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研究

赵 平，姜胜贤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阳 550025）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碎片化生产和中间品贸易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最为显著的特征，价值链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国生产不再局限于制造业，并向服务业快速发展。在双循环背景下，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面临着不确定性因素，中国采取了相应政策积极应对。因此，在双循环背景下有必要从中国服务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发进行研究，通过对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进行分解，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与本文研究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并且有大量文献考察的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与影响[1]。首先，在指标衡量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主流测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实际关税与关税上限的差值来表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如Pierce 等[2]和毛其淋[3]。其中，毛其淋[3]利用关税测量法测算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其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另一种则是根据新闻媒体中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词汇在特定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来进行测算，文本提取法最早是由Baker等[4]提出，后来，Handley 等[5-6]利用此原理将不确定指数应用到贸易领域测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其次，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影响方面，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刘美秀等[7]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技术复杂度为出发点，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出口规模促进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陈梦涛等[8]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激励企业研发创新。隋建利等[9]通过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家信心和进出口贸易之间关联关系，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企业家信心这一传导路径对企业进出口贸易产生负向的影响。

而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另一类文献则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研究，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戴翔等[10]以分工演进为切入点，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制度对一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具有积极作用。李丹等[11]基于贸易数字化视角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测度框架，并研究发现中国的制造业主要是通过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全球数字化分工体系，且在数字全球价值链位置中处于中游水平。刘子鹏等[12]指出一国的地理区位与行业生产规模是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重要因素，并且研究发现地理区位优势与生产规模扩张能够推动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的提升。

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13-15]，但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研究。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不能像制造业那样，用关税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现有文献未对其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行精准测度，相关研究有限。鉴于此，本文拟利用贸易风险敞口来对服务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行衡量，进一步对服务业进行细分，对其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算，并从其在前后向价值链参与的角度对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进一步研究。

2.1 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式（1）基准回归模型考察服务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

其中，GVCit为服务业行业i在第t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相关指标的统称，在进一步回归时将其划分为全球价值链地位（GVC_Po）、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GVC_PtF）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GVC_PtB）三部分，以此更全面衡量服务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TPUit则是服务业行业i在第t年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Controlsit则为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相关的控制变量，βj为待估参数，γi为时间固定效应，μt为个体固定效应，ξit为随机扰动项。

行业进出口水平的差异会导致行业的贸易风险敞口存在差异，可能会导致行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具有非线性关系，即门槛特征。因此，借鉴Hansen[16]的相关理论构建式（2）门槛模型：

其中，TRE为门槛变量，σ是待估的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

2.2 变量与数据

2.2.1 被解释变量

为更全面观察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选取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三个指标进行回归。

首先，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选取Wang等[17]定义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来进行衡量，其计算公式为式（3）：

式（3）中，PLv_GVCit与PLy_GVCit分别表示基于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的中国服务业行业生产长度。相比单一的上游度测度，采用上游度与下游度的比值来进行衡量，能够更准确地刻画行业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具体位置与变动情况，数值越大则该行业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其次，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参照Wang等[17]的分解方法，将其分解为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两个视角，定义如式（4）和式（5）：

其中，GVC_PtF为基于前向分解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VAsGVC和VAcGVC分别为生产简单和复杂产品的国内增加值，SVA为行业的总增加值。GVC_PtB为基于后向分解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FsGVC和FcGVC为进口的简单和复杂中间品所包含的附加值，FG为利用进口中间品加工生产的最终品价值。前向参与度反映了为全球提供中间品的能力，而后向参与度反映了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能够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进行一定的说明。

2.2.2 核心解释变量

因服务贸易无法用关税测算其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此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选取基于Huang 等[1]利用文本分析法所构建的不确定性指数，对其月度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并对其除以100，以得到年度不确定性指数。

为进一步描述服务业各行业出口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借鉴郭平等[18]在衡量细分行业面对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设定行业贸易风险敞口，本文对服务业行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做进一步处理，见式（6）和式（7）：

其中，TREit为行业i在t时期的出口贸易风险敞口，Exportit表示i行业t时期的总出口，Outputit为i行业t时期总产出，TotalTPU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it则表示服务业行业i在t时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选取Baker 等[4]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做上述处理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2.2.3 其他变量

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可能还受以下变量的影响：一是行业出口竞争力（RCA）。出口竞争力强的行业更易获得出口订单，对其在价值链的地位和参与度都有影响。采用基于增加值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来衡量。二是外商直接投资（FDI）。行业吸引外资规模越大，其带来的溢出效应越强，有利于带动产业升级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数据选择行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衡量。三是行业发展规模（indGDP），该指标用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出来的行业总产出来衡量。四是行业对华依赖度（IRE）。当进口国对华行业进口依赖度较高时，将会影响其进口选择。指标用两国行业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进口国行业贸易总额的比例来测量进口国对中国行业的贸易依赖程度。

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和可获得性，本文以2007—2021 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内容剔除数据缺失的行业，研究选取31个国家、9 个服务业细分行业（限于篇幅，31 个国家、9 个服务行业留存备索）。被解释变量中全球价值链相关数据以及行业发展规模和行业出口竞争力数据均来自于亚洲开发银行ADB MRIO2022 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UIBE 数据库。被解释变量中贸易风险敞口数据主要源自亚洲开发银行投入产出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于Huang 等[1]，科研投入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行业口径则是通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服务业行业与亚洲开发银行采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4.0）进行匹配。

3.1 基准回归

对模型1 进行基准回归，表1 展示了服务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参与度的实证结果。其中列（1）、列（3）和列（5）为仅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地位与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3）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列（5）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加入控制变量避免多重共线性后，结果依旧稳健。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这与郝晓等[14]的研究结果相似。行业面临的TPU上升会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对其后向参与则会有抑制作用，即该行业的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其向世界供给中间品的能力，减少对国外中间品的进口依赖。而正是服务行业面临的TPU上升对其价值链参与一正一负的影响，最终提高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表1 基准回归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对核心解释变量重新测算和替换

首先，将原本加权平均得到的年度不确定性指数替换为简单平均的年度STPU指数，表2 中列（1）、列（2）和列（3）结果与原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其次，借鉴Baker 等[4]同样基于新闻媒体相关词汇出现频数测算的月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对其与核心解释变量TPU做同样处理得到TPUbaker带入模型1 进行回归，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后向参与度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本文核心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2 稳健性检验

3.2.2 内生性检验

为解决由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差，借鉴侯德帅等[19]对工具变量的选取，本文将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工具变量引入到模型当中。表2 列（4）、列（5）和列（6）报告了采用2SLS 估计的结果，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3.3 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不同类型行业面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所有服务行业的贸易风险敞口取中位数作为分类标准，将服务业行业分为外向型行业和内向型行业两个样本，表3 为异质性回归结果。其中外向型行业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相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前向参与系数基本一致，而后向参与为正，说明当外向型行业在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时，更多偏向于风险喜好型，扩大对中间品的进出口提高生产能力，以谋求价值链地位攀升，扩大市场份额获取超额利润。而内向型行业与外向型行业相比，回归结果完全相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将会降低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地位。这可能是因为内向型行业消费市场多在国内，面对出口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属于风险厌恶型，会减少对中间品的进出口，将发展中心放到国内市场，减少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以降低面临的风险，这也导致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降低。

表3 异质性分析

通过对比外向型行业和内向型行业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外向型行业更偏向于风险喜好型，TPU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有正向作用，即面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提高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以谋求更高地位和超额利润。而内向型行业则正好相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减少其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3.4 门槛回归

为进一步明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行业价值链嵌入与贸易风险敞口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影响是否会因行业贸易风险敞口的不同而变化，本文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通过格栅搜索法抽样500 次得到全球价值链嵌入变量的门槛值，其中出口的贸易风险敞口作为门槛变量，在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和价值链前后向参与度的抽样检验中均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

根据表4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并非一直是线性的。首先，当贸易风险敞口对价值链地位的回归贸易风险敞口低于第一门槛值0.002 3 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正向影响。当贸易风险敞口大于第一门槛值0.002 3 小于第二门槛值0.009 时，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为负向影响。但当大于第二门槛值0.009 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转为正向。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行业的贸易风险敞口会使TPU对价值链地位产生“U”形门槛效应，说明只有当行业出口贸易规模比较小或者大于第二门槛值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才会对价值链地位产生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当行业出口规模较小，其可能为提高市场占有率，在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继续生产以扩大市场占有。当行业出口贸易风险敞口较大时，其出口规模较高存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更具有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占据更高的价值链地位。因此，只有在贸易风险敞口在相关阈值区间内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才会促进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

表4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其次，从贸易风险敞口对行业的前向参与回归结果来看，在TRE小于第一门槛值0.191 9 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产生负向影响，而大于第一门槛值后则相反，回归结果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征。说明只有当行业的贸易风险敞口达到一定的规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才能够显著提高行业的前向参与；
行业的贸易风险敞口在越过第一门槛后，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正向系数也在缩小。由此可见，只有当贸易风险敞口越过相关阈值，出口超过一定规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系数也会转变。贸易风险敞口大的行业TPU上升会促进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而贸易风险敞口小的行业TPU上升会阻碍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TPU上升可以促进服务业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间品的供应能力，减少对相关中间品的进口依赖，提高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中的主动性。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各行业贸易都面临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服务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倒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以提高竞争力，通过科研投入这一路径，增强行业出口能力，减少进口依赖，进而推动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并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第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的行业产生的影响不同，对开放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会有正向影响，但对于保守型行业则会减少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阻碍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第三，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不同会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价值链产生“U”形门槛效应，只有当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大于或小于相应的门槛值，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才会对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正向影响。结合以上结论，启示如下：

第一，尽管整体上服务业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正向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地位，但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也会带来负向影响，即对外开放水平较低的行业会受到负向影响。因此，中国应在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多边或双边贸易合作，在巩固和深耕原有服务贸易伙伴的同时，不断谋求新的合作伙伴，通过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加强信息互通，减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可能。

第二，切实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企业要主动加大科研投入，重视科技的力量，做到居安思危，努力实现产品升级，增强企业的贸易竞争能力，扩大企业规模，提高自身抵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

第三，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开放程度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应结合行业特征。比如，相对保守的行业更易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政府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争取做到贸易政策的透明性和平稳性，帮助企业扩大经济贸易规模，提高竞争能力，以扭转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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