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琼阳,吕薇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陕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行为健康重点研究中心,陕西省行为与认知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062)
同伴欺凌是指个体感受到的同伴在肢体、人际关系或语言上表现出的蓄意且重复性的攻击行为[1]。同伴欺凌是一种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环境因素[2]。感知生理症状作为身心健康状态的主观指标,是指个体感知到的一系列躯体化症状或者偏离健康的身体变化,如头痛、背痛、腹泻等不适感[3],这种广泛的躯体感受能够反映个体当前的主客观健康状况并预测未来的健康结果[4]。现有研究表明,受欺凌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健康状况不佳[5]以及胃痛、头痛、胸痛等身体症状[6-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同伴欺凌与感知生理症状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尽管现有研究已经探讨了同伴欺凌和青少年身心症状之间的关系,但对于这一关系的内在机制研究仍很有限。
同伴欺凌是一种会导致个体出现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障碍[10,11]的社会压力源。抑郁往往与悲伤、绝望等感受相关,而焦虑则以恐惧情绪为主,同时涉及担心、忧虑等感觉[12,13]。大量研究表明,同伴欺凌会增加儿童[14]和青少年[15,16]的抑郁和焦虑。最新的纵向研究也发现,同伴欺凌可以预测当下及多年后的抑郁和焦虑[17,18]。症状感知假说[19]认为,负性情绪与身体症状主诉有关。高负性情绪的人因为对疼痛更加敏感,可能会将正常身体感受视为身体病症或疼痛。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理论,发现抑郁和焦虑会增加个体的感知生理症状[20,21]。Herge 等人通过纵向研究发现,关系欺凌和声誉欺凌通过抑郁与青少年的身体症状间接相关,关系欺凌通过社交焦虑与青少年的身体症状间接相关[22]。另一项研究发现抑郁和焦虑平行中介了同伴欺凌和疼痛问题之间的关系[23]。尽管以往研究对抑郁和焦虑在同伴欺凌与部分身体症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但考虑到感知生理症状包括睡眠问题、疼痛、感冒、咳嗽等更为广泛的生理感受,同时考虑到抑郁和焦虑的高并发性[24]以及相对独立性[25],本研究将进一步深入探讨抑郁和焦虑在同伴欺凌与广泛性生理症状关系中的作用,并提出假设2:抑郁和焦虑在同伴欺凌与感知生理症状之间具有平行中介作用。
此外,心理弹性作为反映压力应对的重要个体差异变量[26,27],是指一种保护个体免受压力源的潜在负面影响并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28],包括积极的自我概念、自信、有效的问题解决能力[29]等,这些特征可以帮助个体成功应对负面的生活事件[30]。实证研究发现,较高的心理弹性可以减轻同伴欺凌对移民儿童、青少年的抑郁[31,32]以及女孩的社交焦虑[33]造成的影响。Ross 等人[34]发现,与低心理弹性的个体相比,经历早期童年逆境的高心理弹性个体,在成年后发生健康问题的概率更低。现有研究已证实心理弹性对同伴欺凌与身心健康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有关心理弹性在同伴欺凌影响感知生理症状的内在机制中具有怎样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心理弹性可能在同伴欺凌、抑郁、焦虑和感知生理症状的中介模型中起调节作用。
采用方便取样,在陕西安康招募737 名初中生参与本研究。4名学生的数据因信息不完整或笔迹模糊被剔除。最后的有效样本包括733 名学生,其中女生385 人(52.5%),男生348 人(47.5%),年龄12~14 岁(M=12.4,SD=0.5)。此前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可以通过自评量表来评估他们遭受同伴伤害的情况[32,35]。
1.2.1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Student, DBVS-S) 同伴欺凌采用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36]来测量。该量表包含12道题目,包括语言欺凌、身体欺凌、社会和关系欺凌维度,采用6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受同伴欺凌的程度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2.2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37]包含20 个题目,采用4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该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的信效度良好[38]。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2.3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焦虑自评量表[39]包括20 个题目,采用4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焦虑水平越高。该量表在中国被试群体中的信效度良好[4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1.2.4 Cohen-Hoberman 生理症状量表(Cohen-Hoberman Inventory of Physical Symptoms, CHIPS)采用Cohen-Hoberman生理症状量表[4]评估被试在过去两周受到的生理症状困扰。量表包括33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感知到的生理症状越严重。中文版Cohen-Hoberman 生理症状量表在中国被试群体中的信效度良好[41]。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1.2.5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RSCA)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42]包含27个题目,分为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5 个维度。该量表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弹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使用SPSS 21.0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 相关分析。其次,使用PROCESS v3.5 宏进行条件过程分析[43],探究抑郁和焦虑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44]。结果表明,21个因素的特征根大于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18.66%,低于40%的临界标准[45],说明本研究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同伴欺凌与感知生理症状、抑郁和焦虑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抑郁与焦虑和感知生理症状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焦虑与感知生理症状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感知生理症状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均值及相关分析结果
使用SPSS PROCESS 中的Model 59 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表2)。方程1表明,同伴欺凌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β=0.30,SE=0.03,t=8.75,95%CI=[0.24,0.37],P<0.001)。方程2表明,同伴欺凌显著正向预测焦虑水平(β=0.31,SE=0.04,t=8.38,95%CI=[0.24,0.38],P<0.001)。方程3表明,同伴欺凌、抑郁和焦虑显著正向预测感知生理症状(β=2.18,SE=0.44,t=4.98,95%CI=[1.32,3.04],P<0.001;
β=5.11,SE=0.53,t=9.69,95% CI=[4.08,6.15],P<0.001;
β=4.15,SE=0.47,t=8.83,95%CI=[3.23,5.07],P<0.001)。由以上结果可知,抑郁和焦虑在同伴欺凌与青少年感知生理症状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焦虑和心理弹性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感知身体症状(β=-1.86,SE=0.44,t=-4.26,95%CI=[-2.71,-1.00],P<0.001),说明焦虑与感知身体症状的关系受到心理弹性的调节。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究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简单斜率分析计算当心理弹性低于平均值1个标准差和高于平均值1 个标准差时,焦虑与感知生理症状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心理弹性较低的青少年中,焦虑与感知生理症状呈显著正相关(simple slope=6.01,t=9.90,P<0.001),在心理弹性较高的青少年中,焦虑与感知生理症状的显著正向关系变弱(simple slope=2.29,t=3.40,P<0.001)。
最后,采用Johnson-Neyman 技术来进一步探究条件间接效应的连续变化过程。可以发现,当心理弹性的值低于1.38 时,同伴欺凌通过焦虑对感知生理症状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而当心理弹性的值高于1.38 时,同伴欺凌通过焦虑对感知生理症状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心理弹性缓冲了焦虑对感知生理症状的正向预测作用。见图1。
图1 心理弹性对条件间接效应(同伴欺凌通过焦虑对感知生理症状的间接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了同伴欺凌与青少年感知生理症状的关系,以及抑郁和焦虑在这一关系中的平行中介作用,心理弹性在这一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同伴欺凌和感知生理症状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抑郁和焦虑在这一关系中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且高心理弹性可以缓冲焦虑和感知生理症状之间的关系。
与假设1 相一致,同伴欺凌与感知生理症状呈显著正相关。与此前的研究相似[6,7,9],这一结果表明,同伴欺凌是影响身体健康的一个风险因素,被欺凌的青少年更可能出现不适的身体感受。和其他形式的压力事件一样,同伴欺凌会增加压力荷尔蒙(如皮质醇)的分泌,从而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46,47],导致健康问题的增加。另一种解释是,感知生理症状是学生避免同伴欺凌的应对策略。学生通过表达身体上的不适感受让父母向学校请假来避免同伴欺凌的发生,并获得社会支持和老师家长的关注[48]。这一研究结果强调,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医生应该特别关注报告身体症状的青少年是否经历了同伴欺凌。
与既往研究相呼应[22,23],在青少年中,抑郁和焦虑分别中介同伴欺凌和感知生理症状之间的关系,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抑郁和焦虑这两种典型的消极情绪相对独立[25],均可作为同伴欺凌影响感知生理症状的内在机制。由同伴欺凌导致的羞耻感和绝望感被认为是抑郁的风险因素[49,50],同时,对同伴欺凌的持续高度警惕状态可能导致焦虑[34]。这一研究结果也支持了症状感知假说[19,51],即抑郁与对过去症状的夸大回忆相关,而焦虑与即时症状的夸大报告相关[20]。因此,同伴欺凌通过增加抑郁和焦虑的水平进而增加了感知生理症状。
本研究进一步扩展了已有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焦虑和感知生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这一结果部分支持假设3。焦虑和感知生理症状呈正相关,但这一关联在高心理弹性的青少年中减弱。此外,只有当心理弹性低于1.38时,同伴欺凌通过焦虑对感知生理症状的间接影响才是显著的。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34],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高心理弹性可以缓冲焦虑带来的感知生理症状。根据素质-压力模型,高心理弹性作为一种素质因子能减少青少年在消极环境中受到的影响[52],从而保持健康。与假设3不同的是,本研究没有在同伴欺凌与感知生理症状的直接效应和其他间接效应中发现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虽然以往研究认为心理弹性作为一个保护因素可以缓冲同伴欺凌产生的负面影响,但也有其他的研究结果发现,多种形式的欺凌会对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很弱或不存在[53,54]。
综上,本研究表明,同伴欺凌与青少年感知生理症状呈显著正相关,抑郁和焦虑在其中起平行中介作用,心理弹性缓冲了焦虑对感知身体症状的负面影响。本研究结果强调提高心理弹性和预防同伴欺凌的重要性,为家庭和学校教育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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