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代言体诗歌的心理透视

彭 凯,徐定辉

(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当代对于代言体诗歌的定义范围较为宽泛,有广义上和狭义上的代言体诗歌之分。代言体诗歌因多写思妇、怨妇和弃妇,故狭义上的代言体诗歌多特指所谓的“男子作闺音”。“所谓‘男子作闺音’,简单地说,是指男性诗人(创作主体)代女性(抒情主体)设辞,假托女性的身份、口吻创作诗篇而言情抒怀的一种诗歌体式。”[1]而广义上的代言体诗歌是指:“诗人代人设辞,假托他人的身份、口吻创作诗篇,也就是作者设身处地地代诗中抒情主人公言情述事,同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又反过来用婉曲的方式代替诗歌作者来言情抒怀,使得诗歌在风格上也更为含蓄蕴藉、质朴自然、清新活泼的一种诗歌体式。”[2]当然,无论是广义上的代言体诗歌,还是狭义上的代言体诗歌,都强调诗歌创作主人公与诗歌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不重合、不一致。

代言体诗歌,因其不同于其他诗歌体式,独具特色的形式和委婉蕴藉的表达,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代言体”作为一种诗歌的创作形式与表现方式,可谓是源远流长。关于代言体产生的具体时间学界仍存有争论,争论点主要集中于《诗经》中是否已经产生了代言体。

一部分学者认为《诗经》中已经产生了代言体的雏形,如廖群《〈诗经〉有元代言体》认为《诗经》中就已产生了代言体。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诗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体,相反他们认为真正的代言体产生于楚辞之中或是汉魏诗歌之中,如王文龙《试论词中的“代言体”》、陈珂《试论代言体诗歌的产生和原因》这两篇文章就分别论说了以上两种观点。综上,笔者更认同《诗经》中已经产生了代言体的观点,认为代言体诗歌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当中,《诗经》“风、雅、颂”中“颂”有部分是出自乐师代周王所作的祭祀诗,这些祭祀诗就是已知最早的代言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开始由自发走向自觉,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诗人创作诗歌也开始出现模拟化倾向,直接促使“拟代”“代言”现象这些虚构抒情方式的产生。唐代承袭前朝传统,文学上代言诗体仍然盛行。许多学者都关注到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留下了不少代言之作,如李白、张籍、白居易等,然而却少有人关注到杜甫也创作了不少代言体诗歌。杜甫一生笔耕不辍,传世诗篇有1 450多首,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其诗作中同样蕴含着不少代言体诗歌。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杜甫代言体诗歌,是广义上的代言体诗歌。杜甫代言体诗作中的自我形象,是经过修饰的自我,是审美形象的再创造,是并非杜甫本人的。同时杜甫诗作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不仅限于代女性的,也可以代男性,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代自然言的代言体诗歌。

杨义《李杜诗学》言:“为诗而采用代言体,乃是一种化妆的抒情。”[3]204“诗之有代言体,实际上是关怀社会上一个被冷落了的心灵角落,宣泄社会上一种被压抑而郁积着的心理情结。”[3]217的确如此,杜甫在进行代言体诗歌创作时,一方面是对被冷落了的心灵角落的心理关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诗人自身的心理状态、心理状况,因为这些是驱使他进行心理模拟的决定性因素。诗人在创作代言体诗歌、模拟代言主人公时,往往会寻找其与自我心灵的契合点与共鸣点,达到“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效果。

代言体诗歌的题材,十有八九都是写妇女的。杜甫代言体诗歌中也有一些代女性发言的代言诗,在这些诗作中,杜甫化身成为女子形象,模拟、揣度女性的心理状态去抒发情感。女性视角代言就是狭义上的代言体诗歌——“男子作闺音”。清人田同之《西圃词说》言:“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此诗词之辨也。”[4]首次提出“男子作闺音”这个概念。

简单来说,“男子作闺音”是指男性作者代女性设辞,假托女性的身份、口吻创作词作的一种词学体式。其实,“男子作闺音”不仅存在于词作之中,只要我们认真翻阅前代文集,便很容易发现,诗歌创作中同样包含着丰富的“男子作闺音”现象。杜诗即是其中的典例。

首先,杜甫女性视角代言体诗歌创作的心理是基于潜意识下角色的移位。

以女性形象、女性身份自喻,是中国古代文人一个悠久的文化传统。早在楚辞《离骚》之中,屈原就已经将自己比喻成香草美人,并用代表女性身份的符号去修饰自己。再如《花间集》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假托女性身份进行的创作,而作者却无一例外全是男性身份。令人不解的是,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男子在社会之中掌握了绝对话语权,那为何会出现大量男性作者假托女性身份创作的代言体诗歌呢?

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的帝王与文人之间的关系,与伦理关系中的父子、情感关系中的夫妻、性别关系中的男女都具有一致性,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5]。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文人的生存地位与女子的生存地位是相似的。文人能否加官进爵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恩宠,这与后宫嫔妃的生存境遇不也同样一致吗?面对绝对权威的帝皇,古代文人没有选择空间,只能以一种低伏的姿态去面对,其心理定位只能是一种臣妾的心态。然而整个社会的文化要求男子时刻保持刚毅的品质,其内心阴柔的臣妾心理更是不允许显露出来。但阴柔气质始终是压抑不住的,古代文人必须寻找一个情绪宣泄点去进行合理地释放,与他们处境颇为相似的女性就进入了他们视线之中。古代文人通过代言体诗歌写作的方式,假托女子之声音,将自己内心中某些被压抑的情绪、心理体验以一种化妆抒情的方式倾泻出来。

毋庸讳言,杜甫的女性视角代言体诗歌也正是基于这种“臣妾”心理下创作出来的。杜甫是一个十足的“儒教徒”,“奉儒守官”更是杜甫家族的传统,其“臣妾”心理早已在他心中根深蒂固。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1)参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25页,后文所引杜甫诗作,皆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出。以“葵藿”和“太阳”意象比附自己与帝皇,这正是杜甫臣妾心理的体现。

关于杜甫代言体诗作《佳人》是写实还是寓言,历来学术界多有聚讼。的确,如若不对杜甫身上的臣妾人格有所了解,仅仅基于杜诗写实性的特点,很容易走进理解的误区。如清人仇兆鳌般,仅仅把《佳人》当成纪实之作,而忽略其寄托之感。

其《佳人》篇云: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
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
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佳人》写一位乱世佳人被丈夫遗弃,幽居在空谷、艰难度日的悲惨境遇。诗句并不是一开始就进入角色为其代言,开始的两句是诗人的叙述,引出代言的人物——幽居空谷的绝代佳人。“自云良家子”以下十句皆是代佳人而作言,自叙被抛弃的原因、目前遭遇及其高洁的情性。杜甫此处看似是叙述佳人的悲惨境遇,其实又何尝不是在言说自己的遭遇呢!作此诗时,是安史之乱爆发第五年,此时杜甫迫于生计被迫辞官,携家眷逃往秦州。杜甫对大唐王朝、一片热忱、一腔忠心,竟然沦落到要弃官漂泊的窘况,何其悲哀啊!

《佳人》不同于以往的弃妇诗,以往妇女遭到抛弃多是因为女子色衰而男子薄情,或是为新欢而抛弃旧好。杜甫笔下的佳人却是因为安史之乱而母家遭难、家道中落而遭到抛弃。这同样可以看作是杜甫以佳人与其夫婿感情关系的变卦来隐喻杜甫与君主关系的变化,更是交代自己并非才力衰竭遭到皇帝的抛弃,而是因为疏救房琯而遭皇帝厌恶。杜甫在此不仅是为佳人代言,倾诉其悲愤不平之意,更是借佳人为自己代言。杜甫在两性情感与政治评议的互相借代过程中,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之意,更是借女性视角发言,让压抑许久的“臣妾”心理得到释放。

男女关系中的女性地位与君臣关系中的文人地位是相似的,二者皆处于被“阉割”的地位。当文人处于踌躇、困顿之时,很自然地想到与自己命运相似的女性。藉此以镜像表达、角色移位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内心压抑的情感。而女性代言体诗歌正是联系诗人与其潜在“臣妾心理”的镜子,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关照,从中发泄情绪、窥见心理。创作中的诗人有时甚至不清楚这一创作过程是如何发端、如何结束的。杜甫诗歌中的女性视角代言体亦有此理,杜甫女性视角代言体诗歌创作的心理是基于潜意识下角色的移位。

其次,杜甫女性视角代言体诗歌创作的心理是基于现实环境下心理的触动。

诗人创作代言体诗歌,为女性视角进行代言的心理,一方面是基于作者内在主观情感表现的需要,整个社会要求男子时刻保持刚毅的品质,压抑自己阴柔的气质。然而阴柔气质始终是压抑不住的,作者必须寻找一个情绪宣泄点去合理地释放自己的“臣妾”心理;另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与同情。女性在中国古代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她们被束缚于封建礼教的牢笼之中,她们是被社会冷落的角色。人们总是倾向于同情弱势群体,命运不幸而又蕙质兰心的女性,很容易赢得男性的怜爱,进而激发男性作家的创作热情,自觉为妇女进行代言。

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下层人民生活愈加苦不堪言。无边的战争迫使无数男丁奔赴沙场,造成女性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杜甫女性视角代言体诗歌中,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他对于女性的同情,她们在时代的洪流之下,无法掌握自己的爱情,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新婚别》中,杜甫化身成为一位头天晚上结婚、第二天夫婿就要赶赴前线打仗的新娘子,模仿她的口吻、揣度她此时的心情写下这首代言诗。前四句用起兴的手法,说明了在战乱年代,女子想要通过结婚的方式依赖于男子庇佑之下本身就是最大的悲剧。这位新婚女子面对战争时,她的内心是复杂的、感情是流动发展的。复杂的是,她知道丈夫如果前去守卫河阳,不仅凶多吉少,而且自己作为新娘也将面临十分尴尬的境遇——身份未明确。但是她同样明白丈夫的死生、爱情的存亡与国家的命运此刻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必须做出牺牲。同时这位新婚女子的感情也是流动变化的,从开始感性地不舍丈夫和愿同去参军,到后来甚至理性地鼓励丈夫“努力事戎行”。这位新婚女子跳出了个人的不幸,以一种牺牲小我的方式去成全家国大业。

又如《捣衣》中代戍妇言情,因为边事紧张,丈夫归来已变成虚无渺茫的幻影了。时至清秋,此时擦拭砧板,似乎为时已晚了,然而戍妇此时捣衣和寄衣其实只是用来寄寓自己对丈夫的无尽思念。长年累月的战争致使十室九空,导致妻离子散,山河上下满目萧瑟,更是对“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四首》)[6]的悲惨写照。杜甫对其所代言戍妇满是同情之感,这里的戍妇不仅要挑起家庭的重担,教育子女、孝顺公婆,而且终日还需担心征夫冷暖、安危,更要一个人独自在家忍受寂寞。

杨义先生在《李杜诗学》中指出:“这种代言体诗存在着两个意义系统,一个是字面上的美人的处境、命运和心理状态的系统,一个是潜在的诗人的处境、命运和心理状态的系统。”[3]254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意义系统存在着处境、命运和心理状态的契合点和共鸣点。否则杜甫不可能将其如此完美地代言出来,更无法抒发其潜在的、压抑的心理,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议论效果。

通过翻阅仇兆鳌《杜诗详注》发现,杜甫诗篇中存在着不少为男性代言的代言体诗歌,其中不少甚至还是我们所熟知的篇目。当然,杜甫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为男性代言的诗人,比他稍年长的李白诗作中也有着不少为男性代言的代言体诗歌。杨义盛赞李白此举,认为李白“在把代言体推向广义形态的过程中,李白超越了通常为女性代言的惯例,尝试了为男性代言的特殊形式”[3]262。其实,这句话放在杜甫身上是同样适用的。杜甫的这类代言体同样改变了“男子而作闺音”的文化传统,在实际创作中验证了男性作者为同性代言的可行性。

杜甫男性视角代言体诗歌创作的心理一方面是基于对家国命运的殷殷关切。

杜甫“男性视角”的作品几乎全是代士兵言的代言体诗歌,这与杜甫的诗歌创作心理有着直接关系。杜甫个人饱经忧患的人生境遇与国家的危机、人民的痛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难以割舍的。这也使得杜甫诗作中充溢着个人与时代血泪,具有纪实的特点,广泛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现实生活。杜甫亲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山河上下满目疮痍之景、见证了“十室九空”的破败之况。杜甫对于家国命运关切的心理,促使他走向“代士兵言”,去述说战争的混乱、倾述对于战争的厌恶。

如《前出塞九首》写天宝年间哥舒翰征战吐蕃时事,代一位士兵述说从征招到论功十余年来的经历与情感。在这组诗中,特别是第一、二、 三、 七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听到这位边地将士的心声,知晓他对于战争的厌倦。无论是其一的“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还是其二的“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或是其三的“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抑或是其七的“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杜甫借助一名普通士兵的口吻,诉说着他对于战争性质的质疑和对于战争的厌恶,进而揭示频繁战争给普通人民带来的苦难。

再如《垂老别》中,杜甫代一位参军临行的老翁言,写一位子孙皆战死沙场的老翁,被征召入伍时与妻子别离的悲凄场景。诗篇中着重突出老翁心理上的矛盾,老翁既有“焉用身独完”的深明大义,又有“老妻卧路啼”“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的不舍之情。老翁的矛盾心理亦是杜甫矛盾心理的再现。在此前杜甫对于战争的心理是厌恶的、毫不矛盾的,而此时战争性质发生了变化,反对安史叛军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杜甫此时的心理是矛盾的。所以杜甫诗中才会出现既揭露严苛的征兵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又鼓励民众要担当起守卫家国之职的矛盾之作。

又如《无家别》中,杜甫代一位从军中回来,又再度被迫入伍的士兵言,写一个邺城战败回来的败兵,虽发现故园早已荒废,但仍感欣喜不已。但好景不长,他又再次被征招入伍,顿时失落至极。最后甚至写下“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发出无家可别的感慨。杜甫借助这个士兵的所见所闻,给我们展现了安史之乱后民生凋敝、动乱不安的社会风貌,更倾述了这一时期人们无家可归的痛苦与生活的苦难。

杜甫男性视角代言体诗歌创作另一方面是基于男性主义的自觉流露。

王国维《人间词话》言:“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7]5这句话意思就是:“从‘我’也就是个体的角度去观察外物,因此被观察的外物也就带上了观察者个体的色彩。”[7]6由男性作者创作的代言体诗歌,自然而然地就会带上男性的色彩,无意或有意间都会透露出男性主义的意识。

同样是“代士兵言”,受制于不同的创作心理的影响,杜甫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千差万别。受男性主义表达的影响,士兵由被动地征招入伍变为主动地应征入伍,他眼中的军旅生活由原先的苦痛变为精彩绚烂。

如《后出塞五首》中的第一首,同样是为一名从军的士兵代言,写一名少年踌躇满志参军入伍的景象。这首诗中,杜甫首先塑造了一名为追求封狼居胥而主动应征入伍的好男儿形象,接着“千金装马鞭,百金装刀头”,极力描摹备装之盛,透露出一副男子豪气冲天的英雄气魄和对于行伍之事的热衷。“闾里”“亲戚”皆出门欢送,更是反映出乡亲们对男儿建功立业的认同。离别时,少年更是以“吴钩”相赠,显示出他对于建功立业的绝对自信。

尽管杜甫十分清楚这场战争不是一场正义的,但此刻杜甫心中的壮志豪情占据了上风,男性主义的一面要求他去建功立业。《后出塞五首》体现了这种割裂感——建功立业的男性主义的渴望与对不义战争的厌恶,这组诗的第一首诗就是基于男性主义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理下创作出来的。

杜甫男性视角代言体诗歌,将自己身上的思想理念赋予代言者身上,使得叙述的不仅仅是代言者的经历,同样也是杜甫的人生经历。替他人发声作语,使得同为男性的杜甫在情感上找到了更为深刻的共鸣之感,此时的心理不再是隐形的了,抒情达意也变得更为直接。杜甫通过“男性视角”代言体诗歌的具体实践,收获了男性视角代言独特的情感体验,同样验证了男性作者为同性代言的可行性。

随着杜甫创作技法的愈加老成,他笔下的代言体的广度也进一步扩展,杜甫开始尝试为自然而代言。自然就是除人以外的一切事物,主要是指动物与植物。为自然代言的诗往往具有“双栖性”,一方面是寓言,是寓言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它是作为广义上的代言而存在的。

杜甫诗歌中咏物寓言诗较多,而“代自然言”的代言体诗歌其实并不多,严格来说,只有两首:一首代动物麂言的《麂》,一首代植物松树言的《严郑公阶下新松》。虽然早在杜甫之前,李白和前人就早已将自然视角引入代言体诗歌创作之中,但客观上杜甫也为“代自然言”的代言体诗歌的类型做了扩充,为“代自然言”的代言体诗歌创作做出了勇敢的实践。

如《严郑公阶下新松》:

弱质岂自负,移根方尔瞻。
细声闻玉帐,疏翠近珠帘。

未见紫烟集,虚蒙清露沾。
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

这首诗是杜甫代植物松树而发言,代松树作谦词,称自己枝干柔弱,只是因为侥幸移入您阶前,才能得到您的青睐。我细枝沙沙作响的声音传入玉帐,稀疏的绿叶靠近珠帘。白白蒙受您的恩典,却未曾作出任何贡献。什么时候才能成材,为您遮风挡雨。

松树因笔直坚挺、质地坚硬、四季常青、不易腐朽的自然属性而常被用来构建房屋、宫殿,被人称为“栋梁之材”。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不断对松树及其精神具象化,松树开始成为君子品行的象征。杜甫此处运用“拟化于心”的方法,即借助松树的精神品格、心理状态来比附自己所要表露的情感。此时,杜甫在严武帐下效力,“代松言”自喻其幕中效职之意。杜甫通过“代松”预期自己日后之盛,同时借松树之意表达渴望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远大抱负,更是对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不懈追求。

再如《麂》:

永与清溪别,蒙将玉馔俱。
无才逐仙隐,不敢恨庖厨。

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
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

这首诗是杜甫代麂而发言,写一只原本生活于清溪的麂,被人所捕猎,与一些美味佳肴摆放在一起。接下来便是麂的自责,言自己的才不及鹿,不能一起前去仙隐,又怎么能怨恨厨师呢?麂反省自己生于乱世却又不懂得全生之道,经常发微声而招致祸端,自责之语让人无比心酸。最后麂更是直言讽刺兼做盗贼的王公大人,将他们比喻成饕餮一般贪得无厌。

杜甫“代麂”发声,通过写麂悲惨的遭遇来影射社会的黑暗。与其说是言麂,倒不如说是杜甫、是像杜甫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黎民百姓。杜甫代麂发言,将矛头直指那些如盗贼般凶恶的王公贵族,毫不留情地谴责他们恶劣的行径。诗中麂的遭遇与杜甫个人一生的遭遇十分相似,写麂发出微声而横遭祸端,又在无意之间牵扯出杜甫的人生境遇。

杜甫“代自然言”的代言体诗歌主体承载着杜甫个人的精神意志,是杜甫自身的外向投射,成为他本体的一个化外“分身”。这样我们便不能简单地将杜甫笔下的自然之物看成单纯的事物了,有的其实已经带上了他个人的色彩。《严郑公阶下新松》中,他借新松“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的愿望来比拟自身,彰显自己的雄心壮志。《麂》中,杜甫借麂的不幸遭遇与小人的贪得无厌来反映当时社会中的乱象。

杜甫自然视角代言体诗歌的写作心理完全基于其内在的“物我同一”精神。杜甫创作心理中“物我同一”思想来源于《庄子·齐物论》。《庄子·齐物论》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8]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同的,是没有差别的,万事万物皆是一体的。杜甫亦是如此,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引入自然植物,世间的万物都是他笔下诗歌的材料。杜甫诗歌中还有大篇幅的咏物诗,诗中他盛情称赞它们的优秀品质,认为在某些方面它们是超过了许多人的。杜甫并不满足于此,因此利用自然视角来寄寓他的一些情感。他笔下的自然视角代言体诗歌始终带有他个人的影子,他所代言的麂、松的境遇、精神品质中都渗透着杜甫个人的境遇、精神品质,它们都是杜甫个人的隐秘表达。

杜甫代言体诗歌类型十分丰富,从女性视角代言体诗歌、男性视角代言体诗歌到自然视角代言体诗歌不等,丰富的类型扩大了杜甫代言体诗歌的意蕴。不同视角的代言体诗歌仿佛一个个小窗口,投射出杜甫诗歌创作中不同的心理态势。

女性视角代言体诗歌中,我们可以从中窥视到杜甫那隐藏的第二性、屈从于强势皇权统治下的臣妾人格,还可以观测到杜甫对与自己有着相似之处的女性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关怀;男性视角代言体诗歌中,杜甫将自己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和男性主义的表达熔铸代言对象之中,通过替同性发声,使得情感抒发达到一种几乎完全不隔的状态;自然视角代言体诗歌中,杜甫完全化身自然,达到了物我在精神上的完全同一,实现了代言体诗歌的“双栖”表达效果。

杜甫代言体诗歌创作,不仅全面继承了代言体诗歌的文化传统,而且推动了代言体诗歌朝着广义上的方向发展,扩充了代言体诗歌的容量。同时对于杜甫代言体诗歌心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古代文人心理进行研究,进而通过创作心理再去解读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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