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语言、思维和学术模式的同构

高永安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美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主张语言、思维和文化具有紧密联系[1]。语言影响着思维，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其思维方式受语言影响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个学说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有很多人反对。有人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十个概念范畴同希腊语中的语法范畴完全对应，进而设想，如果亚里士多德不是希腊人，不说希腊语言，那么他的逻辑体系将是另外一种面貌。[2]6有人则从语言共性的角度出发，认为语言的差异是表层的，深层规则都符合普遍语法，试图从根本上拆除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基础。[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即便语言不能决定思维，也会对思维产生重要影响[4]。中国学者陈保亚（2002）[5]、徐通锵（2004）[6]、朱晓农（2015）[7]、沈家煊（2017）[8]都用汉语事实支持这个假说，主张语言与思维关系密切。

以往学者的研究，其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我们现在择取几家：

1、语言和思维（逻辑）关系密切。

“逻辑学的产生与语言研究密不可分。” “逻辑与语言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 （王克喜，2018）[2]7

2、语言和思维都有不同类型。

语言有分析型、屈折型、黏着型、复综型。“世界有三大逻辑传统：中国的名辩、印度因明、西方逻辑。”（沈家煊，2017）[8]131

3、东西方的语言不同，导致范畴有差异。

“中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范畴观：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沈家煊，2017）[8]131

4、东西方的语言不同，导致判断有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语言是以系词为中心的语言。因而系词在他们的民族思维中也就成了进行判断的中心。”（王克喜，2018）[2]7

5、东西方的语言不同，导致思维过程有差异。

西方逻辑产生于西方的语言，东方的思维也受东方语言的限制。“《荀子》和《墨辩》对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有不少论述。其主要观点是：人是认识的主体，世界是可认知的；
运用思维，通过语言表达认识，字、句、章、篇——是语言形式；
名、辞、说、辩是逻辑形式；
名辩既是思维的过程，也是应用逻辑的过程；
语言是皮肤、肌肉，逻辑则是骨架。二者关系密切，互为表里。”（董志铁，2018）[9]12

6、汉语和中国式思维，是抑制我们没有产生科学的原因。（朱晓农，2015）[7]28

从以上表述可以发现，以前的研究：（1）从语言比较出发，关注东西差异；
（2）对语言的论述具体，对思维的论述概括；
（3）关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进而延伸到学术模式。本文试图把汉语、汉人的思维、汉人研究汉语的学术模式三者放在一起，展现其对应关系。

（一）汉语的特点

汉语的特点应该是汉语与其他语言不同的地方。沈家煊总结了前人有关汉语特点的偏颇看法[10]1-2：

1、“不少人发现英语的词序远不如汉语那么灵活。”

2、“在谈到汉语语法的特点的时候，有人一会儿说汉语的词序重要，一会儿又说汉语的句子组织灵活，忘记了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

3、“还有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观点，说汉语的语法靠“意合”，因此虚词不重要，可用可不用。”

4、“但是也有人说，汉语因为缺乏印欧语那样的形态，所以虚词显得特别重要。”

5、“英语注重时间性，汉语注重空间性，注重时间性的语言是动词型语言，注重空间性的语言是名词型语言。”

6、“说中国人注重综合，西方人注重分析。”

沈家煊认为上述观点都失于偏颇。他本着重视内部证据、证据要有系统性、要有类型学的视野的原则，认为汉语是重视名词的语言，英语是重视动词的语言。

把汉语和其他语言比，角度很多，不同之处也很多。汉语的主要特点应该体现在汉语跟汉民族思维方式、汉族学者学术模式的相通上。我们从汉语的基本单位和组合方式两方面来说。

汉语的基本单位就是以字为主要表象的词。词和词，组成句子，语言才进入应用之中。要说明汉语的特点，我们要首先比较一下其他语言。按照洪堡特的分类，汉语是孤立型语言，我们找形态丰富的屈折型语言英语、有标记的黏着型语言韩语作为代表来比较。

英语：

英语里的动词吃（have）有好几种变化形式，而汉语只有一个“吃”①“了”主要是一个词汇形式，不是专职语法形式。。

再看下一个例句：

请把我的书包给我。

Give me my schoolbag, please.

给 我 我的 书包 请

这里的我（me）、我的（my）在汉语里都是用“我”表示，“的”表示所有格。英语“书包（schoolbag）”前边一定要加“我的（my）”，也可以换成“你的（your）”“一个（a）”，汉语则不是必需的。英语用形态表达的，汉语都要用词汇来表达。相较而言，形态是共时储存着的，而词汇必须在句子中线性排列。

韩语的例子仅举一个：

아기 가 잔다。

婴儿 在睡觉。

韩语的体词아기（婴儿）不能直接作主语，要后接主格助词가。这个主语的标记，汉语是没有的。

可见，汉语相比于英语和韩语，其基本单位都很自由，没有性、数、格、时、态等形式表示①这里注重在汉语不用形态表达这些范畴，不涉及各种范畴的蕴涵关系问题。。汉语的单位都没有形式标记，所以可以用扩展法生成句子，如：

书

一本书

给我一本书

他给我一本书

昨天他给我一本书

这个例子中，“书”不用管是单数、双数、复数，“给”不用管人称、时态，其确定性都是在跟其他成分线性组合之后实现的。因此，看汉语的句子，看不见规则，只看见单位。如果是英语，在这个扩展中要面临几次选择：书：book、books；
给give、gives、gave、given。

再举一个古代汉语的例子：

《墨子·小取》：“问人之病，问人也；
恶人之病，非恶人也。人之鬼，非人也；
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
祭兄之鬼，乃祭兄也。”

例中同样的结构，却不能做同样的分析：

问人之病=问人

恶人之病=恶病

祭人之鬼=祭鬼

祭兄之鬼=祭兄

同一个结构“人之病”，由于前接“问”“恶”，两个“人之病”的关系就不同了。“病”在汉语里形式上保持不变，但实际是，“问人之病”，“病”是原因，“恶人之病”，病是对象。汉语对这些复杂的关系，并不作形式上的标记。同样，“祭”后边连接结构相同的“人之鬼”和“兄之鬼”，其宾语的选择也不一样。“人”是指人类。所祭之人，指死去的人，不能径直说祭人。“兄”是具体个体，既然祭他，一定是死去了。这种对宾语的选择，只能通过语义分析来完成，没有语法形式可以凭借。

“问人之病”“恶人之病”混淆了语义结构，但是对于汉人来说完全不会误解。由于没有用来区别的形态，而使句子出现歧义的例子很多。例如“鸡不吃了”，有“鸡不吃食了”“人不吃鸡了”两种解释。如果在有形态的语言里，这个句子就不会产生歧义。

汉语的语言单位具有离散性，词和词之间靠它的左邻右舍、前后组合等关系来实现其意义。这样一来，汉语就形成了固定的框架结构，句法方面形成了主语+谓语（+宾语）的框架，所有的词汇，不用变形，都可以进入这个框架，只是有一般性的运用和特殊的运用。一般性运用，如：

小王去北京。

特殊②这里说的“特殊”仅仅是相对于“一般”而言。汉语非施事话题结构的标记性很高，但我们注重于标记的有无。的运用，如：

鸡不吃了。

还有：

王冕在七岁上死了父亲。

与此相关，汉语语音结构也是这种类型，即汉语语音结构与语法结构同构。贺巍《汉语语法语音构造的相似性及其差别》探讨了汉语的这一内部关系：

汉语语法和语音的特点不同，但其隐含的构造规律十分相似。语法的核心句式是主语、谓语、宾语三个部分，主语在前，谓语宾语紧随其后。从北京话的语音构造来看，字音的声母和语法的主语相当，字音的韵母和语法的谓语相当。汉语的句式按谓语的性质分为体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四类。体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这三种句式不带宾语，和开尾韵的韵母相当。动词谓语句可以带宾语，和-i、-u 尾韵、-n 尾韵、-ng 尾韵的韵母相当。句式中的次动词，和-i-、-u-、-y-起头的韵母相当。北京话的二十二个声母和三十六个韵母，组合成的不同音节，和语法的多类句式相当。语法和语音构造的相互关系，对语法研究和方言语法调查有借鉴作用。作者深切地感到，语法好像是被一条语音的纽带串联起来似的。至少在客观上，有这种现象。[11]215

这个看法是理论总结，但主要是实践收获。在调查方言的时候，作音位归纳和作语法归纳往往采用相似的程序，给人相似的感受。这是由于它们都是在处理单位之间的线性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或许可以再分，但都是线性的，不是立体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的特点。

总结一下，汉语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呢？答案虽然很多，我们只选取最直观的特点，就是没有形态，重视基本单位之间的关系。这个特点，正好跟汉人的思维方式、汉语的传统研究方式具有相通之处。

（二）汉人的思维方式

研究东西方思维异同的文献很多，现在仅引几家：

1、中国思维是比附法

张东荪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跟西方思维不同，并且把传统思维方法叫做比附法。只是他认为这种方法不适合用来做学术研究。他说：“须知比较法不是比附法。因为比较法是研究法（method of investigation），而比附法是推论法（method of inference）。国人研究国学近来虽日见进步，然而我总嫌其多用比附法而少用比较法。”[12]

2、东西方思维差异是先天的

窦卫霖介绍了尼斯贝特《思维的地域性：东西方思维差异及其原因》一书，并指明其用实验方法探索东西方思维差异。作者认为，东西方确实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但是后天的培训可以改变这种差异。[13]

3、东西方的原始思维都是一样的

范明生认为，东西方的原始思维都是一样的，但其后的发展却大不相同，“西方蕴含在整体有机思维中的形式分析思维模式，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并长期占主导地位，中国始终是朴素的整体有机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印度则介于西方的形式分析思维模式和中国的整体思维模式之间。”[14]

我们认为，不管中国式思维是不是比附法，比附法是不是一种落后的方法，如果中国人的思维方法真具有某种特征，我们不去认识，而是回避不谈，那不是科学的态度。所以，下面我们根据上述汉语特点，比较一下汉人的思维是不是也有这种特点。

西方思维的典型方式是形式逻辑，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三个层级。

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概念之间有或包含、或对立的逻辑关系。例如，“马”和“白马”是种属关系，“马”是种概念，“白马”是属概念，“白马”是属于“马”的个体。

西方推理的典型形式是三段论。三段论的组成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例如：

教师都有知识（大前提），

老王是教师（小前提），

所以老王有知识（结论）。

三段论里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都是判断，组成判断的是一些概念。

中国古代的概念，在汉语里叫做名。《老子》就有：“名可名，非常名。”公孙龙子、墨子、荀子都讨论过名。公孙龙子是讨论名的权威，所以他干脆被称为名家。他的最重要的理论就是“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 ”

曰: “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
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 ”

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15]

白马非马，不是基于一般的空想，而是基于语言实践。在语言实践中，人们很难用到白马是马这样的判断，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判断是无意义的。但是，白马在与相邻概念“黄马、黑马”的对比中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跟白马在一个并列的集合里。“马”呢？它是跟驴、狗、猪在一个集合里的。换句话说，马是白马的上位概念，概念的上下级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而同级关系才有意义。

墨子不同意公孙龙子，《墨子·小取》中有这样几句话：“白马，马也；
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
乘骊马，乘马也。”[17]381因此墨子认为白马、骊马都等于马。墨子固然不错，但是这些话是不实用的。如果事先已经陈述“乘白马”，就不会有人问是不是“乘马”。相反，如果事先陈述是“乘马”，那么就可以追问是什么马？是白马吗？白马和马只是两个概念，并不会发生现实中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牵来一匹白马和一匹黑马，但是不会牵来一匹马和一匹白马。这说明，我们的思维里，平面思维是特征。在平面思维里，同一个平面上的各个事物之间有关系才有意义；
反过来说，一个事物是由它周围的事物定义的。

冯友兰认为中国人形成概念靠的是直觉。在确定一个概念时，人们首先看这个概念的周围是什么，把周围都认识清楚了，就可以认识这个概念了。这个认识也可以是“负”的，也就是把周围概念都排除了，就得到这个概念了。[16]说国人的思维靠直觉，这不太准确，因为直觉是直观感觉，不经过推理，而国人的思维是有推理的，只是其推理过程跟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同。如上所说，一个事物是被它周围的事物定义的，这就是一个推理过程，不是直觉。实际上，国人的推理一般是反过来的，即先确定一个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认识其周围的概念。形象地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推理过程被古人叫做“类”。《墨子·公输》说：“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17]445类，本来是指类别，但是“知类”是一个专有概念，指古代中国人的思维逻辑。

《礼记·学记》说：“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郑玄笺：“知类，知事类之比也。”[18]1521

《孟子·告子上》：“指不若人，则知恶之；
心不若人，则不知恶；
此之谓不知类也。”赵岐注：“类，事也。”[19]2752

《吕氏春秋·达郁》：“得其细，失其大，不知类耳。”高诱注：“类，事。”[20]706

所谓“九年知类通达”是古代学校教育中的高级要求。“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七年才“小成”，“知类通达”就是“大成”了。可见，“知类”并不是很基础的“直觉”，而是一种推理思维训练。郑玄对“知类”的解释是“事类之比”，这容易让人们误以为“类”就是类比的意思。《周易·坤》：“初六，履霜坚冰至。”[21]这是说，深秋看到了霜，就要想到更寒冷的、要结冰的冬季不远了。所以，“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
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这是对“类”的一次应用。“驯致其道”就不是类比了，而是一种推理。根据以上的例子，《礼记》“知类”和“通达”并提，“通达”指明情理，“知类”应该是指明事理。

《墨子》“义不杀少而杀众”是多少之辨，《吕氏春秋》“得其细，失其大”，是大小之别，都是用来说“知类”的，“知类”则能够明辨多寡，是指数理。《孟子》以“指”和“心”的比较来说明得失，也是在讲社会的道理。这些事都是通过比较来分析事物的数量和得失，可见“类”跟比较有关，有两相比较，有多相比较，都是用来达到对事物或者物理的认识。汉人所用的概念关系也是通过“知类”了解的。“类”是古代常用的认识方法，可以看出，它跟三段论大不相同。

汉人的概念是通过与周围的比较产生的，汉人的推理也与此相关，是通过推演概念和周围概念的关系得到的。所以，《吕氏春秋·察今》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20]681这段话形象地说出了汉人思维的“程序”，通过近、今、所见的，去认识远、古、所不见的事物。徐通锵（2004）[6]48把这种认识方法称为“两点论”是很有道理的。汉人“类”的认识方法，就是把要认识的事物，跟一个有共性的事物联系起来，再通过那个有联系的事物去认识新的事物。这种方法像比喻，所以冯友兰、徐通锵都把这种方法叫作比喻例证。但是，这种方法除了比喻之外，还有简单对比、类比、照葫芦画瓢等方式，所以，单用“比喻”的说法代表不了那么多。我们不妨借用“程式化”来概括它。徐通锵还把这种方式跟隐喻联系起来，隐喻也是一种认知方式。

总之，中西思维的不同，体现在基本概念、推理方式不同，对基本概念的看法也不同。这种思维的最集中代表是《易经》[21]。《易经》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为六十四卦的分配方案。这些分配关系互相之间不能定义彼此。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六十四卦，跟八卦、四象、两仪之间，不是互相定义的关系，而是一种种属关系：六十四卦里可以用八卦、四象、两仪的因素来解释，但是六十四卦的任何一卦，只能跟六十四卦里的其他卦有转换关系，而不能跟八卦等有转换关系。六十四卦就是古人对现实世界的分类，各卦之间互相定义、互相推演，跟世界上的事物进行程式比较，所以，六十四卦的推演，就是汉人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图1 中，从两仪到四象再到八卦、六十四卦，是一个单向的生成关系。但是在每一个小图内，各因素之间则是双向的相生关系。太极图中，阴阳虽是两极，却可以相生。相生的两极之外的部分，不是中间状态，而是规定两极不可立即走向对立面，而要缓慢演化。所以，阴变成阳，阳变成阴，不是径直变过去的，而是要从侧面渐次发展的。这两个侧面，就跟两极构成了四象。同样道理，四象之间也可以演变，就成了八卦，然后是六十四卦。

图1 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关系图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也不是模糊不清的关系。就八卦而论，乾卦、坤卦之间，是对立关系，它们的卦象完全相反，了无瓜葛：乾卦、坤卦，这就像西方的概念，外延、内涵都不同，但这不是八卦的本质。如果我们把八卦这样排列：

可以看出，兑卦 、离卦 、巽卦 更接近乾卦 ，都有两个阳爻。如果起卦的时候，关键的阴爻发生了变化，就成了乾卦，反之亦然。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各个对象都是独立的，但是互相之间又有转换关系，有相似关系。不清楚这些关系，就会错误地认为，这些概念都是互相包含的关系。其实不然。

张东荪说：“我对于中国人所用的名学姑妄名之曰‘相关律名学’（correlation logic）。或更冗长些，名之曰两元相关律名学（logic of correlative duality）。即这种名学注重于那些有无相生、高下相形、前后相随的方面。这种思想充分表现的是《周易》。……我们中国人的思法是不倚靠同一律的，而只取‘对待’的关系为出发点。这样思法显然是另外的一个系统。这样系统恐怕与中国的象形文字有关系，象形文字是只注重于象（详见下文）。所以中国人只讲象与象之间的互相关系，而不问象的背后的本体。”[22]42张东荪说的“有无相生、高下相形、前后相随”的“对待”关系，就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我们看周围，不看上下；
看具体，不看抽象；
不依靠同一律，随境而有变化。他说的“象”，就是作为人们认识对象的外界事物。但他说这个思维的特点是从汉字得来的，可能是本末倒置了，汉字正是这种思维的成果。

朱晓农研究过“中国式逻辑”，他把这种逻辑和汉语语法总结为三条原理：“汉语有同构、对比、适境三条基本语法原理。前两条是中国逻辑的同构和对比推演法的语言基础。中国人辩论时证明用同构推演法，反驳用对比推演法。适境原理是中国人的容错、适境、外因等民族心理和行事方式的语言—认知来源。”[23]1这三条原理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实际上都属于“知类”的认知方式。

（三）传统汉语研究的特点

汉人有自己的思维特点，汉语研究也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吕叔湘说：“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24]徐通锵接着说：“一种语言的语言理论就是该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用流行的语法理论标准来衡量，汉语的语法研究现在还没有独立的、自主的语法理论。”“ ‘跟着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与语法研究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难以根据语言的特点梳理语法研究的思路。” （徐通锵2004）[6]45由于无法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找到相应的汉语研究模式，所以我们暂且以传统小学的研究范式作为汉语研究模式。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称为小学。它有三个主要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学科的基本方法都是由近至远，触类旁通。下面我们分别讨论。

先说音韵学。音韵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汉末的反切。反切是一种注音方式，其形式是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音。例如：东，德红切。这里“东”是要注音的字，“德”“红”是注音字。“东”字的音是取“德”字的声母，加上“红”字的韵母和声调组合而成。即：

东dōng = 德dé + 红hóng

这种注音方法，出发点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个字，要由跟他相关的其他字来决定。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语言单位，要由它周围的环境决定。①有人说：“创造反切是受到梵语的影响的，由于汉语没有字母，当然只能用整字来作注音的工具。而且在反切产生之前，一直都是用一个字的同音字来给其注音。”这是不对的。首先，反切的产生主要是汉语自身发展的结果，梵语的影响只是外因，而且梵语仅仅促进了汉人分析字音的能力，并没有对反切的形成造成直接影响。反切产生之前用的直音、读若、读如等注音方式，都是把汉字作为整体来使用的，这正说明汉字音需要别的汉字音来定义。

反切产生之后，就有了韵书。三国时期李登的《声类》是最早的韵书。所谓韵书，就是以语音为纽带编辑的字典。它的编辑原理是：把读音相同的字搜集在一起，组成小韵。一些声母不同但是韵基相同的小韵，组成韵。然后，韵书把各种韵分门别类，按照相同的韵尾或声调，顺序排列，集而成书。可见，韵书的操作程序是从确定单个字音出发的，每个字音由它的另外两个同类来定位；
每个类也以相关的类来定位。这种做法，跟汉语重视基本单位之间关系、而不讲形态的特点一致，也跟国人的“知类”思维一致。

汉语的声韵配合表具有悠久的传统，最早的声韵配合表，是可能产生于五代时期的《韵镜》和《七音略》。此后这种研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形成了一股潮流，这种学问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等韵学。等韵学主要是把语音系统化，按照语音系统的声母、韵母、声调制作图表，根据声、韵、调的地位填入相应的音。反过来，读者可以通过一个字在图表里的位置来确定其读音。这就符合了国人的认识顺序：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些其他个体在其周围，来确定其语音；
要确定一个音，就要确定这个音的周围都是什么音，每一个音都是从横竖两个方向得到定义的，这相当于每一个音都有一个坐标。

图2中，页头排声母，竖排分四声，每声分四等，图内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例如，找到“劳”字，往上看，它对应的是“来”母，说明它的声母是l，再往左看，找到它对应的韵“豪”（áo），那么，“劳”的读音就是láo。“劳”被它的同一横行的同韵字“豪蒿䥝骚曹操糟”，同一竖行的同声母字“顟聊老了嫪尞落荦略”，从两个方向上规定了其读音。

图2 《切韵指掌图》[25]

其次说说文字学。传统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是把所有汉字归为“六书”。如果没有这种方法，汉字就是一盘散沙。这种方法至少在汉代已经产生，后来历代都有更迭，但总的思维模式都是把汉字用一根绳子串起来。“六书”说的集大成者和实践者是东汉时期的许慎，他的《说文解字》一书把9353 个汉字分成540 部，每一个部的第一个字就是部首，这个部内所有的字都用这个部首作为构字部件，而且意义上有密切联系。例如，《说文·句部》：“句，曲也。从口丩声。凡句之属皆从句。”“句”字的后边跟着的就是“句之属”，有“拘笱钩”三个字：

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声。

笱，曲竹捕鱼笱也。从竹从句，句亦声。

钩，曲也。从金从句，句亦声。[26]50

这三个字的字形里都有“句”，都有部首“句”所具有的“曲”的意思。

许冲《上说文表》：“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27]319这就是《说文解字》研究汉字的基本方法。“条”“理”是什么？《说文》：“条，小枝也。”[26]118“理，治玉也。”[26]12所谓“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指把属于同一个部首的字，一个一个联系起来；
把具有相同形状的字，排列在一起。所谓“杂而不越，据形系联”，是指把所有汉字都安排到特定的位置上，汉字虽多，但整齐有序，毫不凌乱。这样，我们要想找到一个字，就可以根据这个字的形体，按图索骥，顺藤摸瓜。

文字学的这些研究方法，都是从一个字旁及其他，一个字要在跟其他字的关系中才能够确定其地位和价值。这跟汉语基本单位需要一个个线性连接，原理是一样的。

最后说说训诂学。训诂学曾经被认为是小学里最没有系统性的学问，但是，在所有训诂学的研究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方法，都是综合分类的方法。

训诂学的训释方法有音训、义训、义界。音训的例子如：“政，正也。”这在今天的解释学看来，根本不是解释。政，即政治，指国家治理，百姓安居乐业，等；
正，只是一个形容词，两个词之间的词性不同，意义差别很大。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由于这两个字有共同的地方，属于可以运用“知类”的对象。义训、义界，虽然不像声训这样连音带义都照顾到，但是也都要找到同类的词，才能够联系起来。

训诂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有：以形说义、因声求义、据文证义、比较互证。

以形说义就是根据汉字的形体，去分析汉字的本义。反过来，汉字的本义必须跟形体建立联系，否则不可信。例如，“领”有带领、领子、脖子几个意思，由于其形符“页”是脑袋的意思，所以可以确定“领”的本义是脖子。

因声求义就是根据汉字的语音线索，探究其意义，多用来根据声音破通假、明同源。

据文证义即在文献的使用中去认识一个词的意义。

训诂学中的同源词研究有“右文说”，是典型的汉语思维。如：

钱：铁之小者；
浅，水之小者；
贱，财之小者。

这几个词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序列，但是他们不属于一个更高的概念。它们被说成“同状异所”“异状同所”的两个向度，组成网状结构。

六书理论、训释体例，都是确定一个单个的语言单位，然后寻找这个单位的同系列或同集合的其他单位，在与其他单位的关系中来确定这个单位的意义和性质。这跟国人的知类式认知方式、白马非马式确定概念的方法，一脉相承。也跟汉语的词形无变化、句法无标记的特点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国人的思维、汉语的特点、汉语研究的传统，具有天然的相似性。

以上我们讨论了汉语的单位是一个个不储存形态的词，按照线性连接成更大的语言单位——句子。汉语的思维单位是把世界分成一个个的表象单位“名”，然后通过“知类”的方式由近到远地去认识。传统的汉语是通过形音义的一个单位，触类旁通地连接到其周边单位，从而达到对语言的认识。这三者的推演方式是对应的，这种对应不是偶然的。

这种具有传统特色的推演方式，跟西方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不用证明的高级、低级的差异，也没有显而易见的优劣评价。

我国汉代进入第一个语言文字研究的高潮期。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只注重文字和词汇，对句法和篇章不太重视，所以《尔雅》《方言》《释名》都是词汇学、词源学著作，《说文解字》是字源学著作。我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著作，对语言的历史演变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直到明代（公元1368—1644 年）的陈第才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十六字箴言，确定语言有古今的演变。可见中西方的语言研究真是大异其趣。所以说，“正是由于西方语法的引进，才导致了西方逻辑的传入。”（王克喜2018）[2]7

要说一下的是，虽然思维、语言、语言研究具有基本相似的结构，但并不说明一种语言滋生什么样的逻辑，一种逻辑滋生什么样的语言研究，两者可以走完全一致的路线。正如世界上的语言被人们分成屈折型、分析型、黏着型、复综型，而人类的思维传统则被分为中国、印度、欧洲三种。“已有的两种范畴观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一种是‘离散范畴观’，一种是‘连续范畴观’。”（沈家煊2017）[8]132沈家煊认为离散范畴基本上在西方占据优势，连续范畴则在中国很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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