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萧红在困窘中经历过两次生育,又因战乱多地辗转,一生饱受疾病侵袭。对于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她虽以“特殊体质”(1)在香港,端木蕻良劝萧红重视自己的疾病,但萧红却坚称长期低烧是自己体质特殊所致,并无大碍。参见季红真:《萧红大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21页。开解,但也很清楚自己绝不算健康。她笔下的人物也多沾染疾病,或在惨淡的生活中呈现出种种残缺和病态。在与友人的交谈、与爱人的信札中,萧红亦屡次提及自己的疾痛。最为人熟知的,是她在写给萧军的信中以“病驴”自况:“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2)萧红:《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章海宁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该信背后二萧的情感纠葛固然是触发“健牛”与“病驴”之感的重要因素,但对萧红来说,“病驴”之感不仅是男女情感的外化,更是其一生写作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症候。
学界对于萧红创作中的疾病叙事,已经多有关注。对于萧红作品中与疾病相关的人物情节,有相当多的梳理,对于不同创作阶段中萧红本人的身体状况,亦有翔实的追溯和还原。这些考辨的细节,与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定位也息息相关。大体而言,对于萧红笔下的“疾病”,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将萧红视为左翼文学团体中的一员,将其疾病叙事视为一种国族创伤的隐喻,这种创伤撕裂了东北大地,也撕开了当时的整个中国,继而从中提炼出一种来自底层的抗争精神;另一种,则是从性别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入手,揭示萧红对性别和国族双重压迫的敏锐觉察,进而阐释鲁迅所言的“越轨的笔致”。这两种分析路径,虽以具体的疾痛书写为分析之始,但很快抽去疾病乃至治疗的具体细节,将疾病及其医治过程迅速抽象化、隐喻化,对“疾病”修辞的讨论遂停滞在创作技巧层面。
然而,萧红的“疾病”修辞,不只是进入某一抽象框架的铺垫。笔者认为,在对疾病的“喟叹”中,萧红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疾病”修辞法。而这种修辞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文字技巧,更是通过特定句式和修辞的变形,形成独有的修辞意义。笔者通过重新审视萧红笔下与“疾病”相关的文字,发现这些一度被忽视、被削减、被抽象化的“细枝末节”背后,恰恰隐藏着萧红创作的民俗资源、文学观念与殖民地经验。
“她像患着什么慢性病似的,身子瘦小得不能再瘦,抱个大西瓜累得可怜,脸儿发红,嘴唇却白。”(3)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章海宁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这句话来自萧红1933年初登文坛的一个短篇《太太与西瓜》,主要围绕太太小姐对待送礼的态度展开,带着练笔的性质。收礼的四小姐如此“弱不禁风”,连收一个西瓜都要受累。萧红使用“像患病一样”的语句极尽讽刺。这篇短文没有丰富的意涵,但是“像患病一样”的语句,作为萧红钟爱的一种修辞句式,经过不同的变形,反复出现在其之后的创作中。
在其小说《桥》中,一座桥隔断着保姆黄良子的生活,桥西是生活困苦的自家丈夫和孩子,桥东是不愁吃穿的雇主家。黄良子的孩子在争抢中将雇主家的孩子打伤,黄良子加倍训诫了自己的孩子,“她家好像生了病一样,静下去了,哑了,几乎门扇整日都没有开动,屋顶上也好像不曾冒烟”(4)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158页。,从此她再也没能过桥去看自己的孩子,直到自己的孩子因为寻找母亲讨要食物,意外坠桥而亡。在这篇左翼特征鲜明的小说中,萧红用拟人化的手法,使黄良子的家“生了病”,安静得不再发出一丝声响。小说有意留下了无言的“空白”,除了孩子的伤口,将贫苦之家中发生的其余训斥和责罚隐藏在了文字之外。在形容这种无奈的“安静”时,萧红再次联想到了疾病以及疾病带来的“静”和“哑”,预示着有口难辩的悲剧。在其散文《三个无聊人》中,穷极无聊的狭肩头人,到处搜罗凄惨的社会新闻,在民不聊生的年代,甚至连矿难都难以满足他猎奇的胃口,“这样大事能使他三两天反复着说,他的无聊像一种病症似的,又被这大事治住个三两天”(5)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章海宁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狭肩头人的“病症”与萧红后期创作的“马伯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漠然和无聊的精神病态呼应了抱不动西瓜的“瘦弱”小姐,也与鲁迅抨击的国民劣根性有明显的联系。
在萧红的作品中,疾病修辞可以是点缀其间的片段,也可以支撑起重要的情节乃至整个作品的架构。“像患病一样”的句式,从最浅层的句义上看,首先证明的是一种病态正在延续。既然“像”患病,那么以病态语词修饰的人或物,其实可能并未“患病”。萧红反复使用这样的修辞,正是将描绘的对象从常态化的存在中抽离出来,凸显其“异常”甚至“反常”的特质。《生死场》写到金枝意外怀孕时,第一次集中使用了“像患病一样”的修辞句式:
母亲在门外看着姑娘走,她没立刻转回去,她停住在门前许多时间,姑娘眼望着加入田间的人群,母亲回到屋中一边烧饭,一边叹气,她体内像染着什么病患似的(6)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216页。。
从女儿丢失的筐子,母亲已经隐约猜度到意外的发生,萧红用“体内像染着什么病患似的”形容母亲担心女儿重蹈他人覆辙。母亲显然并未患病,只对异常情况的觉察导致了“心病”。随着叙述视角的转移,“疾病”转移到了金枝身上。在柿子地里的金枝,无暇顾及旁人在地里偷瓜的闹剧,“好像患着传染病的小鸡一般,霎着眼睛蹲在柿秧下,她什么也没有理会,她逃出了眼前的世界”(7)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218页。。“像患病一样”的句式发生变形,先是突出得了传染病的小鸡,然后以病了的小鸡比喻头晕目眩的金枝在厄运面前的弱小无助。金枝的“反常”当然不是因为得病,而是因为未婚先孕带来了恐惧和焦虑。出门前母亲的“心病”以告诫的形式加在她身上,仿佛是某种宿命般的诅咒,压迫感让金枝想逃却无处可逃。“疾病”修辞还在继续,萧红为金枝的“传染病”找到了病因,“(她)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觉得里面有一块硬的地方,手按得紧些,硬的地方更明显”,异化的胎儿变成了痛苦的根源,那块“硬的地方”成为诸如“肿块”一样的病症。对于胎儿的恐惧像是对传染病一样,诱发了呕吐——“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索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8)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219页。。至此,萧红完成了一次“确诊”,但诊断的结果是“像患病一样”的怀孕,这显然是“异常”的怀孕。金枝确信怀孕的过程毫无孕育新生命的欣喜,而是充满了紧张和恐惧。她急切地想要纠正这种异常状态,希望成业能够顺利提亲,母亲却拒绝了媒人。绝望的金枝想和成业商量孩子的事,萧红加强了对金枝“病态”的渲染:
金枝的辫子毛毛着,脸是完全充了血。但是她患着病的现象,把她变成和纸人似的,像被风飘着似的出现房后的围墙。
你害病吗?倒是为什么呢?但是成业是乡村长大的孩子,他什么也不懂得问(9)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222-223页。。
散乱的头发,充血的脸颊,纸人般消瘦无力,的确是病人的形象。萧红没有继续使用“像……”,而是直接指认金枝此时就是在患病。成业察觉到金枝的病容,后者否认“害病”,并告诉他怀孕的事实,成业却依然在本能的驱使下想和金枝行男女之事。这对否认“害病”的金枝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成业的行为确认并加剧了她的“病情”。金枝的病态无法掩饰,母亲摸到女儿腹中的硬块以为她得了痨病。这和前文中“肿块”般的胎儿,确诊“传染病(痨病)”般确认怀孕的过程相互联系。至此,萧红的“像患病一样”的修辞完成了首尾呼应。
对于这些“疾病”书写,桑塔格提出的“疾病的隐喻”,是学界在分析相关文本时常借用的理论资源。桑塔格指出,一些疾病带来的文化歧视和道德压迫,正是因为人们习以为常的隐喻性思考,将疾病视为病人偏离社会常规后遭到的惩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桑塔格始终强调“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10)[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回到《生死场》的文本,金枝对怀孕的恐惧,正是传统道德伦理对于未婚先孕这种“越轨”行为的精神“责罚”,而萧红通过密集的“疾病”修辞将“怀孕”和即将到来的“生育”置换为“疾病”,与桑塔格反抗“疾病隐喻”的立场有所契合。但是从分析的方法论上,可以看到桑塔格“疾病的隐喻”和本文讨论的疾病修辞意义之间存在悖论。广义上的疾病修辞自有其价值,修辞的意义来自作者不同作品甚至同一作品中不同片段之间的互文关系。但本文讨论疾病修辞,并不是为了抽象化相关叙述,以抛却一种特定思维方式,而是为了深入具体描述,凸显出萧红文字表达中潜在的思维方式。不难发现,在萧红的疾病修辞中,经常用“像……”连接形形色色的喻体,以代替对本体实际情况的直接正面描绘,这些喻体又几乎都是染病的、肮脏的、丑陋的。
这就涉及“像患病一样”的修辞句式包含的第二个层面,即一种极为主观的分类法。萧红将对自己的情感投射在了反常或异常的描述对象中,并与这些对象产生极强的共情。在金枝公布自己的“病因”之前,成业和母亲对她身体状况的询问最终证明都是无效的“诊断”,前者直接忽视了金枝的诉说,后者则在已经有所猜疑的情况下仍然“误诊”金枝患了“痨病”,这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可悲的隔膜,也为之后月英的惨死作了铺垫。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月英,濒死时“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11)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234页。。金枝像患病的“小鸡”,月英则像患病的“猫儿”,折射出乡村女性的悲剧。“像患病一样”的修辞继而在金枝进城后再一次集中出现,她从“病鸡”变成了“病狗”,被忙碌又肮脏的城市吞没,“没有一个人理会破乱的金枝,她好像一个垃圾桶,好像一个病狗似的堆偎在那里”(12)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278页。。金枝变成了一堆无人理睬的“破烂”,一个不被城市接纳的异端,最后和其他娼妓一起挣扎在城市的最底层。“像患病一样”的修辞已经不再限于以动物喻人,而是开始以物喻人。萧红在描写妓女群像的时候,再次加深了人的“物化”——“墙的四周涂满了臭虫血,满墙拖长着黑色紫色的血点。一些污秽发酵的包袱围墙堆集着。这些多样的女人,好像每个患着病似的”(13)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279-280页。。患病似的女人,污秽发酵的包袱和之前的“垃圾桶”“病狗”一样,胡乱地堆积在角落,萧红通过“患病”将这些令人不适的意象勾连起来,而这些意象统摄在一起,成为第一次为娼的金枝生病一般的“羞恨”:“周大娘也一定知道金枝赚到钱了,因为每个新来的第一次‘赚钱’都是过分的羞恨。羞恨摧毁她,忽然患着传染病一般”(14)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285页。。此时的病因,已经不是简单的“肿块”或是“怀孕”,而是每个在战乱中城乡夹缝里艰难求存的底层女性必定会染上的“城市病”。小说中胡乱堆积的包袱和病狗般的人,更是源于萧红惨痛的个人经历。
1932年8月,萧红在极度痛苦中生下一名女婴,旋即送人。受困东兴顺旅馆,泛滥的洪水,怀孕生产的痛苦和被抛弃的绝望,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化为她纪实散文《弃儿》的基本要素。散文中的芹临近生产时疼痛难耐,男友蓓力叫来马车,将她送往医院。途中“芹十分无能地卧在车里,好像一个龃龉的包袱或是一个垃圾箱”(15)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第12页。。这肮脏的包袱、被人厌恶的垃圾箱,在《生死场》中再次出现。痛得打滚的芹、未婚先孕的金枝、不成人样的月英、堆积在角落的妓女,萧红一方面与这些人物产生强烈的共鸣,用“像患病一样”的句式突出她们和自己遭遇的压迫、束缚、遗弃和疼痛。在“疾病”修辞的影响下,这些人物的外貌、举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呈现出一种极富张力的怪诞感。如同林幸谦的分析,芹是“怪诞现实主义”的一个例证,是萧红在叙述中有意为之的“病体铭刻”(16)林幸谦:《萧红早期小说中的女体书写与隐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另一方面,在与这些“病人”产生认同时,萧红也产生了强烈的自我厌弃感。“疾病”修辞以“审丑”将“病人”的身体客体化,将秩序夹缝中的人等同于废弃物一般的存在。这也折射出萧红为自己破碎的女性身体寻找同类后,反而又产生了疏离。萧红从小缺乏母爱,她与父亲抗争乃至与全家决裂,在祖父去世后成了精神上也“无家可归”的人。萧红对亲密、安全又温暖的“母体”是陌生的,这是她文字中特有的精神症候。
萧红对“像患病一样”的状态进行反复渲染,却尽量避免对疾病进行直接“命名”。我们看到的是《生死场》中的“传染病”,《小林》中的“父亲”和《手》中的“她”永远在不停地咳嗽,《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卧床不起”,《呼兰河传》里冻裂的手指总是无法痊愈,《马伯乐》里倒地不起的车夫嘴边堆着白沫……对于疾病的指认虽是中西医兼具的环节,但是对于确诊和命名的审慎医学语言来自于西医的历史脉络。正如福柯所言,病理解剖学被发现之后,医学目视不再是“原始观察”,而是结合了“局部”与“整体”双重功能的认识过程,这种变化可以用医患对话的语法变化来概括——“你怎么不舒服”变成了“你哪儿不舒服”(17)[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对萧红来说,她从小看到的是东北文化浸染中的医治过程,带着巫医一体的民俗印记,这和立足于解剖学的西医话语有着十分显著的不同。着重“怎么不舒服”即疾病的症状,而不是“哪里不舒服”的病理分析,这种疾病认知也影响了萧红日后对于疾病的观察和书写。
萧红背井离乡,辗转各地,对医院并不陌生,甚至在病危时还坚持做了手术,但她对西医总是感到陌生。在第一次生育后,萧红一度因为肚痛难耐,不得不去免费的贫民医院。妇科治疗室中令人不快的回忆便留在了其散文《患病》中:
把我引到一个屏风后面,那里摆着一张很宽很高很短的台子,台子的两边还立了两支叉形的东西,叫我爬上这台子去,当时我可有些害怕了,爬上去做什么呢?莫非是要用刀割吗?
我坚决的不爬上去,于是那肥的外国女人先上去了,没有什么,并不动刀,换着次序我也被治疗了一回,经过这样的治疗并不用吃药,只在肚子上按了按……(18)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第213页。
萧红见到的陌生可怖的“台子”,是当时类似妇科检查椅的器械,可以看出当时她对西医治疗的大致步骤几乎没有概念,以为直接开始“治疗”了。而“用刀割”则反映出当时百姓对于西医手术最直观的印象,即“采生折割”的民间想象(19)“采生折割”原意为“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也”,与“杀人祭鬼”等民俗紧密相关,清代将其定性为“妖术伤身”的重罪。详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90页。。萧红后来得知,虽然检查的过程免费,但配药却是付费的,她便放弃了拿药。这段经历中,陌生的空间、陌生的语言、陌生的医疗过程,无一不带着异质性的外来元素,让她备感不安。
萧红笔下面对西医的国人也延续了这种“不安”。她在《呼兰河传》中提及牙医诊所的招牌,“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20)萧红:《萧红全集》 小说卷Ⅱ,章海宁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显得与小城的氛围格格不入。小城的人们依然习惯开中药治病,“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21)萧红:《萧红全集》 小说卷Ⅱ,第73页。。牙齿的医用模型立足于人体解剖学,将人体的一部分进行单独展示,试图帮助医生解答“哪里不舒服”,导向十分典型的西医目视。但是对于习惯解决“怎么不舒服”的东北小城居民来说,这个模型却“莫名其妙”,甚至让人感到害怕。模型背后的医疗步骤和医疗传统与小城居民习以为常的号脉、开方不同,陌生感导致了害怕。女牙医无奈转行做接生婆,融入了当地的生育文化。被放弃的突兀的牙齿模型,则标志着西医话语在东北小城“在地化”的艰难,同时烘托出相对闭塞、保守的生活环境,暗示人们对疾病及诊疗的集体无意识——牙痛开黄连,冻疮开膏药,解决疼痛(怎么不舒服)而不是解决牙齿和冻疮(哪里不舒服)。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呼兰河传》里吞噬一切、藏污纳垢的大泥坑出现了,疑似瘟猪肉的便宜猪肉也出现了,还有那些吵嚷着的街坊们。萧红将用民俗语汇在文本中“布置”一个祭祀仪式,完成这个仪式需要用到她之前铺垫的所有要素。
“团圆媳妇”即童养媳,本是极不人道的婚姻旧俗的产物,萧红在一开始就将这种风俗以人物名称的方式符号化,安置在自己笔下悲惨的小女孩形象上。小团圆媳妇成天笑呵呵的,却因为“太大方”“不像团圆媳妇”惹人非议,长期被老胡家打骂。不久跳大神的便出现了。跳大神的唱词通过“我”的模仿转述出来:“什么‘小灵花呀’,什么‘胡家让她去出马’……‘小灵花’就是小姑娘。‘胡家’就是胡仙。‘胡仙’就是狐狸精。‘出马’就是当跳大神的。”(22)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Ⅱ,第168页。
“小灵花”“胡家”“胡仙”“出马”作为小说中连续出现的民俗语汇,在文中构成一种特定的修辞。这些和跳大神风俗密切相关的词汇串成断断续续的唱词,以巫医传统代替了“检查”和“确诊”的关键环节。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我”模仿的唱词,紧跟着小团圆媳妇好不容易在冬天才止住的哭声。通过前文可知,跳大神是胡家确定小团圆媳妇不正常而采取的医治手段。唱词中的狐仙“胡家”和现实中的婆家胡家形成一种巧妙的双关,“胡家”要/不要小团圆媳妇“出马”来回拉扯,成了推动诊疗的主线。然而,大神跳了一整个冬天后,萧红写道:“把那小团圆媳妇就跳出毛病来了”(23)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Ⅱ,第168页。,在时间轴上与前文老胡家对小团圆媳妇的“诊断”形成了偏差。这隐含着“双重诊断”,即隐含作者依据还是儿童的叙述者“我”的观察,认为跳大神才是小团圆媳妇的病因,而老胡家坚持“胡家”要小团圆媳妇“出马”是病因。如果我们暂且搁置“双重诊断”的争议,那年冬天,小团圆媳妇是否真的得病也十分可疑,并且冬天过后“我”看到的小团圆媳妇精神尚可。而小说中并没有描述小团圆媳妇在冬天的疾病症状,应该出现症状的地方被民俗修辞加工的大神唱词取代,直接进入了“治疗”环节,病症遂成为一种悬置的“空白”,而萧红再一次回避了西医目视“哪儿不舒服”的审查。这也使读者进一步怀疑,小团圆媳妇是被大神唱词以及唱词背后的性别压迫文化造就的“病人”。
和西医的诊疗不同,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一开始并不在封闭的特殊空间中进行,病患及其家属可以共同参与对疾病的治疗和诊断,而后续治疗也可以在家中进行,这也就意味着医治过程中始终留存着家族的介入。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认为西医“委托制度”源于与“家庭空间”对峙的“宗教空间”,杨念群结合百姓青睐的招魂降魔的治疗仪式,进一步指出中西医疗空间的基本差异在于“治疗过程是在一个熟悉和公开环境下展示连续的技术动作,还是在一个陌生空间里的隐秘行为”(24)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对比萧红在妇产科就医的亲身经历,小团圆媳妇并不在“诊室”的“屏风”后面接受“未知”的治疗,而是在家庭空间(老胡家)所有熟人的“目视”中完成不同阶段的公开仪式。这场阻止“出马”的仪式,穿插着用民俗修辞打磨的民间信仰和传说,迥异于以妇科检查椅和牙齿模型为代表的西医诊疗叙事。
在大神和二神的锣鼓声中,“病人”被迫接受了花样繁多的疗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周三奶奶和杨老太太的偏方。周三奶奶依据鸡能够吓退鬼怪的民间信仰,用她曾祖母以“魂灵里的鸡”吓退胡仙的“真实故事”,证明吃鸡的效用。然而,面对听众两次重复的提问——“你看到了吗”,言之凿凿的真实性被消解了。提问者对故事真实性的冒犯,在根本上质疑了这个偏方的效用。周三奶奶气急败坏地坚称,“传话”也是真实有效的,讲述者的权威不容动摇。由此看出,对小团圆媳妇的治疗作为民间的宗教仪式,所有的步骤带有象征性,而药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象征性”的。对药方真实性的质疑,与仪式的象征体系格格不入。这种药方的“象征性”,在杨老太太猪肉加黄连的偏方里再次得到了印证。在小说一开始就出现的便宜的“瘟猪肉”“黄连”,以及“治不好也治不坏”的治疗思路,在杨老太太的偏方里得到了巧妙的呼应。便宜猪肉是很可疑的,但即便“药不对症”,即便可能是“瘟猪肉”,为了“治病”,都是无所谓的。也就是说,药方仅是完成仪式需要的一个道具,在文本层面上,是为了完成“诊疗”必备的叙事要素,而萧红擅长用民俗元素“装点”每一个药方,为“非理性”的药方加上合乎民间传说逻辑的“理性”,从而达到一种反讽的效果。接下来,经过疯厨子胡诌的中药方剂,云游真人的抽帖,滚烫的开水澡,以及最后的烧替身,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折磨死了。萧红原本夹带幽默和调侃的语句,渐渐变得辛辣和锋利起来。她用仪式、习俗和传说构成了以“治疗”为名的“盛会”,将这场集体无意识的杀人行为,衬托得“热闹非常”:“东家二姨,西家三姑,她说她有奇方,她说她有妙法。于是就又跳神赶鬼,看香,扶乩,老胡家闹得非常热闹”(25)《萧红全集》 小说卷Ⅱ,第190页。。
然而在这些“热闹”的狂欢背后,是无辜生命的惨死,而参与杀人者却都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并未意识到自己在“杀人”。在看似合乎道义的目的和实际的杀人行为之间,民俗修辞促成了“热闹”和“荒凉”两极间的文本张力。萧红明确写道,无论是跳大神、唱大戏、逛庙会、放河灯,还是舞狮子、舞龙灯、跑旱船,这些民俗是为了鬼神而不是为了活人,都是“祭鬼”用的(26)《萧红全集》小说卷Ⅱ,第116-120页。。换言之,小团圆媳妇的死本就不是一次“治疗”,不是所谓的“驱鬼”,而是一场“献祭”,即“祭鬼”。强加于小团圆媳妇身上的“邪祟”和“鬼魅”,恰恰就是参与这场“祭鬼”仪式的每一个人。一切都呼应了《呼兰河传》中反复诉说的,“我家是荒凉的”。如同那大神混合着鼓声的唱词,阴森悲凉,让人不寒而栗。
茅盾从《呼兰河传》中读出了一种“难以索解的寂寞”。一方面,他认为该小说“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同时指出《呼兰河传》的美“有点病态”(27)《萧红全集》小说卷Ⅱ,第258-259页。;另一方面,他认为萧红的“苦闷”和“寂寞”,完全在于无法走出“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脱离了“大天地”(28)《萧红全集》小说卷Ⅱ,第260页。。茅盾写下这些文字时,萧红早已逝去。他对萧红的惋惜,不仅是针对《呼兰河传》,更是针对萧红“感情富于理智”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而这又恰恰证明了萧红的“苦闷”和“寂寞”,她既被视为左翼作家,但又与现实主义的审美保持距离,遂难以寻得同声相应之人。
在与聂绀弩的对话中,萧红对现实主义“小说学”不以为然——“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29)萧红:《萧红全集》 诗歌戏剧书信卷,章海宁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她的创作总是出入于左翼文学框架,对其文字的评论也随之出现了多重阐释的“缝隙”。诚然,萧红的文字始终保持着对底层群众真切的关注,其左翼立场是十分鲜明的。早有学者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移民色彩浓厚,很早就接受了红色文化和革命文学的洗礼,滋养了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也为其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30)关于哈尔滨红色文化和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参见郭淑梅:《“红色之路”与哈尔滨左翼文学潮》,《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萧红的成长离不开东北殖民地经验的影响,她在日后多地辗转中也保持着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但是她对异域文化和殖民地经验的表述,与左翼同仁相比有其独特性。
短暂东渡日本期间,她反对弟弟张秀珂长住日本留学:
日本比我们中国还病态,还干枯,这里没有健康的灵魂,不是生活……一天到晚,连一点声音也听不到,所有的住宅都像空着,而且没有住人的样子。一天到晚歌声是没有的,哭声笑声也都没有。夜里从窗子往外看去,家屋就都黑了,灯光也都被关在板窗里面。日本人民的生活,真是可怜,只有工作,工作得和鬼一样,所以他们的生活完全是阴森的。(31)萧红:《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第159页。
此时的萧红刚到日本几个月,她对于日本文化及国民精神的考察和理解是较为表面的。但是孤独的海外生活、糟糕的身体状况,无意间激活了她的创作本能和最为擅长的疾病修辞法。这段文字描摹的依然是一种“患病的状态”。人生地不熟,加上与萧军正处在剧烈的情感冲突中,沉默压抑的日本生活诱发了萧红的各种疾病,也加重了她内心的寂寥之感。在萧红看来,一天到晚没有声响意味着“病态”,这和她同时期所作的《桥》形成呼应,即笔者在前文论及的“她家好像生了病一样,静下去了,哑了”。在如出一辙的修辞中,萧红将自己的疾病认知和情感创伤投射在了对日本“异常”“安静”的“病态”叙述中。由此可以看到萧红最具特色也最受争议的创作特色,即无论虚构还是纪实,强大的自我情感投射以及共情能力使她的文字趋于片段化、诗化,而语词和句法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形”,对疾病修辞来说,铺陈“病症”而不分析“病理”。换言之,萧红每一次的疾病书写,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都是一次反观诸己的“自况”。这正印证了茅盾所说的“感情富于理智”,也印证了胡风对《生死场》的批评——全篇像是“散漫的素描”,人物性格“不突出”,语法句法“太特别”(32)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302-303页。。正是这种“散漫”和“特别”的修辞,使萧红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越轨”的萧红,常以疾病修辞争取自己“小说学”的话语权。
在《生死场》中,在传染病愈演愈烈的时候,作为外来者的日本医生上场了。从他日本式的中国话来看,他显然是日本人,村民却认为他是“西洋人”,统称为“洋鬼子”,始终不认为他是真正的医生。接下来平儿接受打针治疗的描写十分怪异:
玻璃管从肚脐下一寸的地方插下,五寸长的玻璃管只有半段在肚皮外闪光。于是人们捉紧孩子,使他仰卧不得摇动。“鬼子”开始一个人提起冷水壶,另一个对准那个长长的橡皮管顶端的漏水器。看起来“鬼子”像修理一架机器。四面围观的人好像有叹气的,好像大家一起在缩肩膀。孩子只是作出“呀!呀”的短叫,很快一壶水灌完了!最后在滚涨的肚子上擦一点黄色药水,用小剪子剪一块白绵贴住破口。(33)萧红:《萧红全集》小说卷I,第261页。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这些治疗步骤显得十分可疑,也没有任何医学原理作为依据。但是萧红坚持这种灌水疗法的存在,并在1939年的散文《牙粉医病法》中,记录下与池田幸子在重庆的一次对话,主要还是围绕这段往事,并且补充了关于此事的更多细节,可与《生死场》中的相关片段互文。
平儿治病的原始资料来自萧红对夭亡弟弟的童年记忆。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在原配去世后即续弦,并把只有9个月的小儿子送给了四弟张廷会,仅过了数月,这孩子就染上鼠疫夭折了(34)张抗:《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孙延林主编,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对于弟弟是如何接受了外国医生的野蛮治疗,萧红仿佛历历在目。《牙粉医病法》中,池田幸子先是假装手腕上被刺了一个洞,日军在洞里吹气,把人吹胖了,并以此为笑话笑个不停。萧红虽然一开始也应和着笑,但是马上强调“我的弟弟就被吹过”,并将弟弟“被吹死”的具体过程讲了出来,和《生死场》中的描述大同小异。然而池田以为这是说笑,笑得更加不能自制。此时,萧红渐渐对这个疗法竟然真的存在感到奇怪起来。她想起鲁迅也曾质疑过这个片段,认为医学上没有这样的疗法,“既然这样说,我就更奇怪了,鲁迅先生研究过医学是真的,我的弟弟被冷水灌死了也是真的”(35)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第345页。。但是她依然继续补充着细节,提出那医生是天主教堂的英国医生,试图以西医角色的介入捍卫自己叙述的可靠性。然而,池田马上用日本侵略者在满洲进行的医学实验反驳这种疗法的有效性,“他们把中国人看成动物一样”,为了说服将信将疑的萧红,还讲起了军医父亲在满洲治病的日记,以及父亲朋友们的话做例证——“到中国去治病很不费事,因为中国人有很多的他们还没有吃过药,所以吃一点药无论什么病都治,给他们一点牙粉吃,头痛也好啦,肚子痛也好啦……”(36)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第345页。萧红认为牙粉医病法着实荒谬,池田又希望她相信日军在“变态心理”的作用下,甚至会吃人肉。随着这个“玩笑”的深入,池田从不相信灌水疗法的存在到急切地证明即便是外国医生的疗法也不可信,因为侵略者来到殖民地只是做医学实验而已。
比较两个文本可以发现,萧红执着于证明灌水疗法的真实性,以及鲁迅和池田幸子的质疑,乃至最后对自己被殖民经验的反思,其实正隐藏着不同“小说学”的博弈。无论是鲁迅还是池田,都将灌水疗法作为医学治疗手段来考察。他们对萧红的叙述感到奇怪,因为根据现代医学,灌水法不符合现代医理,所以这种疗法不会存在,认为萧红的叙述乃至回忆都不真实。鲁迅和池田试图从真实的疗法反推出真实的记忆,如果疗法不存在,那么记忆不真实。而萧红则是在真实的记忆中找到曾经存在过的疗法,记忆是真的,感受是真的,这种疗法也是真的。萧红加入外国医生的细节,看似为了说服池田疗法是真实的,其实是为了证明自己记忆的可靠性——这是外国医生亲自操刀的疗法,当然是存在过的。而池田正是抓住了“外国医生”的介入,不再和萧红讨论疗法的真实性,而是将谈话引向左翼文艺常用的反殖民叙事,继而以“医学实验”置换了“疗法”并加以批判。
萧红当然也关注到了殖民者的残酷。她的小说中除了怪异的医疗步骤和不可信赖的医生,更多写到了旁观者的反应:叹气的,缩肩的,随着孩子的短叫,痛苦和恐惧在治疗的现场弥漫开来。与病人和围观者强烈的情绪反应相比,治疗者冷酷无情,像是“修理一架机器”一样“治疗”病人,拟物的修辞和池田所说的“他们把中国人看成动物一样”异曲同工。萧红和池田从不同角度逼近殖民者铁蹄下的“非人”叙述,然而萧红的叙述由记忆还原,记忆又由感受组成,她将自己完全融入疾病的痛苦中,而不是通过旁人对话、日记等客观的记录来分析这些疾痛。在这次看似十分随意的谈话中,萧红不仅重新回顾了《生死场》中那个传染病的章节,也对自己借助“外国医生”证实记忆的想法进行了反思。在她看来,池田及其丈夫鹿地亘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池田揭示的日军暴行确有可信度,而自己搬出外国医生确实也有无意识中对“西方医学权威”的迷信。然而,对于池田将疾病记忆置换成反殖民叙事,萧红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关于日本兵吃人肉的事情,我也相信了。就像中国人相信外国医生比中国医生好一样”(37)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第67、346页。。她将根深蒂固的疾病经验和诊疗记忆与确认日军暴行联系在一起,以此“加固”双方的真实性。这是记忆和感受的延展和强化,而不是置换。
在萧红对疾病修辞的锤炼中,几乎处处可以看到那头孤独、瘦弱却又倔强挣扎的“病驴”。“病驴”意象出现在与萧军渐行渐远的信中,在某种程度上是萧红自己的精神画像。即便是萧军,也不能完全理解萧红的“挣扎”。老年的萧军承认,自己当时无法与萧红“同病相怜”,甚至在多年后依然认为,萧红在信中向自己诉说病痛是一种“无益”的行为,是身体和精神羸弱的体现。因此,他也无法理解萧红为何一度要留在日本:“她由一个病态的国度,又到了另外一个病态的国度,而她又是病态的,……因此我也曾几次催她回来,不必‘逞强’再待在那里了,但她却总在矛盾着”(38)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期。。
其实,萧红的“矛盾”,不只是回国与否,也不限于个人的情感波澜,也并非全是“逞强”。她作为“病态国度”的“病态子民”,同样观察到了邻国的“病态”,而这更是触发了她对于“疾病”的体认、感知和表达。她逃出父亲的家庭,走上文坛,穷其毕生寻找精神家园,“‘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39)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第234页。。“没有好”的状态,几乎伴随了她短暂的一生。她每次迁居,几乎都伴随着疾病和不适,与每一块土地的告别都承受着极大的身体疾痛和精神压力。她腹中的胎儿更是成为她的“病”,而颠沛流离中的生产经历,又加剧了其“被弃物”的自我指认。
萧红的疾病叙事,似在“凝视深渊”,不仅要以此“自况”,还要抵御来自“深渊”的引力。她以“像患病一样”的句式关联丑陋的病态意象,挖掘“审丑”的价值;以荒诞夸张的语言狂欢打造出文本中的“巫/医”仪式,揭示“热闹”背后的“荒凉”;以强大的文字共情能力延展疾病记忆,反思自己的反殖民经验。她作出的这些文学尝试,并非只为了“诉苦”,更是为了借疾病反观自己的人生轨迹,追问包括自己在内的“病国子民”的命运。鲁迅已经看到萧红尚不成熟的《生死场》中有“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更有“力透纸背”的笔力和心劲(40)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载《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而萧红也渐渐发现自己和鲁迅的不同——“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41)萧红:《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第258页。——她的疾病修辞隐藏着自己和几代人的困境和矛盾,她一直都在向自己、向世人,甚至向自己笔下的人物索解。这其中精神拷问的力度和强度,绝非精神羸弱之人所能承受。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重病的萧红从“红玻璃花筒”中看到曾经愉快的孩子一个个重复着母亲们“寂寞而无欢乐的道路”(42)《红玻璃的故事》系1941年底,萧红重病之时向骆宾基口述的小说。据骆宾基回忆,“口述者如独处一境,听者亦如身在炮声之外”,但随后几人藏身的酒店中弹,故事被迫中断。详见萧红:《红玻璃的故事》,载《萧红全集》小说卷Ⅲ,章海宁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她短暂超越了自己的病痛,在香港的隆隆炮声中向骆宾基娓娓道来,“如独处一境”。她窥破了几代人生命的奥秘,一个多月后撒手人寰。染病半生,芳华早逝,萧红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的“小说学”,只“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43)萧红于1942年1月19日晚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22日上午离世。详见章海宁,叶君:《萧红年谱》,载《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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