善体系研究。慈善史研究是当前社会史的研究热点之一，拥有较多研究成果。养老慈善体系涉及国家、民间社会、家庭三方的互动，学界对此的关注仍不足，对普济堂关注较多，缺乏结合三者的系统性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王卫平、黄鸿山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27］，初步梳理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的历史脉络，重点考察明清时期国家政权、民间社会、宗族在实行社会救济时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过程。该书虽不是专论清代尊老养老问题，但从不同角度对清代养老救济进行了深入探讨，具有指导意义。作者将清代养老政策针对的群体分为三类：普通老人、孤老和官员，平民的养老以家庭为主，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康雍乾时期官员致仕后的待遇与政绩战功挂钩。清代的宗族还普遍设立族田义庄救助贫困残疾成员，关注鳏寡孤独，承担起社会救助的责任。全书系统讨论了明清的社会保障体系，涉及许多养老史内容，为国家、地方社会、宗族、家庭的养老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周秋光、曾桂林的《中国慈善简史》［28］，从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谈起，指出明清时期慈善事业发展鼎盛，与此同时民间慈善事业也迅速崛起与兴盛，对清代普济堂的建设概况进行了介绍。王卫平的《普济的理想与实践——清代普济堂的经营实态》［29］对普济堂的收养对象与性质、组织管理、经费来源、制度规定进行介绍，指出养济院的官营色彩逐渐变淡，普济堂与养济院的同质化趋势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学界关于清代慈善史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如王卫平、潘伟峰的《清朝雍正时期慈善政策的调整——雍正所谓慈善乃“道婆之政”说驳议》［30］，吕宽庆的《清代河南普济堂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31］等，均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清代慈善史的内容。
家庭养老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学界关于家庭养老史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赵全鹏的《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32］308-320是较早的专论家庭养老史，介绍了清代老人在家庭中的主要赡养情况，为进一步探究家庭养老史奠定了基础。学界对家庭养老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家庭赡养方式上，自吕丽萍的《明代家庭养老研究》［33］始，关于日常尊老养老生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区别于以往主要以国家官方行为为切入点进行的相关研究，该文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察、分析明代不同阶级社会成员的家庭养老活动，试图还原出一幅较为真实的明代家庭养老画卷，丰富明代社会史的内容。日常尊老养老生活史的研究立足人们生活，反映时代、社会的变迁，使历史更加完整、更加饱满。随着学界对家庭尊老养老的研究不断深入、细化，一些成果专门以特定视角研究女性尊老养老情况，一些学者将研究范围锁定在特定地区，家庭尊老养老史的发展更加清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
1.综合性研究。姚远的《中国家庭养老研究》［34］是一本全面研究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综合性书籍，重点对家庭养老的概念进行界定，从文化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家庭养老是家庭养老的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的总称，介绍中国家庭养老发展的阶段等内容并阐发相关理论。书中还着重分析了中国老龄化社会中的家庭养老面临的现实问题，强调了重视家庭养老的价值，对家庭养老的发展前景进行深入探讨。该书虽不是历史学专著，却是研究中国尊老养老问题必备的参考书，为进一步研究家庭尊老养老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2.家庭尊老养老模式及日常生活研究。赵全鹏的《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旨在介绍清代老人在家庭中的赡养情况，探讨儿子、嗣子、女儿、寡妇对家中老人的赡养情况，作者认为，到清代，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赡养模式［32］308-320。杜家骥在《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35］中谈到了宗族、家庭关系以及尊老养老行为中所体现的老人社会关系，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36］专设《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一章，之后还介绍了老年人的生活和清代的社会救济事业。这些研究并不局限于对基本养老模式的探究，而是更注重于探索老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关系，是家庭尊老养老多元发展的体现。
无论是养老责任承担者，还是被赡养者，女性在尊老养老史发展中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在开展养老史研究中，对女性养老问题多有涉及，但针对女性养老史的系统性研究很少。相较于将男性老年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学界逐渐出现了一些聚焦女性养老问题的创新性研究。对相关代表性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可拓宽研究思路，方便更全面、细致地探析尊老养老问题。
1.女性作为家庭养老承担者的研究。赵全鹏在《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中简要介绍了女儿、寡妇两种赡养方式，女儿赡养父母存在找赘婿、年老父母居住在女婿家、不嫁居家赡养父母三种形式，寡妇赡养家庭较为普遍，是儿子赡养的一种变体，节妇常常面临艰难的养老困境［32］314-317。该论文为深入探讨女性家庭尊老养老具体形式提供了参考。
2.老年女性作为被赡养者的研究。这类研究是女性尊老养老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成果多于女性作为家庭养老承担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女性养老方式的研究，可拓展空间大。万银红的《清代妇女社会活动研究》［37］对老年妇女的养老方式进行概括、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方式：和子女同居而由子女供养、分居独住养老、慈善堂养老。指出妇女家庭养老模式的特点：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施行最广，也是最为稳定的养老模式。关于清代妇女养老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吕宽庆的两篇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入手，极具参考性，一篇为《清代妇女家庭养老初探》［38］，另一篇为《清代妇女宗族养老保障研究》［39］。前者同样探讨妇女家庭养老的方式，认为清代妇女家庭养老依赖的主体主要是儿（孙）子、儿（孙）媳、嗣子孙、女儿女婿、娘家人及其他亲属，然而小农经济决定了妇女的家庭养老存在诸多局限，保障能力较弱，点明了妇女家庭养老的不同之处。后者详细论证清代妇女通过宗族保障的方式来实现养老，宗族义庄义田为老年女性和寡妇的养老提供保障，宗族赠与妇女不动产以及发放年终福利辅助妇女养老，但是宗族保障具有封闭性和功利性，限制性强。
学界对于特定区域尊老养老问题的研究较少，因此以特定的区域为研究范围，探究不同区域家庭尊老养老的发展特点、模式，尚拥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张绪的《明清徽州地区家庭老人赡养问题研究——以徽州文书为中心》［40］以徽州文书为主要史料，在明清徽州呈现大宗族小家庭的社会形态下，分家析产较为常见，作者对这一情况下的家庭老人赡养真实情况进行分析，突出了徽州家庭养老发展的特点，同时展现了徽州商业发展的情况。该文从小点切入，反映家庭尊老养老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体现徽州家庭养老的独特性。周祖文的《清代存留养亲与农村家庭养老》［41］，以乾嘉刑科题本为材料，探讨存留养亲制度下的农村家庭养老，文通过数据、表格，论证得出清代存留养亲制度始终紧紧围绕家庭养老，至今农村家庭始终是养老这一社会问题的最重要承担者，指出了农村家庭养老在清代尊老养老发展中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尊老养老问题的研究较为复杂，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在研究时还需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知识，相关研究史料零碎，收集、整合史料需花费大量时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学界不断对国家层面的清代尊老养老问题进行研究，陆续产出了许多成果。后随着社会史的发展，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民间社会和家庭的尊老养老问题，从小点入手，以小见大，反映社会发展情况及国家治理效果。学者对尊老养老问题的研究不仅使用官方史料，还广泛使用文书、碑刻、家谱、文集等资料，使尊老养老史的内容更加丰富。民间社会的尊老养老问题的研究重点关注官方、民间修建的养老机构，家庭尊老养老相关研究较少，但呈现出关注老人日常生活、关注女性、分区域研究的趋势，发展空间大。
尽管尊老养老史已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大多关注国家层面的尊老养老问题，对民间社会、家庭尊老养老的研究广度不够；
其二，大量关注国家、民间养老机构，相关研究存在模式化的现象，研究深度不够；
其三，国家、民间社会、家庭的研究割裂，缺乏将三者系统讨论；
其四，家庭尊老养老问题研究的拓展空间巨大，女性、特定区域的尊老养老研究成果较少。
总之，基于以上对既有研究不足的思考，笔者对清代尊老养老问题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一是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家行为，应充分关注民间社会与家庭层面的尊老养老问题，研究中贯穿国家—民间社会—家庭这一条线索，突出三方合力；
二是除全国情况外，关注不同区域尊老养老的情况，结合地方特色，展示出历史的多元性，打破固有模式；
三是重视家庭尊老养老问题的研究，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家庭尊老养老模式运行的内核，有助于弘扬尊老养老的中华美德，缓解当今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四是充分发掘、运用更多新史料，以文书为主要史料的研究逐渐增多，现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利用新史料来解读尊老养老问题，日记、传记、家谱、民间资料等史料应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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