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内容、特点及启示

郑 刚，王瑾明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我国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文科教育更是得到重视和发扬，留下了许多佳话。

目前，学界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学生培养”“办学精神”“师生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本研究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文科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考察，探究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培养的特点和历史经验。

本研究一方面期待为深化西南联大研究、考察近代中国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提供新的视角；
另一方面也力图为当下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尤其是文科研究生教育，提供历史镜鉴与当代启示。

20 世纪30 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铁蹄所至，庐舍为墟，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研究生教育发展陷入困境。1937 年7月，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和不少知名教授应邀参加。17 日，梅贻琦校长从庐山电告清华校务会议成员，“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1]17。在此期间，日军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南开大学教学楼和师生宿舍，学校损失惨重。为了保护人才，积蓄民族未来的希望，三所学校与教育部磋商，决定西迁并组建长沙临时大学。8 月28 日，教育部批准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然而，随着南京的陷落和武汉的告急，三校继续内迁已成为定局。常委会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决定迁往昆明，理由是“一则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
再则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1]25。1938 年4 月2 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迁到云南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后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教育秩序的恢复提供了条件。1936 年7 月，西南联大第111次常务会议决定：“本校暂不举办研究院，由三校就现有教室设备并依分工合作原则酌行恢复研究所、部。”[2]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率先提上日程。早在同年6 月，《申报》就刊载了该所恢复招生的广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七七事变后，即行停顿，现定下年度起恢复工作。”[3]431清华大学的文科整体实力很强大，与北京大学文科不分伯仲。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率先恢复，使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大为震惊，于是他们抓紧时间筹备恢复招生。同年7 月，清华大学第二十四次校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恢复研究院所，会议通过了《关于续办研究院的决议》[4]75。随后，第二次评议会通过了续办文科研究所的计划。南开大学以经济学研究见长，未设文科研究所，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文科研究所。

学科门类众多，为什么优先恢复文科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国民政府需要凝聚起团结抗日的精神力量。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不断加强文化侵略，妄图破坏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进而达到消磨中国人抗战意志的目的。有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各类教育和科研机构继续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弘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其次，文科教育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学堂，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到现代学科的建立，文科教育始终是我国学校系统的重要教育内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抗战前即进行文科研究生培养的早期实践。1922 年，北京大学开办国学门以弘扬中华学术传统，这是我国国立大学开展文科研究生培养的最早实践。清华大学创办的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问、造就专门人才”[5]52为宗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5]53。北京大学的国学门和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在创办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西南联大实行严格的招考制度，通过实施导师制、建立课程体系、开展多样化的科研训练等途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又通过实施毕业考核、奖助学金等制度，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一）招考制度

研究生培养的第一步就是招考、选拔具有专业基础和研究潜力的学生。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对研究生的招考有着严格要求，报考者要经过层层选拔。但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具体实施上又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规定报考者必须经过两个考核程序。首先，要参加以论文为主的初审考核。“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者，必须于报名时呈缴论文，录取以论文为主要。”[3]457研究生王玉哲对此印象深刻，“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经审查合格，才有资格考试”[6]。1939 年7 月17 日，第一届研究生招考资格审查开始，报名者共27 人。文科研究所教授对报考者提交的论文进行了初步审查。7 月20 日，经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评审，杨志玖、马学良、逯钦立、周法高、汪篯等几位报考者的论文达到合格标准。其次，通过论文初审的学生还要参加笔试和口试。这一步着重考查学生的专业基础和学术能力。8 月5 日，研究生笔试举行，早上考专业课，考题以考生研究的内容为主。下午考英文，题型包括作文、汉译英两种。次日举行口试，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口试情形较严重，均各别举行，一人毕，更试一人”，问题“大都专门较深之说，能悉答者无一人”[7]。参加的导师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他们反复提出各种专业问题，以测试学生的专业水平和研究基础。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能够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大都有着良好的专业基础以及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志趣。所长傅斯年对此颇感自豪，称他们“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8]。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自1939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起，便坚持严格的招生程序和要求，以确保招收学生的质量。笔试内容分为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其中公共科目包括国文和英语（作文及翻译）；
专业科目根据学科专业要求来设置，主要测试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例如，中国文学部除考查“文字学声韵学”“中国文学史外”，在“诗经”和“楚辞”这两门科目中，学生可择一而试。学生成绩按照公共科目各15%、专门科目各23%进行折算。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将论文作为必要条件不同，清华大学研究生招考过程中，论文只是加分项，“考生如呈交论文，经审查准给分数者，其分数计入专门科目项下”[4]79。同时，学生总平均分达到60 以上者才会被录取。当年有7 名学生报考，经严格考核，该校文科研究所共录取4 名学生，分别是外国语文部的李赋宁，哲学部的徐孝通、王逊及张煜然。按照这种招生办法，1940 到1945 年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又相继招收了季镇淮、许渊冲、何兆武、王瑶等38 名研究生。

（二）培养方式

1. 实施导师制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南联大延聘了一批优秀学者担任研究生导师，他们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哈佛大学的硕士，也有未取得学位但游学多国的知名学者，如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等。这些专家学者通晓古今、学贯中西，对教学及研究有着独到见解。他们对研究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学术指导。据1939 年秋入所的研究生任继愈回忆，研究生都配有两位导师，本专业和外专业各一人，学中国传统学问的，要配一个专攻外国学术的导师，他的导师是汤用彤先生和贺麟先生，两位导师一中一西，帮助他制定了好些参考书[9]217-218。同年入学的研究生李赋宁回忆，导师吴元达先生指导他细读《莫里哀全集》，还让他读与莫同时代的剧作家作品，他每周交一份用法文写成的读书报告，老师会认真批改，两年的学习使他获得了很大的进步[10]。正是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逐步掌握了治学方法，取得了专业发展，为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建立课程体系

西南联大招收的研究生理论基础较为扎实，但是专业基础的学习仍然受到相当重视。西南联大教师开设了系列必修课和选修课供学生修习，各类课程结合学分制来施行。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要求学生至少修满24 学分。根据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学程一览》记载，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开设《方音研究》《词汇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世说新语〉及魏晋哲理文学》等系列课程，内容涉及语言研究、文学研究两大类，每门课程3—4学分不等，授课教师大都是陈寅恪、闻一多、王力等专业领域内的大家。有些课程需要研究生预先修习其他课程。例如，修习《佛教翻译文学之研究》须预修《佛教翻译文字》。可见，文科研究所对研究生的培养具有专业性、连贯性。北京大学对研究生课业的管理相对自由，高年级本科生可以选修研究生的课，研究生也可以选修本科各系的课程。对研究生的要求是，若要成为硕士学位候选人，第一年应修习十二学分以上的研究课程，第二年著作论文期，在指导教授的安排下酌减修习课程，但也要在六学分以上[11]1345。

总之，西南联大的课程以学分制为核心，将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目的是使研究生在已有知识水平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掌握更为全面、精深的专业知识。

3. 开展多途径的科研训练

在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始终受到重视，科研训练的途径也丰富多样，有实地考察、读书指导、研讨会、演讲会等系列学术活动，学生科研能力在学术活动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升。

实地考察是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生马学良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掌握了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1940 年，马学良“随同李方桂到云南省路南县圭山调查撒尼彝语”[12]，通过此次调查，马学良系统地学习了调查研究语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写作研究生论文《撒尼彝语研究》搜集了充实的材料，也为后来调查研究民族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外，还有一种外出调查工作是考察西北史地。当中央研究院组建西北考察团的时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也参与合作，向达教授任历史考古组组长，夏鼐先生任副组长，阎文儒先生任组员[13]。1944年，他们一同参加发掘敦煌、民勤、张掖、武威等古墓的活动，一直工作到1945 年10 月。这次考察和发掘活动有很多崭新的发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科研究所教师常对研究生进行读书指导，为学生能更好地开展研究打基础。陈寅恪告诫研究生王永兴只听课不读书是做不好学问的。他为王永兴学习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指定了许多必读书目，包括《三国志》《晋书》《唐会要》等典籍。那时，王永兴的书架上经常摆着这些书籍，整天都在宿舍读书。大量、深入地阅读典籍，尤其是熟读关键典籍，是联大教师对研究生的基本要求，也是王永兴日后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参加研讨会对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集思广益有重要作用。西南联大召开的研讨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课堂讨论会。例如，哲学部1944—1945 年度为研究生开设的心理讨论会，该课程为1 学分的必修课，全组教授参与讨论、授课，四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均被要求参加。另一种是课程之外由各式学会组织的学术讨论。西南联大曾有一个以“士大夫坐而论道，各抒己见”为宗旨的“十一学会”。该学会每两周聚会一次，每次轮流由其中一人（教授或学生）做学术报告。教授报告时，学生听；
学生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报告完成后，师生共同加以辩难讨论。教授勉励学生：“你们讲的，我们未曾研究过。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也可以做导师嘛。”[14]881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一批学者成长了起来。史学部研究生李埏多年后回忆起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感叹“真是如沐春风，令人不胜神往”[14]881。

鉴于学术讲座对研究生培养的价值，学校定期聘请校内外专家，围绕其研究专长和研究兴趣进行学术专题报告，并通过报纸等公布主讲人及讲座内容，吸引学生前来参加。例如，第八次学术演讲就有罗常培的《研究工作之性质》、闻一多的《什么是九歌》、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冯文潜的《美与丑》、冯承植的《德国文学史的派别和方法》等，可谓内容丰富，百花齐放。这些演讲会，既是教师对学生的传道授业，也是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对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大有帮助。

（三）保障机制

1. 完善的毕业考核制度

依据《硕士学位考试细则》的规定，研究生参加毕业考核需满足修业年限、学分及论文撰写的要求，西南联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毕业条件。首先，研究生的修业期限至少两年，兼半时助教者至少三年；
其次，研究生修业期间须就研究所或学院所开课程选习一定学分，完成各类课程学习；
最后，研究生要就个人研究范围与导师商定题目，撰写论文。研究生修业期满，论文完成，方能参加毕业考核。毕业考核先是毕业初试，初试通过后，才可进入论文考试。学生通过毕业考核后，由学校呈送教育部复核，复核通过即可授予硕士学位。

毕业初试采取口试的形式，在学生完成毕业论文以前举行。考试范围由各学部规定。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为例。文学组需考查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中国通史等科目，语言文字组不考中国文学史，但要考文字学与声韵学[4]85-86。考试采用委员制，委员除学部的教师外，还有从其他学部和校外各聘请的两人，主席由本部主任担任。考试时，由各委员口头提出问题，应试的研究生口头答复。考试完毕，各委员用不记名投票法决定学生是否及格。学生分数最终依照委员会全体委员投票的平均分数决定，分数以百分制计算，满60 分为及格，不及格者可以申请补考。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成果的集中展示，最能反映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西南联大的论文考试最迟于毕业一个月前举行。欲应论文考试者，须于考试前两个星期，呈报教务处，同时交入誊正的论文两份，然后由其导师为主席组成考试委员会。例如，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施子愉毕业论文考试于1946 年4 月18 日下午在清华大学办事处举行，论文题目为《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考试委员除本校中国文学系教授外，还聘请了罗膺中、游泽承、冯芝生、雷伯伦等四位先生[4]114。考试委员针对学生的论文内容提出问题，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情况作出回答。学生最终成绩的判定与毕业初试一致，都是由出席委员所给的平均分数决定。若学生毕业初试与论文考试均在60分以上，始认为及格。学校将结果呈送教育部，“经教育部复核无异者，由大学或独立学院授予硕士学位”[15]。可见，从论文撰写、毕业初试到论文答辩，西南联大建立了一套较规范的毕业考核制度。

2. 健全的奖助学金制度

艰苦的抗战环境下，经济凋敝，物价上涨，研究生教育的实施面临着巨大困难。为缓解学生的就学压力，西南联大实施“研究院学生学费暂免”规定。此外，西南联大还为成绩及格的研究生提供津贴或补助，以减轻研究生的生活负担。1940 年，三校联合发布的招生简章提到，成绩及格的研究生申请津贴，“此项津贴每年每名六百元，按月发给”[3]446。

随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到1941 年此项津贴提高为“每年每名壹仟贰佰元”[3]453。1942 年，津贴又翻了一倍，变成“每年每名二千四百元，分月发给。并得请领补助膳食贷金”[3]458。

除了津贴补助，西南联大还坚持为优秀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以作激励。1939 年9 月，学校曾就“研究生奖金应否发给案”进行决议，最终确定“应发给研究生奖学金”。凡是研究院学生成绩优异者，可于年终给予甲种（成绩均达80 分）或乙种奖金（成绩均达75 分）。1942 年之前，“甲种叁佰元，乙种壹佰伍拾元”[3]454。随着物价的上涨，研究生生活成本升高，1942 年以后，奖学金升至“甲种六百元，乙种三百元”[3]458。1940 年，清华大学第34 次校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研究生奖学金的决议，确定文科研究所李赋宁、张遂五、章煜然、吴乾就得甲种奖学金，吴景荣、徐孝通、王逊（与徐孝通合得乙种奖金）、王栻得乙种奖学金。

在战时经济吃紧的情况下，学校还能为有志于学、成绩优良的学生提供奖助学金，以保障研究生能顺利完成学业，可见学校对研究生的关怀。

从严格的招考制度到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再到相对完善的培养质量保障机制，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培养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严进严出，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导学关系和谐融洽。

（一）招考与毕业考核：严进严出

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对学生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但研究生招考依旧坚持严格要求，将学术水平作为研究生录取的第一原则。1939 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信息后，陆续收到各地学生的报考材料，截至7 月17 日研究生资格审查开始，共有27 人报名。经过笔试、面试的层层选拔，最终只录取了王明、任继愈等10 人。

当然，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招录看重质量，虽然各项规定很严格，但实际操作中也具有灵活性。以1941 年报考的王利器为例。王利器参加考试时，考期已过，但是因为他提交的论文成绩优秀，文科研究所仍然给了他补考的机会。傅斯年通知他说：“你早就取了，就是不来，也要录取的，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16]可见，西南联大研究生招考注重的是对研究生学术能力的考核，并没有拘泥于形式。

即使进入了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要顺利毕业也极为不易。除了前部分提到的毕业考核，西南联大研究生的过程性考核也相当严格，如不能达到考核要求，将面临警告或退学。清华大学研究院明确规定，“研究院学生之学年平均成绩不及六十五分者，即令其退学”[17]。北京大学也规定，如果入学后一学期内没有成绩报告，或者指导教授认为他的成绩达不到及格，“得有指导教授报告院长，由院务会议决定，或予以警告，或令其退学”[18]。可见，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毕业的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佼佼者，也正因为如此，文科研究所得到了人才培养质量高的赞誉。

（二）培养方式：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研究生培养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西南联大教师为研究生开设的系列课程立足学术前沿，课程内容往往是最新研究成果，这对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大有裨益。同时，文科研究所响应教育部“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19]的号召，在研究生培养上贯彻“通专结合”的教育思想。在课程设置上，文科研究所以学分制为核心，将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必修课使学生在已有知识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起较为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
选修课则使学生了解研究方向之外的知识内容，开阔学术视野。课堂讲授之外，文科研究所通过组织实地考察、学术研讨、学术演讲等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教给学生治学的方法，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为学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生的学科专业知识得到了巩固，科研能力得到了培养，人才培养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三）导学关系：和谐融洽

在战乱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西南联大师生生活空间很小，这为导生朝夕相处创造了绝佳的条件。据哲学部研究生任继愈回忆，“研究生与北大几位导师教授同住在一个宿舍（靛花巷），又在同一个餐厅开伙食，因为房间小，分在两处用餐。师生们朝夕相处谈学问，也谈生活，议论政治，也随时讲些历史掌故”[9]62。在这样的交往和接触中，西南联大师生建立起了和谐融洽的导学关系。根据《研究所1941 年度第二学期概况报告简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有导师13 人（包括专任研究所部教授者、大学部教授兼任者、他校教员及其他职员兼任者），研究生17 人；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共有导师24 人（包括专任研究所部教授者、大学部教授兼任者、他校教员及其他职员兼任者），研究生10 人[3]530-532。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共有导师37 人，研究生27 人，师生比为1.37:1。突出的师生比为导师指导研究生提供了方便。历史学部研究生欧阳琛在怀念郑天挺对他的指导时曾说，“每遇疑难，趋前求教，都得到毅老的热情与耐心的指导”[20]。正是在这样和谐融洽的导学关系下，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培养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西南联大八年，文科研究所共招收研究生86 人（包括复学旧生），其中毕业28 人[1]663-666。这些研究生在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的教育经历，奠定了他们一生的学术方向。许多学生毕业后步入教育或科研行业，以专业、丰富的学识创造了优秀的学术业绩，成为新中国专业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为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培养的成功经验对当今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一）严守招生关和毕业关

研究生教育建立在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处于各级教育的最高层。因此，不论研究生招生考试还是毕业考核，都必须规范各项制度，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对研究生的招生及毕业考核制度极为重视，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和以追求质量为诉求的研究生培养理念，其历史经验对当前的研究生招生和毕业考核仍有启发。

研究生招考及毕业考核制度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是招生及毕业生的规模，二是考核内容和组织方式，也就是“怎么考”和“考什么”。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大，对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形成严峻考验”[21]。对研究生教育需求的扩大，并不意味着研究生教育可以无限扩招或降低毕业考核标准。社会在期待研究生数量扩大的同时，更期待培养质量的提升。针对这一点，各高校可以结合综合办学实力明确培养目标和角色定位，积极提升培养模式的针对性。各“双一流”重点高校应制定严格的、高标准的招生制度及毕业门槛，以选拔和培养真正具有科研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招考环节，不能片面地以初试成绩为主要依据，还要加大对综合素质和科研能力的考核，以保证生源质量。在考试内容方面，可以更加灵活多样。一方面要涵盖专业基础知识，确保考生熟悉本专业的理论体系及学科发展动态，初步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独立研究能力；
另一方面也要结合考生的研究特长，了解其研究志趣，为导师分配及后续科研活动的展开奠定基础。在考试形式方面，可以灵活多样，如面试答辩、撰写专题小论文、展示社会实践成果等，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开展研究并有所创新。

除了制定严格的招考制度，毕业考核也不容忽视。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的过程考核和毕业考核均极为严格。高校要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必须加强对培养过程的监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可分为课程学习、科学研究、论文撰写等环节，将研究生培养过程模块化、系统化，实行程序化的考核模式，可以实现对各环节的有效管理，保障培养质量。毕业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直接反映。在毕业环节，需要提高学位论文答辩的门槛，答辩组应从选题的意义、专业知识的运用与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方法、论文的逻辑结构与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评议。对劣质论文，应坚持“不予通过”，学生可在修改完善后参加二次答辩或延迟毕业。

（二）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研究生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都要服务于人才培养。研究生教育以探索新知为主要内容，研究性是研究生培养活动的突出特性，这一特性决定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旨在通过系统的课程教学和多样的科研训练，培养学生成为以通为主、通专兼顾的高层次科研人才。新中国成立早期为达成培养师资的教育目标，我国研究生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忽视了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研究生培养尤其是文科研究生培养偏重讲授法，忽视实地考察、学术研讨等培养途径。随着社会变迁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愈发受到重视，教学与科研成为研究生培养的两大内容。

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实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需要构建教学与科研双向互动的机制。一方面，可在课程设置上增加科研训练的内容，加强研究生科研方法的学习，做到方法前行，使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手段和基本方法。学习和掌握系统的科研方法，有助于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更好地领会理论内涵及其作用机制，并有效提高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另一方面，可引导研究生在课外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为其提高科研能力提供支持。例如，文科学院可以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面向文科研究生举办各具特色的学术论坛，并把学术论坛纳入研究生培养的环节中。同时，可以通过举办论文宣讲会、学术沙龙等活动，促进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互动，活跃学术氛围，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此外，还可以邀请中外名家、学者举办专家报告会。专家既可以分享最新成果及研究心得，也可以做科研选题、研究设计、学术规范等方面讲座，为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提供更加有效的学术指导。这些活动还能营造严谨、自由、活泼、创新的学术氛围，优化学术环境。

（三）构建良好的导学关系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良好的导学关系是有效教育的基石。西南联大以导师制为核心，每名研究生由专业导师负责指导。在课堂教学之外，研究生与导师们同吃同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导师在道德品格、学术素养等多方面的熏陶，师生之间构建起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这些都为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学习生活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使学生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导师的影响。当前，高校实施研究生教育导师制，导师是研究生的第一负责人，然而以导师制为核心的师生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钱理群直言，现在师生间“没有了心灵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人格的影响，性情的陶冶，精神的吸引与传递”[22]。从外部环境看，导师与学生朝夕相处的生活空间不复存在，导师很难像西南联大时期那样和研究生生活在一起。导师与研究生缺乏朝夕相处的心态，有的导师无暇顾及研究生的诉求和感受，有的研究生不愿与导师沟通交流，更多师生通过网络交往的方式维系交流，这些导致师生心灵上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汲取西南联大文科研究生培养的历史经验，构建新时代语境下理想的导学关系关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是顺应时代的必然之举。

研究生培养离不开导师的合理引导和科学培养，导学关系直接关系到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高。导师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把握学科前沿及学术动态，在专业学习和课题研究中要注重启发研究生的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严谨的科研思维，鼓励和引导学生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探索性研究，激发其科研兴趣，使学生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和培养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导师和研究生可以一同参加学术交流、文体活动等，通过这些方式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和沟通，构建和谐融洽的导学关系。除了导师个体，学校也要积极发挥集体培养在研究生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学校可鼓励专业导师集体授课，为研究生开阔学术视野和培养创新意识提供更大的空间，为学生之间开展思想交流和学术讨论、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创造更多机会。学生也可以学习与导师相处的方法，加强与导师之间的思想交流，主动尝试与导师建立良好的导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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