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的挖掘保护与利用

常卓航， 马 凯， 郝晓乐

（1.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河南 林州 456550；
2.濮阳市互联网应急指挥中心，河南 濮阳 457001）

“口述历史旨在以口述访谈的方式采集、整理与保存当事人（亲历者、见证者、受访者、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当事人亲历的历史真实。”[1]329口述历史档案，即用口语叙述或传播形成的可以作为历史文化研究和普及的资料保存下来的一种历史记忆。口述历史档案不同于传统历史档案，它是建立在受访主体长期记忆和主观意识加工的基础上的一种非物质性的历史遗产，其存在形式包括声音、影像、文本等。口述历史档案可以分为家族口述史、专业领域口述史、特定时期口述史、历史事件口述史等多种类型。红旗渠口述史可以作为特定时期口述史或历史事件口述史来开展相关具体工作。推进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挖掘保护与利用就是以口述历史档案的工作形式收集、保存整理、开发利用红旗渠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历史记忆、研究素材，进而更好地传承这种红色文化精神，以达到文化普及、党性教育等多种效果。

作为红旗渠历史文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文化价值及传承价值。红旗渠是时代的产物，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是太行儿女在千百年缺水条件下，与天斗、与地斗的产物，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掀起大搞农田水利热潮的背景下形成的水利成果。红旗渠精神即是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修渠过程中产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并同其他红色精神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底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红旗渠精神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结合，是与历史发展需要的结合，是与地方发展实际的结合，红旗渠及红旗渠精神有着明显的广普性、时代性。因此，推进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的挖掘保护与开发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1 构建红旗渠历史群体记忆库

红旗渠历史记忆是林县人在10年修渠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心理记忆，具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明显的社会属性。历史群体记忆是个人历史记忆的集中体现，是指将参与或见证某段历史的个人的历史记忆分别收集，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地分析保存，形成规范、完整的群体性历史记忆，以完成对该段历史的生动还原。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就是把参与修建红旗渠工程的人的记忆有效地采集、整理，形成一系列可以反映当事人（受访人）历史经历和心路历程的档案，也是红旗渠10年历史群体记忆的重要载体，更是林县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实录。因此，推进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工作对于构建红旗渠历史群体记忆库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1.2 丰富红旗渠精神研究素材

学术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的，这种丰富的史料具备内容详实、形式多样等特点。现阶段，关于红旗渠及红旗渠精神研究成果的形成主要建立在原始的文本档案、个人的研究著作方面。这些档案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憾，不能完整地呈现修渠历史的本原。就拿林州档案馆馆藏的红旗渠档案来看，由于保存时间长久和保存条件的限制，一些文本档案存在字迹模糊、纸张缺损等现象，如果根据这些史料去重构历史，未免会给人留下很大遗憾。口述历史档案的挖掘保存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当前部分已开放档案资料中比较模糊、粗略的记载。口述历史档案是从当事人或受访人口中得到的记忆层面的历史叙述，属于微观层面的内容，档案文献资料是站在历史背景下的叙述，属于宏观层面。2种史料的充分融合，可以较为生动、全面地再现历史，同时，也为红旗渠及红旗渠精神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研究素材以及新的叙事体例。

1.3 挽救红旗渠精神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衍生的精神文化瑰宝，是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深层次的根和魂。根据文化遗产存在形式的差别，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客观存在的、肉眼可见的事物，具有实质性、可触性、可观性，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重建、修缮及日常维护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经过历史考验仍能代代相传，且被认为是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的精神层面的文化遗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沿革的重要标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分为规范性保护和开放性保护。规范性保护就是通过声音、影像、文字、图片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长期的记录和保存；
开放性保护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代际传承，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宽泛来讲，“人类所有个体的生平记忆及其陈述都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1]140。从这层意义上讲，对于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的挖掘保护就是在挽救文化遗产。

1.4 拓宽红旗渠精神传承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知识的获取已经不满足于电视、报纸、课堂讲授等传统媒介。对文化传播路径的不断探索有助于拓展传播视野、拓宽传承路径。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以图片、文字、声音、影像等形式存在，为红旗渠精神提供了一种新的传播范式。

2.1 生动性

不同于传统文本性的纸质档案、客观性的历史遗迹，口述历史档案建立在历史的客观性上，又夹杂着人的主观意识，可以实现从平铺直叙的客观叙述到附带情感的主观描述的转变。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就是从亲历者或见证者的视角回顾那段光辉历史，以个人记忆记录的形式，用一个个故事将红旗渠历史串联起来，编成红旗渠版的“故事会”。

2.2 稀缺性

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的稀缺性，首先表现在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人或者团队不多，成果主要集中在官方机构。其次就是可以定位采访对象的修渠人越来越少。从1960年动工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60多年，当年第一批参加修渠的民工，现在绝大多数都是80岁以上的耄耋老人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仍在世的修渠人不足万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珍贵的一手口述历史档案将会随着老人的逝世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3 见证性

口述历史档案是历史的再现，其主体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见证者。口述历史档案通过参与主体的口述，完成对历史的还原，弥补现有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白，从而让研究者更深入了解历史事件深层次的意义与启示，让普通大众能身临其境地认识历史事件本身。

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的挖掘保护及开发利用的工作主要以红旗渠干部学院为主体。2016年以来，红旗渠干部学院整合资源，建立队伍，把红旗渠口述历史采访作为重点工作推进，不断挖掘红旗渠修渠人信息资源，采集红旗渠修渠人个人记忆，在信息采集、整理保存、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由于红旗渠口述历史采访的工作起步较晚，在机制健全、信息采集、成果转化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3.1 档案挖掘方面

档案挖掘是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相关工作的基础。截至目前，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的挖掘工作开展已经7年时间，共计采访修渠人570余人，口述历史电子档案20T,形成文稿120余万字。

3.2 档案保护方面

口述历史档案有纸质化保存和电子化保存2种方式。纸质化保存主要是将受访人口述信息以特定语境和逻辑整理成稿，每篇文稿都会标注受访人信息、采访时间、采访地点以及文稿整理人信息，并由专人建档保存。电子化保存主要是口述历史采访工作专班人员建立工作台账、修渠人信息数据库，采访成果以图片、录音、录像的方式分类分批建库保存。

3.3 档案利用方面

只有让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活”起来，发挥其作用，才有生命力。当前，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成果的转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文稿整理。每次口述采访工作结束后，采访人会将受访人的口述信息，在一定的语境和逻辑下整理成稿，目前已有文稿120余万字。二是图书出版。当文稿编纂到一定程度，科研人员会将文稿分门别类整理汇编，目前已出版《寻访修渠人》。三是课堂转化。只有让口述历史以音像、演绎的方式走进课堂，才能让来自全国的党员干部身临其境地了解红旗渠修渠历史、感悟红旗渠精神的精髓。《对话·红旗渠》即是把修渠劳模、修渠人后代请进课堂，以互动式教学促进学员对红旗渠精神的融会贯通。

4.1 口述历史档案挖掘形势严峻

目前，口述历史档案挖掘形势严峻，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在世的修渠人信息尚未完全掌握，往往是在采访过程中得到其他修渠人信息，没有系统搜集整理。二是仍在世的修渠人因年事已高，记忆力大幅下降，对修渠经历不能清晰回忆。三是采集渠道单一。现阶段针对红旗渠口述历史的采访主要是官方独立采集，与社会机构或其他组织合作较少。

4.2 口述历史档案保护与利用机制不健全

在档案保护方面，口述历史档案保护与利用机制不健全。一是口述档案整理成文本性材料的不多，很多尚未规范编辑出版。二是数字化档案以硬盘储存，缺乏专业性、规范化的保管。三是档案保护资金投入力度不大，相关设备更新不及时。四是人才保障机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人才培养机制方面，长期从事口述历史采访的工作人员不稳定，新从事人员没有经过系统规范的培训，缺乏写稿、访谈经验，很多是在实践中学习成长，这导致一些采访工作质量偏低；
在人才激励方面，口述历史采访需要暂时脱离工作，全身心投入，且需要下乡工作，访谈结束需要撰稿，在经费激励上需要提高。

4.3 口述历史档案成果转化不足

虽然现在口述历史在图书出版、课程研发方面有了一些成果，但是从数量上看，当前对于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的转化还处于起步阶段，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还有很多创新方向和拓展空间，无论是量的积累还是质的保证都有待提升。

5.1 健全完善口述历史档案长效机制

一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对口述历史采访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包括文稿撰写、设备使用、采访流程的规范等，确保采访工作的有效衔接和开展；
加强对口述历史采访人员梯队的构建，实现技术保障人员、文稿撰写人员、现场访谈人员、综合协调人员以及设备使用人员的全覆盖[2]。

二要建立完善多部门协同机制。结合口述历史采访工作实际，建立与档案部门、宣传部门、地方乡镇的协同机制。地方乡镇可以协助收集修渠人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档案部门可以协助口述历史档案数据库的建立，宣传部门可以协助加强口述历史档案的宣传推广，三者实现人员互通、技术共建、信息共享。

三要建立健全后勤保障机制。采访需要的设备、车辆的有效保障是做好采访工作的硬件基础；
硬件基础保障外，还要注重软件奖励，加强口述历史采访的经费保障、提高口述历史采访的物质奖励，例如撰稿费用、下乡补助等，更好激发采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5.2 规范口述历史采访预期工作

任何一种采访，都要事先做好功课。口述历史采访，要做的功课更多。只有准备得扎实、充分，才能保证采访顺利进行且能保质保量。首先，采访人应熟悉红旗渠的历史，对红旗渠的修渠时间、修渠地点、修渠事件有一定的了解。情况允许的条件下，让受访人提前熟悉采访大纲，做适当的叙述准备。其次，受访人的选择。根据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抢救的急迫性，先选择年龄比较大、有代表性的修渠人作为采访对象，避免红旗渠精神在传承过程中出现断层。最后，建立相关资料信息分享制度。“在拥有专门的资料室或临时资料库的团队中，不能出现一人独霸某些资料而别人无法分享的情况。”[3]

5.3 加强口述历史档案的成果保存

在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保存管理中，首先应对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进行分类处理，并建立专题数据库。虽然红旗渠干部学院在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的保存上采用纸质化和电子化相结合的方式，并对口述历史档案采取了分门别类的保存，但由于缺乏分类标准和专题数据库开发，存在遗失和损毁的风险。因此，需要对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进行分类保存，并建立专题数据库以便转存和备份[4]。另外，对专题数据库进行结构性的数字化完善。专题数据库可以添加，相关链接、关键词搜索等，在此基础上，设置语义关联，以便提高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数据库的利用频率，发挥其独特价值。

5.4 丰富口述历史档案成果转化形式

推进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挖掘保护与开发利用，首在挖掘保护，要深度挖掘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内容，重在开发利用，对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的挖掘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这种文化遗产并且要更好地将这种精神文化传承下去。一要加强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的学术性研究。口述历史是一门专门的学科，有的学者称之为“公众史学”，顾名思义，就是一门更容易走进大众的学科门类。目前，学术界关于红旗渠口述历史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加强对红旗渠口述历史档案的学术性研究，不仅可以为红旗渠精神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促进红旗渠精神研究的学术繁荣，而且，更容易产生社会大众乐于接受的红旗渠精神学习模式，有助于红旗渠精神的传播、传承。二要加强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的技术性传播。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相关动态、音频视频、学术文章以及其他资源，增强传播的针对性、生动性、互动性，促进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推广。三要加强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的文化性传承。在课堂上增加红旗渠口述历史元素，丰富教学形式，完善课程体系。例如，红旗渠干部学院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党性教育的平台优势，不断创新互动性的课程，将在口述历史采访中的素材合理添加到课堂，让修渠人从生活走向荧屏，实现线下到线上的有效链接，提升党性教育的效果。

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记录了在以杨贵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10万林县群众战天斗地、引漳入林的恢宏历史，蕴藏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的文化力量，反映着“旧”林县到“新”林州的时代变迁。红旗渠非遗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挖掘保护及开发利用有利于构建修渠历史群体记忆库，丰富红旗渠精神研究素材，挽救红旗渠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宽红旗渠精神传承路径，对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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