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婕 安明玉
自2013 年至今,我国已经与151 个国家和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文件。①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EB/OL].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2023-02-26.得益于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目标的多领域多角度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深化了我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发展,增进了我国与沿线各个国家经济互利、政治互信和文化互容的深层次合作,更体现出了我国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以及与世界各国共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2023 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其核心理念已经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多个重要成果文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描绘了新蓝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构建的合作平台为世界各国深度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伙伴关系注入了更多的确定性、稳定性和正能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标志着在制度设计层面,人民币国际化正在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既要稳住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的成果,又要时刻警惕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在具体行动方面需要寻求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思路。2009 年7 月,多部委联合制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出台,由此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随着试点的逐步增多、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技术的不断升级,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不断蓬勃发展。随之而来,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的跨境投资的规模也在逐步扩大。2016年,在人民币以10.92%的初始权重被正式纳入到SDR 货币篮子后,人民币的储备货币职能也在日益凸显。据央行公布的《2022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已有80 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当中。为了保障国际贸易的稳定发展,我国和贸易伙伴在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加以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交易的额度。2023 年3 月,中国海油与道达尔能源通过上海油气交易中心平台完成国内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LNG)采购交易,成交量约合6.5 万吨。同月,我国与巴西达成协议,未来两国可采用本币进行贸易清算,减少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这些都反映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大,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认可度正在提升。在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的合力作用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正在稳步登上更高的台阶。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备三个角度,借助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分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国际市场的不断融合,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如今的货币形式更加多元化,支付方式更加高效便利,货币流通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货币职能的发挥已经从单一国家的范围逐步扩展到了世界范围。货币在发行国之外的国际交易场景中逐渐承担更多的职能,且被国际市场广泛接受的过程就是货币国际化的过程。货币国际化的最终结果是成为国际货币,而作为国际货币应该在国际市场中具备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备三种职能(Cohen,1971)。传统观点认为,货币在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其职能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时间顺序(郑润祥,2021),即货币国际化通常发端于国际间日益频繁的交易支付需求(交易媒介职能);
其后,非居民的官方和私人部门使用该货币作为计价货币(计价单位职能);
最后,出于交易的预防性需求等目的而持有该种货币作为储藏货币(价值储备职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是经由此顺序,通过国际贸易进出口结算率先流入国际市场,进而在国际投融资领域扩大人民币境外持有量,最终通过提升国际外汇储备份额维持稳定的国际货币地位。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新的机遇,人民币的货币职能也经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范围内得以更为广泛的应用。从既有文献来看,直接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关系的文献主要分为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类。
从理论角度分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可以分为多个视角。从二者关系视角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二者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5)。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拓展人民币在沿线范围内贸易结算、投资信贷和货币互换等业务的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化资金供给等途径提高人民币在沿线范围的使用比例,能够降低沿线国家交易成本,在“一带一路”沿线构建起以市场化、可持续、互利共赢为特征的投融资体系,进而提升沿线内经济的整体协同发展水平,维护沿线区域经济金融稳定(陈雨露,2015;
李世财,2015;
涂永红和赵雪情,2016;
曹远征,2016;
周小川,2017)。从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视角来看,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路径可总结为:经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构建的贸易互通平台扩大沿线贸易规模,进而使人民币结算交易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以此发挥人民币在区域贸易中的主导作用;
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搭建的金融平台,推动沿线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的网络化布局,为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专业化的国际金融支持,以此助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海外建设,从而提高人民币在境外支付清算、资金拆借、报价做市、银团贷款等业务的使用效率;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实现沿线范围内货币直接兑换和交易,增强人民币的流动性,为人民币成为更多国家的储备货币奠定基础(黄卫平和黄剑,2015;
谭小芬等,2017;
曲凤杰,2017;
马广奇和姚燕,2018;
王喆和张明,2020)。一些文献还通过国际公共物品的视角(李俊久,2017)、“不可能三角”理论(赵敏和高露,2017)和沿线区域划分视角(丁汝俊和宁晶,2021)分析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理论分析虽然丰富,但未能直接衡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有效性。
在实证研究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效果体现得更为直观。依据不同实证方法可以分为:利用最优货币区(OCA)指数模型分析在沿线不同区域及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范爱军和冯栋,2014;
刘瑞等,2015;
孙瑾等,2019;
朱小梅和汪天倩,2020);
利用系统GMM 模型测度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林乐芬和王少楠,2016;
严佳佳和辛文婷,2017);
利用VAR-DCC-MVGARCH-BEKK 模型或同类模型检验不同时间段下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动态联动关系(蔡彤娟和林润红,2018;
隋建利等,2020);
通过货币锚模型检验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锚效应(刘刚和张友泽,2018;
丁剑平等,2018);
通过货币效用模型(MIU)分析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使用边界(王淳,2019);
运用平面极大过滤图法(PMFG)构建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的汇率联动复杂网络模型来研究该网络中货币的影响力(曹伟和冯颖姣,2020);
通过PSM-DID 方法检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程贵和张小霞,2020;
宋科等,2022)。从多种实证分析的结论可以总结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再回升的波浪态势,过程虽不稳定但人民币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产生了“货币锚”效应,且人民币在沿线范围内的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投融资、外汇储备等方面的影响力确有提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沿线各国GDP、人均GDP、GDP 增长率、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水平、我国与目标国双边贸易情况、我国与目标国双边直接投资情况、我国与目标国是否签订本币互换协议、沿线整体金融发展水平、目标国的政府治理质量、目标国的政治稳定程度等等。综上所述,既有学术研究表明,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沿线国际贸易紧密程度、沿线对外直接投资广度、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等方面均得到了有效促进。与此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国际贸易的产业结构升级、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交易计价的完善、外汇储备的需求提升等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有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本文从货币职能的视角出发,结合最新的制度环境,以SDR 货币篮子中的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为对照组,通过合成控制法,测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范围内发挥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备三种货币职能。
如前所述,人民币交易媒介职能主要依托国际贸易进出口结算实现,计价单位职能通过国际投融资领域以人民币计价得以实现,价值储备职能通过提升国际外汇储备份额实现。依托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和投资规模稳步增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加强,供应链合作水平持续提升,沿线区域金融合作不断深入,货币互换协议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些都对人民币在沿线范围内发挥货币职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文实证研究的目的在于从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备三个角度检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效果。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通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倾向值匹配(PSM)、断点回归设计(RD)、工具变量(IV)等现代因果推断方法,估计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执行后的“反事实”结果(Counterfactual Fact),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政策执行前后潜在结果的差异评估政策执行的效果。但是将双重差分方法(DID)、倾向值匹配(PSM)、断点回归设计(RD)、工具变量(IV)运用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效果的评估研究时,这些方法能够正确使用的条件却不满足。例如,对照组的选择受到一系列条件的限制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生效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未必存在共同的时间趋势。因此,当这些假定条件得不到满足时,就无法构造出相应的参照对象进而合理估计出“反事实”结果,导致无法准确估计政策的效果。这使得我们在利用现代因果推断方法客观识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存在实质的困难。本文尝试利用Abadie 和Gradeazabal(2003)、Abadie 等(2015)所提出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解决上述问题,客观检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合成控制法通过利用未实施某项政策的对照组样本进行合成控制处理,估计出试验组的“反事实”结果,有效地解决了试验组样本不足的问题。
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准自然实验,从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备三个货币职能角度分别考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本文将人民币作为一个被处理个体(i= 0),其他的N种国际化货币作为对照组(i= 1,2,…,N)。在N+ 1 个个体中,第一个个体属于处理组,在T0(1<T0<T)期后接受了影响处理(在本研究中这样的影响处理就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其他N个个体在所有时期均未接受影响,即二元处理变量:
于是,影响效果评价的任务是估计人民币(i= 0)国际化水平的处理效应。
其中,TE0t表示人民币(i= 0)国际化水平的处理效应,和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下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两种潜在事实。但是,对于被处理个体(i= 0),在T0期后,未接受处理的潜在结果是不可观测的,所以影响效果评价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估计处理个体在T0期后的反事实结果。
为了估计处理个体(i= 0)在T0期后的反事实结果,Abadie 等(2010)假设满足因子模型:
其中,δ是具有相同载荷的未知公共因子;
Z是不受政策干预的可观测K维协变量向量,包含了一系列表示个体特征的外生变量,θ是未知K维系数向量;
f是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R维公共因子向量,λ是不可观测的R维个体固定效应行向量;
ε是未观测的暂时性冲击。
在上述合成结果的基础上,可以得到政策处理的因果效应:
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从计价单位职能、交易媒介职能以及价值储备职能三个角度检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效果。合成控制法的因子模型,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三种反事实结果模型的设定形式如下:
其中Value代表货币的计价单位职能,Cir代表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Store代表货币的价值储备职能;
Z是不受政策干预的可观测5 维协变量向量,具体包括经济实力(Pgdp)、军事实力(Mil)、币值稳定性(Cur)、贸易因素(Tra)、投资因素(Inv);
δ是具有相同载荷的未知公共因子;
f是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公共因子向量;
λ是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ε是未观测的暂时性冲击。
本文数据的时间维度选取在2015~2022 年。虽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次提出时间在2013 年,但在梳理了151 个合作国家所有已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签约时间后发现,2015 年以前确定已经签约的国家仅有6 个①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EB/OL].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2023-02-26.,2015 年及以后签约的合作国家或地区占大多数,在学界也有很多学者以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时间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开始的时间。因此,本文将2015 年设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发挥效用的时间。
在本文后续的研究中,将人民币作为处理组,同时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将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作为对照组(Lin 和Chen,2017)。利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相关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如果没有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情况下,人民币货币职能的“反事实”结果。同时借鉴彭红枫和谭小玉(2017)的衡量方法,采用国际债券净发行额衡量货币的计价单位职能,利用国际贸易支付市场份额衡量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利用已分配外汇储备份额衡量货币的价值储备职能。选择经济实力(Pgdp)、军事实力(Mil)、币值稳定性(Cur)、贸易因素(Tra)、投资因素(Inv)作为模型的协变量(林乐芬和王少楠,2015;
程贵和张小霞,2020)。其中,经济实力是利用对数人均GDP 指标衡量,军事实力利用军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衡量,币值稳定性是利用货币对SDR 汇率的标准差衡量,贸易因素是利用货币发行国的进出口贸易与GDP 的比重衡量,投资因素是利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占世界对外投资净流出的比重进行衡量。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一带一路”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BIS网站和世界银行网站。表1 是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利用控制组合成实验组的“反事实”结果的过程中,需要确定控制变量的权重向量。对于处理个体K种特征的向量X1,假设在接受处理前每种特征均是对照组个体特征X0的线性组合;
于是,给定可观测变量接受处理前的观测值,最小化距离为:
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选择V使得合成控制个体能更好地近似处理个体结果变量在政策处理前的轨迹,即选择V使得结果变量的均方预测误差(Mean Squared Predicted Error,MSPE)最小化:
第二种方法就是使用交叉验证的方法,将接受处理前的样本分成训练期(Training Period)和验证期(Validation Period)。给定任意矩阵V,利用训练期样本最小化结果变量的均方预测误差计算权重矩阵W*(V),然后利用验证期样本最小化结果变量的均方预测误差估计矩阵V。
通过上述所阐述的合成控制法计算,表2 展示了从计价单位职能、交易媒介职能以及价值储备职能三种角度构成合成人民币的权重向量的具体取值情况。
表2 合成对照组各币种的权重向量
表3 给出了从三种货币职能角度进行合成控制分析的过程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真实人民币和合成人民币在控制变量方面的对比。
表3 控制变量的拟合与对比
在表3 的结果中,第3~5 列分别给出了以计价单位职能、交易媒介职能以及价值储备职能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合成控制后获得的权重向量,并在该权重向量的基础上分别对控制变量经济实力(Pgdp)、军事实力(Mil)、币值稳定性(Cur)、贸易因素(Tra)、投资因素(Inv)进行预测。从结果可以看到,控制变量中的经济实力(Pgdp)、军事实力(Mil)、币值稳定性(Cur)、贸易因素(Tra)、投资因素(Inv)的真实值与合成组1、合成组2、合成组3 所得到的预测值均比较接近,说明合成控制法比较好地拟合了人民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的特征,使用该方法评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在计价单位职能、交易媒介职能以及价值储备职能这三方面的政策效果具有合理性。
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人民币在计价单位职能、交易媒介职能以及价值储备职能的处理效应(实际值减去合成值),结果列于表4。
表4 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在表4 中给出了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这一结果就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对人民币在计价单位、交易媒介、价值储备三个方面的影响效果。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四种货币作为已经加入到SDR 篮子中的国际货币,合成为“反事实”结果后,在各项货币职能的指标表现理论上应该优于人民币的各项指标。但是,从表4 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自2015 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发挥效用之后,人民币在计价单位职能、交易媒介职能以及价值储备职能的处理效应均为正值,即实际结果均优于合成出的“反事实”结果,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真实的正向提升作用。并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时间越长,其对人民币各项职能的促进作用就越深刻。尤其是在交易媒介职能上,处理效应的结果明显大于其他两项,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政策效果格外显著,但对人民币计价单位职能的促进作用却滞后于其他职能。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交易媒介职能的促进效用明显显著于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备职能,原因在于: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是依托于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开始的,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更加紧密,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跨境结算需求不断扩大,人民币的交易媒介职能也会先一步得以显现;
其次,受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较强,使得我国外贸企业的议价定价能力更具有优势,同时人民币汇率波动相对稳定,为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履行交易媒介职能奠定了基础;
最后,得益于央行搭建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基本覆盖境外使用人民币的国家和地区,为跨境人民币交易结算提供了全球性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大幅提升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便利程度,减少了人民币境外使用的交易成本。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计价职能的影响效果虽然也在持续增加,但效果明显弱于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职能。一方面,货币计价职能具有交易惯性,在传统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已经形成了以美元计价为主的交易习惯。以原油为例,虽然我国为全球第一的原油进口国,但我国一直没能享有国际原油的计价货币选择权,“石油-人民币”很难撼动原有的“石油-美元”地位(陈卫东等,2020)。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与人民币所需要承担的计价职能不匹配。在金融产品方面我国还未能提供规模足够大、流动性足够强、品种足够丰富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以吸引境外投资者不断增持(张明和李曦晨,2019)。通过表4 可以看到,计价单位指标的增长是翻倍的,这得益于近几年逐步建立起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等投融资通道,以及各种吸引境外投资者的政策措施,但受限于资本账户项目未能完全自由可兑换,境外主体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意愿未能充分激活。
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价值储备职能的促进效果居于中间位置,是因为基于传统货币理论,一国货币在国际交易和计价领域中使用的越多,越有助于其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随着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电子支付的方便快捷被不断认可,传统的现金、票据、汇款等交易方式正在不断被科技变革挑战,对于交易便利的追求不断从个人生活领域扩展到国际贸易领域。数字货币的出现会改变传统的交易计价方式,突破传统货币竞争,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综上所述,一方面,一国货币的流动性和货币本身保值增值的能力会受到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而影响该货币在国际范围内被使用和持有的意愿;
另一方面,该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也会成为该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激励因素,通过市场交易结构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形成市场对该货币的交易需求与持有意愿。
为了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借鉴刘甲炎和范子英(2013)的方法,按照DID的分析模式识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并将之与合成控制法的结果进行对比,以此进行实证研究的稳健性检验。DID 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Treat是区别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虚拟变量,Time是区别于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DID 模型的估计结果列于表5。
表5 DID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5 中列出的DID 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在计价单位职能、交易媒介职能以及价值储备职能的模型估计中,Treati×Time交乘项的系数分别为1.333、2.318、2.259,均为正值,且具有5% 以上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DID 模型的估计结论和前述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结论相一致,说明了本文实证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本文通过合成控制法,从计价单位职能、交易媒介职能以及价值储备职能三个角度检验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估计结果来看,自2015 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效用之后,人民币在流通手段、价值尺度以及贮藏手段的处理效应均为正值,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在国际领域发挥货币职能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交易媒介职能的促进效用最为明显。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是依托于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开始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人民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因此先一步得以显现。其次,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较强,使得我国外贸企业的议价定价能力更具有优势,同时人民币汇率波动相对稳定,为人民币在沿线履行交易媒介职能奠定了基础。最后,得益于央行搭建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跨境人民币交易结算提供了通畅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人民币计价职能的影响效果明显弱于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职能。一方面,货币计价职能具有交易惯性,原有的交易习惯和计价货币体系难以撼动;
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与人民币所需要承担的计价职能之间不匹配,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意愿未能充分激活。而货币的储备职能受制于国际货币的交易和计价职能,数字货币的出现则会突破传统的交易计价方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鉴于前述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区域内多领域合作。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纽带,继续深化“五通”合作,向沿线国家输送优质产能,加深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进而进一步加大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积极促成与沿线国家在更多领域的贸易协定,使人民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优势巩固强化。要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切实地加入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贸合作中来,积极了解当地的人文环境、政策导向、经贸需求,从中寻求更加深入的合作契机,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的同时也为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开拓更广阔的平台。
第二,增加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使用份额,夯实人民币交易媒介职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优势。首先,进一步完善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本币结算机制,通过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进行挂牌、兑换、结算等业务往来,降低国内外市场对美元和其他货币的依赖,减少两国企业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使用频率。其次,通过政策引导扩大贸易的同时,还需要鼓励对外贸易企业提高自身议价能力,在贸易结算过程中主动选择人民币进行交易,推进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多元化。最后,不断深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海清算所及国内外银行的相关合作,加快构建出更为安全稳定、高效便捷的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使用效率。
第三,争取人民币在能源计价结算领域中的更大话语权,促进人民币流通手段职能和价值尺度职能协同发展。通过上述研究发现,人民币的价值尺度效用较弱,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各种货币职能的实现并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的限制。因此在稳定人民币流通手段保持领先发展的同时,还要提升人民币的计价能力。一方面,提高人民币在传统能源结算中的占比,将原油期货人民币计价、“石油-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机结合起来。大多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鼓励这些国家加入到上海原油期货交易市场,以强化人民币的定价主动权。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优化“一带一路”沿线的能源结构,布局推广新能源金融,构建“新能源-人民币”计价模式,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广新能源合作项目,让“新能源-人民币”逐渐在“一带一路”沿线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同时,不能忽视粮油、钢铁等其他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中人民币的比重,为人民币在计价领域打开多条通路。
第四,提升人民币在金融部门中载体货币的地位,激发人民币计价单位职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真实需求。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制度,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推进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经营,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循序渐进、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借助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开放性金融机构,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投资份额,逐渐扭转以美元等其他货币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局面,以对外直接投资、海外融资等为手段,积极推进人民币与沿线国家货币的直接兑换,以外商直接投资为通道,打通人民币回流路径,实现人民币的双向良性循环。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推出更为丰富的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皆可交易的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金融产品,包括债券、存款、股票、股指期货等,吸引更多沿线国家投资者选择人民币作为投资和储备的金融资产,拓展人民币“走出去”的规模。
第五,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持有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需求,为人民币在沿线发挥价值储备职能创造条件。一国货币的实力依托于货币发行国综合实力的背书,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对我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认可度相对较高,人民币在沿线范围成为储备货币也会相对容易。因此,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宏观政策稳中求进,精准把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向,坚决落实“六稳”、“六保”任务,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保障经济发展安全,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是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外汇储备份额的原动力和坚实物质基础。
第六,借助数字人民币技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人民币货币职能在“一带一路”沿线综合发展。现行数字人民币货币职能、交易空间等各个环节的设计与使用已经在国内试点逐步完善,逐渐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多个领域,接下来可以尝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试运行,并逐步开发适合境外交易的新功能,推进技术不断革新,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为扩大数字人民币境外使用规模奠定坚实基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探索数字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贸易结算和金融产品交易等方面的应用,保障交易安全,通过经验分享、合作共建等方式提高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认可度,不断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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