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生计脆弱性——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李 衡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由于农户农业收入不稳定、农村兜底保障的有限覆盖以及贫困线的动态调整性,现阶段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但部分脱贫户受生计资本匮乏、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仍然面临着重新陷入贫困即生计不可持续性的风险,即所谓的生计脆弱性。脆弱性既是贫困的重要特征,又是返贫风险的内在根源,它的高低反映了农户应对生计困境并实现生计可持续的能力。近年来,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贫困问题的文献日益增加,社会资本作为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生计资本的不足,从而对农民摆脱贫困具有重要影响。而中国农村作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深受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多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社会资本对其获取信息和资源,进而摆脱贫困和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影响。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没有学者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具体机制进行过深入分析,本文基于CFPS微观截面数据初步探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非农就业机制,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在城镇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制度背景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获得更多收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农民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1]而作为能够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资源和信息的重要工具,社会资本无疑可以深刻影响农民的非农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2-3]许多研究都显示,在劳务市场上,社会资本能明显降低交易费用,所以其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Chen等[4]发现在村落层次上,随着外出打工率的增加,可以提高村民个体外出打工的几率。此外,村落外出打工的几率还取决于家庭与其他村民之间社会交互的强度和类型：信息分享互动可以提升同级效应,但是劳动互助会降低这种影响。Dofin等[5]使用墨西哥—美国迁移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影响外出打工的具体机制,结果发现社会网络不仅可以促进信息的交互融通,还可以帮助弱势的个体进行资金融通以及在迁移目的地互相关爱等等。郭云南等[6]发现农村传统的家族网络对于农民的外出打工具有重要影响。杨政怡等[7]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就业的岗位和收入,还可以影响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和社会保险的完善程度。

由此可见,社会资本与劳动力非农就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由于非农就业比从事农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促进非农就业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由此得到本文的理论假说。

假说：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降低农民生计的脆弱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中介效应。

2.1 被解释变量

依据预期贫困的脆弱性(VEP)方法来测度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它主要是使用截面数据估计农户在未来会陷入贫困的可能性。由于消费与农户的福利关系更加密切,因此,本文主要是使用人均消费,并结合FGLS方法来测度农户的生计脆弱性VP。VEP方法的具体测度过程如下：首先,将农户人均消费额(取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可观测的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具体见表1)对其进行回归,然后将得到的残差作为消费即生计可持续性的波动再进行回归;其次,将回归得到的异方差作为权重,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重新对农户人均消费(取自然对数)及其残差(取平方)进行估计,由此得到未来消费的均值(取自然对数)和方差;最后,假设农户人均消费额(取自然对数)为正态分布,并以人均日消费1.9美元作为贫困线来计算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如果以VPi表示农户i遭受外部冲击后在未来福利下降,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即农户i的生计脆弱性值,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ψ为选定的贫困线,那么,可以得到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值为：

其中,Zi为可观测的一系列变量,Ci为人均消费额,δ为人均消费额对数对观测变量回归的系数,φ为人均消费方差对观测变量回归的系数。

2.2 核心解释变量

农户社会资本S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目前,对社会资本的定量测量,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些学者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因素相融合,建立一个包含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多个方面的多维指标体系,并使用指标赋权的方法来对其进行定量,这种方法在权重的设置和维度的数量选择上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中国乡村是一个以人脉为基础的社会,维持和发展各种维度的社会资产都需要一定的投资,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礼让、顺从。因此,本文在借鉴朱诗娥等[8]做法的基础上,同时考虑2018年CFPS数据的可得性,主要使用“在过去12个月,包括实物和现金,您家总共支出了多少人情礼”来测度社会资本的水平。

表1 变量类型与测度

2.3 中介变量

劳动力非农就业是中介变量,主要是根据就业类型来定义。CFPS将就业类型区分为“自家农业生产经营、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农业打工和非农受雇”四种类型。其中,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显然是非农就业,而农业打工和非农受雇本质上还是属于受雇于别人并获得工资收入,因此也属于非农就业。所以,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农业打工和非农受雇”定义为劳动力非农就业。

2.4 控制变量

CV在控制变量方面主要是选择年龄、学历、性别、婚姻和诸如健康情况之类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的大小,是否接受政府补助,是否参加医保家庭储蓄以及土地流转等。其具体的变量类型与测度如表1所示。

截至目前,CFPS最新的数据是于2020年发布的2018年调查数据,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收集的国内较为权威的微观数据,包括人口健康,经济活动,福利和非福利方面的改变以及年龄、性别、教育、健康状况、婚姻、就业情况等详细的个人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为获取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数据,需要按照家庭编码(fid)将家庭数据与个体数据进行匹配,并剔除城市居民数据与数据库中有缺失或不适合的样本,并赋予有关的定性变量,最终得到一个容量为10594的样本。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为总体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首先,农民的生计脆弱性差异明显,最高的脆弱性接近0.6,而最低的是0,其均值则为0.225,总体属于较高水平。其次,农民社会资本的差异也较大,最大值为11.12,最小值则为0,均值则为7.685。与此同时,大约有31.50%的农民实现了非农就业,这一比例较低。再次,从被调查农民的个人特征而言,男性与女性基本上是持平的,健康和婚姻状况良好,大部分都处于健康和已婚状态,平均年龄为47.24岁,属于壮年时期。最后,从被调查农民的家庭特征而言,其家庭规模适中,每户家庭平均不到5人,且大部分都参加了医疗保险,同时也能够得到政府补助等转移性支付。此外,农民的储蓄差异较大,较大数量的农民储蓄存款较少,而土地被征用的比例也才超过5%,这说明农民很难通过土地征用来获得较为丰厚的财产性收入。

将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机制进行检验,其输出结果见表3。根据表3可知,首先,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农民生计的脆弱性,个人层面的健康和教育以及家庭层面的政府补助、家庭储蓄、土地状况等,特别是医疗保险是提高农民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变量。其次,社会资本可显著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与此同时,个人层面的教育和健康、家庭层面的土地状况也可以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个人层面的年龄,家庭层面的政府补助、医疗保险则不利于劳动力非农就业。此外,目前在非农就业市场上依然存在性别歧视,男性更有利于实现非农就业。最后,社会资本和劳动力非农就业可以共同降低农民生计脆弱性。因此,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部分中介效应是显著存在的,即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进而改善农民可持续生计,降低农民生计的脆弱性。

表3 劳动力非农就业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综上,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农民生计的脆弱性,而且还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来间接改善农民生计,实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与此同时,健康和教育不仅可以降低农民生计脆弱性,还可以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年龄越大的女性越不容易实现非农就业。此外,政府补助和医疗保险也不利于非农就业,这可能是因为政府补助和医疗保险降低了农民的生存压力,提高了农民的生计可持续性,因此就降低了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积极性。但是土地状况可以鼓励农民进行非农就业,这是因为土地的转让虽然可以帮助农民获得一次性收入,但也导致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传统自然资本,所以农民会更加努力地实现非农就业以降低生计脆弱性,保障未来生计的可持续性。

根据以上分析,社会资本通过非农就业机制对农户特别是脱贫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改善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应该以社会资本为引导,逐步构建起农民生计脆弱性的应对机制。

一方面,构建社会资本补贴机制,脱贫农民固然希望能够与更高阶层的个体或组织建立关系从而共享信息和资源,但是更高阶层的个体或组织与脱贫农民建立联系的积极性不高,这是因为其无法从这种联系中获得必要的补偿或回报。因此,政府可以建立社会资本帮扶补贴机制,相关的个体或者组织如果能够为脱贫农民寻找工作或者对接市场提供帮助,则可以获得政府给予的补贴或者奖励,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其与脱贫农民构建社会联系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诚信是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关键性基础设施,也是提高社会资本质量的重要途径,在一个诚信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社会资本的收益才能获得更大提高。在此基础上,政府应该出面主导构建社会资本的反贫困机制,如可以引导慈善事业向脱贫地区及个体转移,同时还应逐步建立“低保金”社会化支付机制、“低保”贫困学生向“低保”贫困学生转移的机制、“低保”贫困学生的健康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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