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建之初的红色基因看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奥秘

唐 岚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00）

建党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能从一个50多人的小党弱党，发展壮大成为拥有9800多万党员且连续执政74年的举世瞩目的世界大党强党，是人类政党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创造这一奇迹？本文尝试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主要特点，剖析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和红色基因，揭示其不断壮大的内在奥秘，从一个侧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能量。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P554）。一个政党要发展和壮大，离不开先进思想的科学引领。坚持以先进思想为指导，用科学理论来武装，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就选择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始终不渝地长期坚持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之后，一大批爱国志士仁人为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在黑暗中不断探索，先后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统治阶级内部也发起了洋务运动，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成功的救国救民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P4）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曙光，中国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P128）虽然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成员大多受过其他主义如工读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影响，但最终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在大量地学习和分析研究了各种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抉择，而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最坚定的信仰，不曾动摇。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明确规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必然结果，也表明从创建之初我们党实际上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建立了不同于其他类型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4]（P15）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因为我们党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始终不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

一个政党能否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决定其能否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就明确把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之上，使党一成立就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政党划清了界限，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彻底推翻旧世界的革命性。

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列强横行、军阀混乱、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探索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并不容易。“五四运动”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新村运动、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涌入中国，让人摸不清方向。刘少奇回忆：“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传到中国以后，是有许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一道传来的，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则传布最广，接受和介绍的人也最多。”[5]（P605）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找寻正确的革命道路过程中，曾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尔特色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进行了数次论战，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以基特尔社会主义为幌子，大力鼓吹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陈独秀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坚决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1920年陈独秀大声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6]（P10）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第三次年会提交了《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提案，提出“绝不相信军阀能实现民主政治”“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即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实现民主主义”[7]（P37）。李汉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李达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问梁任公》，阐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并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是“直接行动”，即“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1920年李汉俊也多次强调我们要走的路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唯有社会革命一条路。通过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扫除了思想障碍，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要走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明确把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走革命的道路写进了自己的纲领。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工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了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坚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划清了界限。

由于党的一大对国情、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还未能准确把握，因此只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而未能提出正确的民主革命纲领。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党的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8]（P228）。党的二大宣布党在现今的奋斗，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充分彰显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勇斗争精神。

一个政党要发展壮大，需要在人民群众中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凝聚力，能得到各革命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在广大革命民众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认可度，这为党成立后迅速发展壮大、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大领导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的权威性和群众较高认可度，首先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认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的“五四”时期，传播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色社会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等各式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并在部分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信仰上述不同主义的各种社团和政党纷纷成立，据统计有二三百个之多。在上述这些众多社团和政党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得到了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指导和帮助。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后，他最先联系的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商讨在中国建党事宜，并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了党纲草案。党的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参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党进行了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共产国际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给予中国共产党不少的支持和帮助。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在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望和影响力，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认可，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的权威性和群众较高认可度，部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当时知识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陈独秀和李大钊早年都在日本留过学，后来都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领袖和旗帜，被称为“南陈北李、两大星辰”。陈独秀早期创办《新青年》杂志，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后来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党组织的主要创立者。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接受并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先驱，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系统地宣传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是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创立者。由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而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知识界公认的领袖，在这种情形下，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创立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知识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使主张走十月道路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认可中国共产党。湖北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等人，于1921年夏在湖北成立了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共存社成立不久，恽代英等人获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马上停止了该团体的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有重要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得以逐步成为中国各革命阶级的众望所归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个政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纪律约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战斗部队，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他们具有的特殊品质和高尚情操。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党始终维护团结统一、作出科学决策的制胜法宝。

建党之初，参照苏俄的实践经验，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张采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反对孟什维克主义式的原则”，努力建成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为此，他们与党内一些反对实行民主集中制、主张地方分权，反对执行严格的纪律、主张实行松散型管理的言论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虽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但在实践上确实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构建组织结构。党的组织系统采取了“委员会制”“推举制”“任期制”“分权制”等制度构建各级领导体制。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原则是“苏维埃管理制度”：“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
党要执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等。这表明中共建立伊始便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努力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注意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队伍因此日益纯粹、精锐。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进一步强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因而特别规定，“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
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8]（P258-259）；
共产党员要为共产党活动，反对个人主义与地方主义。建党初期正是因为我党始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执行了严格的铁的纪律，为锻造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坚强政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刘少奇指出，中共创建于第二国际消亡、十月革命成功后，优良的先天环境及俄国共产党“活的榜样”的良好示范，造就了中共从最初组织起，“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5]（P235-236），这正是推动中共进步的一种原动力。中国共产党一直延续建党初期加强政党组织性、纪律性的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威，逐渐锻造出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为实现“主义”奠定组织基础。

一个政党要发展壮大必须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否得到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政党的发展前途。作为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生命力来自始终坚持把自己定位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创建之初党就明确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坚持党的先进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始终把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作为自己的基石，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

“五四运动”让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开始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李大钊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深入到工农之中，组建工人夜校、农会，组织发动工人、农民运动。李大钊反复教育大家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不脱离群众才能指挥群众。1920年邓中夏等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讲演团开始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和工人们建立起经常性联系。同年4月18日，陈独秀参加了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发起的上海各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会议，提议当天大会定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劳工旨要》，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工人运动，同时也十分关注农民问题。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对时局的主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最可行的同盟军，因为如果最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8]（P124-125）。党的二大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既不是学会组织，也“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地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8]（P259）。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并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学理层面，而是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以此理论去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建党初期，党的主要工作是在城市组织工人运动，为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集中力量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会组织，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工人阶级觉悟，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武汉、济南以及湖南、广东等地设有分部。到1922年，在各地建立工会组织100余个，拥有会员80余万人。在书记部的领导下，1922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短短的13个月中，全国共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万以上。这些罢工大部分是在书记部的领导下进行的，推动党在工人中和整个社会上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在组织和推动农民运动方面，1922年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了浙江萧山组织80个乡村的农会反抗地主的事件，在1923年11月召开的党的三届一中全会上还专门讨论了近期农民运动的经验。与此同时，在广东海丰等地也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始终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建立并发展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从党创建之初就确立的初心使命，也是党百年兴旺发达的最坚实的阶级基础和最广大的群众基础。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党才有充沛的力量源泉。

一个先进的政党必须有一个广大成员高度认同并始终坚守的共同信仰，这个共同信仰是政党形成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特点就在于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重要历史使命，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成为党不断前进的强大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源自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党的一大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多是高学历，有的工作不错，有的还收入较高，他们选择走革命道路，并不是为了小我而是大我。参加党的一大的13名中国代表全是爱国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学历来看，读过大学或正在读大学的8人，读过中等师范或正在读中等师范的4人，高中生1人。从他们参加一大时的职业来看，除了有5人正在读书外，其余8人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可观的收入，其中有3名编辑、1名记者、4名老师（其中1名中学负责人、1名小学主事）。党的主要创立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留学过日本的大知识分子和著名教授，在当时属于高收入群体。当时一般职员的月薪在8到10元大洋左右，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月薪300大洋。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时，月薪超过200元大洋。两人本可过着衣食优渥的生活，可为什么要走上艰难困苦的革命的道路？正如李大钊在自供状中所言：“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9]（P230）。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本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使命感，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坚守、对信仰的坚定，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而创建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们建党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业。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共产党人受到了反对势力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李大钊创立北京党组织后，为解决北京党组织的经费困难，他把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交给北京党小组作为活动经费，还经常资助北京大学的困难学生，以致自己的家庭生活困窘，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927年面对反动军阀的威逼利诱，李大钊毅然走上绞刑架，为了他最钟爱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仅38岁的生命。党的一大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后来有21人为革命壮烈牺牲；
参加党的一大的13名中国代表中，何叔衡、邓恩铭、李汉俊、王尽美和陈潭秋等5人为革命牺牲。建党初期共产党人之所以前仆后继、艰苦奋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靠的就是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所铸就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被一代代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继承弘扬，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仅有449万名中共党员，而在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名有姓、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达到了370多万人。百年历史大浪淘沙，因为我们党始终把坚持崇高的革命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摆在首位，所以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综上所述，正是党在创建之初就具有了先进性、革命性、权威性、组织性、群众性和崇高性这些红色基因，并在后来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才能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壮大，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历史性的巨大成就，这六个鲜明红色基因，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奥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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