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形成过程中各民族的多维互嵌——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例

魏霞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1]。从2014年“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到2021年的“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入“深入推进期”[2]。各民族在空间上的交错融居、文化上的交融与共生、经济上的依存和互惠、社会中的密切交往、心理上的相互认同与情感上的相互亲近等[3]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是将中华民族多元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4]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

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内蒙古）首府城市呼和浩特在历史上就是古代各族交往频繁之地，是一座有着漫长的民族交融经验的城市，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不同民族都曾在这一地区生息并留下生产、生活遗迹。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被称作丰州城，明、清时期修建的归化城、绥远城对当时中央王朝政治的稳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归化城建成后，蒙古百姓根据当地青山如屏、黑水如带的自然环境，称之为“呼和浩特”（库库和屯），意为“青色的城”。

对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形成的多维互嵌的历史现象进行梳理，有利于各民族理性认识呼和浩特的形成和发展史，同时，也有利于各族人民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继续团结合作，繁荣祖国北疆之城。

古代文献中，“城”与“市”各有解释，一般而言，“城者，所以自守也”，意指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指用于商品交易的集市[5]。明代以前，中国大部分城镇主要是军事和政治城镇，城镇中的居民主要是官僚、地主、手工业者以及一些批发商和零售商人，另有极少数长途贩运商人，他们会贩运盐、丝、茶等[6]。呼和浩特也不例外，因防御而建“城”，“市”伴随“城”的发展而兴起。

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对那些来自边远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口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有研究认为，城市人口的增长和互动与城市内分散人口的共同利益，如防御、繁荣经济等相关[7]。呼和浩特作为农牧交错区，“马绢互市”“茶马贸易”是不同民族经济互动的重要项目。在近代呼和浩特，回族驼运也是一种运输媒介，增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互补性，促进了民族间的互惠共生[8]。

在对呼和浩特的历史研究中，“移民”“城市建筑”“城市文化”是主题。关于呼和浩特的建成与建设，早期的研究就表明，归化城、绥远城是呼和浩特地区各族劳动人民共同修建起来的伟大建筑，是各族劳动人民的血汗结晶，涵盖了蒙古、汉、满各族文化交流下的建筑技术[9]。对特定时期某一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描述性研究中，部分以空间为对象、以文化或经济为变量的研究证实，呼和浩特多元宗教文化共生共存是不同宗教文化间互动与融合的结果[10]，形成了呼和浩特是“民族友好往来的驿站”的共识[11]。

已有的以经济生活、文化或建筑等为主题的研究，虽各自为阵，但综合观之，基本能够表达呼和浩特历来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集散地。戴学稷先生的《呼和浩特简史》更是展现了北魏以来呼和浩特地区各族的互动往来。本文结合已有研究，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几个层面，梳理呼和浩特在形成过程中的各民族多维互嵌。

2022年，呼和浩特市户籍人口255.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63.3万人，乡村人口91.8万人[12]。在呼和浩特生活的部分居民并没有完全脱离农牧业生活，他们中的部分人口仍然往返于城乡之间，携带着各自的经济和文化符号。也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口迁移到呼和浩特进行生产生活。如此，各族人民跨区域、跨领域地实现着更为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呼和浩特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多民族空间互嵌

空间是不可孤立的，与人的活动密不可分[13]。秦汉时期，北方和中原地区常有战争发生。呼和浩特一带处于中原地区的前方要地。为了加强北部防御，汉王朝在长城沿线遍设城堡和“障塞”，[14]现在呼和浩特还有考古发现的“汉城”遗址。西汉王朝派遣和招募大批民众在这些城堡长期落户，他们在耕种、守卫过程中，通渠置田，促进了此地农业的发展。

从东汉末年到隋朝统一南北的300多年时间里，整个北方发生了一次民族的大融合。原来活动于北方草原的各民族大多数移居黄河流域，尽管彼此间有频繁的战争，但同时也进行着不间断的经济文化交流。现在内蒙古的南部包括河套和呼和浩特平原在内的广大区域，当时已经成为农牧民族交错杂居之所。

呼和浩特地区在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初（辽、金两代）的300多年时间里，没有大的战乱，经济发展稳定。据《金史·地理志》记载，丰州居住着女真、契丹、汉、蒙古和汪古等各民族，共有22683户，如按每户平均5人计算，则有人口10万左右，属于人口较多的州邑[15]。公元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1162—1227）在同各部的长期作战中势力持续壮大。铁木真统一了各部并向南方的金朝发动进攻。在汪古部的帮助下，铁木真率军顺利越过金朝的界壕边堡，形成威震欧亚的游牧强国。元朝建立后，汪古部驻守此地，该部首领对中原文化颇有研究，并和中原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14世纪末到16世纪，中原、北方以及蒙古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斗争，呼和浩特地区是前哨。长期而频繁的战争，影响了呼和浩特地区经济的发展。盛极一时的丰州闹市变成荒野，民众纷纷迁移。元亡明兴，明朝在此设置卫，北元阿拉坦汗驻牧此地。1571年，明朝册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为明朝担负守卫边城的任务[16]。明朝对边疆的治理实现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山西等地的一大批汉族百姓在这一时期到呼和浩特垦荒务农，呼和浩特地区逐步成为蒙汉民众杂居、农牧经济交错的地区。

阿拉坦汗向明朝统治者申请修建呼和浩特城并获得了批准和支持。从现存的建筑风格和雕梁画栋中可见，当时在呼和浩特生活的各族百姓都为这座城市的修建贡献了宝贵的智慧和体力劳动。明朝统治者给修建好的城赐名“归化”，“归化”二字体现了中央和边疆的关系。此后，归化城成为明王朝的北疆重镇。

明朝后期呼和浩特不同民族的人口增加，并有少量回族迁到呼和浩特地区。之后，不断有回族迁入，加上本地出生的回族，到1789年，归化城的回族已达数百户，人数至少在1000乃至更多，他们在呼和浩特地区修建了清真寺[17]。清王朝的大一统政治，进一步推进呼和浩特成为蒙古、汉、回、满等各族共同居住、交往互动的城市。

明清中央王朝政权更替中“呼和浩特”城曾受到破坏，清朝初年开始重建。18世纪30年代，清朝在今内蒙古地区的政权稳固，并在呼和浩特筹建了一座八旗军队的驻防城，这座城建成后被命名为绥远城。绥远城位于归化城东北五里。绥远城建设过程中，除了当地蒙汉百姓参与，还从长城以南的山西招募了大批工匠参加劳动。为了建城需要，呼和浩特附近建了许多窑厂以制造砌城墙用的大青砖，绥远城历时五年完工（1735—1739），被后人称为新城。新城是一座军事城镇，除了“绥远将军”衙门中的许多文武官僚外，还驻扎着八旗步骑兵。起初驻军中包括满、汉、蒙八旗，1764年乾隆皇帝将汉军八旗调走，并准许官兵携带家眷，这些满族八旗官兵和家属约有15000人，他们在呼和浩特安家落户，成为当地居民。在满洲八旗驻防军中还有少数鄂温克、鄂伦春和达斡尔等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18]。经过朝代更替及不同时期的农垦、驻防等，呼和浩特地区的民族人口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化。

明朝后期到清朝以后，蒙古族民众称汉族建起的村庄和小市镇为“板升”（房舍村庄），并效仿汉族居民，建仓库、府第、庙宇等。在这些“板升”中，除了主要是汉族百姓聚居以外，还居住着一些从游牧文明转为农耕文明的蒙古族百姓。大量“板升”的出现以及因农业发展而产生的定居放牧，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板升”一词得到了沿用，直到现在，呼和浩特市区及附近旗县，还有很多蒙汉错居的村庄被称为“某某板”。

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带着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进入呼和浩特地区，进行农耕、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变得更为频繁，共同为呼和浩特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呼和浩特成为一个集蒙古、汉、回、满等各族共居的多民族城市[19]。1949年，呼和浩特有汉、蒙古、回、满等10多个民族，其中，蒙古、回、满3个民族共33495人，其他少数民族共115人[20]。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北疆建设，呼和浩特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民族更趋多样化。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市有34个少数民族[21]。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943814人，占85.42%，蒙古族人口为398688人，占11.57%，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103598人，占3.01%[22]。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总量虽然不多，但多民族交错融居已经常态化。人群本身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携带者，日益深化的呼和浩特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形成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互嵌。

（二）呼和浩特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多民族文化互嵌

“人类文化虽根于本能却大体出于吾人后天之制作。”[23]有学者认为，民族的分异，首先表现为依赖自然环境所建立的生活方式，其次才是习俗与宗教[24]。所谓农耕民族、游牧民族也正是依据经济生活方式来做的划分。呼和浩特在形成过程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一直存在农牧结合的生计方式，因此，在建筑、服饰、饮食、戏剧、宗教等各个领域存在多民族互嵌。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从1959年至1961年间在呼和浩特东郊二十家子古城遗迹中发现了官署、作坊址、冶铁工场等遗迹，出土有“安陶丞印”“定襄丞印”“平城丞印”“武进丞印”等封泥。从这些考古资料来分析，这里可能是汉定襄郡所属县治所在，考古资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同中原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25]。

辽代起，呼和浩特被称为丰州。丰州的富民县在今呼和浩特境内，富民县遗址是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白塔村被发现的。遗址西北角上的“万部华严经塔”，民间称“白塔”，是辽代丰州城留存到现在唯一完整的建筑物。这座塔是八角形楼阁式的砖建筑，塔壁上塑有天王、力士、菩萨等浮雕。塔、雕塑艺术以及塔上的篆书石刻和汉、蒙古、维吾尔等不同文字书写的题记，都标志着历史以来各族的文化交融盛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郊的美代村，曾发现了一些金代的农业村落遗址和农具，说明各族百姓共同推动了呼和浩特地区的农业发展。此外，呼和浩特境内其他地方还发现了许多金代的金属器物，如现在内蒙古博物院展览的佛像，说明金代丰州的手工业比较繁荣。农具、佛像等器物的发现，本身也体现出了该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

元代驻守呼和浩特的汪古部在同汉族、契丹族和女真族的长期接触中大量吸收了这些民族的文化成果，而使本部的文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史载汪古部的贵族阔里吉思，对汉族儒家学说很有研究，在他修建的万卷堂里，收藏着丰富的图书，他经常同汉、契丹和女真族的学者们讨论经史等各种学问[26]。说明各族在用发展的眼光进行文化上的学习和交流。

阿拉坦汗和其继承人倾心于汉族先进文化并和明朝的边疆大吏有着较深的友谊，主张蒙古、汉族和平友好往来。1551至1570年的时间里，从山西、河北等地迁移到这一地区的汉族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达5万左右。在长期与蒙古族人民的交往交流过程中，迁居呼和浩特的汉族人口也逐渐受到蒙古族生活文化的影响，生活习惯逐渐和蒙古族相近，有的还给自己的子女取了蒙古族名字。各民族和睦相处，在衣着、面貌、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7]。蒙古族、汉族百姓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相互借鉴，已经难分彼此。

清朝时“旅蒙商”起初为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的随军贸易商，以后便同蒙古族封建主相勾结，垄断了大漠南北的贸易权利。“旅蒙商”中最显赫的三大旅蒙商号——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都设在呼和浩特。他们每年把大量的砖茶、布匹、绸缎、百货从呼和浩特运到边远的蒙古族聚居区，然后运回当地出产的皮毛、药材和牲畜等[28]。“旅蒙商”因在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使其名声莫衷一是，但他们在大漠南北的贸易和流动无疑促进了漠南漠北的经济文化交流。

绥远城修建完以后，随着八旗军队的驻防，政治相对稳定，各族人口都有增加，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和贸易得到了发展，经济再度繁荣。从银楼、绸缎店到百货、杂货店应有尽有，饮食店、茶馆、酒楼、戏园等服务行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名的“旺春元”“锦福居”“荣生元”等几家馆子南北菜系兼备，相应的，地方名菜“归化城烧卖”亦享誉全城，这些都侧面反映出了呼和浩特当时南来北往的人口流动。京剧、晋剧、皮黄、本地二人台等各种艺术先后进入呼和浩特。18世纪中叶以后，呼和浩特经济繁盛，成为西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呼和浩特在文化上呈现出了以中原农耕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和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同民族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都做出了贡献。1954年，内蒙古首府迁到呼和浩特以后，这里再次成为集我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的重镇。

（三）呼和浩特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多民族经济互嵌

呼和浩特处于农牧交错的独特人文地理地带，是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生活方式的结合部。中原的政权馈赠与互市和民间贸易是中原与北方互通有无的主要渠道。[29]

公元341年，北魏皇帝先祖拓跋什翼犍修筑盛乐新城（今呼和浩特盛乐经济园区）后，农业得到了发展，农耕经验推广到河套北部地区，在大青山一带即敕勒族放牧的地区，一直到山北的广大地区也有了一定数量的农业。各族百姓在呼和浩特地区的空间、经济和文化上的互嵌，表明两汉以来，生活在呼和浩特地区的人口就不是单一民族。呼和浩特地区特有的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为长期生息在这里的各族百姓提供了生产便利。据《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当时并州（并州包括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畜宜五扰”“谷宜五种”，说明从西汉起当地就已存在农牧经济并重的情况。西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设有养马苑，这样中原地区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学习了游牧民族的牧业生产技术，游牧民族也学习了农业技术，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汉朝时期，匈奴人居漠南，宣帝下诏“北边振谷食”，强调并支持在云中（今托克托县，距呼和浩特100公里）等地发展农业。两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友好往来，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有较大的推动作用[30]。

作为历史上的军事要塞和南贩北贾的集散中心，北方各民族在此地频繁接触。辽代丰州经济繁荣，统治者1005年在这一地区设立榷场，借此征收商税，北方游牧者和农耕者在此各取所需并进行贸易交换。榷场设立后，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多元发展，加强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蒙古族百姓用皮毛来交换内地商人的丝绢和其他物品，彼此调剂余缺。

元朝时期呼和浩特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相比辽、金时期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元人刘秉忠路过丰州时曾经写了一首《过丰州二首》，其中之一是：“山边弥弥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出塞入塞动千里，去年今年经两秋。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31]“禾黍稠”反映出当时的农业种植情况，“车马喧阗”描绘出丰州城的繁盛热闹。元朝呼和浩特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使得有了对牲畜的需求，进而也方便了牧业经营者的生产生活。如此一来，当地民众就不用把牛、马、羊、驴等各种畜产品运到长城沿线去和其他人交换农产品。

明朝末年，非常受蒙古族欢迎的物品是砖茶和棉布。牧民们用牛、羊、驼、马等牲畜来交换这些物品。由于交易繁盛，市场上找不到那么多的翻译，不同民族交易时甚至用手势来沟通。这时，随着军队的驻扎，农业人口的增多，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开始有了在这里固定营业的座商。到16世纪下半叶，呼和浩特地区的经济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呼和浩特不仅成为蒙汉等民族杂居、农牧兼有的地区，还是西北的一个手工业中心。

明朝时期的马市是封建主们进行贸易的主要场所，普通百姓可以进行物资交流的场所是民市和月市，边远地区还有临时性贸易市场——“小市”。这些贸易场地促进了各类物品的交易和流通。大漠南北以皮毛换布料绸缎，以金银购买茶叶、农作物种子等不同类型的交易不在少数。这些互市贸易促进了各族百姓之间的相互了解，使民族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极大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清朝初期，北京来的各业商人组成了十二行，促进了呼和浩特商业完整性的发展和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由于政治稳定、气候适宜，呼和浩特百姓生活相对安定。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呼和浩特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地位更加重要。清朝以呼和浩特为交通枢纽，发展了通向东、西、南、北的驿站。呼和浩特南经杀虎口可通向山西，因此，20世纪初山西人“走西口”的目的地通常是绥远或包头，“走西口”的山西人后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呼和浩特几乎没有和内地中断畜产品、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土产品的交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呼和浩特形成了各行各业共同发展的统一的经济体系，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相互借鉴和在生活中彼此交融的局面。

（四）呼和浩特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多民族社会互嵌

会盟、和亲、互市、册封都是中央王朝用来维系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西汉末年汉朝同匈奴停止了长期战争，双方恢复和亲关系。公元前33年，汉朝遣王昭君嫁到匈奴。于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便长期在民间流传。昭君出塞加强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两族人民的和睦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自东汉初年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大批的匈奴人迁入呼和浩特地区及其以西的河套平原、以南的山西北部。各族百姓连田接舍，必然会形成礼俗、生活等各方面的交融互嵌。

呼和浩特南郊至今还保留着传说中的昭君墓，被人们称为“青冢”。事实上，昭君去逝后埋葬的地方现已很难考证，但“青冢”象征了民族间的友好和睦和各族人民对王昭君的尊敬。

在不同朝代均有和亲之举，清初，康熙之女恪靖公主嫁给喀尔喀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因战争原因，恪靖公主暂居离呼和浩特较近的清水河厅一段时间，她奏请皇帝赐良田几万亩，开边招民耕种，兴修水利，开凿“青龙渠”，促进了当地农牧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商贾络绎不绝[32]。恪靖公主由清水河迁到呼和浩特后，圈占了东郊太平庄四村水浇地17000多亩作为她的庄园，并在归化城北门外修建了豪华的公主府[33]。现呼和浩特市在公主府建筑基础上，建设了呼和浩特市博物馆，和亲促成民族交往的故事仍在流传。

费孝通先生在1933年撰写的《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与乡村》一文中，就阐述了乡村社会变迁、人口流动问题和城乡关系问题，他指出“人口流动和积聚，须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一种生产方法，可以在经济上维持多量人口于狭小的土地上；
第二是有交通设备，使各地人口能够集中，一地的出产可以和他地交换生活的资料。所以一地人口数目是受这两个条件所决定的”。[34]呼和浩特在清朝以后就大力发展向东、西、南、北的驿站，所以较为现代的交通设备一旦出现，呼和浩特很快成为多民族人口的集散地。如今随着各民族人口的快速流动和交错融居格局的深入，呼和浩特的族际通婚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进而，各民族在风俗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彼此交融。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合之又合”的内在运行逻辑，就包含着不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存在着“越界”的现象[35]。多民族个体在物理上的流动、接触与心理上的接纳、包容交织在一起，城市作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随着城市性的显著和个体异质性的增强，在个人的社会交往中，受影响的主要是个人在城市中的核心社会关系、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等。

（五）呼和浩特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多民族心理互嵌

无论明、清时期的归化城、绥远城，还是今天的呼和浩特，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各族百姓繁衍生息、互通有无之所。在封建王朝时期，如清朝，统治者建绥远城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在边境防御和屯兵，但在发展中发挥了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作用[36]。也就是说，呼和浩特地区在没有外敌侵略时，曾存在各民族之间的纷争，但主要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比如有学者认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包括统治民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37]。“鸦片战起，国门洞开，欧风美雨，遍于中夏，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此之时，国人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思有以自强；
又羡于西人之政教修明，思有以自效。”[38]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39]1900年，呼和浩特各族百姓就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风暴，数千名蒙汉群众聚集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响亮地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口号，严惩了欺压、残杀百姓并侵犯中国主权的外国传教士和为虎作伥的地痞、恶霸。清政府借口“移民实边”，派兵屯垦、“出荒招垦”，大量霸占了土地，因此，蒙汉各族百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垦”斗争[40]。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是各民族逐步形成利益和心理共同体的过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维护各民族群众利益为己任。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假借“大蒙古主义”企图占领内蒙古土地财富、奴役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阴谋[41]。1938年1月，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举行会议，指出内蒙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蒙汉各族各阶层与全国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等口号，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2]。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保卫绥远”等口号。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的蒙古族工作，增强了各民族团结抗日的力量[43]。呼和浩特市（当时称归绥市）的财神庙秘密活动联络点系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共产党人进行抗日活动的联络点[4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各民族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在抗日战争中都做出过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迁到呼和浩特后，呼和浩特开始其城市化建设。这一建设过程更是得到了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古老的呼和浩特获得新生。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很多重要讲话和重要论述中，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中华民族一家亲，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由自在、自觉、自强走向自信的共同体，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各类风险、挑战，中华民族要作为一个共同体争取话语权，需要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民族工作领域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理念，即各民族要“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45]才能战胜一切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城市形成史来看，不同民族百姓在呼和浩特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对这一地区有天然的认同，这里有不同民族的共同记忆。政权稳固、社会生活安定，经济文化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各族百姓的生产活动，包括农业、牧业、手工业也会顺利进行。反之，人民不分民族的流离失所，城乡俱废[46]。也就是说，呼和浩特各民族长期以来已经有命运与共的经历。各民族牢固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交流交融格局。呼和浩特的城市形成史，也可以印证“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47]在新时代，对城市形成史中多民族互嵌因素的梳理，有助于各民族正确树立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进而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主要是中国农牧两大类型民族文化的交融结合和历史活动的总和[48]。呼和浩特地理位置的突出特点是农耕和游牧区域相结合，千百年来，在这里生活的各族百姓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为补充，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彼此借鉴、相互吸收。朝代更迭，但各民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发展。

呼和浩特城市形成史是自古以来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解决冲突、共存共生的历史过程，为“各民族共创中华”提供了一个侧影。呼和浩特城市建筑、街道布局等构成了各民族相互照应、和谐共处的空间结构。多民族的空间共建为族际共生提供了纽带。呼和浩特“在现时代时空坐落中的文化形式已不再是单一的体系，而是由存留的地方性传统，新发明的民族文化以及全球文化等等组合而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民族在呼和浩特经过更加活跃的迁徙、混居、通婚等各种形式的社会互动，人民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新社会的多民族深度互嵌。费孝通先生认为古今中外各民族的文化有它们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要满足个体生存和社会持续的要求。任何民族不能不具备用以满足如衣、食、住、行等基本要素。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城市，兼收并蓄，包容各民族的独特风格，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创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社区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呼和浩特以各民族共居共享共乐的新型现代化城市面世，在这里，各民族守望相助，继续团结奋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过程中，必将打造出祖国北疆最亮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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