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慧敏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00）
“乡下人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关涉最广泛的个体生命的文学命题，70 后作家俞胜秉承“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理念，聚焦进城的乡下人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惑，创作有《城里的月亮》《水乳交融》《女孩儿吴小曼》《谢兰香真能再去北京吗》《人在京城》等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均以进城乡下人为主人公，细腻地叙写了他们由空间位移而带来的身份建构的尴尬、屈辱与无奈。俞胜近作《蓝鸟》甫一出版便引起评论家的广泛关注，评论者认为长篇小说《蓝鸟》是“城乡交叉地带的再表达及现代反思”［1］，状写了“乡村知识青年进城的生存境遇与心灵图谱”［2］，在小说主题与意涵上，“与1980年代路遥的小说《人生》具有高度的互文性”［3］。值得注意的是，怎样写好“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一直是俞胜孜孜以求的艺术目标。《蓝鸟》创作历时12 年，五易其稿，俞胜把它当作一件“与众不同的瓷器”［4］精心烧制，使之呈现出“轻逸化”的审美特质。“轻逸”是卡尔维诺小说美学中的关键词。卡尔维诺将“轻”作为消解沉重现实的根本方式，也作为表现生活、进行创作的审美理想。他说，“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5］29《蓝鸟》叙事轻盈、灵动而诙谐，作家用看似戏谑调侃的话语叙述了乡村青年毕壮志的进城故事，隐含着作家对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冲突、农民工困境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这与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可谓不谋而合。这种“轻逸化”叙事既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与可读性，也体现了作家的诗性智慧，使小说具有了更加丰富的阐释空间。
卡尔维诺主张小说语言的“轻逸”，要尽力减轻“语言的分量”［5］2。俞胜曾说，“我一直在思考怎样组织语言，尽量避免冗长、沉闷、艰涩，乃至平淡，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在会心一笑中享受文字的美。”［4］这句话在无形中呼应了卡尔维诺的观点，充分说明了俞胜对语言的自觉。《蓝鸟》运用意象和歌词赋予小说语言以诗的轻盈，人物语言则呈现出幽默诙谐的口语化特点。诗性与幽默兼具的语言风格，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给读者轻松愉悦的审美体验。
俞胜将这部小说命名为“蓝鸟”，表现了作家在小说中构建诗意空间的巧妙用心。以“蓝鸟”为名，使得小说实现了由实到虚的升华，由单纯的叙述情节拓展出丰富的象征意义，从而点染出浓郁的诗意氛围，表达了作家对生活的哲理感悟。“蓝鸟”第一次出现在木泥河畔，毕壮志和宋燕秋的第一次约会时，“身后一棵柳树上，倒有只蓝色的小鸟在偷窥”，这只蓝色小鸟是毕壮志和宋燕秋初恋的唯一见证者。它的羽毛“闪着蓝幽幽的光”，它像一个神秘的精灵，“饶有兴味地打量着我和宋燕秋，见我抬头，就惊慌地叽喳一声，抖了一下翅膀，箭一般地射到远处的树梢了”［6］11。其实惊慌的又岂止是“蓝鸟”，这对少年的心头何尝不也掠过一丝甜蜜的惊慌。“蓝鸟”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美丽而忧伤的初恋滋味，它从此镌刻在了毕壮志的心上，寄托着他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当毕壮志的人生陷入困境之时，“蓝鸟”再次出现。这一次“它却没有惊慌地飞走，仍然是歪着小脑袋，用那一双黑豆似的亮闪闪的眼睛专注地盯着我”［6］198。“蓝鸟”好像冥冥之中的神谕，它用黑亮的眼睛、专注的眼神给毕壮志重振旗鼓的信心和勇气，指引着他摆脱现实的苦难去追求生命的跃升。“蓝鸟”即李商隐诗中的青鸟，在西方被称为知更鸟，在中外文学中“蓝鸟”都有着美好爱情和幸福人生的寓意，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让小说的叙事具有了轻盈空灵的情韵。
音乐使小说成为可以聆听的艺术，《蓝鸟》多处插入歌词，使小说具有音乐美感的同时更增添了小说的抒情意味。《蓝鸟》的情节发展到关键处，总会有歌声飘荡。毕壮志想要结束在茂朝公司浑浑噩噩的日子时，《辘轳女人和井》的主题曲《不能这样活》“在我的心头雄壮地响起”，“与街头雄伟的建筑撞击，形成共鸣”［6］150。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一成不变的生活的厌倦和想要挣脱束缚、求得新生的强烈愿望，歌词完全契合毕壮志当时的心境，渲染出时代氛围，也预示了主人公的命运转机。歌词不仅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还具有强化情感抒发的功能。《我们的明天比蜜甜》表现出毕壮志和宋燕秋初吻后的美妙心情；
再见宋燕秋时她已经名花有主，一曲《最浪漫的事》传达了毕壮志默默守护初恋情人的隐秘心思；
《粉红色的回忆》唱出了毕壮志对宋燕秋的旧情难忘；
毕壮志与宋燕秋再续前缘时，耳畔响起“松花江水波连波，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抒发了他收获爱情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优美的旋律、贴切的歌词传递了人物细腻的情思，营造了小说的情感氛围，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蓝鸟》的人物语言呈现出幽默诙谐的口语化特征。《蓝鸟》采用第一人称回忆视角，由“我”（毕壮志）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面对曾经经历的失败挫折，“我”并没有煽情式的哭诉，也不是严肃深沉的反思，而是带着一种轻松戏谑的语调来追忆过往，使得小说语言具有了轻盈的质地。比如养兔子失败后，“我娘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我一个人在破屋子里待了三天三夜。周文王被拘羑里七年推演出一部伟大的《周易》，我在破屋里待了三天三夜，想好了接下来的人生要从哪里开始。”［6］32此处“我”与周文王并置以显出“我”的“雄图大略”，不过周文王被拘羑里的深谋远虑恰又衬托出“我”当年的懵懂无知，这种以大比小产生的张力让人不禁莞尔。伤心的记忆用诙谐的语言道出，缓解了人物心灵的重负。不过，轻盈、诙谐的语言并不是一味地引人发笑，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严肃思考基础之上。在小说中，幽默的话语背后有时隐含着对命运的反思。毕壮志的父亲年年去夹皮沟淘金，毕壮志说，“我爹淘了一辈子石头，我家里有五块他认为有来头的石头，三块被我娘拼在一起，当成了院门口的垫脚石；
一块大一点的石头被我娘当成了渍酸菜用的压菜石；
另一块啥用处也没有，被我娘弃在院西角。”［6］177被父亲当作宝的石头却被母亲用来垫脚或是压菜，这是对父亲劳而无功的“淘金梦”的有意调侃，细加咂摸却不难品味出酸涩无奈的人生况味。小说中还用戏谑的语言制造出一幕幕轻喜剧，产生滑稽可笑的喜剧效果，表达出对人性的反讽意味。为了面子，毕壮志在写给“我娘”的信上将“翔飞搬家公司”写成“傢俬移动公司”，没想到被二叔当成了经营大哥大的公司，老婶因此与“我娘”冰释前嫌，只为了能让我帮毕五毛在哈尔滨找个出路，毕壮志因此而心事重重。这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中既有对毕壮志虚荣心的嘲弄，也有对人心势利的委婉嘲讽。正因为有严肃的思考做底子，《蓝鸟》的语言具有了以轻击重的情感力度，让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引起内心情感的共鸣，并获得精神的升华”［4］。
《蓝鸟》中作家选择主人公毕壮志为叙述者，由毕壮志来追忆自己从17岁失恋辍学、进城务工到30多岁在哈尔滨成家立业的艰辛奋斗历程。《蓝鸟》扉页上写着：“小说是记忆的嫁接与生长”［6］，这里的“记忆”不仅是小说中“我”（毕壮志）的记忆，也是包括作家俞胜在内的70 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小说主人公毕壮志跟作家年纪相仿、出身相同、性别一致，因而小说叙事灌注了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作家俞胜将自我记忆和个体经验投射在文本中，借这一形象表达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奋斗观，为时代变革中的小人物吟唱了一首进取之歌。小说结尾毕壮志在爱情和事业上均得圆满，这使小说在整体上洋溢着温情与明朗的气息。
出生于20 世纪70 年代的毕壮志跟他的前辈高加林、孙少平一样都来自农村，都上过高中，都渴望出人头地，都想要通过进城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毕壮志身上无疑具有70 后农村知识青年的个性气质和精神表征。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乡下人进城的代表，高加林、孙少平精神超拔，身处底层却放眼世界，高加林和黄亚萍约会时谈论的话题是国际关系和国际能源，孙少平在写给田晓霞的信中关心的是“全员工效”；
他们酷爱阅读，具有文学青年的浪漫气质，保尔·柯察金是他们的精神偶像；
他们不惧苦难，将忍受苦难视作砥砺品质的重要路径；
他们渴盼进城，既是为了实现个体价值，更是自觉地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前途、个人追求与人民福祉联系在一起，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市场经济大规模兴起，价值观趋向多元化、世俗化。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失落，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经济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精神信仰无奈地退居边缘。这便是毕壮志们成长的时代背景。毕壮志身上不再有高加林、孙少平那样的浪漫气质和理想情怀，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他的人生目标世俗而功利，那就是发大财、衣锦还乡。毕壮志从木泥河中学辍学回村，这个目标促使他决定当养兔专业户发家致富；
第一次创业失败后，他留下“壮志从今出乡关，不发大财誓不还”的豪言壮语离家出走；
他住在县二建四面透风的工棚里，梦想着成为像马胜利、牟其中那样的商界奇才。赚大钱是毕壮志人生的最强驱动力，驱使他在搬家公司攒到微薄的创业资本后，毅然辞职开起了水果店。作家精准表现出90 年代农村知识青年进城的动机和心态，成功塑造了带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印记的“这一个”。
毕壮志对事业和爱情的追求充满着艰辛与坎坷，但是他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毕壮志具有审时度势的务实品质。初到县城，毕壮志本以为自己有高中学历且成绩优秀，有能力在二建做个成本会计，最不济也能当个电工，没想到钱彤竟让他干力工。他虽然不甘心，但为了能在县城立足也只好委曲求全。如果说这次选择是情势所迫，被逼无奈，那么毕壮志从哈尔滨茂朝公司辞职则是一次主动出击。在茂朝公司，毕壮志当上了设计部经理。这个头衔让他在回到木泥河时收获了村民们艳羡的目光，他曾为此而沾沾自喜，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只是个“头衔”。茂朝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一直没有起色，他实际上做的是跑腿打杂的工作，每个月只有五百块钱的薪水，有时还不能按时发放。二弟的学费让囊中羞涩的毕壮志一筹莫展，公司副总曹建利竟然辞职去了工地当工长，这两件事促使毕壮志果断决定辞职另谋出路。正视现实，放弃虚荣，毕壮志的这次选择是他善于反思的结果，虽然这让他的生活一时陷入困顿，但也为他后来的创业埋下了伏笔。毕壮志有着高度的道德自律，内心的道德感使他对“心湖里的怪兽”（欲望）特别敏感，让他每每在关键时候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洁身自好。面对姜小美、申楠楠，他都曾心猿意马，不过姜小美的一句“臭流氓”让他瞬间清醒，从茂朝公司辞职后他常常给申楠楠打电话，当意识到申楠楠的已婚身份，他羞愧不已，主动断了联系。这种自律体现了他对初恋宋燕秋的执着，寄予着他对爱情的美好期待。正是这种务实和自律，毕壮志一步步成长，靠着吃苦耐劳、诚信经营让水果店的生意蒸蒸日上，也因为对爱情的坚定执着赢得了宋燕秋的回心转意。
俞胜善于体察时代变革中的人性变化，这使他没有将毕壮志塑造成一个英雄，而是在人物身上表现出改革大潮中人性的世俗化趋向。作家厚实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淀，让他在叙述毕壮志的进城故事时细致呈现了人物的精神成长，凸显出人物身上的进取心和意志力。俞胜以平和的创作姿态，礼赞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用一曲小人物的进取之歌，实践着用小说来“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给人带来心灵抚慰”［4］的创作理念。《蓝鸟》的主题因为这样的温情与“暖意”而具有了“轻逸化”的审美特征。
卡尔维诺所言的“轻逸”并不是要回避外在的沉重现实，相反，“重”是“轻”站立的基石，是“轻”的深邃背景。《蓝鸟》虽然在主题表达上充满着温情与“暖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是在给社会现实涂脂抹粉，透过《蓝鸟》“轻逸”的表层，我们会发现俞胜对城乡冲突、农民工困境等问题有着严肃的思考和生动的呈现，这体现了作家对社会转型时期个体生存的深切人文关怀。
跟大部分70 后作家一样，俞胜出身于农村，从乡村到城市的人生经历让他对城乡问题格外关注。此前的《城里的月亮》《水乳交融》等小说均以城乡冲突为切入点，作家用细腻的笔触表现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格局中小市民对农民工的鄙薄、歧视，以及由此引发的复杂难言的爱恨纠缠。这种崇城抑乡的城乡意识形态也始终氤氲在《蓝鸟》的叙事罅隙里。毕壮志从茂朝公司辞职后找工作受挫，花光了积蓄还拖欠房东半个月房租，房东堵门催要，将毕壮志推搡在地，老头老太太“像瞧猴似的，把我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纷纷指责毕壮志“不是好人”，是“无赖”“盲流”［6］159。这个场景具有空间象喻的意义，围观让毕壮志成为被城里人凝视的对象，众人的指指点点让毕壮志“又羞又气又悲”［6］160，可是城市依旧喧嚣，没有人在乎毕壮志的悲愤。面对城里人的歧视，毕壮志不再像高加林那样愤愤不平，他似乎已经将城里人的居高临下看成了理所当然。不过无意质疑，并不代表着处之泰然，毕壮志时时敏感体会到根深蒂固的城乡差别，这不断激起他城市边缘人的感受。同样是在茂朝公司工作，曹建利上班就是看武侠小说，申楠楠一天到晚嗑瓜子，只有毕壮志顶着烈日四处奔忙。他惊讶于他们拿工资不干活却“毫无愧意”，但想到他们是城里人且有背景又觉得情有可原。曹建利和申楠楠的老公周一帆都西装革履，毕壮志却连领带还不会系，他不禁感叹“他们是台面上的人物”［6］108，而“我时常感到自己仍是一个呆头呆脑的乡巴佬”［6］109。
俞胜善于运用细节来表现由城乡差异而造成的心灵隐痛。毕壮志在县城巧遇昔日同事姜小美，姜小美不信毕壮志在哈尔滨一个月能挣一千元，毕壮志虽然嘴上否认，可一张硬座票和一双处处开裂的“斑驳如陈年的墙”的人造革皮鞋一下子暴露了他的真实境况，姜小美的“目光如炬”让毕壮志窘迫不已。毕文章的老婆不相信毕壮志谈上了哈尔滨女友，听了“我”的辩解，“我嫂子不说话，只挖了我一眼”［6］131。申楠楠得知“我”追求的刘茹去了澳洲，也是“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6］138。毕壮志感叹，“我们县城女人的眼光都很毒，中了她们眼光的毒，你就会体无完肤”［6］131，“哈尔滨的女人也厉害，眼光也像探照灯一样”［6］138。毕壮志在这些城里人的“凝视”下，产生了被冒犯的不快，因为这些“看”本身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打量。“当我们在凝视某人或某事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看’，它同时也是探查和控制。”［7］这些“看”当中既有她们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也潜藏着她们对乡下人的歧视、戒备和防范。面对这种“凝视”，毕壮志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内心却是波翻浪涌。作家正是在这些毫不起眼的细节中将人物隐秘的心绪和盘托出，这显出了作家对世态人情的洞察和艺术表现力的精微。
小说表现了乡下人进城后艰难谋生的边缘处境。乡下人在城里从事的多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体力活。毕壮志虽然上过高中却中途辍学，到县城只能在建筑工地当个力工。从茂朝公司辞职后，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想在哈尔滨做个普通工人都是奢求，于是不得不去搬家公司卖苦力维持生计。他在工地上住的是简陋肮脏、昏暗污浊的工棚，搬家公司的宿舍里空气中混杂着脚臭、汗臭和劣质烟草的气味。恶劣的居住空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乡下人在城市生活的酸楚与艰辛。更令人痛心的是那些怀着黯淡生存愿望的卑微生命，无助而无奈地滑向堕落的深渊。搬家公司的同事小七身世凄凉，父亲因挖煤而丧生，母亲改嫁，剩下他孤身一人。他十七岁还不到就当了搬家工，瘦小的身体顶着桌子楼上楼下地爬，只希望有一天能替死去的爹尝尝“龙虎斗”（粤菜名）的味道。为了多挣钱，小七跑去洗浴中心当搓澡工，竟然被来搓澡的“老板”引向了贩卖摇头丸的邪路。净化身体的澡堂成了畸变灵魂的培养皿，“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6］210，小七的人格扭曲源于自我欲望的膨胀，更是被城市文明异化的结果。毕壮志对这样的小七感到“陌生”和“厌恶至极”，可见面对小七的苦难与沉沦，作家没有用同情心来替代道德感，而是由此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清醒反思和理性批判。
严肃的创作者从来不会回避沉重的现实，但对现实的处理方式却考验着作家的诗性智慧。在《蓝鸟》中作家并不刻意渲染苦难，而是将“重”的社会图景设置为叙述的底色，凸显的是毕壮志对生活的敬畏和追求。俞胜以略加调侃、温和平实的语调来叙述城乡冲突、农民工苦难这些城市化进程中的沉重话题，表现了作家宽厚温润的伦理情怀和积极乐观的文学精神。
近年来，俞胜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城里的月光》《寻找朱三五先生》《在纽瓦克机场》和长篇小说《蓝鸟》。细读俞胜小说，会发现“轻逸化”并不是《蓝鸟》独有的审美格调，他在创作中不断探索让小说“不冗长、不沉闷、不蹇涩、不平淡”［8］4的叙事路径。首先是善于运用意象，化实为虚。如《城里的月亮》以“月亮”为核心意象，它分别出现在文生与阿秀定情时、小两口争吵后的街头和文生为陪产赶回城里的路上，这月亮或是被云遮雾绕，不见踪影，或是残月如钩，时隐时现，最后一次虽是圆月，但也是模糊的一轮。月亮预示着两人爱情的不幸结局，也象征着文生命运的虚幻无常，永恒的月亮见证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让小说叙事更加神秘空灵。《乌城在远方》中三个少年伙伴向往着那个叫乌城的城市，作家用“白云”这个意象将少年的思绪延伸到远方，让他们尽情想象都市繁华，又在结尾感叹道，“多少年后，我常想起乌石岗上空懒懒游弋的白云——这些从乡下游到城市里的白云，它们哪里知道大都市里没有那么蓝蓝的天呢”［8］85，游荡的白云隐喻少年的成长，为小说平添了一缕诗情和忧伤。“月亮”也好，“白云”也罢，都隐含着作家对城乡差异的思考，并由实到虚拓展和丰富了小说的意义维度。其次是巧用现代派小说技法，虚实相生，丰富主题意蕴。俞胜创作总体上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又注重在叙事上引入元叙事、故事嵌套、互文指涉等现代派小说技法。如《一颗叫爱情的树》的叙事主线是“爱情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他”虚构的，在这条线索中“他”不单是向读者讲述两颗种子从相依相伴、许下诺言到天各一方、彼此牵挂的爱情传说，同时让“他”以写作者的身份现身说法，向读者诉说构思、创作这个故事的过程和隐秘心理，从而带出另一条线索，即“他”和“她”年青时因时空阻隔和误会最终分手的爱情往事和人到中年再度相逢、鱼雁传书的暧昧情思。小说运用元叙事和嵌套结构，在虚实两条线索之间追问爱情与人生的真谛，让叙事更加摇曳生姿。第三是创作寓言体小说，曲径通幽，尽显智者慧心。在《失落在街头的小鱼》《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群鸡》等作品中，俞胜借助小鱼、小蚂蚁、小鸡皮皮等动物意象来表现小人物不甘平庸、与命运抗争的一腔孤勇，并对小鱼的鲁莽轻率、小蚂蚁的卑微虚荣予以委婉的嘲讽，而小鸡皮皮虽然意志坚强、善于反思、表现优异，最终也难逃被人类宰杀的宿命，不过它死了仍要保持鸡的姿态，以此捍卫强者的尊严。与这些特立独行的抗争者形成对照的是安于现状、迷信权威、麻木不仁的平庸之辈。这些寓言体小说曲折有致地反映出作家对现实的深入思考和对人性的多维审视，巧妙地将处身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小人物的生存困惑升华为哲理感悟，呈现出空灵飘逸的美感效果。此外，俞胜反对语言的“过度铺排渲染、过度绵密细致”［4］，幽默、诙谐、轻盈的语言风格始终是他的自觉追求。向着自己的艺术目标，通过多方面的探索，俞胜“轻逸化”的创作风格日趋成熟。
俞胜在小说集《寻找朱三五先生》的序言中以“音痴”自比，他说自己的“歌声虽然不美妙”，但他“一直努力着，期待着自己能有一天唱出一首完美动听的歌来”［8］5。《蓝鸟》作为俞胜长篇小说处女作，无疑是其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一首动听的歌。王洪岳认为，“俞胜小说显示出了不同于路遥等改革开放初期书写城乡二元结构或城乡交叉地带的作家的鲜明的艺术特质。”［9］不同于路遥深沉凝重的叙述，《蓝鸟》探索的是“乡下人进城”这一主题的“轻逸化”表达。从《蓝鸟》这部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俞胜小说的轻逸之美，还可以感受到“轻逸化”叙事中隐含着的重量，感受到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与思考。洪治纲指出，“任何一个作家在直面日常生活时，在遭遇坚硬的现实时，选择‘以重击重’式的正面强攻，固然是一种不错的叙事策略，但如果能够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诗意和‘暖意’，并在“轻逸化”的叙事格调中，巧妙地传达某些生活之重或生命之重，是否也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10］俞胜《蓝鸟》从“以重击重”的沉闷压抑的叙事范式中抽离出来，在对现实的处理方式上体现了作家的诗性智慧。作家用小人物的进取之歌传递着作家对奋斗者的温情与敬意，用诗性与幽默兼具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体悟，呈现出轻盈灵动的审美特点。俞胜小说的“轻逸化”风格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更多关注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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