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飞,张 荣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相较扎根于物理学基础的传统空间理论、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空间论,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理论从实践立场出发展开社会空间视野,是在主体与客体实践关系中开展的具有多元性、差异性、价值性和现实性的当代空间社会学研究,可以在空间表象与内在结构的统一中更深刻地揭示当代社会不同层面的重大变迁[1]。从经典马克思的空间社会学研究开始,到列斐伏尔城市空间论的创立,再经过哈维、苏贾、戈特迪纳、卡斯特等人推进与演化,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研究从实体空间扩展到表象空间,从地方空间扩展到网络空间。进入21世纪,网络化时代实践活动的形式发生了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实践到当代的信息生产实践、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到当代的网络空间生产的转变,实践内涵的改变导致从这种新的实践关系中所看到的实践空间也改变了。在这样一种崭新的实践空间中,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关系命题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而展现在学术前沿,明确地提出和回答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差异性关系,这就是本文的落脚点或追求目标。
中国在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之后,衔接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开始在全国广泛开展。目前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地方政府和一些学者单纯强调数字化,而轻视了网络化。如果数字乡村建设的行动主体不能把数字技术同网络经营和网络交往统一起来,实现不了地方空间、数字空间和网络空间的统一,数字乡村建设有可能仅是在乡村地方空间中装备了一些数字设备,数字化发展或数字乡村建设则成为空谈。因此,在中国本土情境下,开展聚焦数字乡村的空间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互联网、元宇宙、ChatGPT等信息技术的交融汇聚为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以新农人短视频为代表的“乡村元宇宙”数字表象展现了乡村地方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互动关系[2],凝聚了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时代的显著空间差异表征,为探索我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差异性提供了可行途径。据此,应当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理论,透过新农人短视频考察中国数字乡村中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差异性关系,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从时间范畴到空间维度,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学术史演变主要历经了由地方空间物质生产实践转向网络空间交往实践,由新城市学派城市空间研究转向乡村空间社会学探索的发展脉络。
时间和空间是社会学研究中的2个重要范畴,19世纪40年代以来,空间维度成为人类历史发展阐释的一个主要的坐标体系[3]。空间社会学自诞生伊始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构成。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关键特色是秉持从实践出发的基本立场,运用辩证的、批判的方法原则,明确“社会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对社会生活中的空间现象或空间问题开展研究[1]。根据研究主题在不同时期的演变,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研究主要划分为马克思的经典空间论述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空间探讨。不同于工业生产、空间生产等有边界的地方空间中的物质生产实践,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关注无边界的网络空间中的交往实践,创新性地提出了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物质组织——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4]。流动空间逻辑的结构性支配根本地改变了地方空间的动态和意义[4]。根据卡斯特的描述,地方空间有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实体空间、在场空间等多种称谓,是其形式、功能与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界限内的地域,呈现出一个具有确定性、边界清晰性和稳定性的空间状态;流动空间是由电子交换的回路、节点与核心、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等3个层次的物质支持共同构成的,呈现出一个不确定性、边界模糊性和流动性的空间状态[4]。
在西方社会变迁中,列斐伏尔、哈维、苏贾、卡斯特等马克思主义者从乡村转向城市,面对城市改造或城市矛盾,开始从实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思考空间场景和空间生产,他们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看到的不仅是楼房和街道的拆迁重建,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社会空间、表象空间的权利、矛盾与重构,城市研究因而始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1]。然而,随着当代社会的逆城市化、城市郊区化现象不断出现,乡村在空间社会学中的学术地位重新获得重视。与传统的农村和城镇相比,数字乡村建设试点乡村的人际情感、交往方式和生活体验,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形式,其地方空间更广泛地受到中国网络社会的深刻影响,因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我国在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与空间的相关研究中,基本沿循列斐伏尔、哈维、苏贾、卡斯特、鲍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空间论立场进行理论拓展,主要关注“三化”实践与四重空间[5-6]、空间生产与空间联动[2,7]、空间不平等与城乡关系[8-10]、公共空间与空间重构[11-12]等有关研究议题。关于乡村社会中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关系问题,吴宗友等学者从空间张力与空间整合视角对数字网络空间与乡村地方空间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提出乡村数字化是“利用流动空间全面嵌入地方性空间从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场乡村建设行动”[13]。
综上所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空间领域,提出了信息城市中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逻辑冲突命题;国内学界尽管展开了数字乡村的系列空间探索,但对卡斯特所提出的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关系这一经典问题却较少进行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回应。在互联网、元宇宙、ChatGPT等多种信息技术不断涌现的当代社会,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他揭示的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差异性关系,仍然是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3]。因此,本文从马克思的感性实践立场出发,基于空间生产的“三位一体辩证法”理论框架展开辩证的矛盾分析,通过“李子柒”为代表的新农人短视频探讨数字乡村建设下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呈现的本质差异。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不仅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农村地区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而且以崭新的社会变迁和空间动态对传统的乡村社会空间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对于乡土中国而言,数字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新农人短视频的快速发展,消解了受限于传统乡村生产方式的地理区隔,实现了从地方空间转向网络空间的乡村数字化生产[14]。
十九大以来,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不断深入推进,国家顶层引领设计了一系列政策制度推进数字乡村建设[15]:从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16],到2023年《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夯实乡村数字化发展基础、强化粮食安全数字化保障、因地制宜发展智慧农业、创新发展乡村数字文化等任务[17];从以浙江省为中心的淘宝镇、淘宝村集镇,到河北、江苏、山东、湖南、广东等地纷纷增设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地方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18]。近年来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2022年底中国5G网络覆盖所有县城城区,实现“村村通宽带”“县县通5G”;农村电商继续保持乡村数字经济“领头羊”地位,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农业生产信息化率提升至25.4%,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服务的村级综合服务站点增至48.3万个[17]。
新农人短视频的迅速发展是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呈现形式。它以农民身份的自媒体从业者为主创者,是在网络社会发展浪潮中兴起的以反映乡村生活为主题的短视频类型。新农人短视频的兴起,一方面有赖于2020年8月抖音宣布推出“新农人计划”,扶持平台三农内容创作,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抖音上的农业技术万粉创作者年增长率达66.85%,农业种植、养殖、农业机械内容投稿量年增长率达50.4%,占比30.39%的“90后”成为农技创作者的主力军,2021—2022年通过抖音电商实现农资转化的创作者超过10万名[19];另一方面也缘于我国各类互联网应用持续发展,用户规模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分别达10.47亿人、10.44亿人和10.26亿人,分别占网民整体数量的97.0%、96.8%和95.1%,用户使用率分别为97.1%、96.8%和95.2%,在各类互联网应用中稳居前三[20]。
“李子柒”是抖音平台上一个知名的新农人短视频账户,网络粉丝规模近五千万人,获赞总数为2.2亿次,以“农村、农民、农业”为主题创作的短视频作品多达772个,其中《一年忙忙碌碌,为的就是谷物满仓的踏实感》《一株小麦,变化出扎根在每个人记忆力的味道》《金黄的季节,载满了收获的喜悦和玉米的香甜》等优秀作品均点赞百万次以上,生动描绘了中国乡俗、乡风、乡情的美好意象(1)资料来源:抖音“李子柒的主页”,https://www.douyin.com/user/MS4wLjABAAAAPCnTQLqza4Xqu-uO7KZHcKuILkO7RRz2 oapyOC04AQ0.。该抖音号的博主李子柒(原名李佳佳)以四川绵阳的乡土民俗、饮食、服饰文化为主题创作短视频,如三区三州扶贫助威行动中,李子柒将大凉山雷波土鸡蛋植入其原创视频,通过自身影响力提升其曝光量。因其所创视频激发了人们对中华传统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李子柒先后获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等党媒央媒的点赞,取得了“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推广大使”“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和首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标兵等荣誉称号(2)资料来源:抖音百科“李子柒”,https://shidian.baike.com/wikiid/7179089189789630523?is_douyin_baike=&anchor=doc_title_catalog_anchor.。
信息技术融化发展新时代,短视频创作成为李子柒等新农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式,给数字乡村的空间生产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新农人短视频不仅在网络社会中塑造了农民形象,还在表达农民声音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作品凝聚了新农人群体的智慧和创造力,成为串联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民的纽带。经由对新农人短视频的考察,不但可以清楚地明晰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核心位置,而且可以为关联性政策的出台提供有力的支持,推进释放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主体的巨大潜能。另一方面,新农人短视频既有利于激发农民自身的建设动力,也充实了乡村主题的短视频素材,这些作品生动地再现了乡村空间的面貌,承载着农耕地域文化与历史底蕴的深刻烙印。农民特别是“新农人”利用短视频媒介将农业、农村、农民的崭新社会表象传递至网络空间,同时借助短视频创作构成了乡村数字化空间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乡村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数字乡村建设中,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差异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议题,它牵涉到政策制定、跨界合作、资源配置和数字素养提升等多方面因素。深入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取得更多认知收益:第一,更精确的政策和规划,即了解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不同特征有助于政府和决策者更好地制定数字乡村建设政策和规划,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第二,促进跨界合作,即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促进不同领域的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应用和发展;第三,资源配置的优化,即认知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可以帮助乡土社会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确保数字乡村建设在网络与地方空间之间实现协同效应;第四,提升数字素养,即阐释这种差异可以帮助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使农民更好地利用网络空间的机遇,促进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总之,深刻认识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差异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思考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路和方案,同时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状况。
从广义上讲,网络空间与数字空间密不可分,但从狭义上看二者是有区别的。网络空间是人—人、人—物、物—物之间的互联空间,是主要展开主体之间关系的空间,而数字空间是人利用还原为数字的信息实现对对象的认识、利用和控制的空间,是主要展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空间,此处所使用的网络空间概念更侧重于狭义理解。不同于以往学者根据“线上线下空间关系”对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本文认为网络空间既包括线上的赛博空间,也包括网络化的线下空间,而地方空间不仅指向与互联网没有联系的线下空间,而且涉及网民所处或其活动所展开的线下空间[4]。澄明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引入空间领域,提出了社会空间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象空间的三位一体,空间的生产需要在这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中去把握[21]。另一方面,面对不平衡发展的中国数字乡村,重视差异性的“三位一体空间辩证法”获得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它将使人们更具体地认清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偏颇失误[1]。据此,数字乡村建设下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本质区别应当从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象空间3个维度加以考察。
要对空间生产做过程性、历史性的把握,空间实践应该作为一个起点[1]。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实践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一社会形态的位置与空间设置”[21]。在乡村数字化空间生产中,空间实践的差异表现为数字乡村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中的改变不同,以及空间位置和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不同。例如,李子柒的系列视频主要围绕美食、影像、声音3方面,将宁静、优美、富有人情味道的典型中国式田园生活展现出来。在美食方面,李子柒的视频主要选择的是四川特色美食——盐排骨汤锅、番茄牛腩、菜叶豆腐乳、红糖芋圆蛋、酱香大骨、盐焗土豆、豌豆凉粉和豌豆黄等,一道道地方菜肴通过互联网空间抓人味蕾、解人乡愁。在影像方面,李子柒选择呈现四川乡村景色,短视频中主要展示的是四川绵阳一个小山村景象。在《李子柒美食记》专题视频中,李子柒全方位展示大秧田村,云卷云舒、日出日落、小桥流水、大河远去;在声音方面,李子柒的视频以宁静的纯音乐为底色,营造乡村意象,李子柒最大可能保存农活劳作、食物制作、交谈的原声,锄头插进泥土的声音、切菜炖煮声、乡音萦绕声等,共同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乡土田园生活空间(3)资料来源:腾讯视频“李子柒美食记”,https://v.qq.com/x/cover/mzc0138prepzhvb.html.。
李子柒的短视频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展示了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在空间实践层面的差异:第一,空间关系改变。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网络空间,观众可以跨越物理距离,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互动和分享信息,打破了地理限制,形成了缺场空间之间的互通;观众可以与李子柒建立虚拟联系,参与她的生活并实时互动,形成了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之间的联动。相比之下,传统乡村地方空间中,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相对密切,居民之间互通较多,但通常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地方空间中的居民通常与远方的人建立有限的联系,这与网络空间中的联动不同。第二,空间位置的重新配置。网络空间中的边界通常模糊不清,李子柒的观众可以来自世界各地,这改变了传统地理边界的概念;地方空间中的边界通常比较明确,社区有清晰的界限,地理位置对人际关系有较大影响。第三,生产资源的重新分配。李子柒通过数字媒体平台向观众提供虚拟的内容,如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帖子,这些内容附加值高,有助于提升她的品牌知名度;观众可以通过互动、点赞和分享等方式为她提供支持,从而参与资源的重新分配。相对而言,传统地方空间的资源主要包括农田、自然资源和物质生产,资源配置较为物质和自然。
由此可知,在空间实践中,乡村网络空间中的空间关系改变是缺场空间—缺场空间横向互通、缺场空间—在场空间纵向联动,空间位置的重新配置是模糊边界的跨越,生产资源的重新分配是虚拟的产品附加值与品牌知名度;而乡村地方空间的空间关系改变是在场空间—在场空间横向互通、在场空间—缺场空间纵向联动,空间位置的重新分配是清晰边界的限定,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是物质的天然材料与加工产品。
空间生产引起了空间观念变迁,生成了各种复杂的空间表象[1]。列斐伏尔认为,空间表象是“与生产关系及这些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捆绑在一起,从而也与知识、符号、代码,以及种种‘台前的’关系捆绑在一起”,是构念的空间、秩序的空间、主导的空间[21]。在乡村数字化空间生产中,空间表象由客观的数字化生产生活关系形成的新空间秩序所呈现[7],其差异表现为村民面对网络或乡村地方空间存在、空间关系或空间变化而产生的形象的感性认识不同。例如,乡村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将农村生活搬进网络空间。从十里桃花泪点点的早春甜品桃胶到从铭刻在骨子里的传承蓝印花布,从最难割舍的家常滋味槐花饭到泥土里肆意生长的番茄,从烙锅上的缙云烧饼到黄豆酿造的手工酱油,从儿时记忆里的香酥撒子到童年念念不忘的炸虾条,从不浪费一滴糖的糖葫糖画到甜到心坎里的吉祥柿饼,从最是难忘的新榨菜籽油香到最难割舍的家常蒜香滋味,传统美食、田园风光、悠闲生活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内容生产使她的作品受到国内外网友的追捧(4)资料来源:腾讯视频“李子柒”,https://v.qq.com/x/cover/mzc00100up2l1nk/b3231ss4v5c.html.。李子柒等乡村新农人通过短视频创作,经由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互动,全面呈现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果[2]。
通过分析李子柒的短视频,可以看出数字乡村建设中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在空间表象层面存在着显著差异:第一,数字化乡村网络空间的表象。李子柒的短视频通过网络空间传播,他们是数字媒体的产物,通过高清摄影和视频编辑等技术手段,精美地呈现了乡村生活、传统手工艺、美食制作等内容。这些视频表现出了观众对于乡村空间存在、空间关系和空间变化的数字表象认识。观众通过屏幕感知乡村的美和文化,但这是间接性传递的经验,因为观众是通过数字媒体渠道来接触这些内容的,而不是亲身参与其中。第二,数字化乡村地方空间的表象。李子柒的视频通常在中国的乡村地方拍摄,展示了实际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色。这些视频试图传递直接性在场经验,观众能够看到真实的乡村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技艺。这种表象更接近于传统的集体表象认识或熟悉认同,因为观众可以亲身感受乡村的实际情境,与乡村生活产生更直接的联系。
由此可知,在空间表象中,数字化乡村网络空间呈现的是人们关于间接性传递经验中乡村空间存在、空间关系或空间变化的数字表象认识或网络认同;而数字化乡村地方空间则呈现的是人们关于直接性在场经验中乡村空间存在、空间关系或空间变化的传统集体表象认识或熟悉认同。
空间表象依据不同的位置又生成了差别万千的表象空间[1]。列斐伏尔看来,表象空间表现为“形形色色的象征体系,有时被编码,有时未被编码,与社会生活隐藏或秘密的方面相关联,也与艺术相关联”,是想象的空间、感性的空间、经验的空间[21]。在乡村数字化空间生产中,表象空间是指村民的数字化思维和发展意识,其差异表现为村民对网络空间或地方空间带给乡村生产与生活的未来图景不同[7,13]。例如,李子柒的系列视频着重重塑乡村田园式的场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景观意象,如菌子、水田、村庄全景、炊烟等,以及文化意象,如围炉吃饭、杀年猪、节日庆典等,在人们头脑中描绘了关于乡村的共同心理图景(5)资料来源:腾讯视频“李子柒的田园时光”,https://v.qq.com/x/cover/mzc001007l1 dczo.html.,代表性的景观意象与文化意象共造乡村田园式场景,在网络空间汇聚具有此类需求的短视频用户,形成具有特定情感的共同体。乡土网红通过创造的田园式场景,唤起短视频用户的内心渴求,他们将在观看乡土网红短视频所形成的空间中的情感需求转化成购买行动,通过在地方空间的消费推动乡土网红带货的经济收益。
在李子柒的短视频中,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在表象空间层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人际关系和亲密度。在网络空间中,李子柒的观众通常与她形成虚拟的联系,观众之间互不认识,与李子柒也仅建立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的虚拟联系,缺乏真实的人际亲密度;在地方空间中,李子柒通常展示她的家乡和家人,与观众分享日常生活,建立了观众与她以及她的家乡之间的亲密关系,强调了真实的人际亲密度。第二,技术依赖和操作难度。网络空间中数字乡村建设涉及高度依赖技术,观众需要使用智能设备来互动和参与,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技术技能,导致操作的复杂性;传统的乡村地方空间通常不依赖高度的数字技术,日常生活操作相对简单,观众可以轻松理解和参与。第三,风险和不确定性。在网络空间中,观众可能会面临信息泛滥、网络安全和虚假信息等风险,导致收益和损失波动,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传统地方空间通常更稳定,风险可控,社会和经济结构较为稳定,不太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第四,权力结构。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网络空间,观众通常可以通过互动和反馈来影响内容创作者的方向,这体现了一种分散的、由网民主导的权力结构;在地方空间中,决策和资源分配通常是由地方政府、社区领袖等精英主导的,观众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由此可知,在表象空间中,村民对网络空间认知而形成的是“人—人与人—物疏远的陌生关系、操作复杂与难以掌握的强技术依赖导向、收益波动与损失失控的风险不确定性、自下而上与网民主导的流动权力”的观念形态;而对乡村地方空间认知而形成的则是“人—人与人—物亲密的熟悉关系、操作简单与易以掌握的低技术依赖导向、收益稳定与损失可控的风险确定性、自上而下与精英主导的实体权力”的观念形态。
随着中国社会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化与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在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中的学术地位重新获得重视。因此,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对当代中国数字乡村建设下网络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差异性关系开展空间分析,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一方面,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确立的感性实践立场出发,遵循辩证的、批判的方法论原则,关注数字乡村建设背后的社会矛盾关系,挖掘新农人短视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如何塑造了新的社会实践和地方认同;另一方面,借鉴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建构的空间生产的“三位一体辩证法”框架,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社会空间的综合影响,剖析新农人短视频如何改变乡村地方空间的利用规划并塑造了新的网络社会空间。
研究发现:第一,在空间实践层面,数字乡村网络空间的空间关系改变是缺场与在场空间、缺场与缺场空间的联动互通,空间位置的重新配置是模糊边界的跨越,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虚拟的产品附加值与品牌知名度;而乡村地方空间的空间关系改变是在场与缺场空间、在场与在场空间的联动互通,空间位置的重新分配是清晰边界的限定,生产资源的重新分配是物质的天然材料与加工产品。第二,在空间表象层面,数字化乡村网络空间呈现的是人们关于间接性传递经验中乡村空间存在、空间关系或空间变化的网络认同或表象性认识;而数字化乡村地方空间则呈现的是人们关于直接性在场经验中乡村空间存在、空间关系或空间变化的熟悉认同或表象性认识。第三,在表象空间层面,农民对网络空间认知而形成的是关于陌生关系、强技术依赖导向、风险不确定性、流动权力的观念形态,而对乡村地方空间认知而形成的则是关于熟人关系、低技术依赖导向、风险确定性、实体权力的观念形态。
对比已有的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方面致力于沿循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的视野展开中国乡村空间关系问题的理论拓展,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论命题置于中国本土化情境中开展学术对话,真正建构植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应对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融合汇聚引起的崭新空间现象和空间问题,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论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视野进行批判分析和理论创新,从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发展时期的网络交往实践出发开展面向“时代前沿”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研究,推进开辟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卡斯特曾感叹,“除非在这两种空间形式之间刻意建造文化、政治与实质的桥梁,否则两种空间恐怕永远会失去交合的可能”[4]。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发展时代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象空间的差异化存在是经常性状态,也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如何回应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空间差异,有效弥合网络空间与乡村地方空间的差异关系,进一步实现网络空间与乡村地方空间的统一,应是当前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必须正视的重要议题。鉴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弥合数字乡村建设中空间差异的关键在于消弭数字乡村建设下在场交往与缺场交往的空间逻辑矛盾,既要积极吸纳脱域乡贤回流,也要大力支持异地生产联动,将流动的产品、职业和乡土在网络化电子平台上实现整合[22]。一方面,鼓励脱域乡贤回流,“筑巢”层面在乡村地区设立数字技能培训中心,引进先进的数字化课程和教育资源,建设数字化人才培训体系;“引凤”层面设立税收减免、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鼓励有经验的乡贤回流创业,促使乡贤将外部学习和工作经验与乡村建设相结合。另一方面,支持异地生产联动,“内功”上增加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率,利用5G推动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向农村延伸,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外功”上为乡村产品开设电商平台,打造乡村与城市、其他地区的供应链协同,将农村的优质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其次,弥合数字网络空间与乡村地方空间的差异关系也需要纾解数字乡村建设下熟悉认同与网络认同的空间逻辑冲突,不仅要改变人们对立的思维方式,也要落实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乡镇政府及其专家团队要广泛听取网民群体的意见观点。一方面,破除对立思维,调整思维方式层面开展组织研讨会、讲座等教育培训活动,帮助乡村居民理解并接受网络文化,并看到其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可能;文化认知整合层面鼓励乡村地方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如采用AR、VR技术在乡村景点增加互动体验,同时保留传统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调整政府职责与策略,在明确部门职责上应将乡村数字化建设纳入政府总体规划,鼓励并支持乡村创新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够将传统文化与网络技术相结合的项目;在广纳网民意见上创建反馈机制,倡导乡村政府充分利用网络开展问答、讨论等形式的咨询,积极听取网民群体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声音。
最后,实现网络空间与乡村地方空间的统一还需要调合数字乡村建设下精英主导权力与大众主导权力的空间逻辑对立,不但要顺应数字乡村的经验传递,而且要激活数字乡村的行动主体,充分调动广大乡村干部群众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一方面,强化乡村数字经验的分享,网络平台层面创建数字平台支持乡村与乡村、乡村与城市间分享其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其他地方提供宝贵的参考;地方活动层面开展研讨会、工作坊、培训课程等线下的交流活动,以便乡村之间能够相互学习,分享成功经验和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激发数字乡村参与者的活力,能力建设上通过培训增强乡村干部群众数字素养和对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理解,使其在数字转型中起到桥梁作用;调动积极性上通过数字平台允许乡村干部群众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进展进行反馈和评价,并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设置奖励机制,以此推进实现乡村地方空间与数字网络空间的有效整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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