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贫困脆弱性到发展韧性：农户家庭生计策略演进的文献综述

吴本健 樊庭君 张迪展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邮编：100081）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我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但贫困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返贫风险仍然存在[1]。因此，新时期的贫困治理，既需要巩固脱贫成果，又要增强低收入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

生计策略指一个家庭为维持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获取基本物质资料的行动。生计策略能够完整地描绘出低收入群体生存状态的复杂性，也有利于理解低收入群体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2]。由于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加剧，加之近年来社会公共事件时有发生，农村、农民的发展面临着复杂外部风险的考验，维持农村的发展稳定，防止农户因意外风险返贫，是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然要求。新时期农户生计策略更关注的是其自身抵御能力以及恢复或修复能力。即使遭受意外风险冲击，农户生计也能以较快的速度得以复原，甚至超越原有水平，而非只是预测贫困是否发生从而事先提供外部保障机制。因此，对农户生计的研究需要从生计演进的动态视角出发，既能抵御意外风险的冲击而不致贫，又能在保障现有生产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得以提升，而“发展韧性”这一概念为学界对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的研究提供了前瞻性视角。

农户家庭发展韧性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刻画了农户家庭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也对其事后修复冲击所带来损失的能力进行了考察。发展韧性在经济学中，最先用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等宏观经济主体的研究。随着贫困治理的演进，发展韧性才逐渐以微观主体为研究对象；
加之，发展韧性具有事前预测、预防和事后修复、适应的动态性，导致学界对其概念、分析框架以及测量方法等均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因此本文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从农户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视角切入，在微观层面上系统梳理了发展韧性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对发展韧性与农户生计策略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综述，以期为学界研究发展韧性以及农户生计模式选择提供更为翔实的参考，并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农户生计发展方向上的思路。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户具有脆弱性，但在农村所面临的多次风险冲击中，我国农户展现出了“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3]。受政策支持和自身发展能力提升的影响，“韧性小农”不断显现，然而农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其脆弱的一面始终难以消除。在绝对贫困治理时期，此阶段农户生计策略围绕脱离绝对贫困展开，关注的是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增长，因此往往用货币层面的单维度经济脆弱性来度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但贫困脆弱性是一个事先的预测性概念，缺乏对实际遭遇后的预防机制的考虑，难以体现较长时期中农户的持续发展。

在新发展阶段，加快农村家庭生计策略转型是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关键[4]。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是农户主观意愿和客观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受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5]。农户收入则是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国内学者研究了宏观政策[6,7]、区域条件、外部风险等因素变动或冲击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8,9]。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居民中非农就业的比重不断加大，农户的生计方式也变得多样化。因此，农户生计策略的多样化及其动态转型成为农村发展领域的研究重点[10]。

在脱贫攻坚时期，部分地区因资源严重匮乏、产业产能落后、土地地形限制、灾害发生频繁以及交通运输不便等问题，当地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低，易受自然风险的冲击。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将这些地区的居民搬迁至发展条件优越的移民区，居民的生计方式也得到了改善，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增强。同时，各地都加大对经济薄弱地区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有所改善，部分地区结合当地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对当地居民生计策略选择具有积极影响，增强了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11]。此外，在政府转移支付的保障、就业帮扶、技能培训、资金支持等政策和措施下，低收入群体提高了对未来的预期，从而积极调整和改善原有的生计策略，提高了抵御意外风险冲击的能力，增强了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

目前农户开始主动进行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调整，受到外部风险冲击影响逐渐减小。低收入群体对生计策略的选择也不只是考虑抵御风险，而是通过激发自身内生发展动力，提高生计的韧性，从而实现增收致富。因此，原有以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等单一角度研究农户生计策略，不足以反映其生计的可持续性[12]，而从家庭发展韧性视角分析农户生计策略，显得更为全面且合理，同时也具有前瞻性和动态性。

贫困脆弱性是研究贫困和农户生计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贫困治理早期更加强调对贫困脆弱性的度量以及对贫困发生的监测；
而在贫困治理的后期，特别是脱贫后，更强调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发展韧性则成为其研究的热点概念。尽管二者均基于贫困提出且为动态性概念，但存在较大差别，两者的关系也存在较大争议。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环境及条件的变化，对农户家庭生计的研究逐渐倾向于在发展韧性视角下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一）贫困脆弱性与多维贫困脆弱性

脆弱性与风险密切相关，脆弱性的概念最早在自然灾害、生态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被提出，体现的是研究对象应对风险冲击以及从中恢复的能力[13]。随后，脆弱性的研究延伸至社会经济领域，其概念内涵也不断丰富和拓展，逐渐发展成为集暴露、敏感性以及适应性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概念[14]。在微观层面，脆弱性侧重于对风险环境中农户生计方式稳定性的研究，是对农户贫困状态的一种事前分析，世界银行在2001 年提出了贫困脆弱性这一概念，即经济主体遭受风险冲击的可能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学界也普遍接受这一定义[15]。

贫困脆弱性根据个体面对风险冲击的福利损失情况测度，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货币量测量个体的福利损失[16]，即遭遇风险危机中个体收入抑或是消费的额度损失，但贫困不仅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贫乏，不同家庭将收入转化为发展资源的能力存在差异，相同的资源消耗在不同家庭中引起的生计能力提升效果是不同的[17]，因此单一的收入/消费角度不能揭示贫困形成的全貌。实际上贫困同时发生在个体的发展能力上，依照可行能力理论，当个体丧失了获取食物、衣物、住所等可行能力，其便陷入了贫困状态，在可行能力角度下，健康、教育、公共服务等要素构成了多维贫困的组成要素。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是对贫困状态更为准确的刻画，而多维贫困脆弱性是基于多维贫困状态的事前动态分析，需要考虑个体经济、健康、社会等多方面生计资本的脆弱性[18]。在多维贫困的视角下，贫困脆弱性在实现对既有贫困现实刻画的同时，也实现了预期中主体脱离贫困能力的分析。

（二）多维贫困脆弱性与恢复力

“恢复力（resilience）”是与“脆弱性”相对应的概念，国内学界对于“恢复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研究更多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此概念最早使用在生态学领域，在贫困研究中恢复力概念应用于分析农户在不利环境中维持和保护生计的原因，依据恢复力在防返贫中发挥的职能，可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微观层面上，缓冲能力体现个体运用自身禀赋抵抗风险的负面冲击的能力，自组织能力是来自制度、组织对个体抗风险的影响，学习能力反映出个体将学习的知识经验转化为生计能力以适应风险冲击的能力，恢复力研究框架将农户的生计研究与弹性理论相结合，在风险发生的全环节实现了对农户生计研究的动态分析[19,20]。

由于“恢复力”与“脆弱性”存在着密切关系，剥离脆弱性分析恢复力难以揭示研究主体应对风险反应的全貌，在多维贫困脆弱性理论的基础上，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逐渐发展为“脆弱性—恢复力”的分析框架。在微观层面上恢复力与贫困脆弱性的内涵互有重叠，同样反映了研究主体应对风险冲击（自然环境、突发事故、经济冲击等），并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多维贫困脆弱性虽然与恢复力在表现形式上密切相关，但二者的内核存在着些许差异性。第一，两者应对风险的理解与处理不同，多维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将风险危机视作非常态的外生冲击，面对危机的策略围绕保障生计资本以及缓解危机的负面冲击展开。而恢复力的分析框架将风险危机视作常态化的冲击，跟脆弱性相比恢复力更注重个体在面对风险冲击中的能动作用，面对危机恢复力强调的是主动利用生计资本调整策略以应对风险冲击，是更为主动的应对策略。第二，两种概念的侧重点不同，贫困脆弱性侧重于维持农户的生计条件稳定，体现出的是持续、稳定的概念，而恢复力侧重于主动应对风险危机，是一种创新、发展的概念。第三，两者的实践运用有所差异，多维贫困脆弱性框架中更重视外在环境的变化，体现出政策重要性以及个体生计选择的相关性。恢复力在脆弱性分析的基础上更重视个体生计持续的内在机理研究，所讨论的主题不仅包括了贫困导致的生计困难研究，还包括了外部环境突变导致的突发性生计困难以及长期贫困人群的生计恢复。

总的来说，多维贫困脆弱性是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形成的分析框架，讨论的核心是个体的贫困问题，以个体的生计资本为基础，通过对生计资本的分配及规划实现个体的持续性发展，最终解决贫困问题。而恢复力更着重于人的能动性以及面对风险的能力与策略，围绕应对外界冲击，利用自身生计资源和策略从冲击中过渡，实现生计恢复，是更为主动的生计策略。在根绝了绝对贫困的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农户的生计策略重点转向了防返贫，这对施政方向提出了更高的前瞻性和主动性需求，从贫困脆弱性到恢复力的生计策略演进过程为中国贫困治理方向的转换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恢复力与发展韧性

“韧性（resilience）”一词由国外引入，与“恢复力”出于同源，基于同一个概念衍化形成。近年来，国内研究才开始频繁使用“韧性”，如经济韧性、生计韧性、发展韧性等。韧性最早广泛应用于物理学，在工程学上，韧性表示系统在遭受地震、洪水等意外灾害的冲击后能够恢复到均衡或是稳定状态的能力[21]。后由Holling 引入到生态学的研究中，并给出了生态学上的定义，即系统在不改变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所能承受的程度[22]。此时，系统受到冲击而得到修复的状态不一定与原先一样，可以达到其他稳定状态。此外，心理学领域利用适应韧性研究个体受到负面情绪影响而保持稳定心理健康的适应能力[23]，认为韧性是一个非均衡的演变过程[24]。可见，多数领域所界定的韧性具有多重均衡思想，与经济学多重均衡理论不谋而合。因此，韧性这一概念被引入经济学中，经济韧性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以研究经济主体的发展状态以及微观决策[25]。而经济韧性更偏向于对宏观主体的研究。如城市经济韧性侧重于城市在面临冲击时的抵御能力或是遭受冲击时通过调整得以进一步发展的能力[26]。宏观经济韧性则研究的是一国经济遭遇经济危机、恶性通货膨胀等国际冲击后恢复到经济增长状态的能力，对一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指导性作用[27]。

韧性和恢复力是“resilience”的不同翻译，出现这种命名差异性的原因在于不同学科范围对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解读。恢复力是基于自然科学角度的解读，在经济学上的使用更多是直接对学科概念的借用，实际上韧性概念的出现恰是因为经济学中恢复力对于原有概念的不恰当描述，恢复力是强调系统从干扰中恢复至原有状态的能力，但在贫困分析中相较恢复至原有生计状况，生计策略的分析重点更在于对风险冲击的预防、抵抗、吸收以及适应，并在此之中维持自身原有的功能和状态，维持发展态势。因此虽然韧性与恢复力都出自“resilience”一词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但韧性是更契合此概念的释意，并且随着贫困研究中对韧性概念的理解深入，其含义逐步脱离恢复力原有概念，形成了新的发展韧性分析框架。

发展韧性的研究对象更加侧重于微观经济主体，如家庭或个体等。结合贫困陷阱理论，韧性指在面临或遭受冲击后，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得到恢复而避免贫困的能力[28]。发展韧性关注微观主体的行动选择，如个体生计策略，而这种选择能够使微观主体在遭遇外部冲击后得以缓解、修复以及适应。如图1 所示，发展韧性聚焦于农户的生计持续性、生计资本以及生计转型。相较于恢复力框架而言，发展韧性的研究视角更为长远，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农户发展的观测，不仅是遭遇风险冲击并从中恢复，还包含后续的生计持续发展以及生计转型，因此发展韧性能够更好地反映农户生计的动态性，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对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具有重大意义，是个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

（四）贫困脆弱性与发展韧性的联系与区别

贫困脆弱性和发展韧性都是研究贫困的重要概念，两者均将贫困问题以及不确定性置于动态性和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对脱贫农户防止返贫以及低收入群体提高内生发展动力具有重大意义。但学界对二者的具体关系未形成统一的定论。部分学者认为，贫困脆弱性属于发展韧性，是经济主体发展初期的阶段，即暴露在风险和冲击下的状态[29]。在初期，由于经济主体自身弱小难以抵御风险冲击，表现出较大的脆弱性，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更大；
而随着自身发展动力的增强，外部保障机制的完善，经济主体由脆弱性转变为韧性，即使面临或遭受巨大冲击，也能得到调整以及恢复到与原先相似的稳定状态，从而具备抵抗贫困的能力。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韧性是相对于脆弱性而言的，贫困脆弱性与发展韧性是两个相对的概念[30,31]。对于同一个经济主体，当贫困脆弱性越小时，其发展韧性越大；
反之，其发展韧性则越小[32]。

上述两种区别也可以体现出，贫困脆弱性侧重于对结果的研究，而发展韧性更倾向于关注过程的演变[33]。此外，贫困脆弱性需要测量意外冲击的破坏性以及自身承受的能力，偏向于消极被动；
而发展韧性关注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以及事后修复的能力，偏向于积极主动[34]（见图2）。

（一）发展韧性的分析框架

由于发展韧性或恢复力的概念提出较晚，相关研究不够深入，而脆弱性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并在界定、测度等方面比较完善和成熟。因此，有学者将发展韧性或恢复力与脆弱性相结合形成了“脆弱性—恢复力”分析框架。该框架基于Fraser 提出的以地区生态环境、经济主体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和制度状况三个方面的生计脆弱性研究框架[35]。Fraser 等将恢复力引入到框架中，用以研究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到恢复力的动态变化[36]。这种分析框架多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37-39]。

国外研究通过建立合理的生计框架并选取代表性指标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最早提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但只是将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资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五类资本的代表性指标进行标准化赋值。此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了生计恢复力指数测算与分析（RIMA）框架，通过定量方法对家庭受到冲击和压力后的复原能力进行分析，其中主要包括收入与粮食、资本、援助、服务等四个可测量维度以及稳定性能力和生计恢复能力两个复杂合成的维度[40,41]。Speranza 拓展并完善了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将发展韧性分为三个维度，即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并考虑生计资本、外部风险、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42]。该框架能够同时保证农户生计的稳定性和恢复能力，因此这一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43]（见图3）。由于以往分析缺乏微观经济主体对外部环境适应性的考虑，郑殿元借鉴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构建了缓冲能力、适应能力以及转型能力等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以保留组织管理的调节作用以及观察部分农户生计转型发展的可能性[44]。

图3 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

此外，根据发展韧性的不同定义，吴雄周认为保障生计的可持续以及激发个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是发展韧性研究的重点和核心[45]。基于韧性小农的特征，农户发展韧性应由经济韧性、社会韧性以及文化韧性三部分构成。在经济韧性方面，就业和收入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社会韧性需要关注社会网络的构建以及社会信息的共享；
文化韧性则强调对贫困思想的破除以及对环境变化的调整。

在特定背景下，对于一些适应干预措施或政策，其在降低脆弱性和增进生计韧性方面的实际效用很少得到衡量，从而导致行动者和政府难以衡量干预措施在实际过程中所发挥的效果。Gaworek 等通过控制前后影响（BACI）设计开发了BACI 适应干预措施影响评估框架，该框架借鉴了脆弱性、适应性及韧性研究的相关理论，并重点关注生计韧性[46]。该框架通过比较前后项目参与组与非参与组的变化，从而评估了干预措施以及环境变化对脆弱性和生计韧性带来的影响，为未来的项目设计提供指导。

（二）发展韧性的测量方法

已有研究将发展韧性归结为个体恢复能力。借鉴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将外部风险扰动因子转化为恢复力量化因子，从缓冲能力、自组织、学习能力三个维度选取细分指标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权重设计上，已有文献主要采用专家打分法、AHP 法、主成分分析法[47,48]、TOPSIS 法[49]、灰色关联模型[50]、熵权法等对家庭生计恢复力测量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进行赋权[51]。其中，专家打分法和AHP 法能够反映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但其主观性较强，在研究中此方法使用相对较少；
其他方法均为客观赋值法，能够有效减少人为偏差，从而较多应用于恢复力指数的构建以反映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韧性。

此外，有研究根据发展韧性的定义，对面板数据采用合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拓展原有对恢复力的测量，从而更加全面反映发展韧性。在恢复力测量体系中，加入非线性动力学分析路径，通过对福利函数条件期望和方差的估计，结合双参数分布假设，将复原力估计为满足某种福利标准的条件概率[52]。与贫困脆弱性的计算不同的是，发展韧性的期望方程中通过引入福利水平滞后变量，以体现上一期福利水平对当期的影响，从而更能体现出指标构建的动态性[53]。这种方法既能描述农户生计的发展状况，又能预测其未来发展态势[54]。

（一）国外实证研究

国外对家庭发展韧性的研究集中在受到灾害风险[55,56]、气候变化[57,58]、政策变动[59]等外部因素干预和冲击的情况下，家庭发展韧性的变化情况以及其影响程度。Lisa 研究了2014 年季风期间孟加拉国北部洪水冲击对家庭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抵御冲击的能力会因其在危机发生前的韧性能力而得到提升[60]。Marco 采用坦桑尼亚全国面板调查数据，将冲突和气候冲击纳入韧性分析框架，分析了家庭韧性能力对粮食安全的作用[61]。Phadera 等基于福利函数构造家庭发展韧性，通过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资产转移对赞比亚牧民家庭生计复原力的影响[62]。Amadu 根据对加纳的Axim、Elmina 和Jamestown 三个渔业社区进行半结构化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结果表明可持续渔业以及沿海管理对提高渔民降低社会脆弱性以及提高其生计韧性具有重要作用[63]。

（二）国内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更多的是对宏观经济主体或系统的韧性进行研究，涉及个人、家庭等微观主体的韧性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主要将农户发展韧性基于生计恢复力视角，尤其对贫困群体、脱贫群体以及低收入群体等做了大量研究，根据恢复力测量体系构建恢复力指标，并以此分析和研究微观主体的可持续性。陈佳等利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重要因素以及最佳生计结构[47]。李聪等调查了陕南安康地区易地扶贫情况，研究发现工程类移民以及被动移民导致农户生计恢复力更低且更不稳定，并在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拓展了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因素[64]。李聪和高梦使用陕西入户调研数据进行测算，发现就业城镇化、公共服务城镇化、思想意识变革能够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力[65]。何艳冰等根据河南秦巴山片区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中学习能力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要激发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49]。郑殿元等通过对延川县调研的数据，并在原有恢复力测量体系中加入转型能力，新型农业型和兼业均衡型农户两种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恢复力较高[44]。

基于恢复力测量体系构建出的复原力缺乏严谨性、全面性，而且研究对象更多关注的是贫困群体以及贫困地区居民，缺乏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需要完善原有测量体系，利用更加全面的构造方法计算出发展韧性。郑黎阳等基于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计算方法计算出农户生计韧性，利用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调研的数据，通过门槛模型实证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66]。此外，基于贫困陷阱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部分学者选用面板数据并采用合适的计量方法动态测度出发展韧性，这种方法更多地用来研究外部冲击或政策对农户发展韧性的影响及其两者间的关系。李晗和陆迁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2017 年微观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证明了精准扶贫政策有利于提高贫困家庭生计复原力，且这种效果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54]。李晗和陆迁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 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多期DID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条件转移支付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以及资产积累以提高家庭发展韧性[68]。张东玲和焦宇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 年数据，发现农业保险能够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增强[53]。

农户的生计策略是一定时期内农户生存需求的体现，从消除绝对贫困到追求共同富裕，随着社会环境改善和农户自身发展条件优化，农户的生计策略已经发生变化且呈现出多样化。在实现了全面脱贫的当下，农户对生计模式的选择不仅仅只是克服脆弱性，避免受到意外风险的冲击，而是基于原有生计策略的标准下，通过利用内外部有利条件，激发自身发展动力，调整和改善生计策略使得原有生计模式具有较强韧性，从而能够抵御各种风险的冲击和扰动。因此，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需要置于更为动态的视角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刻画新时期农户生计的策略选择，发展韧性概念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中。

发展韧性虽然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其概念实则基于农户生计变化历经多阶段的演化形成，由贫困脆弱性发展而来，两个概念虽有着密切联系，但逐步发展出了不同的内涵，随着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农户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向多样化、能动化发展。发展韧性是一种恢复力，即在遭受外部压力及意外风险冲击时，微观经济主体具有抵御能力以及事后恢复、适应以及修复的能力。相较于脆弱性，发展韧性更加强调经济主体能动的恢复力，而相较于恢复力，发展韧性更为全面地探讨了主体在应对风险冲击后如何持续发展，因此在贫困研究的运用中，发展韧性逐步脱胎于恢复力形成了其独特内涵。

在分析框架方面，发展韧性仍沿用贫困脆弱性的分析框架，或是基于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从缓冲能力、自组织、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对个体生计进行研究和讨论，但其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导致研究结果无法对比且结论也有待验证。在测度方面，国内外研究大多是根据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选取恰当且合理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而形成最终指标；
此外，根据贫困陷阱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选取合适的计量方法构造发展韧性指标，但这种方法需要使用面板数据，所以这种方法目前运用相对较少。在已有实证研究中，国外学者研究了灾害风险、气候变化以及政策变动等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
而国内更多关注的是对贫困地区居民生计恢复力或发展韧性的研究，研究扶贫搬迁、精准扶贫等政策对贫困群体生计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农业保险、无条件转移支付对低收入群体发展韧性的影响。因此，有关发展韧性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从发展韧性视角研究农户生计策略的框架有待完善，对存有争议的方面学界应尽量达到统一，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以及合理性。此外，国内对农户生计的研究重点也应更多向激发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提高预期等方面转移。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农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不断完善，加之对农户的就业培训、产业扶持力度加大，农户的保障和风险负担机制得以不断完善，农户生计具有高韧性。但贫困风险长期存在以及相对贫困问题突出，低收入群体的生计策略选择仍需重点关注。不仅要关注低收入群体当前的风险情况，也要在其遭遇意外风险冲击时提供应急帮扶措施，以增强其防御能力和恢复能力，从而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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