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异化: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及其对策反思——基于社会加速的分析视角

张 涛,刘 魁

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普遍且重要的问题,国内外学界大致从异化劳动、生态哲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三个视角对其展开深入的理论剖析,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在新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内涵与外延再次衍生新意,其侧重点不是在物理层面的生态危机,而是聚焦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距离和认知问题。卓承芳从维希留(Pual Virilio)的 “速度学”视角指出,随着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无时滞的光速对当代 (自然)世界产生 “灰色污染”,这种污染蒙蔽了 (自然)世界的本质,人将面临着失去自然的危险,更为确切地说,是一种本体论层面的灰色生态危机①参见卓承芳:《“灰色生态学”污染及其治理——维希留技术批判理论的新进展》,《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维希留灰色生态学思想及其理论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新趋向,但其主线集中在现代技术批判,而对这种异化关系的成因与对策尚未来得及做出更为全面的回应。所以,基于此前的研究,继以新的视角对这种异化关系进行学理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术带头人哈尔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晚期现代阶段,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加速②参见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加速一般也称之为社会加速,在文中不同语境中用法不同。社会加速是一种社会结构状态。可以理解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加速形式的——技术的加速和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的提高—— (以结构和文化为前提)相互连接,并且因此也存在着增长和加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罗萨从时间角度澄明社会加速的逻辑理路,并且这种加速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新异化,即两者变得冷漠与疏离。同时,也以此作为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契机。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加速视角剖析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论层面上造成的认知异化,并为异化的解放提供一种可能性的建构方案。

异化概念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里逐渐形成起来的,来源于拉丁文alienatio,意为分裂、疏远、对立、让渡等含义。英法的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用异化来讨论个人权利的转让问题,直至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才把异化提升为一个核心的哲学概念,认为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或对象化。费尔巴哈进一步引申了异化的含义,即主体所产生的对象物、客体,与主体相分离,成为主体的异在。之后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四重维度阐明异化关系的结构性质,意指主体受到外力的影响而丧失自身的本质,主体的劳动与对象脱离主体而成为独立的力量,并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主体相对抗[1][2]。在人与自然的限度内,异化是指受到某种外界因素而导致两者之间由整体走向分裂与对抗,具体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物质变换 (新陈代谢)的断裂以及人对自然的控制等。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原因可归结为资本的雇佣劳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人逐渐脱离自身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沦为被资本逻辑所宰制的个体;另一方面,受资本增殖欲望的驱使,人不断占有并掠夺自然,造成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同时,进一步导致社会需求与自然补给之间的不可持续性危机。正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所言:“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交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3](P919)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史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生成,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梳理其思想的演进脉络。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以及 《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批判的视角,从不同维度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首先,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哲学人类学视野,从对象性劳动中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从异化劳动的性质、结构、方式等角度展开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研究,以异化劳动的四重表象为逻辑起点,即 “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4](P161－163),进一步阐述了人在异化劳动的控制下丧失自身的能动性本质,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异化为一种冲突与矛盾的敌对关系。其次,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以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进而构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马克思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4](P519)。以人对自然的劳动为界,自然被划分为天然自然与人化自然,同时也进一步划分自然史与人类史,并强调人在历史演进中的能动性,认为 “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P66)。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4](P565)。一方面将人逐渐在劳动中分化;另一方面加快了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掠夺奠定了现实条件,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诞生。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撰写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 《资本论》等著作,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从商品分析开始,透过劳动在资本增殖中的价值定位,创造性地发现资本逻辑的内在机理,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其生态思想。马克思通过资本逻辑透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其目的是使自然界 (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5](P90－91)。也可以说,在资本私有制生产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被物的关系所取代,自然不再是体现人本质的对象,而是人在资本增殖过程中不断需求的物。这实际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人 (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最终也将造成人 (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后,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强调,人在劳动实践与科学技术的中介下漠视自然的辩证法规律,进一步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并从资本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以及 “自然—历史”三个维度揭露与批判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成因[6]。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多维度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所特有的历史性质和历史形式,从三个层面揭示其异化的根由:一是资本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二是资本权力及其统治对人与自然的戕害;三是资本借用技术对自然界的驾驭、支配与征服[7]。

值得注意的是,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结构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关系被割裂,自然则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抽象物,人也无法真正地认识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言:“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P220)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危机,而这种危机基于社会加速的背景分析,即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认知异化,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以此来看,马克思异化自然观与新异化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关联,同时也为新异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来源。当前学术界对新异化的概念本身、生成原因,以及对策反思等方面研究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些思考。

在当代社会,速度或者加速已然成为时下社会建构的主流趋势。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透视加速的现代化意涵,还是在人对 (自然)世界的认识程度上,速度均占据一席之地。早在1909年,马里内蒂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在法国 《费加罗报》发表一篇名为 《未来主义宣言》的文章,作为一种兼具艺术理念的宣言,其倡导了以速度呈现人类的生活体验。马里内蒂声称:“这个世界呈现出一种别致的美,即称之为速度之美。”①参见Marinetti,F.T.:Grndung und manifest des futurismus,Apollonio,Umbro,1972,s.30-36。罗萨在 《新异化的诞生》书中强调,社会加速的三个面向构成一种加速循环,即技术加速促进社会变迁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又促进生活节奏加速,三者构成一种升级关系,“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8](P38),进而导致社会时间与节奏的加速或速度化。但是,人在这种快速的时间与社会节奏的裹挟下逐渐疏远了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造成对自然的遗忘,人与自然关系也衍生出新的异化危机,即认知异化。

本文认为,认知异化是人与自然在认识论层面上产生的认知缺陷与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感应危机,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因此,在进一步阐明认知异化概念之前,必须区分认知异化与普遍意义上的异化概念,以及罗萨的新异化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首先,当前学术界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研究聚焦于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危机,其严重的后果是造成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正如上文马克思生态思想史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在此需强调的是,基于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异化与认识论层面的认知异化之间存在研究的差异性。其次,罗萨立足于价值论层面研究人与世界关系新异化。从社会加速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区分出人与世界关系的五重异化现象 (空间异化、物界异化、时间异化、行动异化、自我异化)。并对新异化进行重新定义,即 “缺乏关系的关系”,它是与共鸣相对应的负面关系, “自然就是冷漠、毫不顾及对方、静默不理会主体的世界关系”[8](P17)。确切地说,这种异化关系意指人从价值论层面上丧失对世界意义的认同。以此来看,罗萨所讨论的新异化与认知异化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一方面,人与世界的异化关系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所以,罗萨的新异化对本文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 (认知异化)提供一种契机;另一方面,罗萨的新异化侧重价值论层面上的关系研究,强调人对 (自然)世界关系的情感与价值认同,其异化表征是人在精神层面对 (自然)世界价值的缺失,造成人对 (自然)世界关系的冷漠与疏离。因此,并不同于本文从认识论层面上研究人与自然认知关系的异化。

何谓认知异化? “认知”英文词为cognition,原本作为心理学概念,是一门研究认知及行为背后之心智处理的心理科学,旨在研究记忆、注意、感知、知识表征、推理、创造力及问题解决的运作①参见魏屹东:《认知研究的维度分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又称 “再认”,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获得知识的活动[9]。随着认知概念与生态学相结合,U.Neisser等人将生态学方法和原理引入认知心理学,将人的认知与其所处的环境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进一步扩展了认知概念的边界[10]。而异化作为一种哲学概念,意为陌生化、扭曲、对立等含义 (参考上文对异化概念的梳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认知异化意指人在持续加速的 (社会)时间与 (自然)空间的去同步化中对自然本质认识的偏离与失感,从认识论层面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缺陷与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感应危机。巴卡里 (Mohamed El-Kamel Bakari)称之为 “时空距离”,反映了 “人与自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并构成了人们普遍对自然环境的疏离感的基础”[11]。

认知异化具有非物质性特征,类似于一种 “黑格尔灰色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态危机,聚焦距离污染,即速度对自然的实际大小的深度污染”[12]。“这种由速度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认知距离的污染,是一种非物质的状态,无法感知。”[13](P57－59)换言之,加速伴随着交通与通讯及时性而引发的时空压缩,正在改变着自然的尺度和维度,从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生成一种疏离感,并对人类的生存产生整体性的损害。它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颠倒、地理多样性的丧失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瓦解,这是一种较之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异化更为严重的时空认知异化[14]。并随着交往的持续性,不断地加深这种时空距离的污染,而这种污染的后果远比现实层面的生态危机严重[15](P133)。

从速度视角认识这种异化关系的结构与机理,可以理解为加速导致人的认知方式的变革,扭曲了人与自然最为本质的交往关系,从而在认识论层面上产生认知缺陷与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感应危机。维希留认为,人原本生活在自身周围的现实自然界中,但随着技术加速不断提升的速度缩小了现实的自然地理空间,人被围困于技术构建的 “速度空间”,也可称之为由电子科技压缩的一种非物质空间。倘若如此,现实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将丧失其本身的能动性质。此外,在技术的操控与社会加速的机制中,原本可通过行动而实现对自然世界认知的个人,则在不断加速的速度当中逐渐变得缓慢,被动地远离自然界以及失去与自然近距离接触的可能性与现实体验。维希留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曾预言这种状态是 “极惯性”,或是疯狂的停滞,即人在极致的速度中陷入一种相对性静止状态。虽然地球的动力学轮廓确实显示出物质和物理领域的运动逐渐变得迟缓和速度显著降低,但随着技术的创新,数字连接和通过互联网发送数据的数量与速度显著增加。许多人都粘在屏幕上,身体被固定并锁定在几乎不动的位置,整天看着一个小摄像机和一个小屏幕,身体几乎没有运动的同时,他们可以通过网络与数据来实现对自然 (世界)的认识。最终,在加速空间中的人类将逐渐迷失现实世界以及自然空间的真实感觉,犹如被囚禁在一个无生命的物理环境中,现实的自然从人的认识中逐渐消退。技术发展导致社会加速的时间与自然物理空间之间的去同步化,人类在加速的时间中认识技术所构造的、虚假的自然界,从而将真实自然多样性的本质视作荒漠化的假象。

进一步讲,技术加速不仅导致自然地理空间的相对性缩小,也造成人类社会变迁与生活节奏的加速。最主要的特征是形成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时间结构,导致人对时间关系的错乱,即社会时间与生命时间之间的适应性矛盾,人们在这种新的时间节奏中体验着一种由时空压缩而引发的压迫与焦虑。同时,时空压缩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加速逐渐克服自然空间距离的过程[16](P300)。这种时空压缩导致人类因时间的快速流动与自然地理空间的距离缩短而衍生出感官上短暂的愉悦,为人们构建一种便利的生活假象。也可以说,在通讯与运输不断加速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节省 (相对的加速)而自然在相对的缩小,人在这一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中感受到与自然之间距离的虚化。

加速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距离的虚化,是认知异化的非物质表象。更为细致地说,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距离造成了冷漠与无意识的远离,其显著特征是人日益丧失对自然物理世界声音的接收与回应。同时,由于加速导致的社会时间与自然空间的去同步化,人对自然的认知逐渐演变成一种现实与心灵的距离落差。在现实中,加速导致时间的快速流动,人逐渐沉浸于虚无化的无用时间之中,而自然在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中逐渐变得虚无化或是符号化,人无法聆听具有生命的自然的声音。人类只有在虚拟的数据中对自然的不同节奏进行分析并提取经过转化的声音,人与自然之间才丧失了真正的联系。也可以说,人对自然逐渐变得冷漠,“冷漠的本质,是面对事物差异时麻木不仁,这不是说知觉麻痹了,而是对事物差异的意义与价值的感受的丧失”[17](P44)。

维希留和罗萨都认为 “加速”造成了人与 (自然)世界之间的认知污染与距离虚化,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异化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缺陷性的关系结构。在这种关系中,人对自然多样性本质丧失的同时,在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方式加速的现代化的压迫下,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距离逐渐扩大,其关系逐渐变得微妙。正是因为交通工具与通讯手段的加速,人所生存的自然地理空间不断瓦解以及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助力下实现人的快速位移。通讯以及数字革命的兴起,将人或自然以数据的形式进行无差别投射,人与自然的物理范畴被数字范畴所取代,两者之间真实的距离逐渐被消解。维希留称作这种状态为 “世界的终结”,也是 “造成人类与自然之间距离污染的根源,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与时间的异化,面临着没有未来的灰色生态危机”[18](P97)。

罗萨认为,从社会变迁加速、技术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三重维度来看,可以将现代社会描述为特殊的 “加速社会”。这意味着加速不是单一可分解的关系,而是从制度上、技术上和文化上建立的整体性联系[19](P189－190)。同时,维希留则以 “速度”的视角,将技术作为社会加速的解密工具。换言之,制度、技术与文化组成社会加速的内在结构。然而,从社会加速的背景图绘中透视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生成脉络,则必须分析社会加速的制度结构、技术结构与文化结构,以及三重结构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制度结构具有一种统合性的功能导向,形成了社会加速的动态稳定模式,引发了由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构成的加速循环,是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前提条件;其次,技术结构承载了社会加速的动力支撑,但技术推动社会加速的同时,也改变了人对自然的认知方式,是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直接因素;最后,文化结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在为社会加速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使人在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对自然的认知产生异化。

(一)制度结构

从社会加速视域中透视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生成机理,首先应分析当下社会的加速逻辑。加速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自文艺复兴后出现了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人们对现代性结构的基本体验是世界和生活的急速变迁。正是这种对速度的追逐,逐渐形成现代性的制度与文化。如彼得·康纳德(Peter Conrad)所言:“现代性完全就是时间的加速。”[19](P39)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则认为,“现代文化从整体上可以理解为只是对危机重重的变化着的空间和时间体验的反应,它是一波紧随一波的 ‘时间—空间—压缩’浪潮的结果,同时也必然是生活节奏加速以及空间在时间的攻击下被歼灭的后果”[19](P51)。

因此,当一个社会以加速作为其内在的核心机制,进而形成加速的制度结构,从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现代社会。罗萨认为,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 “按照动态稳定的模式运行,即它需要不断地 (经济)增长、(技术)加速和 (文化)创新来确保其结构的再生产以及维持其社会经济和制度现状”[17](P21)。从制度结构来看,其在社会加速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统合性功能。同时,在加速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制度结构推动了加速的循环,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诞生的前提条件。因为制度结构主导着整个社会加速的运行规律,人与自然是社会加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在加速逻辑的驱使下,人与自然之间自发的对象性关系逐渐被异化,代之以加速逻辑中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者之间逐渐分离,进而造成人对自然的认知与距离层面的异化危机。换言之,社会加速的动态稳定模式遵循资本无限增殖的价值逻辑,它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距离,将人囚禁于加速逻辑的旋涡,最终使人丧失对自然最为本质的距离与认知。

此外,动态稳定的制度结构映射到现实的社会生产领域,症状尤为明显,直接体现在社会生产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加速增长。与此同时,社会生产的加速与当代资本逻辑存在着天然的契合。资本主义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技术加速作为直接的生产力,并与加速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相结合,为资本的增殖逻辑奠定了强大的动力支撑。而资本对加速的执着追求以及维持社会动态稳定的生产关系,则进一步促进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节奏加速的循环。人也在加速社会中逐渐变得倦怠、在加速的节奏中远离 (自然)世界,以及社会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进一步彰显危机四伏的加速社会。这种综合性危机是加速社会内部时间与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 “去同步化”病状。所谓 “‘去同步化’是指社会领域当中不同速度模式之间的摩擦与张力”[20],在 “去同步化”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领域出现了巨大的时间鸿沟。

(二)技术结构

从动态稳定的制度结构来看,资本逻辑作为一种隐性的驱动因素,而技术的资本利用则进一步推进社会的加速进程,同时也构成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直接成因。技术加速推动了交通、通讯以及生产等领域的加速,人与自然关系在这种加速中逐渐变得微妙。便捷的交通缩短人在自然地理环境中的距离,减少了人们的出行时间,通讯网络的便捷为人与人之间的即时联系构造一个完善的中介机制,从而节约了社会时间。在这种不断增长的速度中,社会时间对自然地理空间持续压缩,人对自然界的感知力日趋迟缓,并在速度的相对性中逐渐丧失对现实自然界的聆听与身临其境的空间条件。也可以说,技术的加速使人快速流动在自然空间的范围,等不到人对自然界的感应而转瞬即逝。与此同时,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信息编码日益普及社会的生产生活,现实的人或者自然界以代码的形式储存在信息空间。在技术突变的现代化社会,“人们被卷入一个双重悬置折叠的存在处境之中”[21](P173)。一方面,人存在于现实的人类世界,与自然共处;另一方面,人类存在于技术所构建的 “速度层”或是虚拟的数字信息空间,它缩短了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代之以经过技术精密分解的信息编码作为人类在实践中获得的真实知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技术的操控下以偶然性的方式相遇,自然的 “超现实性”与 “消失”成为技术建构的速度空间的特征。即技术改变了人对自然认识的真实面貌,以数据折叠的方式对现实自然进行编码并重新建构人对自然的认知方式。

维希留和罗萨认为,运输的加速将自然空间逐渐缩小,将人带向世界,而通讯的加速将自然空间陷入停滞,数字信息革命将物质转化为数据储存,以通讯手段为中介,虚拟的空间传输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动态性转变为数据的动态性。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被数据距离所取代,从而构造出一种超现实的自然,既与真实自然环境毫无关系,同时又是对真实自然的模拟,是 “凌驾于现实之上比现实看起来更加现实的东西”[22],并且在这种虚拟的自然中影响着人对现实自然的认识与实践。在技术所构造的速度空间与数据兼容的场域中将自然分解,进而模拟成一种超越现实自然物理环境的数据信息。人在速度的空间中丧失对自然真实性的认识,从而在 “快速的静止状态中”[19](P166)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逐渐虚化。真实自然界的退场,而自然成为一种符号,模糊了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人对自然的认识在速度的加持下受到污染,直接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论维度上的异化。

(三)文化结构

此外,人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加速动力时,加速的推动机制也会由文化应许赋予力量[8](P35)。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加速文化与资本逻辑的契合,形成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社会意识形态理念与稳定社会现状而促逼的竞争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社会的生产层面灌输强大的加速意识,并且对个人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人逐渐沉浸在一切范围的竞争中,而自然则成为人争夺与利用的资源,人逐渐在自然的商品属性上迷失对自然本身意义的认知。确实,从加速文化对社会生产与人的影响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内在运行逻辑,即 “人类需要加速与生产加速间的循环”[23]。维持这种加速文化的惯习结构,“一是拓展满足人们欲望的资源基础;二是对竞争失败的恐惧,即害怕因资源基础受到侵蚀而失去获得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24]。动态稳定的发展模式与加速文化之间的合谋在社会内部重构人的认知体系,使人在当代内卷的意识形态灌输与文化熏染中成为单向度的人,逐渐丧失了与自然物理世界的认知兴趣与真实体会,异化了人自身以及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在生产中将自然商品化以及在技术中将自然数据化,瓦解了真实自然界的本质,将现实的自然以超现实的形式映射到人的认知范畴。在这种状态下,人与自然 (世界)建立的关系是一种因果性或工具性的联系,而不能聆听到自然世界的真实声音,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走向冰冷、灰暗、控制、伤害的异化状态,人也无法真正地认识自然。

毋庸置疑,动态稳定的加速结构为现实的社会生产领域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但加速的生产带来对自然资源加速的需求,也导致人 (社会)与自然之间严重的间隙与对立。这种对立是人控制自然的内在需求。正如罗萨所说,维持社会加速内部动态稳定必须以不停歇地加速为基础。在这种动态稳定的结构中,首先,自然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其次,自然又不断被破坏,从而表现出一种通过技术加速而导致的自然越发的不受掌控的现状[24]。从现象学的视角理解这种异化,即掌控自然的同时,也就失去了自然。也就是说,这种状况标志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缺陷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要化解这种异化关系,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共鸣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

经以上分析可知,社会加速引发了人与自然之间认知缺陷与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新异化危机,那么“生态共鸣”则是异化的解决方案。倘若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共鸣,人首先应该从加速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重新回归自然,以自身最为直接的方式接触自然、认识自然。为此,罗萨提出向 “后增长社会”转型的方案,而后增长社会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联通过加速的动态稳定结构得以透视。因为维持社会加速的动态稳定模式秉持了现代性加速的承诺,它构成了社会变迁加速、技术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之间的循环,人则被迫卷入加速的旋涡,在现实与精神层面上逐渐与自然拉远了距离以及造成对自然的缺陷性认识,形成人与自然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认知异化。后增长社会是对社会加速的动态稳定结构进行修正,为人的解放,以及人向自然的回归构建一种稳态的社会环境,也是人与自然产生共鸣的前提条件。

所谓后增长社会是指 “一种维持社会组织机构适应性稳定的增长机制,其增长、加速以及创新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现状 (例如,为了应对当前社会加速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及危机),但这并不是为了维持体制现状和结构上的自我复制而被迫升级”[25](P727)。“后增长社会”是相对于晚期现代 “动态稳定”加速模式的超越,它不再迷恋单纯追求自身结构再生产而催生的增长与加速,而是将当前社会生产、创新所推动的增长以 “适应性稳定”为基础,也是对现代性加速承诺的修正,并进一步反思了动态稳定的加速模式对人之生存境况的损害,由此推动了促进经济加速转向促进民生权益,强调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公正与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后增长社会”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追求生产力的 “量”向追求生产力的 “质”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 “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质言之,“后增长社会”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构建稳态社会,将人从加速旋涡中解放出来,才能生成亲近自然的意识与接触自然的时间。

“后增长社会”是对 “动态稳定”的社会加速机制所开出的 “减速”良方,其减速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停滞,而是以人类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社会加速的尺度,其趋向于构建一种稳态社会。因此,罗萨针对向 “后增长社会”范式转型提出两种改革方案。首先,以经济民主制度取代资本增殖的剥削机制。因为受 “资本增殖逻辑”的宰制,现代经济活动依然遵守着M—C—M′这一升级逻辑,它以经济加速为最高准则而推动社会的三重加速结构。因此,只有将经济 “重新嵌入”文化和政治世界,使经济从 “强制必需”的侵吞,转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26]。通过对资本侵略以及价值剥削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民主取代晚期现代社会加速的经济体制,一方面使社会加速的规模得以放缓,从而使人在快速的社会生产节奏之中停歇。经济民主并非反对增长,而是丰富了加速的内涵以及改变了加速的方向,不再执着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更加侧重解决在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后增长社会”通过经济民主制度的改革,意图改变资本逻辑所催生的生产、运输以及消费领域的强制性增长模式,使人从社会生产领域的旋涡中解放出来。其次,“后增长社会”对社会政策与福利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引入无条件保障基本收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欠缺以及人在加速过程中被失去的恐惧所笼罩,生存忧虑成为人被加速逻辑所挟持的有效手段。因此,罗萨认为,“后增长社会”保障人的基本收入与基本时间,进而消除了人在社会加速中产生的存在焦虑[25](P438)。基本收入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是无条件性;第二是基础性,即人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三是个体性;第四是周期性。依据这四个特点,人获得了在社会中生存的基本保障,从而可以选择性地避开社会加速的三重闭环结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使人从快速的时间与社会节奏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主体性,人从而在现实中自由地接近自然、感知自然,并与之产生共鸣关系。

总体来说,“后增长社会”以经济民主与人权保障的制度改革为社会加速建构了一条转型策略,它相对于社会加速的动态稳定结构,更加侧重解决当前社会内部矛盾以及为人构建美好生活而进行内在结构的优化。人在社会中拥有自身生存的保障与相对自由的生命时间,从而得以避免社会加速逻辑的宰制,为人向自然的回归以及 “生态共鸣”的生成奠定一种稳态的制度 (社会)环境。

生态共鸣作为一种关系结构,旨在从认识论层面为人与自然之间遗失的距离构建一条认知之路,化解社会加速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缺陷以及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感应危机。那么,何以认识生态共鸣? “共鸣”从物理学角度被释义为物体因共振而发声的现象。罗萨从社会学角度将 “共鸣”解释为:“触—动 (af←fection,一些事物从外部与我们产生联系)与感—动 (e→motion,我们通过反应予以回复并与之建立关联)的双向运动。”[24]生态共鸣则体现人与自然之间互相触动、吸收转化且不被控制的关系模式,是主体与 (自然)世界之间彼此呼应。而 “在呼应过程当中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支配”[8](P14)。在这种共鸣关系结构中,它是对人与自然最为本质的声音的转译,人在这种共鸣领域中接触原初的自然,而非经过工具改造过的自然。因此,在这种原初的自然地理空间中激活人在异化关系中被遗忘的自然意识,将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关系从技术空间回归到真实的物理空间,建构人与自然之间最为直接的距离并与之产生交往。

同时,生态共鸣并非一种主导性的关系结构,而是在真实的、有生命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认识并与之产生回应的存在关系。共鸣并非将人作为关系的主导者或建构者,而是强调人与自然在差异或冲突中趋向于和解的良善动态关系,“体现出一种循序渐进、转化与适应的回应状态。可以说,共鸣是处于协调和冲突之间的情境关系模式”[26]。在这种关系中,人与自然处于一种直接的交往,并在交往中实现最为真实的认知,从而化解人在异化关系中对自然的距离虚化与认知缺陷相交织的感应危机。此外,自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以及有回应的实体存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限度内,聆听自然的声音是人认识自然并与其产生生命活动的前提。马克思认为,自然 “本身具有双重性质:是主体的自然,也是客体的自然”[5](P140)。在自然本身的存在意义上,人作为自然回应的对象;反之,在人的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自然又是人的对象。在这种双重的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共鸣关系呈现其不同声音与不同方式的回应,而不是单方面发出声音又反射回来的无差异的回声。

总之,生态共鸣是一种具有差异性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是人与自然在不同情境中做出的不受制于对方的回应,不是对立,而是对不同声音、状态、表现的反应与吸收。进一步地讲,生态共鸣是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关系模式,并呈现其互为主体性的特质[25](P743),而互为主体的前提是确保人与自然两者的独立性。因为,共鸣并非一种预设的关系模式,以固定的符号结构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湮灭两者在认知中的差异性与能动性。相反,它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效果 (或解释者),在主体以新的视角看待 (自然)世界的同时,并从现实的自然界与动态的环境中感应到对方不同的声音与回应[27]。因此,生态共鸣作为一种走出异化的可能性建构方案,它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场景下的直接交往,进而为人与自然之间遗失的距离构建一条真实的认知路径。

生态共鸣不是主体范畴的情绪状态,而是人与自然之间认知的关系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需要人在所身处的自然环境中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动态的、变革性的融洽关系。并且,生态共鸣的四种特质进一步突出了走出新异化的必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1.触动 (刺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限度内,共鸣依赖于相对自主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允许强加不对称结构的外部干涉。在共鸣关系中,人与自然都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并在相异的语境中吸收以及触动[28]。这种触动并非借由外部工具意义上的或是某种社会需要的影响所产生的,而是在共鸣关系中呈现一种单纯意义上的联系与接触。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共鸣模式借助一种主体与 (自然)世界之间的双向运动而远离异化状态”[17](P55)。因此,生态共鸣首先是要在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物理或心理层面的触动或刺激,以至于作为主体的人可以在现存自然界中产生内在的意识以及对外部认知的兴趣,才能使人恢复在异化关系中被遮蔽的认知与感受自然的能力。此外,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共鸣关系中产生刺激与触动,才能进入回应的状态。

2.自我效能感 (回应)。自我效能感并非在人与自然的共鸣关系中受到自然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触动或感动的情绪,而是在这种触动之后所产生的对自然 (世界)的回应。在人与世界的回应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不仅可以触动世界,反之也能被这个世界所触动,即可以说,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认识世界”[25](P233)。只有真实地倾听自然的声音,接触自然的物理层面,在共鸣关系中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这种经过人对自然声音与表现的回应,是人的自我效能感。并且,在这种接收自然声音的影响以及反馈的自我回应过程中,自我与自然才能以一种合理的模式构建起一种关系。即是说,回应是双方被触动之后的进一步动向, “两者的相遇同时改变了双方——既改变了主体,也改变了主体所体验的世界”[24]。

3.吸纳 (转化)。“吸纳的意思是让主体与世界在维持彼此差异性的基础上纳入关系当中。”[29]人与 (自然)世界关系的差异性是产生共鸣的关键因素。当人与自然之间产生共鸣,人即不再停留于自我同一的层面,而是在共鸣关系的结构中不断地交流与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对两种不同声音的吸纳转化。因此,人唯有在现实的自然空间中保持差异性,才能被瞬息万变的自然所吸引、刺激以及触动,使人与之产生共鸣。同时,“共鸣经验使我们发生变化,并且具有生命力的经验恰恰在此产生”[17](P58)。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活力严格来讲是基于一个双向转变意义上的吸纳转化。在共鸣领域中,人不仅倾听到自然最为本质的声音以及自然自发的运动,而且将这种现实的声音与运动转变为自身认识自然本质的轴心规律。这种规律既是人对自然世界回应的应许,也是对作为主体的人不安分意识的限制与规约。

4.不受掌控。“不受掌控”是生态共鸣最为重要的特质,是指在共鸣关系中的情景状态呈现自由的、不可预测的本质特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体现不以支配对方为目的,以及不受对方支配的关系,而非全然无关的状态[29]。与此同时,生态共鸣的不受掌控还体现在,一旦产生共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会朝向某种转变,这种转变不受政治、文化以及技术等领域的干预,呈现其一种未知的关系状态。倘若试图以主体的意识层面进行对共鸣关系的控制以及试图强制改变对象的结构,这种不受掌控便会成为一种侵占的关系模式,不仅会抑制共鸣的可能性,还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并中断两者之间的认知关系。进一步地讲,不受掌控的共鸣关系也是与现代性文化结构相对立的,现代性倡导社会加速在结构上对自然世界实现可计算、可分解以及可以控制的倾向,而共鸣则是在认识论维度上实现人与自然之间自发的触动与回应。

迄今为止,加速仍然是当代社会的主流话语与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限度内,由于加速所产生的异化具有两重维度:一是在现实层面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生活的生态危机;二是在认识论层面上人与自然之间距离的虚化,造成人对自然的认知缺陷。相比之下,学界对第一重异化研究以及为应对当前生态危机贡献了颇多的理论成果与治理方案,而对第二重异化研究较少,但却不容忽略。因为它在关系到人认识 (自然)世界本质的同时,也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映射人自身的本质,准确来说,是在自然的基础上认识人自己。此外,自然是人以及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人对自然的认识在某种层面上也会影响当代社会的内在建构与发展趋势。鉴于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不同影响,生态共鸣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关系模式,从关系结构、方案设计以及理论特质为人在异化中重新认识自然的本质探索了一条可能性路径。其作为一种走出新异化的可能性建构方案,虽然当前人们从理论层面对其合理性进行初步论证,但是在社会加速背景下如何推进生态共鸣的实现,则值得进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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