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前进 聂鸿鹏 于 涛
（1.大连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2.辽宁省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辽宁 沈阳 110000）
经济韧性是指当一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后，能够恢复到原有经济发展水平的能力，或是吸收外部冲击、创新经济发展路径的能力[1]。从演化论视角看，经济韧性是指国家通过持续改善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结果后，从而适应外部冲击，最终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能力[2]。就我国经济韧性现实情况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迈向新征程，中国经济在压力下显现韧性，在挑战中孕育先机，在变局中开创新局，‘稳’可预期，‘进’有动能，必将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重大利好”。然而就国际经济形势而言，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全新挑战与系统性风险。此情形下，如何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增强经济风险应对、抵御冲击、恢复更新能力成为关键。
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能够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企业适应性、加速市场竞争，影响经济韧性。具体而言，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过程中，企业可通过人才流动、共同学习、专利转让与市场竞争等方式，扩增自身技术存量与知识存量，增强企业整体市场竞争力，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并且，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新技术、新工艺的提升，强化企业适应性，促进经济韧性提升。但同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也会使得企业失去自身特性优势，加速市场竞争，促使企业抢夺市场有限资源[3]。那么，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是否对我国经济韧性存在影响？如若存在，具有何种影响效应？进一步，这种影响效应是否存在短期和长期效应的区别？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迫切需要探究的议题。
1.经济韧性
Martin（2012）[4]认为，经济韧性具有地域本身的固有属性，是持续提升一国经济实力的关键，并将经济韧性定义为经济系统应对冲击或扰动而保持平衡的一种能力。董昀（2020）[5]认为经济韧性强调通过政策实施来夯实体制基础、优化经济结构，从而增强经济体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刘晓星（2021）[6]采用风险吸收强度与吸收持续期对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进行测度，认为中国宏观经济韧性呈持续上升趋势，尤其是在进出口子系统中，经济韧性的上升趋势将更为明显。王素素等（2022）[7]运用熵权TOPSIS 法对中国经济韧性综合指数进行测度，发现中国经济韧性总体水平不高，但具有波动式缓慢上升趋势。
2.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当前，学界关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以及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方面。其中，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创新、转化创新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8]，且溢出方向上的差异导致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呈现出不同趋势[9]。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持两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集聚程度超过门槛值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才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改善作用[10-12]。还有学者认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水平对经济质量具有正向影响效应，集聚竞争度对经济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13]。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方面，现有相关研究普遍认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够通过提升区域技术吸纳能力[14]、创新绩效[15]、产业结构升级[16]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但也有学者认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倒“N”型影响[17]。
3.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的关系
目前，学界相关研究更多集中于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方面。如陈奕玮和吴维库（2020）[18]基于中国264 个地级市数据探究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发现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张振等（2021）[19]认为，在城市群维度内，本地区的经济韧性会伴随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而持续增强。陈奕玮和吴维库（2021）[20]认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具有“U”型关系。邓又一和孙慧（2022）[21]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发现工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当前我国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尚处于初期抑制阶段。
综上，现有研究从单一视角对经济韧性、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展开了丰富探讨，为本文做出进一步探索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启示。然而，关于二者关系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鲜有研究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的关系展开探究，也未能揭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文章采用286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进一步将空间因素纳入二者影响中，探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主要依赖于MAR 溢出、Porter 溢出和 Jacobs 溢出效应，高技术产业集聚也不例外。在产业集聚初期，高新技术产业内、产业间联系相对较弱，尚不具备完整的产业链，这会导致经济主体缺乏风险抵抗能力，从而降低经济韧性。并且，该时期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缺乏有效管理与引导，可能会产生产业同质化集聚现象，恶化产业间竞争，降低经济韧性。在产业集聚后期，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知识蓄水池”和“劳动力蓄水池”作用逐渐凸显，能够为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池”发展注入新动能，强化产业内与产业间沟通合作的技术支持，促使经济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以此提高经济韧性。同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有利于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22]，提升经济系统抵御冲击、吸收冲击的能力，继而增强经济韧性。总体来看，随着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韧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基于此，提出假说1。
假说1：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存在“U”型影响。
依据知识溢出效应理论，知识溢出主要受到距离的影响。随着距离不断增加，知识溢出效应会逐渐减弱[23]。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不仅节约了企业大量技术创新成本，而且会增强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知识技术学习便利性。并且，城市间存在知识、技术的追赶与竞争关系。落后城市往往会向先进城市进行效仿与学习，继而产生相应知识与技术的溢出。然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会加大周边城市高新技术产业资源竞争力度，抑制周边城市企业发展。由此来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可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使得城市间高新技术产业形成空间关联，进而影响经济韧性。此外，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会引起知识、技术在区域间的流动[24]，促进其他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影响其他城市经济韧性。基于此，提出假说2。
假说2：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要素资源投入不变前提下，经济韧性往往受到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等要素的正向影响[25，26]。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规模效应、拥挤效应和不良竞争效应是影响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主要因素。但何种效应占据主动，主要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决定[27]。具言之，在起步阶段，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会减弱高新技术产业的特有优势，抑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降低经济韧性。但伴随时间的推移，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会逐渐扩散、冷凝，增强各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从而提升经济韧性。当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达到饱和阶段后，高新技术产业过度集聚会产生拥挤效应，抑制各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进而降低经济韧性。可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阶段不同，其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时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使得其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以短期效应为主。基于此，提出假说3。
假说3：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空间效应存在长短期差异，且以短期效应为主。
高新技术产业过度集聚和恶性竞争会约束各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产生抑制效应，进而降低经济韧性。作为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改善高新技术企业间的竞争关系，优化市场要素资源配置，从而削减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此外，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产品交易的跨区域流动[28]，进而缓解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增强经济韧性。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说4。
假说4：市场化水平有助于减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
为探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于经济韧性的影响，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resit表示地级市i在t年的经济韧性；
gatit反映地级市i在t年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controlit为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
λ0、λ1和λn分别表示截距项、核心估计参数和控制变量估计参数；
ui、γt和εit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二次项引入回归模型，以此检验二者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ga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二次项；
λ2为二次项估计参数。
1.空间面板模型的构建
通常而言，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项模型（SEM）、空间自相关模型（SAC）以及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计量模型类型不同，所反映的传导机制也存在较大差异[29]。其中，SAR 模型能够对经济韧性空间影响进行有效考量；
SEM 模型则是将随机冲击作为经济韧性空间效应的关键来源；
SAC 模型则同时对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以及随机冲击进行综合考量；
SDM 模型则是将空间效应的形成归结于经济韧性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其中，SDM 模型涵盖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滞后项，能够有效减少在实证分析过程中由于变量遗漏而导致的偏误。鉴于此，为选择最优模型，探究不同模型之间的相互转化情况，文章分别构建SAR 模型、SEM 模型、SAC 模型和SDM 模型。
其中resit表示经济韧性；
W表征空间权重矩阵；
gatit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X t表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滞后项；
ρ、δ、λ分别为经济韧性、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随机误差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当SDM 模型满足δ＝0 时，亦或是SAC 模型满足λ＝0 时，SDM 模型或SAC 模型会向SAR 模型进行转化；
当SAC 模型满足ρ＝0 时，SAC 模型将向SEM 模型进行转化；
当SDM 模型中δ=-ρβ时，SDM 模型会向SEM 模型进行转化。囿于经济韧性会受到上一期经济韧性影响，即存在“时间惯性”，故文章构建了涵盖经济韧性滞后项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公式为：
相较而言，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在静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经济韧性空间滞后项基础上，还考虑了经济韧性时间滞后项，能有效缓解模型内生性问题，故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相比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往往更具解释力[30，31]。
2.空间权重的构建
不同于普通面板分析，空间计量分析可对空间单元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进行探究[32]。空间权重矩阵则是用来考察空间单元间的相互依赖性，是空间计量分析的重要组成。空间权重矩阵主要包括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故将上述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作为探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影响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基础。邻接空间权重矩阵（1W）是采用二进制规则定义的一种空间权重矩阵。当两个空间单元相邻时，则取值为1；
当两个空间单元不相邻时，则取值为0，即：
由于邻接权重矩阵并未考虑距离因素对两个城市间的影响，故在邻接权重矩阵基础上，构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2W）：
其中dij表示两个不同空间单元中心位置的欧式距离，具体数值通过Geoda 软件进行计算。值得注意的是，实证过程中所使用的空间权重矩阵均为经过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行标准化处理，能够有效消除计量单位对结果造成的影响，有效反映各城市间的空间关联。
1.变量的说明
被解释变量：经济韧性（res）。当前衡量经济韧性的方法主要包括两种方法。一是单一指标法，该方法测量过程较为简单，但存在一定片面性。二是指标体系法，该方法能够客观全面地对经济韧性进行测量，故基于全面性、可计量性原则，参考孙慧和原伟鹏（2020）[33]的研究，从抵抗力、恢复力和进化力方面构建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经济韧性进行测量。
核心解释变量：高新技术产业集聚（gat）。区位熵指数能够有效消除城市间差异，较为真实的反映产业空间分布状况，在产业集聚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34]。故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进行计算，公式为：
式（8）中，ei代表i地级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当Htiai＞ 1时，表示i地级市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水平较高，在该地级市较为集中，存在产业集聚现象；
当Htiai=1时，表示i地级市高新技术产业与全国相比无优势，既不存在集聚现象，也不存在分散现象；
当Htiai＜ 1时，则说明i地级市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水平较低，尚未形成产业集聚现象。
控制变量：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eco）、基础设施水平（iel）、对外开放程度（doo）、政府干预程度（gov）、金融发展水平（fin）。上述控制变量计算方法见表2 第3 列。
2.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文章各指标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考虑到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选取中国286 个地级市2009-2020 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此外，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相关数据主要源自于国家地理信息系统网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1.基准回归分析
表3 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影响经济韧性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为未添加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
列（2）-列（6）为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影响结果；
列（7）为引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二次项的回归结果。从列（1）中可以看出，未引入控制变量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1.413，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不利于经济韧性提升。原因可能在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尚处于初期阶段，产业集聚缺乏有效管理与引导，产业内和产业间联系相对较弱，导致相关企业缺乏风险抵御能力，降低经济韧性。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韧性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初步取得成效，对于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得以充分凸显。基础设施水平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经济韧性提升。究其原因，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升经济韧性。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使得对外贸易风险大幅增加，造成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韧性的作用不显。政府干预程度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够提升经济韧性。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韧性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发挥金融的资源调配功能，增强市场主体风险管理能力，为提升经济韧性提供根本保障。
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二次项的回归结果来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呈非线性“U”型特征。原因可能在于：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初期，高新技术产业尚不具备完整产业链，使得相关企业缺乏风险抵御能力，降低经济韧性；
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后期，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幅增强，可提高技术创新与技术效率，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推动经济韧性提升。假说1 得以验证。
2.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中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的关系是否稳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剔除省会城市。考虑到中国省会城市由各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可能具有一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优势，因此通过剔除省会城市后重新检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2）增加控制变量。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有效提升经济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韧性，故引入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重新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4 所示。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二次项的显著性水平和系数方向并未有明显变化，证明了前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定性。
1.空间相关性分析
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法能够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经济韧性各系统的空间关联进行分析，有效判断各系统空间离散程度。故采用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 s I）法，检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以及经济韧性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 ij为空间权重矩阵；
x i为空间单元i的属性值；
S2为 样 本 方 差；
Moran’s I取 值 范 围 为[-1,1]。Moran’s I指数小于零，表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或经济韧性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
大于零，表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或经济韧性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
等于零，表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或经济韧性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运用公式（9），通过Geoda 软件对2009-2020 年286个地级市的全局Moran’s I进行测算，得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经济韧性的Moran’s I及P 值（见表5）。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经济韧性的全局Mora’n s I指数大于0，呈现出波动式增长态势。其中2020 年，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经济韧性的全局Mora’n s I指数分别为0.342 和0.301，P 值分别为0.001 和0.000。这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经济韧性均具有空间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经济韧性均在全局上存在空间依赖性。因此，在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经济韧性时，需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
2.模型的设定检验
根 据Elhorst（2014）[35]的 研 究，基 于W1 空 间 权重矩阵，分别进行了LR 检验、LM 检验、Wald 检验、Hausman 检验，结果如表6 所示。由于W2 的检验结果与W1 检验结果基本相同，故不再进行赘述。可以看出，LM erro-rror 和Robust LM lag 均不显著；
LR 检验、Wald 检验的结论强烈拒绝SDM 模型与SAR 模型存在本质差别，因此选择空间杜宾模型为最优模型。此外，依据Hausman 检验结果，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3.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在邻接矩阵W1 和地理距离矩阵W2 基础上，分别采用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如表7 所示。从模型的拟合程度R2来看，相比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拟合程度更高，表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稳健性更强。且地理距离矩阵W2 下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拟合程度最高，故文章主要对表7 第（4）列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主要变量分析。就经济韧性而言，经济韧性滞后一期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时间依赖特征；
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经济韧性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韧性空间集聚特征为高经济韧性城市被高经济韧性城市包围，低经济韧性城市被低经济韧性城市包围，与上文空间相关分析结果保持一致。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而言，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估计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系数绝对值低于静态空间杜宾模型，说明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存在高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负向影响的可能；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滞后项系数为负，且在10% 的水平上显著。即本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城市经济韧性具有负向影响，假说2得以验证。
控制变量分析。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韧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本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会对其他城市的经济韧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对经济韧性产生负向影响，本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会对其他城市的经济韧性产生负向影响。
参考Lesage 和Pace（2009）[36]的研究，使用偏微分法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表8 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因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下回归结果与表8 基本相同，故不进行赘述。从短期效应来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分别为-1.481、-4.713 和-6.194，且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会降低本城市经济韧性，同时抑制邻近省份经济韧性。就长期效应而言，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长期效应均不显著。究其原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方兴未艾，其长期效应尚未显现。综上，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以短期效应为主，假说3 得以验证。
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极端值、剔除省会城市、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为：（1）将指标体系法计算的经济韧性替换为单一指标法计算的经济韧性，具体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衡量，即1/泰尔指数；
（2）将所有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3）剔除省会城市后，重新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4）引入人力资本水平这一控制变量，并运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重新对样本进行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9 所示。可以看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影响方向与显著性均相同，仅存在系数大小上的差别，说明文章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因遗漏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10 所示。可以看出，工具变量不可识别检验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原假设，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弱工具变量检验拒绝“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强相关性”原假设，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Hansen 统计量伴随概率小于0.5，说明工具变量有效；
稳健弱识别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合理。进一步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来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与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说明上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1 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5 Morans’I 及P 值
表6 模型设定检验结构
表7 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静态、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表8 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分解
表9 稳健性检验
表10 内生性检验结果
为进一步考察市场化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降低经济韧性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基础上加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市场化水平（mar）的交叉项。同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交叉项进行中心化处理，短期效应回归结果如表11 所示。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市场化水平交叉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市场化水平尚未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降低经济韧性过程中发挥作用，假说4 未得到证实。细究其因，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市场化改革阶段，包括全国统一要素市场、要素市场化配置处于构建初期，相关市场化机制还不健全，市场资源配置尚不合理，市场竞争规范化水平较弱。尽管理论上市场化配置具有提高经济韧性的功能，但依旧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影响为非线性，仅仅依靠市场化机制可能会造成产业集聚不足问题，引致市场化水平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的作用不显。因此，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水平，从而减轻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尤为重要。需要说明的是，市场化水平的作用机制并未发挥，是由于市场化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不代表其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重要性不足。
表11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的交叉项效应
产业集聚作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以2009-2020 年286 个地级市为样本，构建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分解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最终得出如下结论：（1）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U”型影响关系；
（2）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经济韧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3）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在降低本城市经济韧性的同时，可降低邻近城市的经济韧性；
（4）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以短期效应为主，长期效应尚未显现，这进一步印证了当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处于初期阶段的结论；
（5）由于当前我国市场化机制还不健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使得市场化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降低经济韧性的过程中并未发挥应有的调节功能。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启示：
第一，推动区域集中布局，实现高新技术企业错位发展。由于当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搬迁重建不仅会加大企业成本，还会使得企业出现同质化现象，从而降低经济韧性。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结合国家战略规划与城市发展需要，推动区域集中布局，实现高新技术企业错位发展，增强经济韧性。一方面，建设特色园区，实现企业集约化发展。为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规模优势，政府部门应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集中布局，建立特色园区，在降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成本的同时，保持企业自身特色，从而提升经济韧性。另一方面，优化空间布局，实现企业错位化发展。为避免产业集聚带来的企业同质化现象，影响经济韧性，政府部门应围绕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需求，科学规划空间布局，探索实施差异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鼓励以“业态调整”“腾笼换鸟”等方式，优化用地结构，盘活存量和闲置土地用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降低企业重建、搬迁成本，提升经济韧性。
第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改善跨区域负向空间溢出格局。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在降低本城市经济韧性的同时，会对邻近城市的经济韧性产生负向影响，其原因很大部分归结于当前高新技术产业相关体制障碍不健全。因此，相应政府部门应加强政策集成，形成叠加效应，破除影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知识技术的跨区域高效流动。具体而言，相应政府部门应综合运用财政、土地、税收、金融、科技项目、人才、评价等政策，协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建设，加速推进集群内部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落地。相关政府部门可完善人才、科技创新成果流动保障以及支持政策，废除阻碍跨区域公平竞争、要素流动的“绊脚石”，改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城市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
第三，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降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负向影响。由于当前我国市场化机制还不健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导致市场化水平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降低经济韧性的过程中并未发挥应有的调节功能。因此，应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构建产业创新联盟，促进各利益主体协同创新，降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具言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应发挥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链上各主体协同共建产业创新联盟，形成积极参与、知识分享、利益共享、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的协同创新格局，有效降低联盟各主体经营成本，缩小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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