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书写研究

卢 婕

自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家杰出的文学成就、高洁的人品和丰富的思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用英语创作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但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目前还鲜少学者勾勒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书写发展情况的概貌；
其次，就现有的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研究而言，对传主作品译介的探讨多于对传记本身书写特点的探讨；
最后，缺乏对中外作者创作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的比较分析。鉴于此，本文将以历时研究的方法勾勒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书写的发展历程，总结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的书写特点，并通过典型作品的比较呈现中外作者在传记中所塑造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形象的差异。

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书写发轫于19 世纪中后期。在1864 年和1865 年，美国圣公会教士费理雅（Lydia Mary Fay）女士在英文月刊《中日丛报》（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1863-1865）上分别发表了《大姑：一位公元2 世纪的中国女子》（Ta-koo， a Chinese Lady of the 2nd Century）和《屈原传》（Memoir of Kiuh-Yuen）两篇“回忆录”（memoir）式的传记，向西方介绍了班昭（曹大姑）和屈原光辉的一生和杰出的文学造诣，掀开了以英语创作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的序幕。除此之外，1897 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出版了《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这部名人辞典收录了中国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的传记总计2579 条。其中，文学家以杜甫、贺知章、苏轼、陆游等为杰出代表。尽管比起费理雅的“回忆录”而言，翟理斯以词条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家小传的方式更显生硬和学究气，但由于他本人在海外汉学界的崇高威望，这部辞典广为流传，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家生平、思想和作品的重要参考。发轫期的英语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篇幅较短，主要是以“回忆录”和“词条”的形式存在于报刊或辞典中，并非独立出版的专著，不具备文学和史学意义上的自足性和独立性。

20 世纪初期的英语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不仅在篇幅上有了长足扩展，成为可以独立发行的单行本传记作品，还在写作内容上进行了大胆拓展。传记中不仅包括对中国古代文学家生平事件和心路历程的介绍，还夹杂大量对其重要作品的译介和思想境界的阐释。以1929 年和1934 年美国汉学家弗劳伦斯·艾斯库（Florence Ayscough）出版的《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Tu Fu，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和《一个中国诗人的旅行：江湖客杜甫》（The Travels of a Chines Poet：Tu Fu，Guest of Rivers and Lakes）为例，其杜甫传单独成册，内容丰富，影响深远。20世纪上半叶英语世界还涌现了书写白居易、李白、王维和关汉卿的传记作品。比如，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在1949 年和1950 年连续出版了《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和《李白的诗歌和经历》（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701-762AD.），二者几乎是当时西方读者了解白居易和李白的必读之作。1968 年，路易斯·加尔文（Lewis Calvin）出版了《画家诗人王维》（Wang Wei the Painter-Poet），以通俗故事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了王维在田园诗和绘画领域的天赋。同年，威廉·多尔比（William Dolby）出版的《关汉卿及其作品面面观》（Kuan Han-ch’ing and Some Aspects of His Works）首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古代戏剧家。另外，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中，吉纳维芙·魏莎（Genevieve Wimsatt）于1936 年和1945 年出版的《卖残牡丹：鱼玄机生平及诗选》（Selling Wilted Peonies：Biography and Songs of Yu Hsuan-chi）和《芳水井：洪度生活与写作概略》（A Well of Fragrant Waters：A Sketch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Hung Tu）尤其特别。作者意识到，在汉学领域，西方的传记大师们更关注的是男性文学家，而她则希望将目光投向那些“孤独地放射着自己微弱但迷人的光芒”的女性诗人。①Genevieve Wimsatt， Selling Wilted Peonies Biography and Songs of Yu Hsuan-ch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6， p.vii.这一时期还涌现了许多中国侨民作者用英语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家的传记，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47 年林语堂的《苏轼传》（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和1952 年洪业（William Hung）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总的来说，在20 世纪上半叶，以中国古代文学家为传主的英语传记写作呈现出了以下发展势头：1. 传记篇幅增加，从报刊和辞典的组成部分发展为单行本专著；
2. 传主范围扩大，除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关汉卿，海外作家还书写了薛涛和鱼玄机等女诗人的英语传记；
3. 传记作家群体加入新成员，除英美本土学者外，中国侨民作者也加入异语传记写作行列。

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在20 世纪中后期，尤其是七八十年代迎来高峰和全盛时期。在这20年间，更多的中国古代文学家进入英语世界传记书写的视野。首先，美国特怀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在这一时期邀请了众多中外著名学者为中国古代文学家立传，结集为“中国作家专辑”，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家在诗、词、曲、赋和散文等领域的成就和独特美学。其中，Franklin Doeringer（窦瑞格）著扬雄传，Robert Henricks（韩禄伯）著嵇康传，John Marney（马约翰）著江淹传，Richard Ho（何文汇）著陈子昂传，Marsha Wagner（魏玛莎）著王维传，A. R. Davis（戴维斯）著杜甫传（Tu Fu），Paul Kroll（柯睿）著孟浩然传，Marie Chan（玛丽詹）著高适传，William Nienhauser（倪豪士）著皮日休传，Kuo-ching Tu（杜国清）著李贺传，Joseph Lee（李珍华）著王昌龄传，Angela Palandri（荣之颖）著元稹传，Michael Duke（杜迈可）著王安石传和陆游传，William Nienhauser（倪豪士）、Charles Hartman（蔡涵墨）、Jan Walls（王健）和Lloyd Neighbors（李柏思）合著柳宗元传，Jerry Schmidt（施吉瑞）著杨万里传，Irving Yucheng Lo（罗郁正）著辛弃疾传，Hu Pin-ching（胡品清）著李清照传，Richard Jhon Lynn（林理彰）著贯云石传，Ming-shui Hung（洪铭水）著袁宏道传，Shirleen Wong（黄秀魂）著龚自珍传。这一系列丛书以“新历史主义”视角，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了中国诗、词、曲、赋、散文等文体的代表性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动机和作品意义。除了系列丛书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单行本传记。比如，1970 年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袁枚：18 世纪中国诗人》（Yuan Mei：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1972 年尼尔森（Thomas Nielson）的《唐代诗僧皎然》（The T’ang Poet-Monk Chiao-jan），1982 年梅仪慈（Feuerwerker Mei）的《中世纪早期的中国诗：王粲生平和诗歌》（Early Medieval Chinese Poetry：The Life and Verse of Wang Ts’an），1982 年白润德（Daniel Bryant）的《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Lyric Poets of the Southern T’ang：Feng Yen-ssu，903-930，and Li Yu 937-978），1983 年巴巴拉·杰克逊（Barbara Jackson）的《元代剧作家马致远和他的剧作》（The Yuan Dynasty Playwright Ma Chih-yuan and His Dramatic Works），1984 年华莉莉（Lily Hwa）的《元稹：诗人兼政治家，其政治与文学生涯》（Yuan Chen，A.D.779-831：The Poet-Stateman，His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areer），1988 年叶山（Robin Yates）的《浣纱集：韦庄生平及诗词》（Washing Silk：The Life and Selected Poetry of Wei Chuang）等。这些学术型传记都以呈现传主生平、介绍传主作品及文论主张，展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风貌为鹄的，深化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和社会的认识。20 世纪下半叶发展迅猛的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从传主身份来看，突破了前一时期主要将写作对象局限在“诗人”的范畴内，更多地书写了中国不同文类的代表性作家。其次，从传记的形式来看，不仅有单行本传记专著，更是涌现了高水准的系列传记丛书。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书写发展放缓，进入一个多方探索、寻求突破的瓶颈期。尽管这一时期出版的传记数量减少，一些佳作仍然值得学界关注。比如，2002 年施吉瑞（Jerry Schmidt）的《随园：袁枚的生平、文学批评和诗歌1716-1798》（Harmony Garden：The Life，Literary Criticism，and Poetry of Yuan Mei 1716-1798），2007 年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2014 年艾朗诺（Ronald Egan）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2019 年哈金的《通天之路：李白传》（The Banished Immortal：A Life of Li Bai）等在中外学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瓶颈期，由于中外学界研究兴趣由文学向更广范的内容以及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向，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向虚构类文学的倾斜，以中国古代文学家为传主的英语传记正试图在传主身份、作传策略和创作理念上求新求变，再现生机。

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是由中国国内作者、中国侨民作者、外国华裔作者，还是外国非华裔作者创作，其目标读者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因此，在作者、读者和书写对象之间存在着中西异质文明的藩篱。在这种异质性前提下，传记作者，尤其是外国非华裔作者，在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时不得不采用一些特殊的策略。这使得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呈现出与中国本土古代文学家传记明显的差异。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看来，传记作家面临着使紊乱的素材秩序化的任务。所谓“素材秩序化”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合理地组织材料。但是，由于中外作者作传目的不同，他们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材料。冯至书写《杜甫传》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祖国第八世纪一个伟大的诗人介绍给读者，让他和我们接近，让我们认识他在他的时代里是怎样生活、怎样奋斗、怎样发展、怎样创作，并且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些什么事物。”①冯至：《杜甫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钱志熙评价这本传记到：“冯先生并没有将艺术分析作为他写作的重心。也就是说，他明确这样一个写作规范，他所传的是人，是诗人，而不是诗。”②钱志熙：《均衡地作用——读冯至先生〈杜甫传〉的一些体会》，《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55页。正因为冯至的写作目的是“以传传人”，因此在“素材秩序化”的过程中，他是按照杜甫生平的经历从“家世与出身”“童年”……“成都草堂”“再度流亡”一直写到“悲剧的结局”。作者在13 个章节的写作中，几乎将每一个章节都对应了杜甫人生的重要阶段，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杜甫生平介绍。在素材的选择上，他并不是以杜甫诗歌的知名度为取舍标准，而是从立传的需求出发，将最能显示杜甫形象、最能反映杜甫生活经历的诗歌作为史料保留下来，对于那些与之关系不大的诗歌，无论传诵度多高都一律舍弃。简言之，他的作传方法是“以事作传”，按照传主生平中的事件发生顺序和重要程度抉择材料。但是，艾斯库在《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的前言中说她作传的初衷是为西方读者译介更多的杜甫诗歌。易言之，她认为对西方读者而言，杜甫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其诗歌作品上而不是生平经历上。为了达成“以传传文”而不是“以传传人”的目标，她确立了自己实现“素材秩序化”的方法，那就是以杜甫的诗歌来呈现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的发展，也就是“以文作传”。作者精心选译了二百余首她认为具有代表性和转折性的诗歌，用诗歌本身来展示杜甫的生平和思想。总的来说，冯至采用“以事作传”的方式达到“以传传人”的目的，而艾斯库则采用“以文作传”的方式达到“以传传文”的目的。

除了作传目的和方法的不同之外，冯至和艾斯库的杜甫传在叙述视角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冯至是以“我们”的口吻来叙述杜甫的故事，比如，“从不充足的史料里我们寻索出一些杜甫父系和母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①冯至：《杜甫传》，第7页。，“在这情形下，我们已经难以设想杜甫是一个病弱的儿童，我们只觉得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所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②冯至：《杜甫传》，第14页。通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作者在传记写作的过程中仿佛在和读者进行交谈，给人一种亲切自然之感。由于传主杜甫是传记作者和读者所共同认可的本民族文化偶像，在冯至的《杜甫传》中，作者-传主-读者之间的情感纽带在作者第一人称叙述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但是，艾斯库在为西方读者书写杜甫传时，由于没有这一自然生发的情感纽带作为基础，她的传记的“真实性”和“伦理价值”将很可能受到读者的质疑。为了打消读者的疑虑，艾斯库在《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中隐藏了自己作为评述者的第三人称叙述特征。正如传记的标题所暗示，作者想要给读者这是“自传”而非“他传”的错觉。阅读这本传记时，读者感到这本传记是杜甫用自己的诗歌在讲述自己的生平，读者面对的就是传主杜甫本人，而不是由作者所塑造的杜甫。作者作为叙述者身份的隐身巧妙地回避了读者对其以“局外人”的身份为他国人物立传的可靠性和动机的怀疑。

事实上，艾斯库组织材料的方法以及隐藏叙述者身份的策略被不少外国非华裔作者所借鉴。戴维斯的杜甫传、魏莎的薛涛传和鱼玄机传以及其他多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对于戴维斯而言，由于在杜甫现存诗歌中有很多连中国人读起来都感到艰深，不得不需要大量的注释，所以他在刻画杜甫形象时，“主要选择了那些更简单更通俗的诗歌。”③A.R. Davis， Tu Fu，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1971，p.preface.然后根据这些诗歌结构出杜甫形象和生平。然而，正是由于他只是避重就轻地选择了部分简单的杜甫诗歌，他笔下的杜甫形象便变得不那么准确了。在结论部分，戴维斯总结到：“从好的意义上讲，杜甫无疑是一个爱国者，因为他热爱他的国家和人民。同时，他又隐约怀有一种中华文明优越感，有厌恶那些在安史之乱的岁月里参与了权利角逐的蛮族的思想倾向。”④A.R. Davis， Tu Fu， p.150.但是，如果了解杜甫诗歌的全貌，戴维斯应该可以知道尽管杜甫在一些诗歌中反对蛮族入侵，但他还有很多诗歌表达了吸收和融合异民族文化“协和万邦”的愿望，因此，杜甫的民族观不应该是本族至上，而应该是民族平等的。对于魏莎而言，由于中国本土对薛涛和鱼玄机生平的记载十分有限，她只能以诗歌的“内部证据”为线索推测出两位女诗人作品的创作时期，然后根据诗歌内容想象出二者的形象和生平：“薛涛就像一位技术娴熟、装备精良的航海家，她驾驭着生活的洪流，充分利用每一个有利的潮流和漩涡。她不仅在世时受人称赞，就连逝世后在人们想象中也永远绽放着不尽的光彩。而鱼玄机则像一个被抛弃在布满礁石的海滩的可怜人。她以苦涩的草药为食，饮用的水也苦咸无比。她迷失在这个被她的同胞们宣称的如同‘九曲羊肠’的世界。她受到无数次的背叛后仍对男人心怀信念，最后不体面地结束了生命，留下肮脏的骂名。”⑤Genevieve Wimsatt， Selling Wilted Peonies Biography and Songs of Yu Hsuan-chi， p.viii.由此可见，由艾斯库所开创的“以文作传”的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传统有其优点，但也有其显见的缺点，那就是容易出现断章取义和强制阐释。比如，戴维斯将杜甫的民族观理解为本族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断章取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而魏莎为了将薛涛塑造成中国唐代女性知识分子先锋以鼓舞美国的女权运动，将薛涛《柳絮》中的诗句“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向南飞又北飞。”强制阐释为“她采用了柳絮那样如同男人一样的英勇策略，不会像桃花花瓣那样只是娇弱地依附于路人，她要随风飘舞，不为任何人逗留。”⑥Genevieve Wimsatt， A Well of Fragrant Waters， Boston：
John W. Luce Company Publishers， 1945， p.31.为了减少这类谬误，施吉瑞在1976 年的杨万里传第一章中以“诗人与官员”为题将杨万里的文学追求与活跃的政治生涯结合起来，尝试了一种新的“素材秩序化”模式：以“人物身份”分门别类来组织材料，用不同的材料彰显传主不同身份特点。随后，魏玛莎在1981 年的《王维传》中更加彻底地实验了这种写作模式。她除了在第一章中总介了王维生平之外，从第二章到第五章依次介绍了王维作为“宫廷诗人”“自然诗人”“佛教诗人”和“画家”的多重身份。①Marsha Wagner， Wang Wei，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81， p.1.魏玛莎打破了“以文作传”历时书写的传统，采用“以人作传”的共时结构呈现多维的传主形象，取得了较大的成功。John Kwan-Terry 在书评中写到：“魏玛莎考虑将王维不同甚至相反的生活模式和理念整合在一个复杂而多才多艺的人的意识之中……她的著作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并富有启发的观点。”②John Kwan-Terry， “Wang Wei，”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56. no.4（1982）， p.751.

总之，正如西方传记文学鼻祖普鲁塔克（Plutarch）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说过“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最显赫的业迹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③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页。受到他所确立的西方传记“史传分离”原则的影响，加之文化异质性和时空阻隔加大了西方传记作者了解中国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难度，多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作者放弃采用“以事作传”的方式，而是更多地采用“以文作传”的方式来组织材料书写传主生平，另外还有像施吉瑞和魏玛莎那样的少数作者尝试“以人作传”的方式展现传主的多重形象。作者们选择以何种方式来结构自己的传记素材一方面取决于西方传记传统和自己的作传目的，另一方面也受到自己对中国文化与历史了解程度的影响。

周宁认为跨文化形象学可以“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中，解析中国形象；
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④周宁、周云龙：《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跨文化形象学的访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其论述暗含了一个前提，西方人眼中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其实与西方现代性“自我”形象息息相关。因此，从跨文化形象学的视野来分析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可以发现，西方作者在传记中所呈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形象是为建构西方现代性服务的。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作者在对传主进行文化利用时，必然对中国古代文学家形象加以改造，由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形象必然会有别于其在中国本土的形象。总的说来，在西方作者笔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家，要么被负面地利用，以一种泥古不化的、封建的、落后的形象来反衬西方现代文化的正确性和先进性；
要么被正面地利用，被赋予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等备受推崇的西方现代文化特质，以遥远东方古国文化偶像的形象作为充分而可靠的“脚注”，证明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和信仰是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通过书写李白和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最后得出结论：“人民的喜爱毕竟和士大夫阶层或知识分子不同，人民是有人民自己的选择的。”⑤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9年，第132页。李长之在《李白传》中通过分析其诗歌中反对侵略和歌颂劳动人民的主题，善于吸取民间语言和民间艺术形式等特点，总结得出“李白是中国人民热爱的诗人”。⑥李长之：《李白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88页。两位中国现当代学者型作家所突出强调的都是李白的“人民性”。因为乐于亲近普通劳动人民，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热爱和拥抱平民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李白在生活和写作中体现的一些“瑕疵”就显得微不足道，甚而可亲可爱起来。比如，郭沫若批判了李白的道教信仰，在他看来，道教就是彻底的迷信，而促使李白与神仙迷信诀别的则是“农民脚踏实地的生活”。在《下途归石门旧居》中，郭沫若发现李白在生命“向暮”之际，终于认识到“鸡豕”和“桑麻”充足的农民生活远比“装鸾驾鹤”的仙人生活更实际，“从农民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⑦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108页。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在郭沫若心中，李白的道教迷信只是一时的糊涂，而他对农民阶级的友爱与认可足以抵消这一“瑕疵”，成为人民热爱的文学家。再如，李长之笔下的李白性格复杂，有诸如夸大、自居优越、凭恃才气、耽于享乐等小毛病，但总体来说，“李白是在中国历来的诗人中受到人民普遍热爱的一位。”⑧李长之：《李白传》，第6页。他的评论也说明，无论是从诗歌成就还是道德层面来讲，李白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值得推崇的大文豪。

早在1919 年，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就在专著《诗人李白》（The Poet Li Po）中附上了由他撰写的李白小传。他写到：“尽管李白的诗歌表现出了举世无双的才华和原创性，但他的诗歌中十首里没有一首包含了任何道德思想和深层意义。”①Arthur Waley， The Poet Li Po 701-762 AD， London：
East and West， Ltd. 1919， pp.2-25.他甚至在文末总结到：“如果有一打的英国著名诗人能够读懂中文诗歌，他们谁也不会把李白排在中国诗人数一数二的位置。”②Arthur Waley， The Poet Li Po 701-762 AD， pp.2-25.从这部李白小传可以看出，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韦利是基于西方的诗学传统来评价中国诗歌的，因而他并不认可李白诗歌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在1950 年，韦利又出版了《李白的诗歌和经历》。从写作风格来看，这是一本典型的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传记。作者抛弃了很多中国民间关于李白的传说和浪漫想象，以求真求实的笔调勾勒了李白的生平和他所处的中国唐代社会。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的一则书评来说，这本传记“在伦理和宗教经典的框架中塑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李白形象。”③“Arthur Waley：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701-762 A.D.，”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17，no.3， 1955， p.621.但文中所选的“印象深刻”（striking）一词却颇令人玩味，因为，尽管韦利在序言中声明其作传的目的是满足二战之后，西方男女“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和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欣赏，尤其是他们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成就”的需求。④Arthur Waley，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701-762 A.D.，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50， p.vii.但是，在传记的正文中，他却很大程度上矮化了李白形象。与1919 年的小传相比，在这本传记中，作者不仅怀疑了李白的诗歌才华，甚至还质疑了其道德和精神。就李白的诗歌才华而言，韦利认为其诗歌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长诗缺乏严整的结构；
二是诗歌主题单一。就李白的道德和精神而言，韦利的批判更是显得犀利和偏执。“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喜爱自吹自擂的、老于世故的、沉迷于酒色、没有责任感和满口胡言乱语的人，而且，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酒鬼。尽管他是一个道教信徒，但他似乎对于道家这种神秘的哲学思想知之甚少，而仅仅只是在道教和佛教中寻找能够帮助他逃离尘世烦恼的东西。”“一个具有如此盛名的作家，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却是如此的令人失望。也许，当我们仰视一座山峰时，它到底有多高，只能与山底的对比才能知道。”⑤Arthur Waley，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701-762 A.D.， p.x.种种迹象表明，韦利笔下的李白与郭沫若和李长之笔下的李白形象相去甚远。如果说郭沫若和李长之笔下的李白形象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值得爱戴，那么韦利笔下的李白形象则是小醇大疵，瑜不掩瑕，名不副实。笔者认为韦利歪曲和矮化李白形象的原因有三，首先，韦利的两部李白传分别创作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战乱引起的信仰分崩离析和精神空虚无助导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韦利在对李白进行文化利用时，更注重挖掘其负面形象，以李白在信仰和道德上的瑕疵警醒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进行自省，达到托古喻今，以中讽西的效果。其次，韦利对李白形象的文化利用还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影响。与前几个世纪盛行“中国风”，崇尚中国文化和制度不同的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大发展，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在19 至20 世纪初发生了大逆转。这一时期里的很多英国作家都倾向于以殖民者的眼光、拯救者的心态来看待中国。正如姜智芹所言，“这一时期大部分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丑陋的、邪恶的、堕落的，他们带着傲慢与偏见丑化中国人、扭曲中国形象，英国对中国形象的利用倾向于负面的对衬。”⑥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在这样的时代风潮影响下，韦利选择塑造一个负面的李白形象以迎合当时英国读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和社会的想象，用负面的李白形象反衬英国现代化进程工业文明的进步性。正如英国传记理论家艾伦·谢尔斯顿（Alan Shelston）所言：“任何传记都与产生它的时代的急务和重任有着撕掳不开的联系。”⑦艾伦·谢尔斯顿：《传记》，李文辉、尚伟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对于20 世纪上半叶的韦利来说，他的急务是帮助英国读者找回道德和精神的信仰，而他的重任则是恢复英国读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最后，1918 年，英国传记文学家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在《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中一改以往歌功颂德型的传记写法，以讽刺挖苦的漫画式笔法塑造了红衣主教曼宁、弗罗伦丝·南丁格尔、阿诺德博士和戈登将军等四位名人形象，顺应了一战结束后西方人理想幻灭、偶像崩塌的社会潮流，开创了一代传记新风，被伍尔夫称之为“新传记”。韦利在创作李白传时，恰是“新传记”日渐深入人心之际。1927 年，伍尔夫《新传记》提出20 世纪传记写作的最大长处就是“褪去了它所有浮华矫饰与冠冕堂皇”。①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集》Ⅳ，王义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由此可见，韦利之所以会以辛辣的语言“速写”出一副离奇的李白像，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传记理论发展趋势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传记被普遍认为是非虚构性叙事作品，但中外传记作者对传记中的文学想象却看法不一。冯至在《杜甫传》的前言中强调：“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②冯至：《杜甫传》，第1页。冯至的观点在中国非常有代表性：“阙如”不是缺憾，反倒是美德。而西方传记作家却并不排斥文学想象。伍尔夫认为“传记作家的想象力一直受到激发，去借用小说家的谋篇布局，联想暗示、戏剧效果等艺术手法，扩展个人的生活。”③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集》Ⅳ，王义国译，第293页。她把“真实”形容成某种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个性”则是某种彩虹般变幻不定的东西，成功的传记就是“花岗岩与彩虹的永恒姻缘”。④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集》Ⅳ，王义国译，第293页。除此之外，谢尔斯顿还指出，“传记作家并不仅仅是叙述，他也解释，而且传记中总有一种为了解释而去选择［史料］的倾向——去选择，更甚或去捏造。”⑤艾伦·谢尔斯顿：《传记》，李文辉、尚伟译，第20页。无论是冯至，还是伍尔夫和谢尔斯顿，他们都触及到了传记写作中的一个敏感而核心的问题——事实的真实与虚构的真实，或者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如前文所示，韦利对李白的史料选择及阐释导致了英语世界李白形象相对中国本土形象的“矮化”，但是，文学想象的发挥或史料的“捏造”也会导致传主形象相对其本土形象的“增殖”。形象的增殖容易出现在西方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家进行正面文化利用的例子中。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曾指出，东方世界在西方文本中经常被野蛮化、丑化、弱化、女性化。他关于“东方主义”的论述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当西方作者作传的目的旨在质疑本土现存秩序时，他们则经常赋予其笔下的异国人物形象以乌托邦色彩。以魏莎于1936 年和1945 年出版的鱼玄机传和薛涛传为例，这两本传记创作于美国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19 世纪40 年代末—20 世纪20 年代）和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20 世纪60 年代—20 世纪80 年代末）之间。当时的美国女权运动因为在1920 年争取到了妇女选举权而感到满足，转入低潮，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女性参政的意愿，为了鼓舞美国女性继续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男女平权而战斗，魏莎以中国唐代女诗人薛涛和鱼玄机为楷模，激发美国女性的斗争意识。在传记中，她以不同于中国本土传记作家的视角，赋予薛涛和鱼玄机“知识女性”“都市女郎”“女权卫士”等多重身份，实现了形象的增殖。

另外，当中国国内作者、中国侨民作者或外国华裔作者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时，出于民族自豪感和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有时也会塑造一些“增殖”的传主形象。孙良好和张璐认为：“林语堂用他的笔在西方社会构筑起一座令人敬仰的中国文化庙宇，在这座庙宇中就供奉着苏东坡这位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⑥孙良好、张璐：《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形象》，《闽台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第82—90页。林语堂在苏轼传中从多方面向西方读者呈现出了苏轼作为中国传统知识菁英的形象。在他笔下，一方面，苏轼是一个完美的儒家学者的典型代表，始终不移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另一方面，他还对道家思想兼收并蓄，这既丰富了其文学作品的内涵，提高了其审美价值，又养成了他旷达乐观的性格。但是，由于此传记是以英语写成，其目标读者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因此，相对于中国本土的其他苏轼传而言，林语堂对苏轼的形象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增殖。他突显了苏轼身上具备的西方文化精髓——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比如，他说：“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⑦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4页。在他笔下的苏轼从不脱离人民群众，交往对象包括了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诗僧、无名的道士，以及比他更贫穷的人……林语堂认为，苏轼虽也喜爱官宦的荣耀，但每当他混迹人群中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正是因为苏轼将自己作为人民的一份子，他的一生都在为人民的切身利益着想，哪怕得罪权贵，仕途受挫，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林语堂还向西方读者介绍了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书中表达的劝诫之意为：君之为君非乃神授，乃得自人民之拥护。苏轼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孟子提倡“仁政”所秉持的“民贵君轻”思想，具备了西方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人民主权”意识。由于有朴素的“民主”精神作指引，苏轼为官的准绳远远不仅是“使民不畏吏”，而是真正做到了亚伯拉罕·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从这点来看，林语堂总结到，苏轼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①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第14页。最后，为了让苏轼更好地融入西方文化，林语堂还向西方读者介绍了苏轼的科学精神。在他笔下，苏轼不仅仅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政治家和吟诗作画的文人，还是一个非常敢于质疑陈见，大胆猜想和进行科学实践的科学达人。林语堂介绍了以下几件苏轼生活中的小事：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
他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
他还自己酿造桂酒、橘子酒和松酒；
他建议用竹管将山泉引入广州城，由官吏按时检查和更新竹管；
他尝试自己用松脂和牛皮胶制墨；
他还自己寻找草药，记下了许多医学笔记，是中国医学上公认的权威。尽管林语堂对于苏轼的科学思想着墨不多，但这些散见于传记中的吉光片羽还是拉近了崇尚科学精神的西方读者与苏轼的距离。

林语堂于1945 年开始创作苏轼的跨文明传记，1947 年完稿。在动笔前不久，他于1944 年12 月27日在重庆中央大学发表了题为《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讲。他深感“每思今人，思想复杂，流于片段零碎，对于我国文化，信心未固，见诸行事，便失大国风度”，还言“妄自夸大或妄自菲薄，都不是大国之风度。最要于与外人接触时，有自尊心，不必悖慢无礼，也不必卑恭逢迎，不卑不亢，是为大国风度。”②林语堂：《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林语堂笔下的苏轼既是中国传统知识菁英，也是西方现代思想的中国代言人，是典型的形象增殖的案例。或许有人会诟病林语堂的英语苏轼传将传主塑造得过于完美而失真。但是，他以“中西合璧”“形象增殖”来塑造苏轼的方式的确成功地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大国气度。

周宁认为“西方的中国观，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③周宁、周云龙：《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跨文化形象学的访谈》，第16页。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形象是传记作者受到西方传记传统、创作时代的急务和重任影响，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经历甚至偏见所“建构”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形象。无论是韦利对李白形象的矮化，还是魏莎和林语堂对薛涛、鱼玄机、苏轼形象的增殖，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家的传记书写都是一种“文化利用”，其目的主要是反思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作为中国学者，当我们反观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家的文化利用时，有必要看清他们在塑造这些或高尚、或卑鄙，或杰出、或普通、或完美、或残缺的人物形象时的心理动机、现实需求和深层文化结构，同时在跨文化精神交往中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家在参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书写已经蔚为大观。本文通过在整体概括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文本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了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的文化特征、文化功能以及形象差异等问题。研究发现，从书写特点来看，与中国本土作家用“以事作传”的方法以达到“以传传人”的目的明显不同的是，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主要采用“以文作传”或“以人作传”的方法以达到“以传传文”的目的。从传主形象来看，由于受到传记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经历甚至偏见，以及西方传记传统和作传时代的急务和重任等因素的影响，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所塑造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形象呈现出“形象矮化”和“形象增殖”等变异性。笔者认为，无论这些传记在真实性、伦理性和艺术性上如何良莠不齐，在文学价值、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上如何千差万别，在跨文化传播理论视域下，这一文学类型对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已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等科教文化战略思想。在这一新的文化语境之中，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之于文明互鉴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