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石

王玉珍

（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党的二十大号召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迎来一个更为关键的历史节点和战略机遇期，但与此同时国际国内的重大挑战也接踵而至。面对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务必要妥善解决好因其产生的问题和矛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社会矛盾频发，预防和处理好国内各阶层、各族群的关系，是十四亿人口超级大国治国理政的基石。苏联这个大国的解体不是因为经济崩溃，而主要是因为自己国内社会矛盾、民族分裂、政治危机，简单归结于外部势力是不客观的。近年来，国内有责任感的学者不断提出一些需要警觉的问题。强化中华民族认同，而不是强化族群意识和差异，就是一个很重要很现实的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费孝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承上启下的领军人物，也是这个时期民主党派的代表性领军人物。他从学术生涯早期到人生暮年，对文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自始至终，在占有大量理论、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总结出“多元一体格局”等重要理论，其影响十分深远。

费孝通在1998 年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将民族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引起海内外普遍赞誉，成为他“进入成熟阶段树立的学术高峰”。文章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出发，从多个角度探究多元民族的产生过程和演变规律，提炼得出“多元一体”这一关键理念及其对中华民族格局的重要影响，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费孝通通过大量考古资料与史实，论述了一万年的发展史，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认定过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是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与西方对抗形成的自觉、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主流由多个单独族群组成。在历史演进中，各族群通过杂居、融合、分裂和消亡等社会交流，逐步形成“交融贯通”的族群特点，进而构成了特性各异的多元统一体。费先生的论述是由“空间一体内的民族多元——民族多元后的中华一体”这样两个层次展开的。东亚大陆地理单元是费先生所指的“空间一体”，南北跨30 个纬度，分为从西向东的高低三级阶梯。中华民族在这个一体空间内由分散孤立的多元状态逐渐趋于一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域的以汉族为主，中原各其他民族为辅的融合统一民族。

生活成长在东亚这块辽阔的地理空间的各个族群，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按照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概念，我们国内的民族理论对“民族”这个概念的解析有偏差，包括汉族在内的56 个民族，语义上应解析为“族群”，而不是“民族”。这样才不会误以为“中华民族”不是“民族”。

看待民族问题，一要有全局视野，二要有历史深度。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格局不但决定现在，而且影响将来，正确认识中国民族构成，分布特点及其历史成因，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国情，正确制定政策，维持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围绕“凝聚核心”逐渐发展，汉族、藏族等群体在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部分以核心为依附，部分以核心为主体，进而构成多层级的统一整体。在以“凝聚核心”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群体间存在频繁的分合变化，并逐步形成了层次各异的序列，从而构成“差序格局”。费先生把他早年的差序格局理论扩大到中华民族大结构中，是他晚年理论思考的亮点，也给后人极大的启发。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强化中华民族认同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和时代的要求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概念恰恰是出现在晚清中华衰落、外敌入侵之时。而目前是民族振兴的历史节点，也是国内国际各种矛盾交织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自己不乱才复兴有望。当前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不是单指少数民族的文化，而是包含各民族族群的共同文化精髓，在文化自信的大旗下，既要关注“多元”，更要强化“一体”。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六年来,虽然经过“文革”那样灾难性的破坏,但民族团结融合的氛围始终是良好的。上世纪80 年代内蒙古首先响亮的提倡“两个离不开”,即少数民族和汉族谁也离不开谁的理念。正因这样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使得自治区在中国社会急速变迁的大变革中稳定发展,无愧于“模范自治区”称号。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成果。“离不开”是很通俗易懂的的解析。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千年形成的复杂而壮阔的历史沧桑,也展示了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必须成为一起攻坚克难、共渡惊涛骇浪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是历史客观产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是在社会客观物质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从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两千年更替，众多族群在国家的扩张和王朝更替中融合，在黄河中下游广阔的中原形成早期的民族实体，也就是汉族早期的雏形。而汉族的族称应该起源于南北朝，当时北方族群纷纷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并接受中原农业文明，最后造成大量新的族群融入汉族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纯粹的汉族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生成史。

从夏商周千年更替开始，汉族逐渐地在多族群的融合中成型。秦汉时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又造成中华民族新一轮的大融合。众多的族群又一次进入中原，融入汉族。

费孝通认为，我们现在通行的民族概念有三层涵义：一是中华民族统一体；
二是组成中华民族的56 个单独的民族；
三是各民族内部各具特色的民族群团。这就给民族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提出非常广阔的空间。他认为民族学研究不应该成为单纯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也不应是单纯对某一民族的研究。中国的民族学不能离开汉族研究，应涵盖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

汉族形成本身就是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结果。离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就无法在中国全面地研究民族。他的民族研究重要特点是：在少数民族研究中，总是结合他们与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这就从历史视角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研究推进和深化了。这就是说，中国民族研究必须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研究，而不是仅对占人口百分之六的少数民族研究。同时他也认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从历史上看，少数民族也有体现，比如在元朝时的蒙古族和清朝时的满族。这样的思路对“中华民族”整体研究是根本性的突破。

文化自信的表现不是封闭的、排外的，而是包容的、开放的，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文化的视野和历史的视野是我们深入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道路的理论武器。

文化是人类的标志，是人类独特的创造，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是社会的魂；
文化也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是生活在某个特定自然环境中的族群为适应这个环境而形成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
文化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不断行进中的社会生活留给某个国家、民族、族群和社区的传承。因此，文化自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具体而非抽象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是基于对古希腊或古罗马的自信，也不是基于对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的自信，而是对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沿革的大家庭核心凝聚力的认同。从政治上讲，最重要的是对国家的认同，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悠久历史的认同。

汉族的文化传承主要体现在文字和文献方面，汉族人的方言上百种，但书面语自秦汉以来基本固定，文献文学作品保留下来的精华记载了民族的文化遗产。而现存的汉语言中也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留下来的，这在北方语言中特别突出。

费孝通指出，文化是一个由量到质积累转变的过程，只有经过历史的洗礼，才能出现超越生死、时空的文化传递。中国有着古老而连续的文化传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统一帝国分裂后还能再次建立更高度的大一统帝国。如此反复多次，其中还经历了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华的元朝和清朝近400 年。但中华文化依旧长盛不衰，在专制帝国完结后，依旧能经过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确立了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现代国家。

谁也无法否认中华文化的悠久和独特、博大和多元。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执政七十多年，一直努力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结合，取得了革命胜利；
又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治国理政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积累，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

中国不但具备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丰富深邃的传统文化，也同样传承了汉族各地方的地域文化，从北国到南疆，从西域戈壁到东南海岛，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接客待物，各有千秋。中华辽阔国土上，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的不同，汉族的地域文化本身已经是多样化的，某些差异不亚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别。各少数民族更是有自己丰富的族群文化，不同的语言文字、音乐舞蹈、风俗习惯、服饰仪式、生活方式五彩缤纷。对中华民族而言，是我们历史传承的多元文化体现。对世界而言，就同“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华哲学传统一样，是中华文化巨大包容性的体现。不仅接纳过各种宗教意识形态，近百年来中国还大力引进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成果，并不同程度的使之与中华传统相结合。使之既适应时代，又适应中国，迄今仍在努力实践中。

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指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传承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体现了自己的民族个性、地方特色，各美其美是天然合理的，美人之美是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基础，是维系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心理共识。做到这八个字“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才有可能。推而广之，中国与世界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历史发展过程的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也是必要“大同”的必经之路。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本要求，要把持续将加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战略任务抓牢抓实”。民族是一个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概念，中国现在所说的55 个少数民族，是新中国通过行政方式调查认定的。历史是研究与改革社会的必要前提条件，任何社会结构均需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在前一社会结构中继承发展。

中华民族是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与西方对抗形成的自觉、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主流由多个单独族群组成。在历史演进中，各族群通过杂居、融合、分裂和消亡等社会交流，逐步形成“交融贯通”的族群特点，进而构成了特性各异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由56 个群体组成，虽然汉族占比人数最多，但是汉族不等于“中华民族”，两者间存在整体与个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存在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

强调中华民族认同必然牵涉到“民族”的概念内涵，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我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的民族，融合了不同族群的民族(民族A)和由单一族群构成的民族(民族B)。也就是费孝通说的民族的第一、二层涵义。民族是一个动态的进程，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族群的生生灭灭，以及它与别的民族和族群的融合或分离，使我们无法找到凝固的永恒的民族。今天世界上存在的民族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族。民族是在个性向共性逐渐发展转化中形成的，即民族是人类的一体化和组合的一种形式。

中国的形成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当代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在过去一段时间，民族研究较多地强化“民族共同心理”，对社会分工体系发展这一物质基础缺乏摄入探析。社会分工是社会融合的客观基础，抛开客观条件谈“共同历史”犹如无本之木，即就现象谈现象而非本质。新中国建政后在民族事业上有两大举措，一是民族区域自治，把民国时期的一些“省”改建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二是政府组织力量进行“民族识别”。北京大学的回族学者马戎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的民族问题主要受前苏联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影响，将“民族”狭义理解为56 个“民族”这一局部层面，忽视了中华民族这一整体。藏族作家阿来认为，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边缘本是模糊的、有弹性的，这既有利于各民族间正常交流，也有利于解决民族矛盾与问题。当前，较为清晰的公民民族属性和地理区域划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化弹性，从而不易形成统一的国家共识和情感认知。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认为：交往交流交融是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要持续减少强化和细分民族边界，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认知。

不言而喻，他们的见解是有问题导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能否实现，民族工作至关重要。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往往取决于把握的分寸和执行的尺度。况且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社会变迁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信息传播之广都是极大的挑战。“三种势力”的挑衅是以意识形态为先导，以多族群多信仰国家为目标的。要保证能不战而屈敌御敌，在加强民族族群融合的大氛围下，下大气力强化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话语权，让中国民族团结再上新台阶，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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