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内外的“日规”

康宇辰

摘 要：
汪曾祺的文学穿越漫长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绽放异彩。这一让“寻根”文学倾慕的写作，其最初的营养来源何在？汪氏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实是他文学的一个根源。汪曾祺文学在战时学院的“工作而等待”氛围下起步，吸收中西现代主义资源，相信“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日规”式的学院人格理想。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当代史中，特别是校園以外，汪曾祺也客观而有分寸地书写了“日规”式学院人格的意义和限度，这在联大老学生们对母校的追慕和塑造中，达到了他人不及的深度，是一个珍贵的“大学想象”的样本。

关键词：
汪曾祺；
西南联大；
工作伦理；
日规；
当代史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4）01-0198-08

一、汪曾祺的文学之“根”

在20世纪的漫长时段中，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分外独特的人物。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他，在抗战的硝烟中辗转求学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的青年汪曾祺已经崭露头角，写出了独具特色的少作，却终于随着历史的大变动而潜隐，被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学史遗忘。而他真正放出异彩，晚至20世纪80年代。当时随着《受戒》（1980）和《大淖记事》（1981）的相继发表，以及时代文学风尚的不断调试和展开，汪曾祺重新引起了一些注意，并在后来的“寻根文学”潮流中获得了先驱者的美誉。

当初和今日的学者们大都能看到寻根文学潮流给新时期文学带来的重大推进。在伤痕文学密切关注社会政治过后，寻根文学开始调转角度发掘民族性格和心理的源头，古老的儒释道和地域文化传统在文学中开始得到了一种并不深透但富有惊喜的取用，这是新时期文学的流深，而汪曾祺的《受戒》等作恰恰吻合了这一脉络中的文学期待。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3年汪氏就发表过短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其中所言相较于后来“寻根”的文学主张，既有共通之处而又不乏异响。尤其是这样的表述：

今天评论有许多新的论点引起我深思。比如季红真同志说，我写的旧知识分子有传统的道家思想，过去我没听到过这个意见，值得我深思。又说，我对他们同情较多，批评较少，这些知识分子都有出世思想，她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不敢说。但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从传统的文化思想来分析小说人物，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很值得探索。

对于评论家基于“道家”的、“出世”传统的文化阐释，汪曾祺以为是“新的研究角度”，他没有听到过且对其正确与否“不敢说”。这一方面是对研究者意见的善意接纳，也有参与到当时文学寻路思考中的开放态度；
另一方面，似乎也说明汪氏写作时，或许并未有意识地征用道家传统。或许汪曾祺被寻根文学隆重“发现”，更像一个文学史上意外而美丽的“耦合”。至于汪氏本人，虽的确重视文化心理的深层呈现、作品底蕴丰厚，但他的艺术逻辑实有儒释道传统文化之外更具体的别种“营养”。

汪曾祺文学的营养来自何方？笔者认为，和所有人一样，童年到青年的世界观长成期会决定性地型塑其人格和艺术方向，而对于青少年时代于战火中辗转西南联大求学的汪氏，昆明的学院时光实有我们并未足够重视的巨大意义。汪曾祺的文学之“根”不仅仅在于千年文明的普泛传统，也在于西南联大的学院逻辑和工作氛围。

那么西南联大有什么？汪曾祺于1939年夏天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战火中的弦诵生涯，最后作为沈从文门下文学新秀，在没有拿到学位也没能留校的狼狈中肄业了。之所以是肄业，是因为英语和体育不及格，且在延毕补修之中遇到联大征调学生参军的情况。初肄业的他是落魄的，但这不意味着汪氏真是西南联大一般意义上的“坏学生”，事实上他才华横溢，就读期间又浸淫甚深，得到了沈从文、闻一多等人很高的评价。汪曾祺的求学结果，倒是说明了他的性情：一个文学天赋很高的青年，凡事但凭兴趣，比较潇洒，并不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学生”。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战前平津地区的名校迁滇而成。战前，三校诸多教授和周边文人在学院与文坛间往返勾连，形成了所谓“京派”文人圈子。抗战爆发以后，三校人马向内地迁移，多数重新安顿在云南、四川的战时西迁高校中，而在西南联大尤为集中。可以说，战前的平津“京派”人员，在西南联大实现了再聚首。文学初学者汪曾祺在联大中文系求学，事实上营养大量来自前“京派”的文学传统。他最重要的老师沈从文，就是京派的发端者和主将之一。其他如中文系的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等，外文系的冯至、卞之琳等，都是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写作者，也基本可以被纳入“京派”文学的松散圈子，概而言之，汪曾祺回忆文章的界定是不错的：“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112页。这种倾向体现在国文教材编写上，也体现在整体的文学人格和气质上。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在新时期以来多次出现在汪氏的回忆文章中。汪曾祺对乃师的一往情深，不只是文学的传承和理解所带来的，更是致敬一个时代和一所大学的传奇身影。西南联大学术共同体的气质，往往借由回忆文章而轻轻带出，却是非常地带着神光，如1986年所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总结了这样的群体精神：

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
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300页。

可以看出，在汪曾祺借沈从文之口总结的联大学术精神里，饱含着痴心学问的沉潜工作态度、热情天真而充满好奇心的人格、随遇而安的积极生活态度。这在战时是支撑学院人的珍贵的乐观主义，它可以成立，大约也因为中国的文明底蕴是深厚的。

但西南联大的人文价值，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搬运，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20世纪40年代的再生，其中包含着现代中国学术从传统中的转化与更新，也包含广泛的西方文化经典的译介和移植，更包含战争背景下民族精神保存与再造、为抗战建国培育新人并积蓄科学文化实力的具体任务。这样综合的脉络中，就诞生了西南联大独特的学院人格与工作伦理，汪曾祺的文学起步正是沉浸在這样的工作氛围之中，这极大地影响到他的文学取材、价值倾向和生活理解。如果说寻根文学在多年之后为此而惊讶和着迷，那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重建的过程刚好邂逅了20世纪40年代的学院文化的宝藏，是惊艳的，也是充满误读的，但文学能量的激活却在理解和误解中热烈地进行着。

二、“工作而等待”

1934年4月24日，沈从文写下了著名的《〈边城〉题记》。作为作者，他说道：

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和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修订本）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可以看出，沈从文的自我定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文学写作者，他的《边城》也不是消遣读物。文学给予民族复兴大业的建设者以认识和力量，这种文学期望的能量和事功，远在纯粹审美以外。这是战前的话，而在战争中的大后方，从事教学工作而兼事写作的沈从文更加显豁地表达了他理解中的文学的能量和这项工作的意义，那就是做民族心智进步与文化建设的工具。在沈从文看来，近代中国的一切进步与改革，无论变法维新或五四运动，都是托之于文章的感发之力而达到的。大意概括自沈从文：《谈进步》，《沈从文全集》（修订本）第16卷，第485页。因此，他在另一处总结道：

（1）社会的混乱，如果一部分属于一般抽象原则价值的崩溃，作者还有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应当在作品中将一个新的原则重建起来。应当承认作品完美即为一种秩序。（2）一切社会的预言者，本身必须坚实而健壮，才能够将预言传递给人。（3）作者不能只看今天明天，还得有个瞻望远景的习惯，五十年一百年世界上还有群众！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修订本）第16卷，第502页。其中的（1）（2）（3）小标题是引用者所加。

正如笔者所分段标注的，这番话说了三层意思，首先是作家的工作在于为社会树立一个抽象的价值原则，作品的秩序和谐有助于重建社会精神。其次是作家是社会的预言者，这要求作家有坚实而健壮的身心。再次是作家的工作效果是长期的而不是当下片刻的。只有把这番话理解透彻，我们才能明白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战时学院作家的工作目标和自我定位。文学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建设。一个价值解体的混乱的战争年代，一所后方学院存在的正当性和意义感，就在于他们保存火种，努力工作，期望为崩坏的民族生活世界重建一个秩序，一个原则或信仰。抗战是战斗，建国是建设，二者互相依存、互相成全，是20世纪40年代战时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和战斗信念所寄。

另一位和沈从文相似又相异的文学教授是冯至。从德国留学归来，来到西南联大任教的冯至把他心心念念的里尔克的精神营养传播到了这所校园。在他写于1943年的散文《工作而等待》中，冯至引用了卞之琳所翻译的奥登诗歌，其中对里尔克赞叹道：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交待：冯至：《工作而等待》，《冯至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工作而等待”也正是冯至所信仰、所呼吁于知识分子和建设者们的态度。他回忆起罗素表达的一个令他深思和感佩的观点：“中国这么大，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冯至：《工作而等待》，《冯至全集》第4卷，第99页。可以看出，首先，冯至也是一个严肃地从事其本职工作的人，他的工作是文学的教育与研究，这需要长期积累和等待。其次，冯至内心比较愿意相信罗素的话，或至少期待能如此——中国在勤恳的建设者的劳动中获得民族的未来。而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很可能看到过冯至的文章，或至少看过卞之琳所译的奥登赞美里尔克的诗作。因为“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交待”这个句子经过些微的变化，出现在了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的两篇创作中，两次分别是：①《复仇》（1946）：复仇的人“哪一天他簌的一下拔出来，好了，一切就有了交待”。②《三叶虫和剑兰花》（1948）：“说当初完成这个实验费多少日子，困难，艰苦，失望，终于来了个成功，一切的坚忍有了交待。”可以感到其中的意思都是长期工作/寻找后一举达成，这和奥登的意思很近似，大约汪曾祺不只记下了语法，还对其中的意思印象深刻。这种类似很难被认为是巧合，而更可能是印象太深。所以“外语不好”的汪曾祺虽可能不曾亲近过西语系教授冯至，但那种西南联大文学共同体互相激荡的气质和心态，却可以濡染包括汪氏在内的众多学子。

如果说沈从文和冯至作为教授和文学家，其表达充满了个人特质，那么求学和任助教于西南联大的青年查良铮（穆旦）在1941年时局艰难中的介绍文章《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则从亲身经历和观察中精彩描述了西南联大校园中普遍的“工作”品格及其表现：

国难在激励着人们，我们对于日人最有效的答复就是拿工作的成绩来给他们看。西南联大被轰炸已经两次了。……然而，就在轰炸的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联大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有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穆旦（查良铮）：《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穆旦诗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极端办学条件恰恰成了其“工作”意志的一个源泉。在战火中“工作而等待”，以长期的学术和教育建设为中国的未来保存建国的希望，这是联大师生的学院工作的一个共同动力。

就是在这样的师生精神互渗的校园氛围中，汪曾祺写出了他的第一个标志性作品：《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这篇小说习作于1941年3月2日、3日分两次刊于重庆《大公报》“战线”第734、735号。汪曾祺后来更在1946年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重写，足见其对此小说的重视。这个在20世纪40年代被汪氏两度叙述的复仇故事，可以比较清楚地见出作者早年的生活态度和艺术理解，而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并在改写中深化和变异。

这个汪曾祺笔下的复仇故事直接让笔者想到鲁迅的《铸剑》和冯至的《伍子胥》，我们不妨将后二者作为两个参照系。对汪曾祺《复仇》的研究颇多，其中陈巍：《血亲复仇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延伸和变异》（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把鲁迅《铸剑》、汪曾祺《复仇》、余华《鲜血梅花》、曹禺《原野》、金庸《天龙八部》、冯至《伍子胥》放在一起作为“血亲复仇”主题的样本讨论，可作为一个参考。汪氏1941年版《复仇》故事并不复杂，同样是子报父仇，让人想起鲁迅的眉间尺复仇故事。但是眉间尺的故事表达的是复仇的决绝和复仇以后的虚无，无论眉间尺以头换头的自屠，还是黑色人为一切人间冤魂报公仇的侠义，都富有鲁迅一贯的冷峻尖锐，合乎“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的绍兴地方气质。而“复仇以后怎样”，更是同源于鲁迅“唯黑暗与虚无乃实有”却偏要“反抗绝望”的灵魂深掘。但汪曾祺的子报父仇故事在结局和气质上对《铸剑》的逻辑进行了变道，最终通往一种平和开朗的战时学院的“工作”和“建设”的伦理。主人公作为遗腹子而要复仇，他既未见过父亲，也未目睹屠杀，于是汪曾祺这样写道：“他未叫过一声父亲，可他深深的记得父亲，如果父亲看着他长大，也许嵌在他心上的影子不会怎么深。”这里父亲和仇恨都是抽象的，仇恨因为抽象所以反而是绝对的生命律令，复仇是他无条件地背负的使命。但是这使命“太深了，像已经融化在血里，有时他觉得这事竟似与自己无关”。汪曾祺：《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7、28页。当小说中的“他”发现那个命运里的仇人就在面前，而仇人已经发愿要为无人迹的山的那边开通隧道，所以多年来日夜工作时，“他”的结果是暂时把复仇放下，参与了和仇人一同开山的劳动。很多年后，山凿通了，剑也朽坏了。在这个故事里，仇恨因为是抽象的，所以是绝对的。工作则是具体的、可以见证的，这工作的具体和伟大感动了怀着绝对而抽象的仇恨的主人公，最终建设压倒了破坏，道出了青年汪曾祺的看法：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是人与人联结的途径，而仇恨是无意义的，工作的笃实消解了虚妄的报仇，它或许解开了二人命运的死结，或许还会解开世界上更多的心结。在1994年的一篇访谈里，汪曾祺这样回忆《复仇》的主题深意：“写这个东西，跟当时的局势有些关系。尤其是1944年对1941年那篇同名小说的重写。那时内战快要打，人们已经预感到内战将是一场灾难。”参见《关于汪曾祺40年代创作的对话》，《汪曾祺全集》第11卷，第409页。这个社会历史层面的小说意义也是真切的。《铸剑》在复仇的大快意后面对着虚妄，《复仇》却在遗忘仇恨的工作中找到了意义。这个故事应该说是理念大于经验的，它是年轻的作家的生活表态，在战时也是对于时代中个人选择的表态。这个表态又是十分学院的，因为乱世动荡之中唯有学院这样的少数地方还在坚守着建设的事业。

汪氏1946年版的《复仇》，有更多的文采，更多美的姿态、幻象和场面，更多抒情诗的韵味。笔者想要指出的是，以往论者多谈论汪氏意识流小说所受的伍尔夫夫人的影响，类似观点的研究文章很多，如杨绍军：《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复仇〉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但有一个重要的榜样鲜少被提及，那就是卞之琳译里尔克的诗化小说《旗手》。卞之琳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所译《福尔：亨利第三与里尔克：旗手》于1943年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单行本，汪曾祺看后至为喜爱，在后来于1947年写成的文章《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中认为：“一个理想的短篇小说应当是像《亨利第三》与《军旗手的爱与死》那样的！”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7页。卞之琳对《旗手》的特色介绍说：“他不是在这里塑造几个人物，而本质上却更是抒情——更点触到一种内在的中国所谓的‘境界，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对于爱与死的态度，一些特殊感觉的总和。”卞之琳：《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卞之琳译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这种文章特质的定位，可以说与汪曾祺当时已经显露的潇洒见性的文章写法相当契合。也可以想见，抒情意识流的成分自然流动会让汪氏着迷。于是，1946年版《复仇》多了一个不存在的妹妹的幻象，一个关于母亲的白发与朱颜的想象，这种幻美的写法，难免让人想起废名的《桥》里的文章写作方式，而汪氏也是喜爱废名的。在诗的意境上走得更远的1946年版《复仇》，大概其重写的动力除表达意义外，更多是来自于一种短篇小说的美学实验，而汪氏稍后对短篇小说的心得自道则是：“小说家在安排他的小说时他也不能想得太多，他得沉憨于他的工作。”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15页。工作不仅如1941年版《复仇》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所在，它还是让人痴心沉憨的快乐之所在。从另一个角度看，汪曾祺在美的创造中证明了作家工作的正当性。人生是追求美的，艺术家的工作可以创造抽象理念使人向善，还可以让人接受美的陶冶。

值得一提的是，卞之琳的译作于1943年出版，在这前后读到卞译《旗手》的冯至开始了诗化历史小说《伍子胥》的创作，这个故事事先已在他心中酝酿多年，他也在《旗手》的语言和方式中找到了自己的小说写作方法。《伍子胥》1942年冬至1943年春分章在多个刊物发表，1946年9月出版单行本。应该说汪曾祺的《复仇》和冯至的《伍子胥》都是受益于卞譯《旗手》的优秀诗化小说，也同样在处理复仇主题。不一定这其中有具体的影响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西南联大的文学氛围里，这两个作品间俱有伦理和美学的融洽感，而又在差异中并存。伍子胥的人生是经历了歌德所谓“断念”的，他的决断就是复仇，生命中的一切都是通向这个意义的道路，其中有诗的悲怆、决然、暖意。冯至的立意，比汪曾祺的理念感多了人生阅历赋予的血肉感性，那更像是里尔克式的“工作”带来的经验的造型诗。但笃实庄严地对待人生工作与命运，无论建设或复仇，都是反对浮躁、克服虚无的人性的胜利，对人心人情仍有建设和启迪的意义。

在20世纪40年代《复仇》的两度书写中，汪曾祺的艺术和人格起点，都有了一个明白的最初交待。

三、校园中的“日规”

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写作特色，就是大量书写西南联大的精彩往事。他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把联大故事介绍给大众的联大故人之一。在反复的回忆和书写中，我们能明显感到这些小品文章隐含的指向性：它们不是随意而为，而是共同指向了一种大学的精神可能性，这在文化的修整和再出发的时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老大学、文化、知识分子人格可能性的理解与想象。

汪曾祺好写联大老师，沈从文是他反复书写的恩师，其他如闻一多、金岳霖、吴宓等人也有专文怀念。但写联大学生的时候，则更多是群像的勾勒和只言片语的提及。他的好朋友如朱德熙、巫宁坤、王道乾等人都被他这样写入文章，但有一个汪氏并不十分熟悉的年轻生物学助教，却意味深长地得到了汪曾祺的三次纪念。这个人叫蔡德惠，是联大由学生成为助教的一个青年生物分类学专家，在联大临近复员的时候英年早逝。

大概蔡德惠是西南联大学院环境才能造就的人才，他的学院气质太深了，而这个学院气质的意思是一丝不苟地专注于工作、为人谦和朴素且恪尽职守、在长期的科研中找到了自己的乐处。即使在西南联大，他也是难得的，难怪这个从小只擅长文科的才子汪曾祺会对他印象深刻。金岳霖式的学问痴情，蔡德惠大约也是有的，但科学家没有如作家汪曾祺那样的星斗窜天的文采，他的生命的隐喻是“日规”。

在1947年发表的纪念文章《蔡德惠》中，汪曾祺写到了蔡德惠在他的花圃里制作并摆放的日规。在1984年创作的关于蔡德惠的小說中，日规再次出现，并且成了小说标题。“日规”和“日规一样的蔡德惠”，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汪曾祺在1947年的纪念文章里说道：“凡我历次所见，他都是那么对世界充满温情，平静而自然的样子。……想起这么一个沈默的谦和的人品，那么庄严认真的工作，觉得人世甚不寂寞，大有意思。”汪曾祺：《蔡德惠》，《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54、55页。汪曾祺对蔡德惠的最初描绘，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其后在1948年和1984年，汪曾祺各撰写了一篇小说，在不同的层面上与蔡德惠的性格和命运进行了对话，并做了发挥。

1948年的小说《三叶虫与剑兰花》，可以被看作现代主义小说习作，也可以被看作一个思想辩论的草稿。其中的“徐”是学校里的生物分类学助教，性格平静而专注研究，他的原型很大程度上来自蔡德惠。但有趣的是，1947年的纪念文章里汪曾祺对故人命运充满惋惜怆然，1948年的小说却似乎是在和一种以蔡德惠为代表的学术气质进行辩难。小说中的“我”认为“这个人好像经常的想着甚么的，所以他的研究工作做得那么精细实在。这样的性格跟他的工作真合适。他做一切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然而之后又说：“我微微叫喊，想把我的热烈传给他。”因为“我”的性格是：“想做到像他一样的不枝不蔓，简洁鲜明，绝无希望。”汪曾祺：《三叶虫与剑兰花》，《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89页。这篇习作如果理解为“我”所暗含的汪曾祺式散漫热情气质和蔡德惠的科学家气质进行辩难，那么或许也能证明汪曾祺对西南联大“工作”伦理的吸收和转化是有丰富的层次的。他的文人气和另一种“工匠气质”的研究者并不是全无分别。1948年的这番思考提示了我们一些线索，或许有助于理解同时稍前的《鸡鸭名家》《戴车匠》这类作品。市井奇人干一行钻研一行，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在其中庖丁解牛、悠游自乐，或许是有一丝蔡德惠式的精神转化其中的。而后来的批评家所辨认出的道家精神，或许也是这样的生活态度被20世纪80年代读者从文化渊源角度重新追溯的产物。只不过，汪曾祺还留下了另一类生命样本，那就是诸如《艺术家》中的哑巴画家，“一画画，他就痴了”。汪曾祺：《艺术家》，《汪曾祺全集》第1卷，第208页。画得美丽，无处不画，哪怕画在泔水桶上。这是热情的宣泄，不选场所，不计回报。借用一下尼采的分类，如果说蔡德惠是“日神”的创造，那么哑巴画家乃至汪曾祺本人都多少有一点“酒神”的狂欢。凝定的造型和恣肆的才华，这二者的错综才是汪曾祺对“工作”（尤其是艺术的工作）的理解。

其实，“工作”的精神和对学问/艺术的“痴情”，在西南联大师生中是一个被含蓄但有意识地引导的心态。汪曾祺所回忆的《大一国文》课程，既教授《论语·侍坐章》也选读《世说新语》，这些基础人文教育有意宣扬一种人格的美和超功利的艺术的生活态度，这也是联大人修养不俗的一个重要原因。包括沈从文在《湘西》中所提到的普通人发愿凿通山路以便礼佛的故事，也强调一种长期的艰苦的不计代价的工作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审美的与学院的，更是抗战年代的“中兴业，须人杰”或“抗战建国”所必须提倡的，只是加入了一丝学院的人文精神。这样的精神虽不能说大学里人人都有，但对于我们理解蔡德惠这类人的心智生成氛围，是很有启发的。汪曾祺本人在这个氛围中，写出的市井小民热爱本职钻研生计劳动的态度，也就有了一条精神来路。

20世纪40年代的汪曾祺还沉浸在追悼蔡德惠和思考蔡德惠性格的层面，但是到了1984年的《日规》里重新提起蔡德惠时，汪氏已经开始有意地塑造一个“联大人”，这是西南联大想象的有意营构，赋予了蔡德惠故事以“日规”的隐喻，也就给出了完整的主题和鲜明的意义。小说中别出心裁地加入了一个新角色：生物系的高崇礼教授。高教授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对蔡德惠的学术工作精神是真正理解且欣赏的。然而在战时通货膨胀、民生凋敝的昆明，连对学术有钻研有信仰的高教授也不得不贩卖其栽种的剑兰花，以换取家人的日用。蔡德惠不兼职，一心一意搞研究，是穷困的，但又很有自尊，他的衣服穿戴虽然旧，但绝不任其破烂——他自己会缝补衣服、拆洗被单。蔡德惠的手表坏了，他做了个日规。汪曾祺写道：“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汪曾祺：《日规》，《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2页。最后的尾声，日规一样的蔡德惠死于肺结核。高崇礼教授很惋惜，突然想到如果他也能吃上汽锅鸡，或许就会活下来。高教授把所爱好的剑兰花变卖换取食物，蔡德惠却无心变卖也无可变卖，学院的工作伦理在乱世确乎有一丝悲怆。乌托邦一样的日规式学者，汪曾祺既对他肃然起敬，又感受到其中的人力的脆弱。

如果说人们往往着眼的西南联大大师风雅故事是传奇的神话，那么蔡德惠的平凡而悲剧的生命给出了一个既塑造了大学想象，又告诉人们乱世的艰难的故事。时移世易以后，老大学的浪漫被记住，老大学的穷困艰难却被一定程度忘掉了。汪曾祺的不忘和书写，是因为他随时知道人的限度，这样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的当代文学写作中，还会有更多复杂和晦暗的呈现。

四、学院性格的推展与限度

关于恪尽职守的“日规”人格，在汪曾祺早期的作品中还有一些更为市井的雏形。最精彩的一例，就是1945年写作的小说《老鲁》。这篇小说在汪氏20世纪40年代充满先锋性的写作中显得较为平实朴素，但有一种浓郁的契诃夫小人物书写的薄薄的悲哀空气，属于呈现“含泪的笑”的一类小说。老鲁当过兵，对底层广大世界的见识是深厚的，也有着恪尽职守和为他人着想的好性格。学校里的水塘枯水期储水不够，从前的校工不挑水，他却按照职责担下这个重活，这是他的不计功利的浑厚一面。和精明的同事老吴比起来，老鲁不知道挑拣容易的、利于被上级看到的那种工作，于是他始终是校工。汪曾祺喜欢的显然是老鲁，但他也不讳言他的没落，而没落的老鲁还有一些幽默感，这是个较为健康的普通人。在之后的《最响的炮仗》（1946）里，钻研炮仗制作的孟老板世家因为连年战争和混乱而无法经营生意，逐渐衰落，最后破产。孟老板不得已把女儿嫁给保安队的班长以还债。这个本分而有手艺的小民，面对生活的灾难和屈辱别无他法，仅能拿出当家本领，做出一个最响的炮仗，在那样的声响中片刻释放了心里的痛苦和对世界的抗议。孟老板的故事汪曾祺也写过两回，第二次是写在了《岁寒三友》（1980）中，孟老板改名换姓为陶虎臣，但故事大体不变，只是写得更为显豁。但20世纪40年代的孟老板只能自己放炮仗排遣痛苦，陶虎臣走投无路时，他的朋友卖掉珍藏的田黄接济他。《岁寒三友》大约是汪氏深历世事后的作品，他不仅知道孟老板的本分和钻研无法救他自己，更知道艰难中友谊的可贵和力量。三个朋友的友谊和人格都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市井的互助在汪曾祺这里有一个浪漫化和文人雅化的处理。

要说契诃夫式的小人物的悲剧和学院性格的嫁接，笔者以为最好的一篇是1983年发表的《云致秋行状》。这个小说有一个原型即汪曾祺的好友、京剧演员任志秋，但汪氏又特别强调“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文中所写，并不都是真事”。这一方面或许是害怕某些读者的“考据癖”，为避免多生枝节而先做说明，另一方面，云致秋的性格、为人和遭遇里面有太多汪曾祺赞同的东西，这个十分汪曾祺气质的人物，可能是作家将原型进行艺术提炼和转化后塑造出来的。小说的开头富有预叙色彩：“云致秋是个乐天派，凡事看得开，生死荣辱都不太往心里去，要不他活不到他那个岁数。”汪曾祺：《云致秋行状》，《汪曾祺全集》第2卷，第349、328页。这表面上表扬了云致秋的“乐观”，事实上可以嚼出苦味，给小说中多经磨难的主人公的一生定下了一个调子。云致秋死后，小说中的“我”给他献出的挽联是：

跟着谁，傍着谁，立志甘当二路角；

会几出，教几出，课徒不受一杯茶。汪曾祺：《云致秋行状》，第347页。

这是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和体制内职员的一生。他的神采在挽联中显露，颇让人想起蔡德惠式的“日规”人格。首先下联是讲云致秋在京剧教育事业中的工作态度，他是一个传授艺术技能的老师，知无不教，教无不尽，且不要杯水之馈赠。这样的艺术公心，事实上也是学院教育工作者能有的最好的状态，且往往是过高的要求。云致秋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他懂得京剧艺术，也一心要把职责担好，教好下一代演员，这是学院理想人格的京剧行业变体。其次是上联讲云致秋不争头号角色，立志做二路角。这不仅是謙虚和处世的智慧，还是一种对自己的清醒和通达。爱艺术也懂艺术的人知道自己的位置，而且云致秋有足够的淡泊，他不会自我膨胀、也善于合作搭台的性格是很难得的，这样的好性格使得他可以胜任最复杂的排练科长一职。这是一个京剧人，但他除了对世故通透之外，有一部分性格很像学院里的钻研者。这个很好的京剧人有和时代悲剧的摩擦和碰撞，如果不是足够乐天，这碰撞是毁人的。在那个人人保自己、人人大自私的年代，饱经世事的云致秋却彻底惶惑起来。他的处世哲学和心理平衡无法和时事通约，最终是最温厚的性格却办不对事情，固然是伤害了一些人（这本不可免），更伤了自己的心。后来云致秋因此退居二线，还发挥余热教育下一代京剧学习者，但不久终于凄凉地离去了。

京剧行业里的“学院派”，或许可以解释云致秋的一些气质，也让我们感到熏染了汪曾祺的西南联大性格，其影响脉络并未中断过。“日规”性格的人出了大学校园，面对着复杂流变的当代历史环境，他固然有自己的固执坚守，但更有长期各样的磨难和自己无法超出的限度。

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营构了人们的西南联大想象。在科学技术被重新看成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在“拨乱反正”后重新得到尊重的新时期，老大学的经验和气质得到了人们的格外关注。一时之间，20世纪80年代回归的老一辈学院人纷纷撰文纪念自己的母校，“大学想象”呈现了一个小小的井喷。在20世纪80年代的这些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风雅温厚的小品文是最具神采的。他上过学，真懂民国学院和老一辈知识分子，能讲出他们最好的一些方面来。但事实上，汪曾祺受到学院的影响是更深的，他希望做的也比制造学院传奇更多。经验了漫长曲折的当代史以后，老大学的人才是既有贡献又受到局限的。这些人纷纷言说着自己所受的耽误和苦难，汪曾祺固然也在其中，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跳脱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写出了温暖而意境悠远的《受戒》和《大淖记事》等名篇。那背后或许恰好包含一个自我确证的短篇小说家忠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在更深广的层面书写和抚慰民族心灵，也安顿自我旧梦的愿望。他的学院人格是有限度的，但有时其至柔的一面也有柔韧之力，足以护送一颗文学心灵度过生命的至暗，并且活下来，讲述那些校园和校园外的大天地中坚守工作的“日规”们的故事。

猜你喜欢 当代史西南联大汪曾祺 西南联大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2期)2023-03-08看汪曾祺写绝句中华诗词(2023年7期)2023-02-06情同父女 亲如一家——汪曾祺与“藏妞”央珍华人时刊(2022年9期)2022-09-06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复校（二）奥秘(2020年10期)2020-11-06由西南联大想到的公民与法治(2020年4期)2020-05-30重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9年6期)2019-12-26施松卿与汪曾祺 云淡风轻走一生海峡姐妹(2019年7期)2019-07-26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节选)文苑(2018年18期)2018-11-08对克罗齐和柯林武德关于历史概念的解读学理论·下(2017年11期)2018-03-26“当代史”意识的凸显与写作路径的拓展雨花·下半月(2017年7期)2017-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