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国昌 白静倩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原则。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从曾经的高等教育弱国到如今的高等教育大国，再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制定，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彰显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指引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当下，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这要求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基础和内在逻辑，积极探索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道路自信的路径。
五千年来，我国在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树立了深厚的道路自信。这一道路自信来源于古代高等教育的悠久历史传统和对近代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厚植于党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百年探索的历史经验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高等教育现代化取得的重大成就。
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孕育和滋养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根源。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承担着研究、传授当时历史条件下高深文化知识以及培养国家需要的高层次统治人才的双重任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所能接受到的最高层次的终端教育。商代已有大学、小学之分。西周建立了完备的学校制度，对大学的教学内容、考核与奖惩制度、修业年限等作了详细规定。先秦时期，官学式微，私学兴起，官私学互补的高等教育格局得以初步构筑。其中，孔子首创的私学，以自由讲学、自主探究、思想自由为特色，是我国古代私学形式高等教育的先声和样板。齐国开设的稷下学宫，集讲学、著述和育人为一体，是“中国教育史上创办最早、历时最长的实行自由讲学、自主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2]。西汉创立太学，至此，中国古代社会专门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正式创办。隋唐时期，“六学二馆”和各种形式专科学校的创办以及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规范化。“牢笼英才，驱策志士”[3]的科举制度的创立，为世界提供了高等人才选拔的中国方案。萌芽于唐末、兴盛于宋元的书院，形成了以自由讲学、交流研讨、自主学习、民主管理为特征的高等教育模式，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明清时期，国子监与国子学（太学）合为一体，既是最高学府也是最高教育管理机关，基本形成了古代高等教育兴国的中国模式。
严格地说，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但却是古代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形式。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教育理念和完整的教育体系。孔子创立的私学、西周官学、汉代太学、魏晋国子学、唐宋书院、明清国子监，构成了一幅鲜活完整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历史图景，使我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同时，随着学校等级的放宽、教育对象的扩大、教育内容的丰富，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也自发缓慢地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可见，自古以来，对高层次统治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对儒家文化的研习与传播，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鲜明的特色，在一定历史时期处于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积聚了丰富宝贵的历史资源，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历史源泉。
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道，近代高等教育也在沿袭中寻求突破、在变革中寻求生路，“在‘西学东渐’影响下逐步迈向现代化”[4]。有志之士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中国化探索，寻求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19 世纪中后期，洋务派在“中体西用”原则的指导下先后开设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校，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帷幕。维新变法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维新中诞生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大进展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全面启动”。[5]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废除科举制度，推广新学制，以学习与借鉴日本模式的方式推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的初步建立。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后，颁布“壬子癸丑”学制，颁行《大学令》，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从借鉴日本转向学习欧美。1922 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促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完善，“奠定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学制的基础”[6]。抗战爆发后，为保存我国高等教育实力、保护高等教育不因抗战而中辍，百余所高等院校内迁。这场空前绝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为中国教育保存了一批精英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西南、西北等边疆和内陆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基本路线。清末民初，由于政局跌宕，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治削弱，先进知识分子对参与高等教育公共事务的热情极为高涨，使“自下而上”的路线得以开启，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路线并行，推动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先效法日本、后模仿欧美，但并非盲目照抄照搬，而是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在深入思考、凝聚智识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所进行的曲折探索。因此，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西方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和改革经验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深刻影响，更要清醒认识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对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不懈探索的辛勤付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现代化曲折发展历史经验的理性认识，更是对全体人民探索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坚强精神和坚定信心的高度肯定。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选定，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兴党”“强党”的发展历程逐渐孕育、成熟与定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满足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积极探索，经湖南自修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新型大学传承创新形成了“延安模式”这一真正本土化的高等教育模式，“奠定了今天高等教育发展的特色基础，也为新中国积累了兴办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7]，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注入了红色基因。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现代化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学习苏联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理和重建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有序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明确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开启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邓小平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8]，在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时进一步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此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逐步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转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78—1992 年，党中央出台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文件指导高等教育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改革，高等教育在专业调整、教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使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需求相匹配，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夯实了基础。199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教育法律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为全面依法治教奠定了良好基础”[9]。我国于1995 年开始实施“211 工程”，1999 年正式启动“985 工程”，建设了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迈入新世纪，我国“历史性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10]，并在2008 年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水平获得极大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可以看到，党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延安模式”作为本土化的高等教育模式，满足了革命战争和夺取政权对宣传教育、培养革命干部的需要；
“苏联模式”在新中国急需专门人才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不够”[11]，使高等教育现代化陷入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我国也由此认识到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后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规范化、体系化、科学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正是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对高等教育现代化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与客观选择。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形成与增长，正是基于党领导高等教育现代化事业百年艰苦奋斗的历史经验和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战线“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质量、支撑引领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服务质量，加快完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范式”[12]，在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同时加快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上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指示，明确了加快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行动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论断以及“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要求，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成效显著。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接受高等教育的总人数达到2.4 亿，国民素质不断提升，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实现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持续增强，形成了布局清晰、层次合理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办学实力跃居世界中上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突破性贡献，都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找到了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也为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底气。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征程中，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不是延续我国传统高等教育的模板，不是简单照搬西方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翻版，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再版，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不断探索、选择、验证与创新模式后逐渐形成并定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积极探索和突出成就，充分肯定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也增强了我国继续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信。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从对高等教育理论的反思与建构，到对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建制，再到对高等教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我国在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走出了一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厚植了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道路自信。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自信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内在动力。高等教育学及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推动了高等教育理论的进步，也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都存在一连串的问题，有待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道理，而这些问题，往往不是一般的以普遍中小学为研究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能解决的”[13]，故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具有深刻意义。建立“高等教育学”成为发展现代高等教育的必然需求和教育学界同仁的普遍共识，以潘懋元为代表的教育学者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重点问题，高等教育科学与高等教育学体系问题，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与价值问题等若干基本问题作出大量的思考与讨论，[14]先后发表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15]。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思想大讨论，学界“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迎接新技术革命，立足国情，面向世界，立足现实，面向未来”[16]，致力于构建现代高等教育思想体系。随后，从20 世纪90 年代“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要点”，到世纪之交的“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再到今天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研究”，都是学术界在党的领导下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系统研究，是积极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成果。一方面，既有的高等教育理论成果揭示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变革提供科学指导和理论支持，保障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方向选择；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理论直面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定位、分析框架、发展模式、实现特征、指标体系等重大问题，并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阐释和客观解答，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树立提供学理支撑。
高等教育理论，内含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和探讨，是牢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系统、完善、科学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但对于指导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仍需继续加强。要明确高等教育理论为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建设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服务的研究任务和时代使命，以学科为中心，聚集研究力量，规范研究行为，建立健全服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真正实现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智力支撑。只有保持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才能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深刻实践，才能在实践和思辨中以理论自信为基础丰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内涵，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自信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有力保障。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党带领全体人民走出来的一条能够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正确道路，需要合理的建制来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高等教育制度，包括服务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各种建制，是保障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基本规则和体制机制，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规律性和优越性的系统体现。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以科举为选拔标准、以服务封建统治为目的的系统完备的古代高等教育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是在嫁接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1905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高等教育制度基础，为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胡适、郭秉文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介绍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并先后效仿德国和美国颁行了“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推动了现代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创设以及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层面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历史性重建，在“全面学苏”的基础上创建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1950年，国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等五项草案，明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适应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从1977年颁布《关于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制度，到1985 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随后20 世纪90 年代高等教育“五大体制”改革、“211 工程”和“985 工程”建设以及现在正进行的“双一流”建设等，包括招生考试制度、管理制度、学位制度、分配制度等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日臻完善，“从高度集中走向‘放管服’结合，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高校自主办学的格局”[17]，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有力保障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前进与发展。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阶段所施行的各种教育制度，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建制的有力保障中得以选择和定型，并充满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是我们党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基础和自信底气，也是我们党通过扬弃和超越西方高等教育建制模式、立足本土实践自主探索所建构的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相适切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在建制和调试中彰显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优势，构筑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新时代新征程，“高等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本、推进科技创新、扩张消费市场的重要教育阶段，其规模与质量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18]，要加快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
坚定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为内核增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史，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坚定文化自信和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光辉历史，彰显出坚定的文化立场和充沛的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文化自信的“根”和“魂”。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有着培养“德才兼备”“君子”的高等育人文化，形成了兴学重教、立德树人的高等教育传统，建立了崇尚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最深厚的文化基因。今天高等教育中的“因材施教”在承继其原本的传统意涵的同时，还增加了公平、科学等现代性内涵。[19]中国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文化自信的“脊”与“梁”。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必须大力弘扬以“西迁精神”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高校内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再到三线建设时期的高校外迁，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听党指挥跟党走的“西迁精神”。“西迁精神”彰显了中国大学和学人奋发图强的自主意识，既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大学精神，更是未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支撑。[20]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文化自信的“芯”与“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作用，是巩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保障。要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21]。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一系列论述，既指明了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2]，也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内核和精神力量。
高等教育文化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对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发扬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中不断丰富起来的，浸润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发展之中。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是“在‘借鉴－超越’思想指导下，通过文化自觉与自主创新，努力构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模式”[23]。我国之所以能开拓出有别于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正是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融入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时代内涵，在传承和创新中增强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认同，在文化自信中坚定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
中国高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同我国基本国情、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厚植了道路自信。进一步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在实践中保持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必须坚定历史自信、牢筑理论自信、夯实制度自信、厚植文化自信。
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首要命题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客观认识和高度自信。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能否取得新的历史成就，关键在于有无坚定的历史自信。第一，尊重历史规律，在全面总结和评价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探索历史中坚定自信。“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24]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认识基础上的，没有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百年探索历程的科学认识和系统总结，历史自信便难以形成。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与西方高等教育不同的模式，具有鲜明浓厚的中国特色。清末民初，中国高等教育在移植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的同时，积极探索走上了与世界高等教育接轨的早期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国先学习苏联后自主探索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最终走出一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新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孕育、探索与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但方向正确、成效显著，为全党和全体人民继续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和历史智慧，也坚定了历史自信。第二，增强主动精神，在牢牢把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新的历史定位中坚定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5]。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赋予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要在深刻认识党领导高等教育现代化百年奋斗经验和伟大成就基础上牢牢掌握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着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战略，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高质发展，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姿态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时代浪潮。总之，要深刻把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规律和历史定位，在坚定历史自信基础上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继续前进。
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必须建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牢筑理论自信。冯友兰早在1945 年便明确指出，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需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底独立”[26]。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争取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学术独立，是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中外学术界并不存在独立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27]。当前学术界所探讨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以及我国政策话语中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等概念，实际上是把现代化理论耦合于高等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分支理论和经验表达。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程中，高等教育界展开了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例如，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等思想为北大改革及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蒋南翔在高校和行政领导工作中为中国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对“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行了深刻阐释[28]；
潘懋元作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拓荒者和深耕者，“可能是最早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世界的学者，堪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中国符号”[29]。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界在学习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的同时，展开了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中国探索。时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建设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阐释并挖掘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重要政策法规、制度文本和教育理论的内涵精义。学者须充分研读和领会我国关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文本以及学界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相关研究，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形态、结构特征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方式、基本逻辑，明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与内涵体系。第二，立足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土实践。学者须认真归纳总结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经验，在关照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丰富实践的同时发展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将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经验和规律总结转译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学术话语。第三，客观理性地吸收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在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处理好中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话语之间的互相参照，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和制度优势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进行积极探索和创造性发展，并为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学术独立性的建设，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生存状态与地位”[30]，必须以充分的理论自觉基于学科立场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要义、本质特征、逻辑构架、发展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话语”进行解答和阐释，为坚定不移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思想遵循，牢筑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信。
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必须以制度自信为基础，持续推进符合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制度建设。面对剧烈变化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语境，中国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制度性的深刻变革和教育形态的创新发展，这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着力完善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制度体系。“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与结构体系重建。”[31]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陕北公学探索的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到如今在高等学校施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体制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是坚持党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全面领导的根本制度和关键环节，必须做好高等教育领域党的全面领导体制机制建设的整体设计和贯彻落实，紧抓高等教育系统党的建设，维护好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思想的统一和意识形态安全。第二，着力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并制定了一系列涉及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政策，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要认真总结党和国家在高等教育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有益经验，建立健全符合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相兼容的、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第三，着力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激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要“规范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建立明确清晰的工作职责及权责清楚的推进机制”，“建立导向鲜明的评价机制和多者联动的协调机制”以及“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可持续发展机制”，[32]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的深刻变革，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优化高等教育治理效力，保障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总之，进一步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巩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是以制度自信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基本要求。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文化自信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文化自信，在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等多重维度彰显出巨大价值。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厚植文化自信。第一，着力破解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的文化难题。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能走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并正确处理了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33]。破解当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的文化难题，必须有效释放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在的文化张力，处理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身内部之间的关系，发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生性文化力量。第二，增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的文化自觉。高等教育主体是推动我国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中坚力量，其文化自觉是继承与创新高等教育多元文化和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与关键。只有在充分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清醒地认识和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浪潮中确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世界标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之一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关键在于塑育高等教育主体的文化自觉并发挥高等教育主体的文化选择力，这是提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自信的客观选择。第三，厚植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中的文化自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本民族文化基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现代化呈现，其核心是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自信。厚植文化自信能够使我国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获得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文化自信的形塑与培植要求理解并认同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正确看待和处理世界多元文化的本质与联系，对不同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选择持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高度认同并充满信心。此外，教育者要通过教育教学正确地引导受教育者客观看待不同民族多元文化并认同本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树立受教育者的文化自信，培育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4]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破解文化难题、增强文化自觉、厚植文化自信，激发和振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坚强自信，才能促使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经过百余年的实践探索开辟出的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深厚的道路自信底蕴。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也日益凸显。毋庸置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增强对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全面领导，以更加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信心百倍地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为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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