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迁社区养老服务的CBPR模式转向研究

李子君,胡石清

(1.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合肥师范学院 电子信息与集成电路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平均每户不足3人,较之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3.10人,平均每个家庭户值骤减了0.48人［1］。这一数值的变动,意味着家庭规模继续小型化趋势难挡［2］、家庭养老功能减退。随着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家庭户规模缩小的境况还将持续［3］,应当引起广泛重视。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养老需求,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显得极为必要。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4］(以下简称《规划》)指出,应立足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社区养老等服务,聚焦标准化管理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开发养老等网上服务项目应用;强化为民服务功能,推进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满足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规范养老等社区服务信用管理体系。同时,《规划》还提出,应当完善村(居)民自我服务机制,引导村(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服务。伴随着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家庭户规模小型化这一现状,将在以老年人群为主导的回迁社区之中显得更为严峻。2022年,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5］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居家养老服务成绩斐然,但仍在老年人参与、多元主体合作等方面存在短板,应当创新养老服务形式、优化升级养老服务供给和设施布局。本研究聚焦J回迁社区,探讨回迁社区在养老服务进程中的短板与模式转向,以期为优化回迁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支持。

区别于一般城市社区的老年群体,回迁社区中的老年群体呈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回迁社区之中的老年人口比重偏高。“七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2.6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7%。截至2013年,H市S回迁社区人口已接近4万,其中老年人口的数量占社区人口的20%［6］。第二,回迁社区家庭的子女多外出务工,家庭条件有限,对于机构养老往往可望不可求,因此,社区养老的诉求较为迫切。回迁社区中的老年群体受以往生活惯习的影响,与周边商品房小区中老年群体的生活习性、交往方式存在一定差异。第三,回迁社区中的老年人在生活质量层面的评分比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老年人低。《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显示,农村失能老人在农村老人群体中的占比为4.3%,城市失能老人在此方面的数据为4%［7］;董宝等［8］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评估结果来看要高于农村老人;张敏等［9］对T市城乡老年群体的生存质量进行多维度评估后得出结论,T市农村老年人生存质量评分低于城市老年人。回迁社区中老年群体的前身份为农村老人,虽自我照料的能力较强,但自我照料能力突出并不等同于较高的生活质量。

在回迁社区参与式养老诉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回迁社区内部养老服务体系和模式的优化升级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学界已有大量文献对于养老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是关于“医养结合”模式和“智慧养老”模式的讨论。不同于单纯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的传统养老服务模式,“医养结合”模式旨在将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置于显著地位,为老年群体整合出一系列多元化的养老供给方式,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服务对象的参与诉求,致使主体参与程度低下。黄佳豪等［10］认为,当下我国的“医养结合”模式仍旧存在主体参与度不高、管理机制不全面、服务方式亟须完善等困境;邓大松等［11］认为,服务对象收入水平较低与机构服务收费水平偏高之间的矛盾,导致“医养结合”供求失衡悖论的出现,即购买服务的数量与“医养结合”的社会总需求不相称,前者数量远低于后者。“智慧养老”模式,大多是利用互联网等多重信息化手段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其“智慧性”是否与“以老年人为本”的目的和理念密切贴合,还尚待考证。此外,该模式还面临着技术难关：一是模式与技术的发展滞后于服务对象日益增长的需求,且在信息技术层面存在着信息安全问题;二是模式覆盖面窄,受一定条件限制,在部分地区难以推广［12］。张雷等［13］认为,“智慧养老”模式往往忽视了服务对象精神层面的需求,老年群体在人际交往互动等方面的迫切需要无法被满足,该模式在多数情况下仍处于一种“孤掌难鸣”的境地。以上模式虽在健康、前沿性层面为老年群体提供了优质的服务方式,但从各方参与和专业化水平来看,其维度略显单一,可持续性也稍显薄弱。

针对老年人的相关理论,已在老年社会工作和老年服务领域展开了深入探讨,如社会撤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等,但这些理论依然存在不足之处。例如,社会撤离理论认为,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他们希望摆脱生产和竞争的社会期待。然而,这个理论忽略了一个事实：老年人之中还存在着不愿卸下角色的群体,“撤离”并不意味着解脱,这部分老年人对社会参与的期待和个体差异在该理论中被忽略;活动理论主张老年群体以中年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活动,忽视了老年人身体衰弱的客观事实,可能会带来身体损害等消极后果。

社区参与研究方法(community-basedparticipatoryresearch)简称CBPR模式,该模式强调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优势和资源,在研究过程中打造公平的协作关系,包括权力的赋予和分享、促进合作伙伴之间的学习和能力建设,以此达成共同目标,进而实现合作伙伴间的互惠互利。同时,关注影响问题的多重因素,将周期性和迭代性概念引入其中。在研究的最后阶段,向所有合作伙伴传播研究成果,让他们参与更广泛的成果传播［14］。

笔者对上述CBPR原则进行解读后归纳为如下三项基本要素：第一,打造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第二,多方合作产生更全面的研究和实践,合理利用社区内的优势和资源;第三,注重结果评估及迭代性和可持续性。该模式在推动养老社区老年服务发展进程的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CBPR模式框架图

(一)公平的伙伴关系：突破自上而下的参与正义

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和再发展,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模式则是对于群众路线的生动阐释。CBPR模式倡导在研究与合作中促成公平、协作、包容的伙伴关系,从而达到善治的目的。社区在CBPR模式的实践之中相当于一个联结的纽带,在该模式中,让服务对象参与规划和决策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基石,使得公平、正义、民主在规划和决策中得以充分体现,实现双方关系的平衡与平等,而非“主动”地单向输出和“被动”地接受决策。

(二)有机的跨界合作：弥合知识性割裂的空白

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合作形式,是由团体共同作出一致的决策,注重制定方案的过程,这种参与形式有利于各方主体对于治理模式的认同［15］。涂尔干［16］在社会分工论的讨论中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形式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增长体现出的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这种依赖度由低向高的转变以及交流合作密度的提升,使得社会所赋予的任务能够高效完成,更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因此,各领域应紧密合作,激发民众参与热情、激活资源配置,以点带面,塑造稳定且具有凝聚力的社区共同体。

(三)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估、传播与迭代

为确保项目的推进情况和完成效率,评估也是CBPR模式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对于后期“服务模式是否能够达到传播推广的标准”以及“服务模式在整个服务过程是否能够呈现出可持续的作用”产生极大的影响。如上文所述,CBPR模式将传播也纳入其原则之中,旨在强调模式的长期推进和规模性推广。迭代性层面,为追求即时效益以及稳固现有成效,我国现有的治理机制大多存在静态化治理倾向,可持续性和迭代性的治理思路匮乏。以评估促进治理模式的转变和治理水平的发展,对冲破传统治理模式、打破桎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CBPR模式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架构,将研究和行动结合,让拥有不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合作伙伴平等地参与决策,把社区居民与研究人员平等地纳入其中,将可持续性、迭代性等反思性举措纳入行动步骤,确保项目的可实施性。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回迁社区在部分属性上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其老年人口比重远大于一般商品房小区,老龄化特征明显。因此,对回迁社区内养老体系模式的升级改造迫在眉睫。

J社区位于合肥B新区启动区,是B区第一个高层拆迁安置小区。通过在J社区实地调研,笔者了解到,该社区在养老方面与相关专业机构并未达成紧密合作,尚未梳理形成具体的服务方案;老年娱乐活动场所设施简单;为部分有职业需求的老人安排保安、保洁的岗位;偶尔开展量血压等公益活动。

(一)服务对象参与孱弱

当今社会倡导参与平等。然而社区方往往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规则的制定,忽略了各方的参与度以及公平性问题,业主委员会大多以“旁观者”的角色参与社区事务。如今,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陈旧观念,即认为老年人对新兴科技并不感兴趣,尝试新事物的意愿较低。因此,在活动开展前,往往不会广泛通知老人,直到活动已经进行,老人们才意识到活动的存在。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对老年群体的参与热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社区方和团队与老年人沟通困难的情形屡见不鲜,导致互动交流减少,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频次有待提升。

(二)多元主体合作不足

在当前的社区治理中,“社区+社会组织”的模式虽然受到欢迎,但其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仍有待加强,尚未形成明确的权责规范体系,组织之间的联结显现出较为松散的态势,资源有效链接的能力较弱。例如,J社区周边设有多所卫生服务站、三甲医院,高校资源丰富,但该社区与这些资源的链接在实务开展过程中尚未明确体现,日常卫生服务工作开展不积极,志愿者资源匮乏;物业管理水平良莠不齐,擅自将公共场地外借或租用、维修及保洁工作开展不及时等现象频发,活动设施老旧,社区环境和秩序有待进一步改造和提升;外部人员随意进出,无法保障社区安全;尚未搭建起合作交流的平台,老年群体的需求之声在各方之间传播受阻;出行方面,在各商场、医院、卫生所之间未开通公交站点,J社区老年人出行不便。妥善处理各方冲突、有效链接社区及周边资源,搭建起多方平等沟通的桥梁,从而创设一个良好的合作环境,是当下回迁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任务。

(三)积极养老价值弱化

J社区开展的活动服务多流于形式,活动质量难以保障,且可持续性孱弱。在老年人参与价值方面,社区组织的活动未能激发他们的热情;在重塑老年人社会价值方面,社区和各主体未能充分挖掘老年人的潜能和自主性,老年群体的社区支持和生活质量有待提升;项目可持续性孱弱,J社区中的一项活动项目难以获得长期支持,亟须建立一套服务的长期动态评估机制,进而优化方案模式,推动多元主体养老服务取得高效进展。

回迁社区在开展养老服务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相关回迁社区的养老服务应紧密围绕其需求展开。在CBPR模式下,社区老年服务以社区为沟通媒介,汇聚各方专业力量,秉持平等、公平的合作原则,有利于顺应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的全球战略。对于我国回迁社区养老服务中存在的不足,CBPR模式提供了有效且极具反思性的模式借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从被动参与到理性赋权的协同关系转向

CBPR模式强调合作伙伴之间的共同参与协作,以实现所有合作伙伴间的互惠互利。于当下社区中处于被动参与境地的老年人而言,首先应当鼓励其参与分析自身处境,从依赖走向自我独立［17］。自我独立并非简单指生理性方面的自主,更多的是精神和思想意识层面的突破,通过“抚心”“扶志”“赋能”,最终达成自我实现的需要。

“抚心”——“园艺疗法”疗愈身心的应用。回迁社区中的老人多是前脚刚从插满秧的泥地中拔出、后脚便迈入了高楼林立的城市社区的失地农民,空间重组之下,治理模式带来的变革以及乡土之上建立的熟人社会的轰然倒塌,给“换鞋入户”的新晋“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为他们保留那一份“乡土情怀”也不失为折中的治理办法。利用回迁社区中的闲置土地,为尚有劳动力和活动意愿的老人设置一块疗愈赋能的园艺区,产出成果可为己享用,使他们重温收获的喜悦,也可通过社区进行售卖并获取收益。和一般的单向性帮扶和输出相比,这种双向互动能给老年人带来更加积极的生活状态,重新建立起社会互动系统。

“扶志”——打造社区“领头雁”群体。老年人自身便是巨大的资源,充分发挥退休老党员干部、退役军人的作用,实现以老助老,树立助老服务典型,以老带新,利用回迁社区的特殊性打造独具特色的“领头雁”群体。J社区中老党员人数众多,但过去并未将该优势发挥出其应有之义。专业社工通过开展个案、小组工作来关注退役老兵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搭建起老兵交流互动的平台,并鼓励退役老兵参与社区治理,发挥退役军人的榜样作用。

“赋能”——数字赋能帮助提升建立社交网络的自信心和能力。可聘请精通戏曲文化的老年人作为兴趣老师,开启线上直播表演,打造社区“银发e族”。掌握数字技术,能让老年人及其亲友、社区紧密关注其健康状况,迅速作出应对。面对纷繁复杂的电子设备功能,老年群体亦会产生焦虑情绪［18］。已有研究表明,这种焦虑可以通过小组培训中的经验积累来克服［19］。开设老年网民培训班、智能手机兴趣小组,缩小数字媒体技术方面的鸿沟,促进老年人个人价值的实现。

(二)从“弱合作关系”到“多元主体有效协同”的共同体转向

回迁社区的治理与多元主体的深度融合参与密不可分［20］。近年来,党建在引领基层社区高质量发展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关键是要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面临“社区方+社会组织”的“弱合作关系”困境,党建引领是当前回迁社区治理落到实处、联结各主体的最优解。

以党组织为纽带,合力打造价值、资源、利益共同体。通过党建引领,树立价值共同体理念,响应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内涵。明确增进民生福祉的基本导向,达成健康养老的共同追求。如今,老年群体的文化修养和生活品质日益攀升,社区老年服务亟待升级换代,服务内容和重心亦应顺应潮流,推陈出新。在社区方与各社会组织合作的过程中,引入专业化社会组织团体,使得双方的合作能够从“弱合作关系”转变为“强合作关系”,以此提升社区治理的即时成效。打造资源共同体,与三甲医院、社区卫生站签署合作协议,定期于社区坐诊、为60岁以上或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开展免费体检服务,着力解决老人“零距离”就医需求,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的美好愿景。搭建协商共治平台,合力形成利益共同体,定期召开联席会,向所有合作伙伴共享研究成果,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养老服务升级态势。

(三)从消极养老到积极养老的价值转向

摒除对老年群体的消极观念,落实科技成果人人共享理念。回迁社区中的老年人对文化素质水平提升的需求日益高涨,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老年群体同孤独、学习能力弱联系在一起。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1］指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能够独立进行健康码的使用、生活物品的购买。这表明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和需求。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22］指出,需要政府、企业等多方共同努力进行科学的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群体对新媒体的悦纳程度。例如,建立互联网适老安全筛查机制,定期开展反诈宣传教育,使老年群体拥有健康的网络社交环境。

社区居委会和回迁社区“领头雁”牵头打造协商共治平台,针对开发商和物业管理部门推诿搪塞居民维权诉求的情况,为各方提供周期性的专业法律援助,以期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共处;落地低收入老年群体共富工作室,为低收入老人提供就业支持,提升项目的可持续性;提供文艺、手工等课程,将老人制作的成品与相关部门链接,参与展品巡演或对接到公益市集,推动老年群体不断实现自我价值;协商落实回迁社区适老化改造,包括公交车站选点等公共空间的环境优化。参与养老服务过程的主客体乃至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当认识到老年期也是生命周期中的重要一环,同样拥有社会参与、就业休闲以及经济保障等诸多方面的需要。

链接资源建立病情库。积极养老的价值转向,还应当体现在对老年群体健康的关注和维护上,一些病症在老年人群体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认知症为例,我国目前是全球认知症老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年龄是认知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将专业照护法引入认知症的预防和照护,从居住环境、思维逻辑训练等方面着手开展实践与研究,形成一套可持续发展的照护体系;针对空巢、独居等老年群体,与医院共建个人病情库,针对老年人身体状况与老年人照护者等相关方保持紧密联络;为志愿者进行医疗实务培训,助力团队养老服务长盛不衰。

评估依据量化,推进模式可持续。CBPR模式强调合作式研究的迭代性和可持续性。各方协商制定回迁社区的养老服务方案时,应明晰评估指标,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推进。专业领域学者应针对各方行动进行分析研究,确保目标的可行性和可推广性,并给予优化改进意见;委托专业第三方进行科学、公正的评估分析,持续优化回迁社区养老服务的品质与模式,铸就稳固可靠的养老支持体系。

我国回迁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势头强劲。然而,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应注重质量的提升。J社区在社区养老服务中面临的参与、合作和价值维度的困境,正是许多回迁社区当前或未来所要面临的挑战。本研究探讨的回迁社区养老服务的CBPR模式转向,对于具有相似困境的社区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回迁社区养老服务”虽为养老服务领域的一个部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亦可从中窥见整个养老服务领域存在的危机,以展开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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