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和个性——兼谈西方式现代化唯一论的话语陷阱

史 玲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

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并不统一,一度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新自由主义模式说、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说、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第三条道路说、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后社会主义模式说等等”[1]。

这些说法一般是以割裂共性和个性的辩证联系为论证工具,从而实现自己的特殊政治意图。

对于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强调普遍性和共性,后发型国家强调特殊性和个性。

如果不加区别,把西方式现代化理论误认为是去除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不加甄别地介绍和学习,就会落入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构建的话语陷阱。

所以,从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识破西方式现代化唯一论的话语陷阱,对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世界其他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应该从认识论和价值论两个角度进行理解。

认识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关系与主客观关系相关,而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关系是与利益需求相联系的。

如果混淆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有可能影响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

(一)认识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

认识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体现了人类认识的一般过程。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2](577)这里涉及三个概念: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特殊性(个性)和普遍性(共性)。

个性和共性都是从个别中衍生出来的抽象物。

不同的是,个性强调的是“异”,共性则强调的是“同”。

但是,共性并不等同于事物的本质。

共性可能是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也可能是共同现象。

在实践中,把共性等同本质会导致共性掩盖个别的个性。

就像现代化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共性,如果把现代化这一共性看作本质的话,就会得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论。

同时,个别并不等同于个性。

个别指具体存在的单一物,具有客观实在性。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差异性,是对这种差异性的描述。

如果把个别等同于个性,就会将具体事物变成抽象词汇的集合体,导致个别的实在性被抽象掉。

个别是个性和共性的载体,没有存在差异性的个别就没有个性和共性。

个性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根据,决定个别的本质。

共性强调同类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该类事物的共同特征和基本规律。

正如黑格尔所言:“作为一个个体的主词通过一种质 (特殊) 与一种普遍的规定性相结合。”[3](360)个性和共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二者之间是种属关系,表现为这“类”事物中每一具体事物的特点和总体“类”的基本性质。根据时间、地点等的变化,同类事物中个性和共性可以相互转化。

其次,个性和共性在特定范围内相互排斥、相互对立。

对于某一或部分具体事物来说,一种属性不能既是它的共性,又是它的个性。

再次,个性和共性是相互依存的。

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个性内在包含了共性,脱离个性的共性只能是抽象的共同体。

共性、个性和个别分别处于同类事物中的不同层次,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把不同性质事物间的差异当作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就会导致用个性同化个别;如果把个别中的不是共性的个性错误视为共性,就会削弱甚至否定共性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如果把共性当作个性,就会混淆同类事物的规定性和规定性的具体形式,导致把规定性当作教条;如果把个性当作个别,就会将具体事物的个性抽象掉。

(二)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

“在洛采看来,价值领域的特征首先是它的理想性和合目的性,价值同意图、目的、理想、意义不可分离,这正是价值与事实的主要区别所在。”[4](590)所以对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的研究需要运用主体性思维。

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强调的是个人、群体(集团或阶级)和人类之间的特殊利益需求和共同利益需求。

但是同一事物对于不同主体具有不同价值,即使对于不同条件下的同一主体也具有不同价值,更不用说不同群体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了。

在人类社会处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长河中,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的矛盾都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价值认识的起点和立足点是“实际活动的人”。

具体的现实的人会“着眼于从主体本身的存在、本性、结构、地位、特性和作用,特别是主体自身的目的、利益和需要等,把握现实的客体、主客体关系, 评判客体对于主体的价值,做出相应的价值选择”[5]。

因而价值认识正当与否是与具体主体的“内在尺度”相关联的,并根据主体的“内在尺度”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具体的人、集团、特定的阶级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目的、利益和需要,价值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利益问题。

但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正当性,都会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幻化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从而制造出脱离真正共同体的虚假价值共性。比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总是妄想利用空洞伪善的口号实现粉饰现实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用人类之“爱”构筑新宗教世界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如果从这一宗教观点出发,那末对一切实际问题的答复就只能是一些使任何一种意义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张形象,一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6](17)。

这种颠倒抽象人性和现实社会关系的论述,会导致具体历史条件下人性的多重性被人性的同质化所替代,最后只能在思想领域构建一个虚假的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建立自己的新世界观后,用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代替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

这个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422)。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够实现个人、集体和人类利益的辩证统一。

总之,认识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与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个性存在一定区别。

认识论意义的共性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

正如哲学史上经典的“休谟问题”,事实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不能等同。

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也是霸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话语权之争。”[8]长久以来,利用“共性和个性”制造理论混乱是西方霸权主义者常用的论证工具,企图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湮没在西方式现代化所谓的共性的话语陷阱之中。

(一)认识论意义上制造的共性和个性混乱

制造脱离个别现实性的虚假、抽象的共性,将西方式现代化虚构为普适性的发展道路。

霸权主义国家脱离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血与火的真实过程,虚构出一条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至上等抽象词汇为核心的普适道路,然后用这些抽象的美好词汇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存在不尊重人权、分配不合理、政治专制等缺陷。

最后得出来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缺陷相对少的发展道路,是全世界进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样的普适性道路是在抹去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血腥、暴力、肮脏、利己的不美好个性的基础上,运用抽象人性论虚构出来的普适道路。

将个性等同于共性,将“苏联模式”等同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用“苏联模式”的失败论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败。

苏联解体后,历史终结论风传一时,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倒塌,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终极制度。

苏联模式是当时苏联根据本国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尝试,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按照领导人可以划分为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等。

这些时期基本面还是坚持社会主义。

最终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原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原则。

然而霸权主义国家却把苏联解体的特殊原因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缺陷,把苏联模式等同于世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错误结论。

只强调同类事物间的个性,割裂具体事物间的共性,制造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本质上是要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式,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

苏联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苏联特色的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统一体。

它们的共性都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制、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等。

这是它们区别于性质不同事物(西方式现代化)的关键。全面否定苏联模式,就是既否定它的个性,也否定它具有的社会主义的共性,从而制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对立。“如果割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联系,那么中国要不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就只能向西方文明回归了。”[9]

将共性等同于个性,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实行市场经济,已经不具有本质区别。

这种说法认为市场经济本质是资本竞争机制,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核心,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不具有本质区别。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关系外部,而不是内部。[10]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题中之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内在产物,而是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所以国家会利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先富带后富等社会主义因素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不能混为一谈。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之争本质上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具体事物的争论,并不是个性和共性之争。

综上而言,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差异并不是共性和个性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性质道路间的差异。

但是,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从未放弃用自己所谓的共性吞噬中国发展道路个性的企图。

我们应该警惕西方学者制造的发展道路的话语陷阱,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二)混淆认识论共性和价值论共性

“认识论意义上的共性,具有非实体的特征,作为观念的存在,它可以不需要直接对应的事物做支撑”[11];与之不同,“作为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则不然,它必须要以利益共同体或社会生活共同体为支撑,否则就不能存在”[11]。

西方式现代化唯一论就是将认识论意义上的共性和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相混淆,进而实现自己的特殊政治意图。

“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看,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认识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模式。”[8]社会科学中的现代化理论亦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社会科学界就出现过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争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卡尔·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围绕经济学是否具有普遍性进行了争论。

德国历史学派认为,由于缺乏具有普遍性的真实研究对象,所以主张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则认为,个别国家的经济学中不可以避免地蕴含着本质要素,这种本质要素具有普遍性,可以据此构建整个经济学体系。

表面看,两派是就学术问题进行争论,但其背后本质是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就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之争,是不同国家意识形态之争。

德国历史学派代表当时德国等后发国家探索本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张,奥地利学派则代表当时先进的英国资本主义国家构建全球自由贸易帝国的主张。

今天,虽然当年的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已经消失在历史舞台,但是霸权主义国家借用学术话语推进霸权目的的做法并未消失。

整个世界仍未走出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话语规律,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2](550-551)。

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以普世价值为道义基础,运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坚持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将现代化净化为三权分立、自由市场、人权至上、公正平等的标准模式。

然后给这种净化后的标准模式以普适性的特征,从而将具有个性的现代化阐释为共性的现代化,其本质是将现代化变为西方化。

这样,对现代化的认识就具有不是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而是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价值论意义上的关系。如果不加区别,后发国家就会落入西方霸权主义国家所构建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话语陷阱。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体现了社会一般性发展规律。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3](22)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共性和中国个性的统一体。

(一)认识论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共性和中国个性的统一体

追求先进和进步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现代化特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14]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整体性发展的深刻变革。虽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过程具有多样化,但是它们之间也具有一些共性,比如“机械化、自动化、专业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经济持续增长;教育的高度普及;法制化进程的推进;个人自主性和理性思想的增强”[14]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化成为目标任务。

先后提出“一化三改”“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懈追求。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都得到了整体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既受到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影响,又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的影响,从而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呈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疯狂扩大的生产规模、国强必霸的利己本质等,并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我们坚定的选择,社会主义始终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和谐发展的理念,主张“天人合一” 的生态思想、“以和为贵”的处世之道、“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

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这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基因,中国国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境遇。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发展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15]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基数巨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是中国的实际,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后发型国家克服复杂矛盾的适合实际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共性和中国历史、国情、文化等个性的统一体。

中国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对其他后发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

个性和共性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普遍特征是共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个性。

从中国范围看,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之路是共性,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是个性。

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序幕是从19 世纪60 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到今天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程。

以新中国成立为界,这一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通过资产阶级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改革方案。

这一方案最终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期间经过了学习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开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进入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

中国独立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经验对于当今世界仍在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提升了这些国家追求本国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二)价值论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都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论意义上都是适应各国国情探索出的发展道路。

但是现代化发展道路代表一个国家的话语权,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具有价值论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因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广阔的人类文明视野和共同富裕的实践向度,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西方国家率先进行了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秉持损人利己的行为准则,制造了大量的战争、抢掠、种族歧视等,将整个世界带入动荡状态当中。

当时的中国就是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例证。

一边是西方列强获得市场、原料,一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落后国家所受的国家屈辱、民族劫难和文明蒙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个引人深省的问题,即“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16](1469),但是学习的结果“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16](1470)究其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是损人利己的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引领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

中国经历过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制造的屈辱和磨难,所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遵循,符合人类的共同价值需求。

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价值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秉持弱肉强食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资本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主导因素,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型文明形态。”[17]这种资本型文明形态在满足人们巨大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将人变成资本的奴隶,消磨人的需求的多样性。

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全面需求的过程,是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的过程。

人民的需求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国共产党立足实际,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求,不断解决人民关心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14 亿人共同迈向美好生活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对资本当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立足整体性思维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二元论思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发展困境是普遍共识,这些困境的产生离不开二元思维方式。

这种二元思维具体体现为:清晰划分资本主义世界和非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明和野蛮、人和自然等。

这些思维方式使得社会撕裂、经济低迷、民主失灵、生态恶化。

立足整体性思维的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克服西方式现代化的内在缺陷。

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共生发展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同时,立足中国现实和低迷的世界经济,提出“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的共享理念,有利于促进国内国外发展的整体协调性。

“割裂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联系”“混淆认识论价值和价值论价值”,是西方霸权主义者构造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普适道路话语陷阱的论证工具。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认识论价值和价值论价值的区别,就会掉入西方霸权主义国家构建的话语陷阱之中。

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世界意义,有利于认清西方式现代化理论所隐藏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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