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思考

王冬丽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社会工程。按照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学者李普曼的看法,我们主观认知的真实和客观环境之间存在一个“拟态环境”,而这个拟态环境就是由媒介营造的,人们往往是对拟态环境而非客观环境作出反映。当今社会新媒体的泛在性要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要充分关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作用。

(一)新媒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平台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尤其要注重新媒体的力量。在新媒体的多元互动中,利用多元平台,才能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到实处。网络信息的发达拓宽了大众了解国情的方式,增加了公众表达民意的渠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想化的汇集空间。但另一方面,海量的信息中复杂、多元、极端化的信息也会影响公众的判断,对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带来不良影响,也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挑战。网络平台的开放性、虚拟性导致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弱化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自媒体推波助澜,裹挟舆论“带节奏”加大舆情处置难度;信息不对称折损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政府治理易陷入“塔西佗陷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网络空间发酵,线上线下极端情绪加速合流增加社会稳定风险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近几年来,网络空间滋生了各类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舆情,如涉外网络民族主义舆情、汉族网络民族主义舆情、地方民族主义网络舆情、民族分离主义网络舆情以及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热点问题,对相关舆情的传播走势、热点词频、观点分布、情绪分布做出分析与总结,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媒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

(二)新媒体语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联议题复杂多变,参与辩论的网络行动者政治立场和情感色彩呈光谱状

新媒体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典型的政治传播。这种政治传播中关涉多元主体。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传播,大多数情况下体现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新媒体语境中,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多元行动者,如官方媒体与主流媒体、自媒体、意见领袖、反对者、民粹主义者等。官方媒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渠道,具有权威性和正统性。但官方媒体只是媒体生态中的一种,其他种类媒体的作用不可忽视。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力,如习五一、儒家公羊学、弗虑弗为、梅新育、大汉之鹰、侯杨方、战争史研究WHS等。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习五一研究员的影响力深受政学媒体各界的关注。新媒体时代,除人类行动者之外的平台也成为建构社会生活的多元“主体”,是“非人类行动者”。微信、微博、客户端、APP等传播平台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是传播链条的延伸。这些“行动者”有不同的理念与行动思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网络中问题的思考既要考虑虚拟的网络环境中的技术手段、网络特性等问题,也要考虑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环境。唯有线上线下两个途径齐发力,线上及时发现,线下扎实治理,即尊重网络传播规律,保持互联互通的开放与宽容心态,利用好技术赋权,同时又超越技术,提升线下治理能力与发展能力,才有可能真正触及问题、解决问题。

以法治思维处理民族事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已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涉民族问题事件时有发生,若处理不慎,极易产生负面舆情。应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尤其要强调用“公民模式”取代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族群模式”,将涉民族负面舆情事件纳入法治处理轨道;兼顾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与保持社会公平,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是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中之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重视民族优惠政策和权利保障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强化各民族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避免少数民族形成单一的民族意识,而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意识的培养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1];文化领域,加大文化建设力度,以文化教育发展促进各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社会服务领域,推进各民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民族平等、巩固民族团结。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投入资源、人力,不可一刀切或是采用刻板的标准,片面要求整齐划一,或是出现不合理过度资源倾斜,而留下民族间不平等的舆论偏见;宣传引导方面,加强爱国主义主题宣传教育,凝聚并增强各民族人民的政治共识。摒弃“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叙事模式,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汉化”,需强化引导区分。要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使“中华民族”成为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力量之源;不断完善民族政策,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宣传。以社会关注较多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为例,近年来不少地方都进行了较大调整,但社会大众对进行了较大调整的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仍简单的概括为“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这种认知既有选择性认知偏差造成的,也有对改进效果的宣传不到位原因造成的。要重视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宣传,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一)建立对关涉民族议题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

舆情监测是舆情治理的关键一环。新媒体时代,建立对关涉民族议题的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非常重要。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舆情研究中发现:“经过对40个微博舆情事件的数据统计显示,一个社会性公共事件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的临界阈值是该条微博转发次数超过1万次或者其评论次数超过3000条,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可以。”[2](P17)对某些特殊议题进行监测是化解舆情啸聚的一个有效手段。鉴于舆情监测系统建立的复杂性与困难程度,不同政府平台之间的有效沟通、数据共享非常重要。这需要更高的政府主体突破条块限制与区域分隔,从区域或者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思考问题。对于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舆情能防范于萌芽,在其未形成气候前就通过撤销热搜、删除热帖、屏蔽关键词等技术手段给予有效阻断,使问题消弥于微时。但是,这种带有武断性的处理方式“对技术发展及运用的调节、引导和规制仅仅只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方式来引导技术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其更加符合政治发展的需求”[3]。

(二)精选有利于增强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议程设置,创造充满正能量的“拟态环境”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中的一种理论假说,很多传播学家赞同这一观点。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发现“在特定的一系列问题或论题中,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它们的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这两方面则相应地下降”[4]。议程设置理论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是,在经济一体化建设等方面挖掘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内容,如对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共同创造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书写,对中华民族各民族成员共历劫难、同仇敌忾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书写,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地位的书写,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下民族地区实现天翻地覆伟大变革的书写等,引导各民族群众了解交流交往交融的社会现实,拓展各民族群众加深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理解深度,加强各民族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拟态环境”。

(三)强调大众传播组织的“把关人”角色,提升从业人员的政治敏感性与民族理论水平

大众传播组织主要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报社、电影制片厂等组织。“任何大众传播组织都有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它们必须要为特定的利益服务。”[5](P161)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组织是信息“过滤器”,也是社会公器。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过程中,势必会有很多关涉民族议题的素材产生,选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素材是社会主义国家传播组织的职责所在。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如何宣传“一体”与“多元”,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华民族存在“具有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和被各个民族群体独立发展而解构的两种可能性”[6]。引导受众正确认知“多元”,但不应过分强调“多元”,应突出“一体”下的“多元”。类似问题对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政治敏感性与民族理论水平有一定要求,不能让关涉民族的议题成为“敏感话题”被避而不谈、束之高阁。对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素材要大张旗鼓的传播,对有损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要旗帜鲜明的反对。至于一些新闻媒体出于猎奇心理与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而做出关涉民族事宜的不实报道,会有损于族际关系整合、有损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如2015年某通讯社关于“云南最原始的傈僳族部落烟酒不离手”的报道引发抗议就是一个“生动的反例”。类似事件的发生需要大众传播组织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

(四)对受众进行区分、细分与定位,提升传播效果

受众是接受大众传播中的群众。在大众传播学的学科视域中,受众具有规模巨大、分散、异质、匿名、流动和无组织等特性,提升传播效果的一大策略是区分和细分受众,进行有针对性的定位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众传播也要求如此。比如根据受众的年龄、媒介使用习惯的不同,可以将受众分为两种类型:较依赖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中老年受众群体和较依赖新媒体的青年受众群体。中老年受众群体由于成长生活于报纸广播盛行的年代,看报纸听广播的形式和对具有语言特色的电视节目更受欢迎,所以将中华民族认同的媒介传播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艺术形式相融合,更有利于使中老年人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政治性的传播。一些地方媒体在区分、细分受众,对受众进行定位传播方面就有比较成功的做法。比如,西双版纳电视台创新的新闻报道形式——章哈新闻就是把政策法规和新闻消息用民歌编写出来,通过演唱的方式表情达意,增强节目的可看性和吸引力,使不识字的群众也可以了解国家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7]对移动互联网行为主体的90后人群,保护他们在一些网站中所表达的爱国热情,同时,又积极引导他们理性表达与包容思维则是关键所在。根据受众的文化传统而对特定区域内受众制作特定的节目也是对受众进行定位传播的表现。受众的民族、宗教和生活区域不同,其文化喜好、选择偏向会呈现出差异。素有“歌海”之誉的广西不但创办了享誉中外的“国际民歌艺术节”,又将民族与时尚相结合,依托广西电视台创办了“唱山歌”栏目,在吸引受众参与、传播民族文化、增进族际了解、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方面有很好效果。

(五) 把握传播规律,顺应受众心理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介是权力机构的喉舌,传播是单向度的,权力机构掌握着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与引导权。但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成为最大的变量,议程设置权利不再仅仅属于国家、政府、媒体机构,网民可以通过点击量、评论量、热搜等把“公众议程”变为“网民议程”。在媒介信息泛滥的当下,受众不再是无意识的与被动的。如何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要在把握传播规律与传播技巧上多琢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要适应形势,注重人文化、大众化、实体化,推进理念、手段、方法的创新”[8](P117)。

新媒体时代,把握传播规律有三个关系需要谨慎思考:其一,是“晓之以理”还是“动之以情”?传统的意识形态宣讲中,“晓之以理”似乎是不二法门。媒介及宣传机构多会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试图去说服公众。但是,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在传播方式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每个族群都可以基于自身的认知、立场与利益,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在自洽度、严谨性与逻辑性上似乎也是成立的。每个族群都有其立场、利益与逻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这种多元立场、利益与逻辑的自然体现,族群“不通约”的现象是网络社会中的常态。一般来说,当网络信息通过移动终端或者其它方式啸聚在用户眼前时,用户会调动其情绪、记忆、想像以及判断(包括专业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对网络热点信息进行处理。[9]但用户在对信息进行处理的时候,这几个信息处理因素并不是发挥等量作用。网络中的大多数用户通常会跳过专业判断与事实判断,直奔价值判断的主题,而在价值判断的时候,凭借的通常是情绪。“情绪是人们使用次数最多、速度最快的心理处理工具。”[9]在情绪主导时,理性表达势必变得稀缺。在涉及民族因素的网络舆情中,情绪宣泄现象比较突出。通常来说,事实判断本就困难,因为多元主体通常会把事实描述成多元的信息图层,公众在进行事实判断时一般很难全面掌握多元的信息源。而专业判断局限于“信息茧房”,很难“出圈”,公众多依据记忆与情绪进行价值判断,而记忆又难免受情绪的影响。在涉民族因素的网络舆情中,公众多会根据其民族身份及与民族身份有关的信息储备而产生事件的代入感,进而产生族群认同的情绪,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因而十分抢眼。类似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息传播时,要接受并遵循这一规律,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宣传效果。

其二,是“图文并茂”抑或是“视觉冲击”?当一些专家学者还在试图警惕人们并惋惜“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阅读被塑造为碎片化、娱乐化的浅阅读,慨叹文字成了图像的注脚才有“存在感”的时候,其实一种更具碾压意义的信息传播方式以雷霆万钧之势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即短视频。新媒体时代,短视频以其片断性呈现、多样化题材、符合注意力法则、内容生产便捷等特性一跃成为信息传播中的“新贵”。“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较2020年3月增长7633万,占网民整体的93.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较 2020年3月增长1.00亿,占网民整体的88.3%。”[10]短视频的流行带来了短视频成瘾的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用户对较长连续性事情关注困难、生活空洞化、人际关系障碍等,有媒体人士将一些短视频斥为“猪食”,网络中产生了一些关于短视频价值的讨论。本研究对短视频的价值不置评论,只是借此数据与现象呼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息传播中,“视觉冲击”的规律与客观现状不可忽略,顺应传播规律方能增强传播效果。

其三,相对于传统的、古板生硬的新闻传播方式,相对温和的传播策略尤其是柔性的政治传播更能够增强受众对象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综观互联网等新媒体有效传播的实例,可以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传播带来启示。首先,在传播方式上,不把观点当标语宣传,而是用各族群众生活中的实例去阐释观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17年春节特别节目《感恩的礼物》就引发很多民族团结的情感共鸣。其次,在传播主体上,要注重发挥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大众传播组织的作用。对于由少数民族成员宣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叙事、采用少数民族成员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对中华民族与中国归属感的传播组织,要多加鼓励。再者,在传播风格上,舍弃生硬的官方语言和措辞,使用各族群众中有高度认知性的语言,追求传播“入脑”“走心”。

(六) 加强对新媒体的使用和监管力度,促进多元媒介的融合

在当今这个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全媒体时代,借力新媒体与以新媒体为基础的媒体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顺势而为。为了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有效度,加强对新媒体的利用势在必行。第一,打造独具特色的微信公众号。借助微信公众号,推送民族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等,把软性的国族建构内容巧妙地置于其中。第二,扩大朋友圈中的榜样影响。微信朋友圈的传播是关系密切的社会群体,朋友圈成员的态度能较深刻影响传播效果。新疆在“发声亮剑”活动中,一些旗帜鲜明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文章通过朋友圈广泛传播,获得了多方点赞,有着非常好的传播效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8月28日,“喀什零距离”的公众号发布了一篇由南疆一位名叫玉苏甫·热西提《朋友,你不必专门为我找清真餐厅》的文章。该文章提出“伊斯兰教义规定的饮食习惯不能当作为维吾尔族的饮食习惯,因为维吾尔族中也有很多不信宗教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饮食习惯”。践行并主张不要“饮食习惯的禁制”中,不要刻意区分清真。这篇文章之后,陆续有类似文章被新浪、搜狐等转载,引起热议和赞同。第三,使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尽管新媒体建构了一个时代,但它并没有宣告传统媒体的消亡,或许淘汰的只是“获取媒体内容的工具”[11],报刊信息容量大、报道范围广、易于保存;广播便携且成本低;电视图文并茂,视觉冲击力强,通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多元融合,可以在国族建构与国家建构方面发挥作用。当然,传统媒体也要积极借鉴、主动学习、巧妙借力新媒体,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众传播的合力,有效建构中华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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