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义杰
西北民族大学
针对“三西”地区严重干旱缺水和当地群众生存困难探索实施的“三西吊庄移民”①扶贫，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开启了我国搬迁扶贫的先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对“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地区的贫困群众大力度实施易地搬迁工程。易地扶贫搬迁被认为是这类地区摆脱贫困的最有效途径。易地扶贫搬迁的目的是通过“挪穷窝”“换穷业”，实现“拔穷根”，从根本上解决搬迁群众的脱贫发展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一项社区再造和重建工程，更是一项人口分布、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重新调整与完善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安置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更涉及搬迁群众就业创业、社区管理、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1]。扶贫易地搬迁所导致的空间变动，既包含了客观的物理空间变动，也包含了具有社会性的社会空间变动和主观色彩的意义空间变动， 这些空间变动对他们社会适应的影响也是多元、 复杂的[2]。要想实现“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这些易地扶贫搬迁目标，良好的社区空间治理体系及效能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不管是移民的生计可持续性，还是移民的社会融入、社会适应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搬迁后形成的新社区这一场域中进行的，移民社区是移民生活的新空间，它的后续治理是易地扶贫搬迁效能的重要体现。
甘肃省G 县，是甘肃省易地整体搬迁开发式扶贫的移民大县，也是甘肃省17 个插花型贫困县之一。G 县移民主要来源于“两西移民”“疏勒河项目移民”以及“九甸峡项目移民”，其中“两西”移民5446 户，22925 人；
疏勒河移民7547 户，37755 人；
九甸峡库区移民1881 户，9035 人；
非计划移民2671 户，10774 人，有汉、回、东乡、藏等多个民族，共计移民8 万余人，移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55.5%，移民中的贫困人口占全县贫困人口的88.8%。全县15 个乡镇中，移民乡镇6 个、移民村33 个。
已有研究表明，易地搬迁虽改变了移民的地理空间，切实改善了移民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3]，但仍存在生计空间不足[4]、社会空间断裂以及制度空间排斥[5]等问题，对移民的生计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着移民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移民大县，如何能够使易地搬迁而来的移民融入当地生活，重构生计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G 县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因此了解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活现状，识别移民生计空间重构的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基于此，本研究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制度政策、社会关系几个层面来对移民生计空间重构进行分析，内容包括：（1）地理环境：自然地理条件、土地面积、居住条件、公共生活空间的设施建设等；
（2）经济条件：生计资本及策略、生计能力、家庭收入及支出等；
（3）制度政策：政策扶持及实施、就业指导、社会保障、社区管理等；
（4）社会文化：社会交往、社区融入及风俗习惯等。
生计空间是一个多元复合体，在生计复合实践系统中，围绕生计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交汇在其中，生计活动是在一个多维复合的空间中展开[6]。人们在生计空间中的活动建构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空间中行动与空间相互影响。移民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其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制度空间、文化空间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且他们的生计行动受到了来自各类空间的交互影响[4]，生计空间面临着重构。
在实施移民搬迁政策之后，G县政府根据移民搬迁的实际需要，在移民迁入点实施了水利基础设施、土地开发、乡村道路移民建设，提供各类搬迁补助，基本满足移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因地制宜开展生产种植和养殖的生产活动，主要种植棉花、枸杞、向日葵等经济作物，养殖牛羊；
发展日光温室和大棚，种植辣椒、西红柿、韭菜、人参果等瓜果蔬菜售往本外地市场，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移民的收入水准。但从另一个的角度而言，移民群体的非自愿性搬迁比例较高，被迫离开家乡的痛苦是旁人难以共情的。尤其他们中的大多数受教育水平较低，本身的发展能力有限，脱离一个稳定的舒适区到陌生的环境内重构生计空间，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部分移民在长期的对比中感到失落、失意，对生计空间的重构产生无力感，被动地接受眼前的工作环境，在生活压力的重负下逐渐产生了失落感。
1.生态环境脆弱，气候条件恶劣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理想中的迁入地的生态环境应该更好，相较于移民迁出地的“山大沟深”，G 县确实地势平坦开阔，有利于生计发展。但是现实中G县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常年干旱少雨，荒漠裸土居多，气候条件较为恶劣，频发大风给棉花、枸杞等作物造成大面积倒伏，严重影响作物收成。
“这个地方一是碱大，二是沙大，下面都是粗砂石头，地面一层土二三十多公分，再下去都是石头，水浇下去一会儿就渗下去了。”（YH 村访谈5）
甘南地区迁入的移民对迁入地气候环境方面集中表现出了不满。甘南地区的气候环境较G 县要舒适许多，尤其是原居住于水库附近的移民，原居住地水资源充沛、天气凉爽，总体居住满意度要高于迁入地G。在访谈中大部分来自库区的受访者均直言对G 县天气炎热、风沙大的不适及对甘南老家山清水秀的怀恋。
2.水资源匮乏，生计具有不稳定性
水资源严重的紧缺给移民生计造成严重的不稳定性。G 县降水量稀少、日照充沛、蒸发量大，水源本就不充足。目前G 县农户农业用水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项目修建，同时兼顾发电、养殖、防洪等，用水量庞大，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在此次走访调查中发现，尽管不同村庄使用的水源有所不同，但大多面临着水质差、水量少、水费贵的问题。被访农户大多表示农业用水非常紧缺，农作物得不到正常的灌溉，收成下降，给农户造成极大的损失。
“水库没水，这G 县十几万人要吃水，这个问题也是困难。这两天大渠河里的水不多了，以前那个大渠河的水满满的，现在几乎都没水了。现在也正是灌水期，正是棉花生长期，地里的棉花都没水能浇。”（MZ 村访谈12）
3.居住空间得到改善，但满意度不高
住房条件是衡量移民地理空间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移民，理想结果是到迁入地后居住条件能够得到明显改善。现有住房的宽敞明亮让移民大多对住房面积满意，但仍然暗藏诸多的不满意。移民村部分统一建设的住房存在漏水、晃动、不够耐久的质量问题，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尽管有的村民选择报修，但房屋的质量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若不加以措施彻底解决，部分村民可能选择离开村庄，使移民村的空心化风险上升。
“就是工程建设过程中有问题，下面那些分包工程，他们就没有按照图纸那样施工，像很多的圈梁、钢筋都是省了的，然后有些是按图纸施工，但他那些结构都是削减了。”（AK 村访谈7）
4.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区位制约发展
在基础设施方面，移民们从原山地搬迁到更为平坦的地区，对交通便利和平坦的路面表示满意，基本能够满足其日常需求。村民往返县城与村落的主要交通工具为公交车，但多数村落及G 县城之间距离较远，一天只有四趟、单程通勤时间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更久的公交车增加了出行成本，这也对村民的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此外，外部投资则容易受到较为不便的交通区位因素的阻碍而不愿意在距离较远、出行困难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当地的发展。
1.生计来源单一，收入缺乏持续保障
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移民生产空间。搬迁前，土地是其主要生产资源，主要通过耕种、饲养家畜等生产方式维持生计。搬迁后，移民以种植业和打零工的生计方式仍较单一。当地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主要以出售棉花、枸杞等初级农作物产品为主，同时不确定性较高，存在着投入大、收益小的问题。虽然部分移民会购买农业保险，防止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问题，也远不能抵消农业亏损，出现投入与收益持平甚至负收入情况。而且移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多为小学学历或是无学历，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工。
“枸杞这里以前也种着，现在都给挖机挖掉了，现在种得少了。那个价钱也不稳定，今年的一公斤卖40 多，明年就卖20多，后年的只卖十多块钱了，十多块钱你就不合算了嘛。”（YH村访谈8）
搬迁后地方政府虽有开展以种植、电工、钢筋工、厨师、畜牧等为主的劳务技能培训，但调查发现，移民在种植的职业培训上取得的成效较大，而由于大多移民的文化程度有限，在电工、厨师等职业培训上，较难理解和运用，甚至毫无实质作用。
“培训能培训个啥呀？就培训个电焊工、厨师，我就拿了个电焊工证，最后也是没用上。”（MZ村访谈15）
2.移民生活成本提高，入不敷出储蓄少
移民在迁出地生活时，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但是搬迁后，生产成本和日常生活消费随之提高，抵消了搬迁带来的收益，导致移民收入微薄。移民被安置到新的村落，房屋重建、新地开垦、衣食住行都要通过购买方式解决，移民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如在住房方面，大部分移民政府只为其提供部分红砖、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移民需自行承担建房的压力。
“在老家那边养牛羊几乎是没有成本的，但是搬过来以后，水，饲料这些都要花钱买，还有这边消费水平是那边的两倍，但是收入差不多，但因为这边消费水平高，支出多，存钱比较少”。（SZ 村访谈3）
除此之外，农作物的种植中，种子、水费、肥料费、人工采摘费等资金投入居高。部分移民反映他们储蓄状况堪忧甚至存在无储蓄的情况。
“有些地需要平，化肥、农药、水费，这一亩地下来就得七八百。浇水的这个成本一亩地下来就得100 多块钱，那咱们这40亩地，一年下来也得将近得6000块钱。”（MZ 村访谈2）
微薄的收入、上升的生活压力，也动摇了部分移民长期生活的信心。
3.过度依赖贷款政策，返贫风险增加
虽然G 县也非常看重金融帮扶对移民脱贫的作用，为移民提供了“5 万元以下、3 年期以内免抵押免担保”的小额信贷，满足移民的资金需求。然而，生产生活所需的资金较大，收支相抵的境况使得移民对贷款产生依赖。在搬迁点定居建房时，大多数移民选择贷款来获取造房基金。当仅靠种植的移民劳动收入无法维持生计运转时也都选择贷款弥补自身财政空缺。从走访情况来看，贷款现象在当地十分常见，多数移民因不同原因选择贷款。
“像春天种地的时候，化肥农药种子没钱，你要贷款嘛，家里、老人有啥大病你没钱是不是又要贷款。一到春天，全村的人平均每户都有二十万的贷款。”（MZ 村访谈7）
“不打工、不贷款，饭吃不上啊。打工的话外面的消费不起。养牲口的，像喂羊、喂牛、种地，这都得改造，不改造永远不能发展。想要发展、改造这就得贷款，贷款去发展。”（YH 村访谈9）
贷款政策虽显著提高农户物质资本，但移民面临着还款压力。一旦移民产业经营不善，便会产生较大经济危机，增加返贫风险。当移民当年可支配的经济收入难以偿还银行借款时，便从亲朋好友处借钱获取可支配资金达到还款目的，还款后继续获得贷款资格。
“肥料拿不上来就贷款呗。贷款贷下之后，就去打工把贷款给还了。你要还不上，别人再借给你，你再去还。还不上，下次再贷，贷完再还给别人。”（YH 村访谈10）
1.就业政策促进作用甚微，农户生计能力低
移民多从封闭的山区迁移，绝大多数农户只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难以在短时期内接受除农业以外的技能。G 县虽有在移民村落开展专门的织工、电焊工、挖掘师、推土师的职业培训，帮助移民农户学习新技能、提升自身素质，但是村民普遍参与技能培训的意愿低，参与人数甚少。移民内生动力的不足，导致虽存在相关职业技能的培训，但对移民拓展新增收渠道、摆脱贫困的作用效果甚微。
“政府每一年都有组织技能培训。给老百姓上课呀。老百姓这些他都是文盲，都是打山里来的，不识字呀，他也不想听，想听的就那些，平时学的人也不多。”（AK 村访谈10）
2.移民政策宣传不到位，落地执行存在偏差
在搬迁中移民了解的搬迁政策信息在受社会关系等的影响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社会网络中的移民由于社会关系和信息的不对称，在移民搬迁中获得的资源也会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移民政策宣传力度薄弱，未彻底深入到底层群众，农户对移民政策的了解情况并不能尽如人意，存在社会关系较窄的移民对于移民政策全然不知的状况，而拥有一定人际网络的移民则能够获得相关信息并借机享有。
“我们有先前过来的老乡说是这边条件还可以，在那边是靠天吃饭，那几年经济收入也不行，跑到这边看了一下，觉得还可以，然后就过来了。我们这也是掏钱买的，本来政策上是不允许的，我也是自己买上的，买上后2009年就搬过来了。”（MZ 村访谈11）
G 县除了非自愿移民外，还有移民点自愿移民，因此存在着“顶替户”的现象②，这样大大增加了移民的流动性和户籍管理的困难。后期搬迁的移民户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还有部分移民未能将户口登记迁至搬迁点，导致其无法享受当地的国家易地扶贫惠民政策。这部分移民的生活相对比较困难，移民后生活的满意度不高。
“以前很多没有上户口的，现在大部分入了，入不上的还是入不上。就像隔壁，两个月前我们一起填的入户表，他们入了我们就没入，没有名额了。落户了的人家当地有政策照顾着，棉花照顾着、羊牛也给着，钱也给着的，我们啥都没有。”（SZ 村访谈3）
3.乡村治理移民政治参与度低
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群众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7]，增强移民群众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搬迁后移民群众关于社区治理参与的主要场所是在搬迁后的村落和乡镇，即在乡村自治中搬迁群众通过票选村委会成员来参与乡村治理生活。但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发现，群众在搬迁来到安置点后，对选举关心程度不高，参与的积极性很低，认为参与村里的选举与自己无关，无法给自身带来任何利益，因此在选举中毫不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属于被动地参与村落村委的选举。
“选村干部，就是有一张纸，上面有名字，你投谁就在那个人的名字上打钩。基本上投票都是走那个过程，人其实都已经定好了，投的那个人我们都不认识。”（SZ 村访谈1）
1.社会交往空间广度缩小，社会支持力量衰减
移民们大都是原先整个村庄或是邻里亲戚一起共同搬迁至G县并居住于同一个村内，大多都与和自己一起搬来的老乡交往，因此与亲友及村民的关系紧密度并没有减少，仍然有着密切的交往。但由于各搬迁村距离相距较远等地理环境及交通不便的影响，大家无法便利地在闲暇之时与邻村的村民们进行沟通交往，结交新的朋友，便出现了只与本村社交或“熟人社交”的现象，由此也造成了移民们社会交往空间广度缩小。
“我们原先这个村是200 户过来了190 多户。我们是集中过来的，所以原先村子里的人现在都在一个村子里，大家都是认识的。”（ZN 村访谈5）
“我们与亲戚朋友的来往，主要还是我们这几家熟悉的，剩下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对其他的村民咱们也不太认识，不太熟。”（SZ 村访谈13）
而且搬迁群体与未搬迁的亲戚朋友通过手机互联网联络，很大部分人两边都有亲戚朋友，因为距离太远，与未搬迁亲戚朋友的见面时长跨度大，这种两头的居住格局减少了他们的交往互动，社会关系网络遭到削弱甚至断裂，社会支持力量衰减。
2.社会边缘化，社会融入困难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移民们原先的社会网络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重新发展新关系，融入新环境。在搬迁前，移民们居住在自己的一隅之地，祖父辈们共同孕育留下的文化使他们与老家的亲朋好友关系紧密，生活和谐融洽，充满着归属感与认同感。但搬迁之后，移民原先的生活共同体遭到破坏，需要在新地区开始新一轮的社会交往，融入“新社会”。并且由于移民居住于政府为其全新开辟的地方，并不与当地人混合居住，分裂的居住格局使其无法迅速有效地融入当地。此外，当地人对移民并无认同感，甚至存在歧视及排斥现象，这也加剧了移民们身处“异乡”的孤寂感，造就了移民不与当地人交往的现象，社会融入愈发困难。
“基本上我们跟他们老户就不接触。他们老户不是条件好吗，就对我们这些移民有看不起的感觉。所以到现在我跟老户的人从没有打交道。”（YH 村访谈7）
“这个村现在住的人五湖四海的都有，岷县、陇西人也有，武威古浪也有，青海的也有，干啥事干不到一块，原来生活的地方不一样嘛，相互不太熟悉，也就没怎么联系、交往。”（MZ 村访谈12）
3.人情淡化，归属感较弱
移民在生活、饮食习惯、劳动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适应性较好，但是移民搬迁打破了移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在新的空间中社会关系变得陌生化，移民短时间难以嵌入新的社会生活系统。虽然移民间关系基本融洽，但不再具有那么浓重的“人情味”，而是倾向于避免与村民来往，尤其是发生人情往来，村民关系朝着“利益关系”方向发展。因此村民之间融合程度较低，对村庄的归属感较弱。
“在这个地方，帮个小忙找邻居可以，帮大忙就不行，在这个地方就是金钱说话，再好的亲戚也得拿钱说话。像这两天掐棉花头招人，那也得掏钱。这地方就是钱的事情，不是帮忙的事情。”（MZ 村访谈7）
通过上述对G 县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空间重构的分析可以得知其生计空间较搬迁之前得到较好的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空间改善，生产生活便利。搬迁后，移民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住房改造、交通便利、教育提升、医疗改善，这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升，改善了农户的生计空间，自然资本得到显著增强，生产生活便利程度得到明显提高。
（2）生计资本增加，家庭收入提高。搬迁后农户获得政府的搬迁补助，并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帮助，如给予住房材料、种植补贴、农机补贴等，增加了农户的物质资本从而促进了生计资本的提升。
但与此同时，移民的生计空间重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1.地理环境仍较为恶劣，农作物生长受限。迁入地的地理环境虽较之前改变了许多，但风沙天气、土地盐碱化以及水资源短缺仍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农作物生长生产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
2.生计策略没有转变，具有生计脆弱性。移民搬迁后仍是以种地为主，生计策略没有发生太大改变，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农作物主要以输出原材料为主，价格相对较低且波动快，农民收入不确定性高，仍表现出脆弱性。农民掌握的职业技能少，就业市场竞争力弱，生计能力明显不足。
3.政策宣传力度弱，执行存在偏差。村民对于各种扶贫政策的了解程度欠缺，甚至对于许多政策的实施持怀疑态度。村民社区治理参与感不强，政治意识淡薄。
4.社会空间疏离，社会交往与融合程度较低。部分村庄的移民甚至来自多个地区，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在语言的沟通、生活方式等文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村民之间来往较少，缺乏有效互动与信任，融入程度低。
注释
①三西吊庄移民：1982 年，甘肃定西一带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干旱，树草枯死，人畜缺水现象十分严重。为改变上述地区的贫困面貌，同时为加快甘肃河西走廊商品粮基地建设，1982 年底中国政府成立三西（河西、定西、西海固）建设领导小组，推进实施“三西”农业建设和扶贫移民搬迁，将定西和西海固地区部分村庄整村迁移到河西、河套和沿黄河两岸地区。
②顶替户：即原应搬迁的迁出地居民放弃搬迁，将迁入点房屋转让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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