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依据

文_王 毅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著名论断出自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从1927年秋开始，毛泽东“亲手”从农村收集材料，并于1941年将自己在1930—1934年间做的农村调查报告集结为《农村调查》出版。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作序，号召中国共产党人走入群众，掌握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序言》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知识”蕴于群众之中，实际上是毛泽东投身社会改造之初便有的一种观点。经历五四洗礼的毛泽东，对于群众伟力深以为然，认为“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9页）。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毛泽东更加体会到群众的伟大智慧，认识到群众在认识事物、探求真理、社会改造中的主体作用。他非常看重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序言》特别谈到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湖南五县和井冈山两县的调查，认为是广大人民群众赋予了他闻所未闻的知识，让他对中国国情有了基本了解，由此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随后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诸如此类的论述，在毛泽东言说里比比皆是。他所指的“知识”蕴意丰富，涉及革命理论、国情认知、文艺创作等。概言之，“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这符合马克思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基本观点。从历史来看，“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
从现实来说，近代中国，武力至上，群众正是战争伟力之所在。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土地革命时期，明确“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解放战争时期，声称“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群众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有充分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克服一切困难，顺利推进。既然人民创造历史，解放是人民奋斗得来的，那么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成果理应由人民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知识”的主体到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主体，落脚点在号召群众挺身而出，承担推动革命与改造社会的重任。这与近代其他政治力量的群众观形成鲜明对比。“一战”以后，“劳工神圣”逐渐流行，大多政治力量甚至军阀将此作为笼络人心的幌子。五四运动国民力量爆发与彰显，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开始倚重群众。细究他们的“倚重”，背后是一种视群众为工具的理念。尽管一些军阀标榜保护劳工，但“都不过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政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3卷〈1923年〉，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2页）。当工人运动触及其利益时，他们毫不犹疑将枪口对准工人。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民党，其立说建制的基本逻辑也是高高在上，与普罗大众隔离。孙中山将民众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先知先觉”者只是少数人，其他四万万人“像阿斗”，因此“先知先觉”的国民党人需要“训导”四万万民众，由此主张训政。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党群关系是鱼水关系，鱼不能离开水，水却可以没有鱼。于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己融入群众之中，以群众为变革社会的根本力量，推进社会革命与变革。

《序言》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向群众学习，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1942年3月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因此需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0页）中国共产党人要经历“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见识“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向拥有无穷智慧的群众学习，将群众经验提炼上升为道理和办法，再去宣传和动员群众，号召群众起来实现自己的解放和幸福。（《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让毛泽东引以为忧的正是那种不走入群众、不进行调研、不了解实际的主观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毛泽东眼中的主观主义大致有两种：一是“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即唯书唯本的本本主义；
二是“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同上，第111页），即唯上唯令的形式主义。本本主义者“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对于中国昨天和今天的面目漆黑一团”，“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结果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同上，第800页），害人害己害革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这种学习“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是“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形式主义者则“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中国共产党人要反对“盲从”，反对“奴隶主义”，“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这也是毛泽东经验所谈，批评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俯下身子，放下身段，走入群众，恰恰是破除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不二途径。革命年代，他敏锐地提出，“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打瞌睡，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这样做的话，“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0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强调走入群众、走向基层，反对坐在机关里的拍脑袋工程。他说：“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哲学部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3页）

毛泽东本人身体力行，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将群众智慧凝结为理论化的意见。他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党的学说部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2页）张闻天也谈道：“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他有时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与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松动了。”（《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328页）一次陕甘宁边区一位农民远道而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做调研。若干年后，毛泽东回忆说，当时他们聊了很多，自己长了许多知识，也知道了当时边区政府各项政策在农村的实行情况。毛泽东还形象地比喻道，向群众学习时，自己是小学生；
群众说得不对时，自己耐心纠正，又成了他们的先生。当然，只做先生，一定会落后于学生。先生和学生的辩证关系，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智慧。

总之，全党要“眼睛向下”，“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如果只是昂首望天，“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同上，第790页）。毛泽东立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同上，第791页），于是写成了这么一篇“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同上，第791页）的《序言》，随后出版《农村调查》，为1941年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作铺垫。

《序言》号召：“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研，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同上，第789页）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任主任。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规定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26日，毛泽东专门为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撰写按语，号召全党学习高克林沉下心来做调研，扫掉“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9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鲁忠才长征记》和毛泽东按语，在延安引起极大反响。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盛赞延安县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好作风，批评脱离群众、工作三年五载却毫不知晓下情的官僚主义者。次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向延安县同志学习，学习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做真正的调查研究及“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提高以群众为中心开展工作的能力。（《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在毛泽东的大力号召下，全党上下成立各种类型调查团，一头扎进群众中，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并写成了许多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妇女生活调查团的《沙滩坪调查》《沙滩坪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中央青委的《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杨家沟社会调查材料》、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的《绥德、米脂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初步研究》、李卓然等人的《固临调查》、林伯渠的《农村十日》、张闻天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出发归来记》等。

这些调查研究接地气、彰民意。比如张闻天在调查中认识到，农村地区必须充分发展生产力，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应积极利用和鼓励“新式资本主义”。又比如李卓然等人遍访临县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群体后写成《固临调查》，真实反映了边区公粮征收加重群众负担的情况。《固临调查》引发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调整经济财政政策、出台大生产运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些调查研究代表了194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后形成的一种新气象。用张闻天《出发归来记》中的话来说，调查研究让自己“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8、341页）许多领导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论断有了更深的理解，开始纷纷走向基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将群众经验智慧升华为政策方针。取之于民的“知识”体现为用之于民的“政策”，带来的是党群、干群关系的良好互动，赢得的是群众更大的支持与中国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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