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晓辉,刘亮亮
(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减税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既能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我国在个人所得税和小微企业所得税方面实施了多次起征点的提高和税率的降低,有效地扩大了纳税人的收入和利润空间。据统计,2016年我国降低企业税负达5700多亿元,2021年全国新增减税累积达10088亿元,2022年新增减税规模超8000亿元,可以说,减税已成为我国政府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重要手段。
鉴于减税在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作用,学界和政界对其效果的评估引起了广泛关注。关键的问题包括:减税政策的关键传递机制是什么?减税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果如何?减税对社会福利成本有多大影响?现有研究通常倾向于使用标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这些问题,但这种模型假设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即劳动力市场为无摩擦的瓦尔拉斯市场。这种假设对于分析我国减税政策的传递机制、动态效果及福利成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实际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寻找工作的人和空缺岗位,两者之间缺乏协调性,导致劳动力市场存在匹配效率损失;
二是对于寻找工作的人和提供岗位的企业来说,岗位匹配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劳动力市场工资是纳什议价的结果,受劳动力市场结构影响。因此,本文将劳动力市场摩擦引入模型,从劳动力市场结构特性角度构建搜寻匹配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全面评估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等减税政策对我国经济运行的长短期效应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在已有利用无失业增长模型的研究中,Judd(1985)、Chamley(1986)、Barro(1990)等人对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2][3]。Atkeson 等(1999)指出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的降低不利于经济增长,劳动所得税对经济体系造成的扭曲小于资本所得税,支持政府支出应以劳动所得税来融资的Chamley-Judd结论[4][5]。虽然Chamley-Judd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但是上述这些研究是基于无内在摩擦假设的,与实际情形存在一定差距。Abel(2007)把企业具有调降融资成本和经济折旧的特性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资本所得税并不具有扭曲性[6]。Straub 和Werning(2020)对Judd(1985)跨期替代弹性和Chamley(1986)资本所得税上确界的约束条件进行了修正,发现其结果偏离拉姆齐最优税率,并不支持Chamley-Judd结论[7]。
在中国,对于所得税调降的经济效应及福利损失的估算,大部分研究没有考虑失业的现象,都是基于标准拉姆齐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从创新驱动[8]、政府公共支出外溢性[9]、产业结构[10]等方面分析税收调整政策效应。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忽视了失业摩擦的存在,偏离了真实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状态。
在已有的文献中,许多研究讨论了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况。Andolfatto(1996)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搜寻成本,作为家庭跨期选择的一部分。他发现实际工资的变动小于劳动生产力,劳动所得份额与产出呈现负相关关系[11]。Shi和Wen(1999)在劳动力搜寻模型中发现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对就业有截然相反的效应,劳动所得税具有更大的福利成本[12]。Domeij(2005)以Chamley(1986)模型为基础纳入劳动搜寻特性,将劳动力市场形态区分为就业、非劳动力和求职,劳动和生产厂商通过匹配函数来进行工作匹配。他发现较低的资本所得税有利于增加其释放岗位的数量,最优资本税不为零[13]。
目前关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的研究,大多数只关注了企业方面的劳动力搜寻成本,而忽略了同时降低所得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变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此外,也很少有文献分析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的调整对劳动所得份额的作用,以及探讨劳动力是否获得公平报酬的问题。同时,现有的研究也没有考虑政府支出的外部效应,偏离了我国政府偏好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宏观实践。
本文基于政府支出的外溢效应,同时考虑了家庭和企业两方面的劳动力搜索成本,建立了一个搜索匹配的动态均衡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国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降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福利成本。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因素和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特性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估我国财税政策的效果。本文的主要工作和贡献有以下几点:(1)在标准的动态均衡模型中引入家庭和企业两方面的劳动力搜索成本和政府生产性支出,探讨了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降低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劳动收入份额、收入不平等以及劳动力边际产出与实际工资之间差距等)的影响;
(2)运用Lucas(1987)的福利成本测量方法,估算了我国所得税降低政策的福利成本[14]。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的情形,结合中国生产性财政的特征,本文将家庭部门和厂商部门两者均存在劳动力搜寻成本的假设引入标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经济体系由家庭部门、厂商部门、政府部门和劳动力市场部门组成,家庭部门向市场提供劳动力,是全部厂商部门的拥有者。家庭部门成员就业取决于求职努力程度和职位匹配概率。厂商部门通过劳动和资本生产产品,并为维持职位空缺需要耗费一定广告成本。政府部门以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为政府支出融资。劳动力市场通过匹配决定新就业人数和劳动力工资水平。
家庭通过选择消费ct、劳动供给nt、资本供给kt、搜寻努力程度st来最大化其终生效用:
(1)
其中,E0为基期为0期的期望算子,t为时间,β∈(0,1)为时间贴现率或跨期折现率;
φ为负效用参数,表示劳动与消费对于家庭的相对重要性;
η为Frisch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表示消费者边际效用不变情形下劳动力供给对工资的反应程度。
家庭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资本所得(包括资本报酬和厂商利润)以及政府转移支付,家庭支出主要用于消费、资本积累、缴纳税收和劳动力搜寻。家庭在t期的预算约束为:
(2)
假设家庭就业人数遵循如下生成过程:
nt+1=(1-θ)nt+ptst(1-nt)
(3)
其中,θ∈(0,1)为固定常数,表示每一期劳动力离职的比率,(1-θ)nt表示当前继续留在岗位的总人数;
pt∈(0,1)为每一期求职者找到工作的概率,1/pt表示失业状态的持续期,且pt取决于职位的总数和求职者的人数,在家庭决策中我们视之为外生变量,为一已知常数;
st(1-nt)表示求职人数,ptst(1-nt)为当期找到工作的人数。
假定经济体有很多同质性厂商,产品价格单位化为1,每一个厂商维持职缺以雇用劳动力,并通过选择职位空缺数νt、资本存量kt和雇用劳动力nt以最大化利润。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4)
其中,yt为厂商生产的产品数量,也表示厂商的销售收入;
λt表示家庭预算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
yt-rtkt-wtnt-bfνt为厂商利润;
bf为一固定参数,表示厂商为维持职位空缺的固定单位成本;
bfνt表示厂商为维持职位空缺所耗费的成本。
我国宏观财政实践显示,财政支出特别是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支出具有生产性特征。生产性支出对劳动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和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有着不可忽视的正面边际效应。依据Belo和Yu(2013)的思路[15],生产要素投入包括代表性家庭提供的劳动力、资本存量及生产性政府支出,生产函数假定具有如下形式:
(5)
其中,At表示技术水平或全要素生产率,为随机扰动项。假定其随机生成过程的形式为:
(6)
投入生产的劳动力需求遵循如下过程:
nt+1=(1-θ)nt+qtνt
(7)
其中,qt∈(0,1)为职位空缺填补的概率,厂商将职位空缺填补的概率视为一个外生变量,qtνt为职位空缺填补的人数。
(8)
对于劳动所得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率的设定,我们假设它们满足一阶自回归AR(1)的过程,具体形式为:
(9)
(10)
(11)
在劳动力市场中,职位空缺数vt和求职人数st(1-nt)互为随机匹配。当求职人数增加时,符合职位空缺的可能性会上升,进而提高了厂商填补职位空缺的概率;
当职位空缺数增加时,求职者可选择的工作将增加,进而将提高求职者找到工作的概率。
工作匹配的流量依赖于匹配技术,遵循Shi 和Wen(1999)[12]和Domeij(2005)[13]的设定,假定工作搜寻匹配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匹配技术,工作匹配的总量可表示为:
(12)
其中,mt表示工作匹配的数量;
ϖ∈(0,1)表示职位空缺在匹配函数中的匹配弹性,(1-ϖ)表示求职者在匹配函数中的匹配弹性;
设xt=νt/(1-nt),定义为劳动力市场中职位空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表示劳动力市场的松紧程度;
ζt为劳动力匹配函数的生产效率,为一随机扰动项。其生成过程为AR(1)过程,满足:
(13)
求职者找到工作的概率pt和职位空缺被填补的概率qt均取决于劳动力市场松紧程度xt,分别表示为:
(14)
当一个求职者匹配到一个职位空缺时,求职者和厂商通过最大化一个一般性求职者剩余和厂商剩余的纳什乘积,共同决定求职者当前和未来的工资水平:
(15)
其中,κ∈(0,1)表示求职者在工资水平决定中的谈判力。该值越大,说明求职者对工资水平越有话语权;
反之,厂商则越有决策权。
当一个求职者求职成功时,额外增加一单位工作人数会增加代表性家庭收入水平,促使家庭效用水平增加,从而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家庭福利的边际变化满足:
(16)
厂商成功匹配到一个职位时,额外雇用一单位劳动将给厂商带来的边际利润满足:
(17)
通过求解下式可得纳什谈判解:
进一步化简上式,可得到具体的谈判工资:
(19)
上式中,谈判工资水平为劳动边际生产力和保留工资的加权平均,权重κ取决于求职者和厂商之间的谈判能力。
在我们构建的搜寻模型中,市场出清的均衡条件是:
(20)
模型的分析依赖于模型结构性参数的设定,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方法处理结构性参数取值(1)限于篇幅,未报告参数贝叶斯估计结果,作者备索。。本文对参数集合{γ,ρA,σA} 、{ρg,σg,ρk,φk,σk,ρn,φn,σn}、{θ,ϖ,κ,ρξ,σξ}进行贝叶斯估计,其他参数采用校准法进行校准。下面介绍校准的相关参数。
家庭部门待估的结构参数有{β,η,δ,φ,χ,b}。关于时间贴现率β取值,现有文献取值略有差异,罗大庆和傅步奔(2020)取值0.9988,康立和龚六堂(2014)取值0.99,本文设定为0.98[16][17];
根据罗大庆和傅步奔(2020),Frisch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η取值为2,折旧率δ设定为0.025(季度)[16];
根据郭长林(2016),将劳动的负效用参数φ设定为1[18];
关于劳动力搜寻成本函数曲率χ的取值,依据Vasilev(2016),假设劳动力搜寻成本函数为线性函数,将其设定为1,并将劳动力搜寻成本函数的系数b设定为0.001[19]。
生产部门待估的结构参数包括{α,bf}。关于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α的设定,现有文献对其取值有着较大差异,饶晓辉等(2022)取0.6,陈登科和陈诗一(2017)取值0.55,本文将其设定为0.5[20][21];
依据Shi和Wen(1996),将厂商为维持职位空缺所耗费的单位成本系数bf取值为1.2[12]。
1.劳动所得税下调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劳动所得税的调整改变了生产厂商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影响了劳动力市场。根据工资的纳什均衡谈判解,我们可以分析劳动所得税下调冲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劳动所得税下调冲击使得保留工资降低,这意味着求职者在失业时能够获得的最低收入水平下降。因此,求职者在与生产厂商进行工资谈判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以补偿失业时的收入损失。这导致纳什谈判工资水平上升,也就是说,生产厂商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给雇佣的劳动力。其次,较高的工资水平增加了生产厂商的生产成本,使得生产厂商面临利润下降的压力。为了降低成本,生产厂商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是说,生产厂商会向市场提供更少的岗位数量。最后,岗位数量的减少使得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者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这降低了求职者成功匹配到职位空缺的概率,也就是说,求职者找到工作的难度增加了。因此,劳动所得税下调提升了失业率。
劳动所得税下调,工资水平上升,对家庭和厂商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家庭的实际税后收入水平上升,这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财富效应导致家庭增加闲暇,减少了劳动力供给,从而降低了厂商的劳动需求;
替代效应导致家庭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提高了厂商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劳动所得税的下调增加资本投资报酬率,投资增加,资本累积增加。这会提高厂商的生产能力和利润水平。根据厂商的生产函数可知,在劳动力减少和资本累积增加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下,厂商的总产出水平可能会上升或下降,具体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因此,劳动所得税下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根据劳动所得份额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当纳什工资水平提高时,意味着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增强,从而劳动所得份额也随之上升。这样,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比值(用gin表示)会提高,收入差距会缩小,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状况。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实际工资的差额(用gap表示)会随着实际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力的变化速度而扩大,这表明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实际工资没有出现脱钩现象,短期内生产者没有对劳动力给予合理的工资回报,长期内劳动者获得了合理的工资回报。
2.资本所得税下调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资本所得税的调整冲击影响生产厂商的投资意愿,从而使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下调资本所得税,会使资本投资报酬率上升,短期来讲,家庭会因而减少现在的消费、增加投资,资本累积得以增长。增加的资本投资将使得未来资本所得增加,使得消费逐渐增加。资本所得税下降导致保留工资上升和纳什工资水平下降,较低的工资水平表示厂商雇用劳动力的成本减少,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为了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厂商向市场投放了更多的岗位,从而提升了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的概率。因此,就业人数上升,失业率下降。就业人数和资本累积都增加,使得总产出上升。
当资本所得税发生下调冲击时,资本的供给增加,资本的需求减少,导致资本市场的利率下降。这会刺激投资活动,增加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会受益。因为资本所得税下调会降低政府的税收,导致政府支出减少,或者政府债务增加。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降低总需求,减少就业机会,压低工资水平。因此,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劳动所得份额会随之下降,短期内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占比(gin)下降。短期内,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实际工资的差额(gap)会随着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幅度大于劳动生产力的变动幅度而变大,表示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实际工资发生脱钩现象,生产厂商对劳动力没有给予合理的工资回报。
根据经济学原理,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同时下调,会对经济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降低劳动所得税会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从而刺激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降低资本所得税会降低企业的税负,从而增加企业的利润空间,鼓励企业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同时下调,不仅影响产业对劳动力的变化,而且还会对厂商的投资意愿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经济。
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的下调在短期和长期内会产生如下影响。短期内,一方面,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同时下调同等幅度会增加求职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就是扣除税收后的实际收入,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这也会降低求职者的纳什谈判工资水平,也就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争取到的最高工资,这意味着他们在与雇主的博弈中处于劣势,从而导致劳动力份额的下降。长期内,长期工资水平逐渐增加,劳动份额也得以增加。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实际工资水平之间差额(gap)出现扩大现象,实际工资水平与劳动边际生产力发生脱离,生产厂商没有给予劳动力合理的报酬。
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下,市场上的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降低,总供给随着就业人数和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增加:一方面,由于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雇用更多的劳动者,从而提高未来的预期利润,这激发了厂商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税率的下调也增加了厂商的资本收入,促进了厂商的投资活动和资本积累。这些投资和积累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还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
将政府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具有强烈的外溢效应,不仅提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影响着劳动力市场,而且同时也提升资本边际生产力,影响着资本市场。因此,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下调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的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强化效应。
在政府同时降低劳动与资本所得税并增加支出的随机冲击下,劳动力保留工资呈现出与所得税同步下调的效应,但其波动幅度更为显著。然而,在政府支出外溢效应的影响下,实际工资水平开始上升并在长期内保持正值,从而刺激家庭增加求职活动,提高了求职成功的可能性。
与单纯的减税政策所带来的就业效应相比,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使就业人数增加更多,失业率下降更快。这是因为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从而刺激生产厂商扩大招聘规模,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失业率的下降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有所缓解。
政府同时降低劳动与资本所得税并增加支出的随机冲击对劳动份额有着较大负向瞬时效应。从长期趋势看,同时增加政府支出的减税政策要比单纯的减税政策对劳动份额带来的影响效应要大。劳动份额对资本份额的占比(gin)有着类似的趋势变化。劳动边际生产力与实际工资水平之间差额(gap)出现更大且长期内为正的变化,表示长期内实际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力发生脱钩现象,生产厂商没有给予劳动力合理的工资报酬。
由上述分析可知,当政府对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进行调整时,不仅家庭的消费水平会受到影响,而且家庭的就业水平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家庭的福利水平。下面我们将采用Lucas(1987)所定义的福利成本测度,对所得税减免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成本进行估算[14]。
根据Lucas(1987)的研究,采用消费水平度量福利成本的变化,并将税收调整的福利成本ψ定义为:
E[U((1+ψ)css,nss]=E[U(cB,nB)]
(21)
上式的经济意义是,为保持税收调整后与税收调整前的福利成本一致,消费需要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比。其中,U表示福利的净现值函数,css和nss表示确定性模型的消费和劳动路径,cB和nB对应政府对税收调整后的消费和劳动的路径;
补偿性参数ψ刻画了政府财政扩张的社会福利变化,ψ>0表示税收调整变动提高了社会福利,ψ<0为税收调整变动降低了社会福利。
结合家庭效用函数式(2),可得:
(22)
进一步整理,可得(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23)
根据模型估算的参数,本文考虑了两种不同情形的税率变动:一是仅有税率变动;
二是除去税率变动外,同时伴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表1给出了两种情形中社会福利模拟结果。情形1的结论显示,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同时增加,提升了社会福利;
反之,则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在资本所得税率和劳动所得税率同时提高(下调)0.05时,社会福利提升(下降)0.84%(1.22%)。资本所得税率和劳动所得税率同时上升或下调相同幅度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变动具有不对称性,相同幅度的税率下调所带来的福利损失要高于同幅度税率上升所产生的福利收益。随着税率变化幅度的上升(下降),福利收益(福利损失)变动幅度呈递增趋势。
表1 税收调整和政府支出变动的福利成本
情形2结果显示,增加政府支出和同时上调资本所得税率和劳动所得税率将导致社会福利损失。政府支出增加0.05,劳动所得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税率同时上调0.05,将造成社会福利损失1.21%。这与情形1中所对应的结论截然相反。这个原因是,扩张性的政府支出强化了资本所得税率提升的福利损失效应,使其超过了劳动所得税率上升所带来的福利效应,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与情形1相比,情形2中相应情况下的税率调整所造成的福利变化幅度均更大,说明扩张性政府支出对社会福利存在一定程度的放大作用。情形2中,资本所得税率和劳动所得税率同时下调0.05,社会福利收益提升5.79%,大于所得税税率同时上调0.05所导致的福利损失1.21%,即所得税率调整对社会福利所造成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对称性。随着所得税税率下调(上升)幅度的增加,社会福利的变动幅度将增加。
劳动力市场及其结构特点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传播途径。本文从劳动力市场摩擦的视角出发,引入生产性政府支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建立了一个搜索匹配模型,研究了中国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下调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计算了税收调整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单一劳动所得税下调有利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而单一资本所得税的降低则具有相反的效果,且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更为显著和持久;
下调劳动所得税率与资本所得税率且同时增加政府支出的积极性财政政策,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市场就业人数,提升劳动所得份额,缩小收入差距;
税收调整的社会福利影响与政府支出是否增加有着紧密联系,与单纯的税收组合调整政策相比,伴随着政府支出增加的税收组合调整政策会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变动幅度;
两种税率同向调整对社会福利具有非对称放大效应。
本文得到的研究启示:一是不同税种的单一税率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显著不同,其影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也不相同。因此,在面对经济波动时,应根据两个税种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减税政策,合理确定各税种的减税幅度。二是税率调整与政府支出调整相结合的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增加就业和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因此,政府采用降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组合财税政策,可以有效地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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