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

何 达 薷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东方外交史是近年兴起的一个崭新学科，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喜人势头。作为一个正在构建中的学科，东方外交史艰巨课题的提出与推进始于21 世纪初，至今已经诞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中国具有编纂历史、总结历史的传统。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有着总结前人、关照现实、启迪后人的现实意义。只有从学科体系构建的高度，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处，才能充分理解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不断推进，不仅对于中国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学术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近二十年间，东方外交史研究取得的成就较为显著。研究成果是集体合作的产物，而非一人之功。2002 年，陈奉林教授在外交学院首开“东方外交史”课程，在教研结合下，开始了东方国家外交史研究；
从2006 年开始，陈奉林、魏楚雄、张建华、魏志江、孙立祥、张晓刚等志同道合者，联合国内外学者，先后举办了十三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构建的相关问题。“会议的最大收获是取得了对东方外交史若干问题深层次的认识，开拓了研究的新视野，许多问题被纳入探索的轨道。可以说，这是一次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拓荒会议，为开辟这一领域研究敲响了晨鼓。”［1］正是长期的积累与坚持，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几个重大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一个新开辟的崭新领域与研究范式，它的价值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开创性的学术价值

长期以来，国内的外交史研究更多的是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缺乏从整体区域的角度对东方国家的对外关系发展进行整体分析和探讨。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提出正好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除此之外，东方外交史的开创性价值还在于把它作为一个明确的、正式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来构建，开辟了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新领域，具有学术开创性。这项研究亦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个冠以“东方外交史”的学术开拓，对于推进国内的外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学者指出：“东方外交史不同于传统的外交史， 有别于一般历史的记载记述， 也不是以纯粹的官方政治外交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就是说东方外交史远比以往的外交史内容广泛、复杂得多， 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外交史观。”［2］

（二）宏观的研究视野

东方外交史学科是在宏观视野下进行研究和考察的，这种宏观视野与考察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以“大外交”的视野考察自古代至近代和现代东方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二是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探讨整个东方国家的整体发展；
三是以东方国家为研究主体，改变过去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从而更好地把握了东方国家的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
四是在整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了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现了研究的多元视野和跨学科特征，构建了线索分明、自成一体的基本理论框架。

（三）提出重要的研究和撰写原则

东方外交史不同于一般的外交史，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亚洲史，提出了编写东方外交史的五个基本原则：1.地域原则，即东方各国在历史上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区域共同体，存在具有多个中心—边缘结构关系的地域圈，由这个地域圈构成东方世界；
2.整体原则，即把东方各国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同时又有多样性的地区，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体；
3.发展原则，东方社会发展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逻辑与模式，并不存在步调一致的整齐划一的发展道路；
4.联系原则，即强调东方国家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多元复合区域，构成整体的各个国家之间相互联系、影响与制约；
联系原则，是指跨民族、跨国家和跨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包括战争与民族迁徙；
5.综合原则，即不赞成把外交史仅仅理解为国家间的政治活动，而主张把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活动与人员往来纳入研究的视野，体现大变革时代外交史丰富多彩的特征。［3］从构建的情况来看，学者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方向迈进的。

（四）力倡历史与现实结合

长期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多偏向于对过去历史发展的梳理与阐释，注重从事物的历史发展演变中揭示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但却很少把历史研究同当前的政治现实，特别是与当前国家的发展战略直接结合进行整体性、连续性和长时段研究，历史纵深有余，而对现实的横向关照不足，但东方外交史做到了这一点。它不仅对古代到现当代东方国家的外交进行了整体的历史梳理和考察，而且在对这种历史进行梳理后，将当代东方国家的外交发展与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发展阶段与特征、大国关系发展趋势有机结合，进行专门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论述，从而使得东方外交史研究具有了时代高度和前瞻性。

（五）体系宏大，资料广泛而丰富，可成一家之言

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宏大，气象不凡，从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论证，当前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回顾，到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东方外交史发展的整体梳理，再到历史和现实的有效结合，最后对21 世纪中国东方外交史学科的构建提出自己的思考，体系恢宏，学术思考深远。在资料方面，该研究不仅大量吸取、借鉴国内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引述国外的资料和国外学者的观点，同时更注重挖掘、运用本土史料资源，力图构建本土的话语体系和叙事范式，实现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构建材料，以中国史观为指导撰写东方人自己的外交史著作。“作为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对东方外交史研究历程本身进行考察，探讨其面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学术增长点，可以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空前变革背景下学术发展的若干轨迹。”［4］

（六）重要的学术启示意义

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构建，不仅在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上具有可学习与借鉴意义，而且可以启示学术同行在外交史、区域国别学领域展开进一步研究，把学术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蔚为时代风气。东方外交史以大国关系为主线，对重大区域性、全球性问题展开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一时还不是很完整和很全面，但它却给探讨留下了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启示学者们不断地进行相关研究。

二

东方外交史不仅是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更为重要的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加以规划与构建，作出顶层设计，探讨其功能、意义与机理，强调学术的继承与传衍，向世人展现了三个层面的内容：1.东方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从古代到当代，东方国家整体外交发展的重要历史演进；
3.东方国家崛起趋势下东亚史学科的构建问题。

（一）东方外交史作为新的独立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东方外交史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研究领域，其学术价值在于其悠久、丰富的外交实践和思想影响着世界文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东方国家很早就进入了文明社会，建立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因此，在古代就积累起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和思想，形成了外交规则并影响东方文明的发展。以中国为例，自春秋至唐代中国就已形成完整的外交规制与理念，其形式丰富与多样，理论完备与深刻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少见，而且这些外交规则和理念指导、制约着整个古代东方世界的外交实践，其影响及于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强调大历史的视角，“如果突破传统政治外交的狭窄范围，把国家间重大的经济、军事、文化与人员往来引入外交史的视野，必将极大丰富东方外交史的内容”［5］。

古代东方外交文明较西方文明发达，领先于西方；
当代中国、东盟、印度等东方国家崛起后又直接影响大国关系的发展与国际形势，形成本地区的巨大发展优势，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观，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因此，从过去到现在，东方的历史经验都是非常重要的。依靠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对东方外交经验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存在的理论缺陷异常明显，故而必须立足本土资源，建立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框架、体系和分析模式，以展现东方人的史观。在外交史方面，印度的外交同样悠久，内涵丰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具有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6］。

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现实的需要。战后东方大国的发展和崛起正在引起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世界各国需要了解东方国家的历史、文化、外交以及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大趋势。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东方外交史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外交史研究，不仅仅是对于历史发展的记载记述，而是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心来书写历史。遵循这一原则，东方外交史已把东方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大政治、经济、人员往来甚至战争与和平有机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体现出鲜明的社会现实关怀，成为理论构建的重要部分。

（二）打破传统的单纯记载记事的旧框架，代之以重大事件的理论分析和深层次思考的新框架，写作与编纂实现了对古代、近代与当代东方外交发展进程的深层次理论考察。

对古代东方外交进行宏观考察，阐述了古代东方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重点分析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对东方外交圈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在国家政治力量方面，早在秦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之后，中国就依靠其强大的国力开始了向南、向西、向东的对外往来。秦汉以来，中国在对外往来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吸收、消化域外文明，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先进文明带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且把日本、朝鲜、越南、印尼、缅甸、印度、阿拉伯帝国等带到对外交往的国家关系网当中，从而形成以中国、阿拉伯帝国为中心的东方外交圈与交往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创造出具有东方特色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留下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与财富。

在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方面，研究者们整体分析了古代中国与日本列岛、朝鲜、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欧洲的经济联系，以及中国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推动了西太平洋贸易圈的形成和发展。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北起日本，经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以至与印度洋及欧洲地中海相衔接的交通贸易圈。这个广阔的区域塑造了东方各国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以及国家关系形态。读者们易于接受这样的观点,经济活动将所有国家整合成一个有着普遍的经常联系的区域共同体，这也是推进东方历史发展的持久动力。以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网，西接印度洋贸易网，与欧洲地中海贸易网遥相呼应。西太平洋贸易网是古代世界区域贸易网中发展最早、最为成熟的一个，给各国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范式，带动了区域内各国间的联系，推动了不同发展层次国家发展与共生［7］。对西太平洋贸易圈，以及对东方国家外交圈与西太平洋贸易圈关系的论述，不仅很好阐释了古代东方国家的政经关系，而且也对古代东方国家的地缘经济进行了宏观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描述与概括，这些内容也是该项研究的重要创新点。

对近代西方以武力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东方国家的反应和东西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有不少有价值的分析，把目光转向了国家在近代发展的整个历史文化氛围。有学者强调，16 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王国是东方国家走向近代外交的开始［8］。西方国家因为率先进行了技术革命，拥有先进的生产力，成为世界的中心，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急剧扩张对东方世界产生空前的冲击，以至东方国家在西方欧洲国家的强烈冲击下全面落伍，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最终形成对西方的全面依附局面。在这段历史时期，西方国家走向世界的中心，外交行为与外交制度便向世界扩散开来，影响了东方世界，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东方国家传统的对外关系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东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而这种影响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建设性的一面，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长期过程。与此同时，由西方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原则带有相当的野蛮性与残酷性，几乎所有的东方国家都成为西方掠夺与奴役的对象，在政治、经济与外交方面被迫接受西方的行为规则，这使得东西方的矛盾与冲突在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上依次展开。东方国家为了摆脱被压迫和奴役地位相继进行了反抗、自救与改革，直至今天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进入现代后，在冷战体系下东方国家间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美苏争霸，二战后几乎所有的东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东西方政治、经济与军事全面紧张对立的国际关系当中，成为美国和苏联争夺、利用和颠覆的对象，东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也正是在此国际体系制约下展开的。东方外交史关注战后冷战体系下日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对战后对日占领、日本天皇制保留、台湾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对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日本、韩国、中国、东盟和印度等国经济崛起的论述，都富有新意。中印等大国通过引进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依靠学习、创新和庞大的天赋人口资源规模优势，很快创造出了经济奇迹。

在对日本、印度的崛起分析上，东方外交史关注了近代以来日本的崛起是伴随着对外侵略扩张来实现的，具有欧美国家大国崛起的共同规律，走的是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在崛起的过程中通过转嫁殖民地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迅速崛起，进入世界大国行列，改变了东亚发展格局。战后加入西方阵营，只取不予，成为冷战时代最大的受益者。日本的实例表明，一个国家通过内部变革、充分利用好国际有利条件是可以实现崛起的。审时度势，与时迁移，杜绝制度性腐败，政府廉洁高效，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科技进步是国家崛起的根本性支柱，制度创新是国家崛起的直接促进力量，经济实力是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国家崛起的外部条件。国家崛起的过程就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9］。随着东方国家的崛起，东亚经济圈得到复兴，一方面使东西方力量结构开始变化，两者间从原来具有依附性的不平等的关系开始转变为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
另一方面也促进东亚区域的整合发展。该研究特别指出战后东方国家发生的变化之所以称得上是一场空前变革，其原因在于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诸条件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借助了市场经济和现代技术的两大力量，以相对集中的国家权力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杠杆，还有深藏在高速增长背后的伟大历史传统。这些观察，别开生面，落落大方，昂扬着研究者们锐意创新的精神。

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后，当代中国外交发展方向的重大选择——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提出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四个建言：（1）加强和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2）让东盟市场与印度洋市场联结贯通起来；
（3）推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南北两路相互支撑；
（4）推动中国与非洲关系纵深发展，尽快在非洲东西海岸建立商港。丝绸之路作为连结中国与世界的海陆两栖交通线，在中国历史乃至东方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向外传播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质文明成果，也向外传播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成果，同样把域外文明的成果带到中国与东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丝绸之路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远远超过了经济贸易层面而形成巨大的交通网络，把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紧密地联结起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因此，今天中国要建设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而推进中国及东方世界的共同发展。

（三）探讨21 世纪中国的东亚史学科构建问题

在东方国家长期崛起趋势下，构建东亚史学科，提出我国东亚史研究要注意的两大问题：一是要打通东亚史与亚洲史的界限，将东亚地区史与印度洋地区史连接起来研究；
二是开辟陆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与欧亚大陆互动研究。同时，提出东亚史学科的构建必须摒除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要适当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扩大视野，敞开胸怀，充分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历史和现实中那些对东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从对重大问题的参与和关注中寻找学术生长点。此外，东方外交史还强调我国东亚史编纂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东亚史的主线、东亚史的体系、东亚史的编纂原则和关于区域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是东方外交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

三

东方外交史涉及的问题异常庞大与众多，形成由一系列问题组成的问题群，在纵向上从古至今，贯穿几千年的历史发展；
在横向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等诸多方面。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地中海以东的整个亚洲地区，如此庞大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即便以集体之力进行研究也甚为艰辛，因此东方外交史提出来加以构建，实属不易。东方外交史研究现有的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研究主体主要集中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研究的主体还没有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东方国家；
在横向上，对东方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的论述尚不够全面充分，在对东方国家整体崛起上对中国发展的系统论述不足。不过，对于刚刚诞生的东方外交史学科来说，如果换一种角度看，这亦是正常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的探索。开辟一个新的学科实属不易，其不足之处给后来者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和思考的空间，可以促使人们去大胆地探索。

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建设尚处于初创时期，其发展壮大还需更多的学术理解、支持和努力，期待有更多的人加入研究队伍当中，有更多的学术同仁投身于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只有如此，方能把中国国内的外交史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就目前发展情况而言，未来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构建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在加强学科体系理论分析和探讨的同时，鼓励进行实证研究。运用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等丰富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议题，这一方面有助于从多元的案例研究和实地研究中总结一般规律和进行理论建构，另一方面亦可以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学科研究中。二是争取创立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刊物和学术公众号，既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也协助优秀成果的推送，提升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传播力，让学界听到更多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声音。三是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构建的跨学科性。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构建不应仅从历史学角度进行单一学科构建，而应是从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角度进行学科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聚合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加速推进这一学科体系的发展，才能使这一学科在研究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更加丰富和厚实，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更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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