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熹山水詩的美學特徵

程 榮

關鍵詞：朱熹;山水詩;山水比德;中和之美;當代意義

朱熹性愛山水,頗具詩人氣質,尋幽訪勝、登山臨水、吟咏風物是他生命中極爲重要的一部分。朱熹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武夷山度過,在建構理學大厦、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悠遊嘯傲於家鄉崇安、建陽一帶的武夷山、盧峰、雲谷、百丈山等奇山異水,還應張栻之邀遠遊湖湘,仕宦期間每有閑暇遍訪當地名勝,數次登臨衡山、廬山,寫下大量體現自然之美並寄寓個人情懷、追求生命意義以及體悟天地之道的山水佳作,據統計近400首之多(1)王利民、陶文鵬:《論朱熹山水詩的審美類型》,《中山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第28頁。,另有山水佳句點綴於各類詩篇之中。

研究朱熹山水詩美學意藴的文章和著作主要有:王利民、陶文鵬《論朱熹山水詩的審美類型》、胡迎建《論朱熹的江西山水遊覽詩》和《朱熹詩詞研究》、陳家生《朱熹咏閩山水詩的美感特徵》、石明慶《登山思無窮臨水心未厭——朱熹的山水情懷及其山水詩創作》等,主要研究朱子山水詩的文學價值,没有聯繫朱子的理學思想來研究其山水詩的美學特點;陳慶元《平林欸乃聲猶在——朱熹〈武夷棹歌〉的文化意藴》論述《武夷棹歌》所形成的“棹歌文化”的歷史價值;嚴銘《理性光照下的蓬勃的生命觀——讀朱熹的山水詩》、鄧維明《從〈武夷棹歌〉淺析朱熹的山水審美觀》涉及朱子山水詩與理學思想及生命哲學之間的内在聯繫;林伯欽《宋代山水詩的文化解讀》從體物和尚意兩方面探討宋代山水詩包藴的文化精神;侯長生《朱熹山水詩的淵源與嬗變》從三教合一以及詩歌與思理結合的角度,研究朱熹山水詩所具有的倫理和思辨色彩的淵源與嬗變;潘立勇《朱子理學美學》最具深度,認爲朱子山水美學跟“理一分殊”思想和理學心性修養有密切聯繫。本文聯繫“格物致知”“致中和”的理學思想對山水詩創作的影響,揭示作爲理學家的朱熹,其山水詩與詩人之詩相比具有獨特的美學風貌,藴含着豐富深刻的傳統人文精神。

朱熹文集中記述遊歷之勤、賦咏之樂的文字比比皆是,從中流露出濃烈真切的山水雅興和熱愛自然的情懷。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論語·雍也》)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注曰:“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于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2)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論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册,第115—116頁。儒家以“山水比德”,使仁和智的概念有了具象化的參照對象,智者、仁者的品德情操與山水的自然特徵和規律性具有某種類似性。“這是用君子比德的方式,對聖人人格所作的形容。……於是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獲得一種超越個人私欲束縛而與天地同德的大樂。這種孔顔樂處,應是一種經過長期持敬存養工夫而達到的德性圓滿自足精神境界。”(3)張毅:《蘇軾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較》,《文學遺産》1995年第4期,第58頁。這種樂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最高體驗,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也是朱熹所追求的涵養德性的内聖工夫。如何與自然相處,正確對待萬物的態度,正體現了儒家“仁”的精神。這種“山水審美道德化”的傾嚮使人從倫理的角度認識自然,人的生命與自然生命圓融共通,從而達到至善境地,是一種不被物所遮蔽的詩意的審美觀。

“山水比德”隱匿着朱熹人性復歸的美好願望,《語類》曰:“要識仁之意思,是一個渾然温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4)(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11頁。朱熹山水詩也浸透了“仁”的精神。在追懷孔聖的《春日》裏,朱熹用輕快的筆調寫到:“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5)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本文所引朱熹詩文皆出自此書,其出處直接標注在正文中的引文後,下同。(卷二第89頁)明媚可愛的春天光景常新,是儒家大道的象徵。洪力行評曰:“如何唤做春風面?曰: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6)(宋)朱熹撰,(清)洪力行抄釋:《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轉引自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第177頁。動植物在春天的生發與人容貌的温厚和悦互爲映照,自然風光的審美道德化、人化了。《武夷精舍雜咏·仁智堂》:“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卷九第377頁)在高遠、蒼凉的景物描寫中寄托着對傳統儒家山水倫理的思考,隱喻高尚的生活理想或人格理想。《百丈山六咏·西閣》:“借此雲窗眠,静夜心獨苦。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間雨?”(卷六第275頁)是一副民胞物與的聖賢熱腸。《石廪峰次敬夫韻》:“七十二峰都插天,一峰石廪舊名傳。家家有廪高如許,大好人間快活年。”(卷五第204頁)寫登覽之快意,實則寄寓拯物濟世的仁者情懷。

温和柔軟者爲仁,代表了厚德載物的宽容人格,屬於陰柔之美。朱熹更贊賞自强不息的剛健人格:“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7)《朱子語類》卷五二,第1243頁。朱熹重視山水對人格的化育與養成:“在他的眼裏,天地自然的春秋冬夏,正對應着人生的仁義禮智;天地自然的高下尊卑,正對應着人間的倫常秩序;天地自然的生生行健,正對應着君子的自强不息。如此等等,可謂天人相通。”(8)潘立勇:《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浙江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第35頁。天地自然之道對應着做人之道,二者可以融合互通。朱熹山水詩更多表現爲壯美飛動、雄奇豪健的陽剛之美,在感傷柔弱之風盛行的南宋詩壇殊不多見。

詩人蓬勃的生命力、博大的胸襟,不經意間融入自然景物的描繪中,使其山水詩藴含着積極的生命意識和陽剛雄健的人格美。如《武夷七咏·天柱峰》:“屹然天一柱,雄鎮斡維東。衹説乾坤大,誰知立極功?”(卷六第303頁)詩人贊嘆造物奇觀,自然强大的生命力使人油然而生敬意,激勵起剛健不撓而又樂觀向上的生命意志。《醉下祝融峰作》:“我來萬里駕長風,絶壑層雲許蕩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峰。”(卷五第210頁)詩人雄視百代、豪氣萬丈的人格境界融注於雄奇豪壯的山水景物中,山水奇觀與詩人的奇情壯采相得益彰,使全詩氣象雄渾,形象壯闊,想象奇偉。《武夷棹歌》八曲云:“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縈洄。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卷九第382頁)喻勇於開拓纔能看到不一樣的美景,傳達出詩人不怕艱難險阻的勇毅精神。《百丈山六咏·古磴》:“層崖俯深幽,微逕忽中斷。努力一躋攀, 前行有奇觀。”(卷六第274頁)使人感受到一種逆境中勇於奮鬥的生命之美,一種鎮定、堅韌的理性精神。《棲賢院三峽橋》:“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絶。一水從中來。湧潏知幾折?石梁據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蛟,捷來翻素雪。聲雄萬霹靂,勢倒千嵽嵲……”(卷七第333頁)從高下遠近不同的視角,運用視覺聽覺多種感官,描繪廬山棲賢院三峽橋兩岸險峻雄偉的景象,突出其令人震懾驚悸的氣勢,將作者磊落豪邁的胸懷充分展現出來。

“山水比德”是山水與理智互通的審美價值,主要表現爲主體情感與山水聯結生成的生命意識和隱性人格,使山水之美與詩人人格之美相互映照。詩人將自然山水人格化,抒寫的是作爲人類心靈象徵的山水景觀。《次韻陳休齋蓮華峰之作》:“八石天開勢絶攀,算來未似此心頑。已吞繚白縈青外,依舊個中雲夢寬。”(卷八第361頁)以青山中白雲繚繞變幻喻人心虚靈、無所不包,開闊的景象與詩人闊大的胸襟、不凡的氣度,彼此襯托、相映成趣。《登祝融峰用擇之韻》:“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雲山於此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卷五第206頁)直言詩境之廣大乃是心之廣大,山水是作者内心的投射,也可以説是人格理想的召唤。《同林擇之范伯崇歸自湖南袁州道中多奇峰秀木怪石清泉請人賦一篇》:“我行宜春野,四顧多奇山。攢巒不可數,峭絶誰能攀?上有青葱木,下有清泠灣。更憐灣頭石,一一神所剜。衆目共遺棄,千秋保堅頑。我獨抱孤賞,喟然起長嘆!”(卷五第220頁)詩中描寫了奇峰、秀木、清泉、怪石,引人深思的是被人遺棄的“灣頭石”的獨特個性,與詩人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孤獨困窮、堅持理想的堅毅頑强的道學精神有着高度的契合。

詩人善於捕捉富有特徵性的景觀來表現自我的人格追求,使山水景物具有自己的胸襟和品格,從而達到山水與性情合而爲一的境界。如《入瑞巖道間得四絶句呈彦集充父二兄》其三:“清溪流過碧山頭,空水澄鮮一色秋。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黄葉共悠悠。”(卷一第102頁)詩境空明,“妙無俗艷”,作者一生淡蕩胸襟,悠然無盡。《題鄭德輝悠然堂》:“高人結屋亂雲邊,直面群峰勢接連。車馬不來真避俗,簞瓢可樂便忘年。移筇緑幄成三徑,回首黄塵自一川。認得淵明千古意,南山經雨更蒼然。”(卷四第165頁)“南山”取意陶淵明“悠然見南山”,寓物我兩忘、自得其樂之意。詩人贊美與世無争的隱遁生活,在自然山水的描摹中寄寓超然出塵與曠達自適的情懷,可謂洗盡凡俗。《濯足萬里流》:“褰裳緣碧澗,濯足憩清幽。却拂千巖石,聊乘萬里流。氛埃隨脱屣,步武欲横秋。極目滄江晚,烟波殊未休。”(卷二第48頁)此詩景物描寫中寄寓了自由的人格追求,詩人神情超邁,飄飄有世表意,頗具魏晋風韻。《寄題九日山廓然亭》:“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嘆塵境窄。歸來今幾時?夢想挂蒼壁。聞公結茅地,恍復記疇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廓然處,初不從外得。遥憐植杖翁,鶴骨雙眼碧。永嘯月明中,秋風桂花白。”(卷八第363頁)洪力行評曰:“前説山本廓然,後説人本廓然,直將山水性情合來爲一。”(9)(宋)朱熹撰,(清)洪力行抄釋:《朱子可聞詩集》,轉引自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第763頁。青山碧水,正可覓句陶情,身心無累,閑暇悠遠情懷如春江之水徐徐從胸中流出,山水與性情融合無間,呈現出一片蕭散自然的氣象。

“山水比德”是儒家“仁”的精神與道家“自然主義”的結合,“通過‘比’的藝術手法可以寄寓更爲豐富的‘天人合德’之深意”(10)曾繁仁:《生態美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84頁。,肯定了自然規律與道德法則的内在統一,使自然景物的描寫閃耀着精神的光芒,人性與物性相互融通,物性的表現其實就是人性的表現,因此,山水美就是人性美。

朱熹詩風歷來被認爲温潤平和,不失性情之正,很少有鋒芒畢露、悲恨交集、言辭激烈的作品,這與他“致中和”的思想是分不開的。《禮記·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是宇宙萬物發展演化的根本法則,是衡量天下事物達道的標準,是天地運行和萬物繁育的保證。朱熹《中庸首章説》曰:“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卷六十七第3526頁)認爲衹有不爲物所囿不爲私欲所困的人纔能立定人生之大本,達到中和之境,從而化育萬物。《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11)《朱子全書·中庸章句》,第6册,第50頁。衹有對天地存至誠之心,纔能保持和發揮人和物的本性,進而參與天地之化育,達到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朱熹注曰:“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12)《朱子全書·中庸章句》,第6册,第33頁。認爲實現“中和”之道的關鍵是看人在天人關係中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推動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與共生共榮,人與萬物各安其位,實現生生不息、化育萬物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和”是一種優化的不偏不倚的生活方式。朱熹十分推崇“曾點氣象”:“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13)《朱子全書·論語集注》,第6册,第165頁。認爲“曾點氣象”體現在立足于日常生活、從容自得地通過體悟山水自然洞悉天地之“理”,這正是通往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理想境界的途徑。

由此而産生以“中和”爲美的山水美學思想:人在悠游林泉、登山臨水的過程中,静觀萬物以體道,體悟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韻律和天地之道以及藴涵在天地生物中的仁義之理,達到“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的美學境界。“事物之理,莫非自然”(14)《朱子全書·孟子集注·離婁下》,第6册,第363頁。。朱熹思想中的“理”相當於自然之道。朱熹倡導凡事要慎思明辨,探本求源,認爲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不生不滅,永恒存在的。朱熹將“理一分殊”思想比擬爲釋氏的“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15)《朱子語類》卷十八,第399頁。。天理衹有一個,也是凌駕於世間萬物的統一規律,但在萬物又有不同的表現。“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16)《朱子語類》卷十八,第398頁。,“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17)《朱子語類》卷十八,第399頁。。萬物皆存在“理”,因禀氣之不同而各具形態,這是理學家對待自然生命呈現出的一種平等態度,是將自身視作萬物中的一員,纔奠定了這種對自然萬物之愛和尊重的情感基礎和理性態度。

“中和之美”體現在對萬物的静觀默照中去體悟無處不在的“天理”,進而體驗天地之道、聖人之德。“通過觀天地生物之氣象來體會生生不已的宇宙生命韻律和天地之道,這在理學家們是一以貫之的傳統。”(18)潘立勇:《朱子理學美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399頁。“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送林熙之五首》其三,卷六第251頁)。朱子將“格物致知”“即物而窮其理”(19)《朱子全書·大學章句》,第6册,第20頁。的哲學思維應用於詩歌創作中,以虚静之心觀察自然萬物,從中體悟天地人之道:“那個滿山青黄碧緑,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20)《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六,第2795頁。自然不僅是人類的審美對象,也是需要不斷探索的對象。《語類》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着地,别無所作爲,衹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爲心。”(21)《朱子語類》卷五十三,第1280頁。朱熹山水詩既有對自然親近的感性情懷,又有對天地之道的理性思索。詩人心靈與自然交相融通,敏鋭地捕捉自然釋放出來的“天理”,領悟宇宙深處隱藏的奥秘。如《春日偶作》:“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蕊争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卷二第89頁)此篇由春光萬物引發對大千世界成因的探究,並在興奮中微寓嘆息,表露詩人感慨理學難以被時人理解的憂道之心。《出山道中口占》爲武夷下山時作:“川原紅緑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册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卷九第381頁)面對盎然春色,作者胸中勃發出難以抑制的欣悦。朱熹在《答何叔京》書中表達了同樣的見解:“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卷四十第1870頁)言在書册中尋找天理泥於語言,不如在山水自然中觀照、體悟天地之道。《題吴公濟風泉亭》:“仰空韻笙竽,俯檻鏘琳璆。幽聽一以會,悠然與神謀。遐哉超世心,暇日聊娱憂。”(卷六第270頁)詩人從容觀照自然之生機,風泉交鳴,不惟耳過,直以神遇,刹那間窺見宇宙人生之真諦,心胸灑落通達起來。《雲谷雜詩十二首·講道》曰:“高居遠塵雜,崇論探杳冥。亹亹玄運駛,林林群動争。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寧?”(卷六第286頁)反映作者對宇宙存在狀態的辨證理解,即世界是運動的,生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又《題林擇之欣木亭》:“危亭俯清川,登覽自晨暮。佳哉陽春節,看此隔溪樹。連林争秀發,生意各呈露。大化本無言,此心誰與晤?真驩水菽外,一笑和樂孺。聊復共徜徉,殊形乃同趣。”(卷六第247頁)郭齊注曰:“本篇言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觀於陽春之木,當體此理,各遂真性,不負此生。”(22)《朱熹詩詞編年箋注》,第530頁。洪力行評曰:“從木欣而想出生意,從生意而推原大化,從大化而合到此心,從此心而歸本孝友,如抽繭剥蕉,層層轉入。”(23)(宋)朱熹撰,(清)洪力行釋:《朱子可聞詩集》,轉引自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第531頁。“仁是天地之生氣。”“生底意思是仁。”(24)《朱子語類》卷六,第107頁。理學家以生物爲天地之心,認爲天地萬物皆在仁中孕育,“觀天地間樂意”,在天地自然中尋求精神慰藉,“蓋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也”(《答袁機仲别幅》,卷三十八第1693頁)。此亦是“仁”之内涵的精神。

天理無所不在,自然無處不是道之顯現。朱熹山水詩往往從閑適的山水景物中悟出做人治學的道理,是道心的自然流露,並以理抑情,從而達到中和之境。《偶題三首》以詩論道,借景喻理,藴藉含蓄,意味深長:

門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終日面崔嵬。衹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

擘開蒼峽吼奔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

步隨流水覓溪源,行到源頭却惘然。始悟真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

(卷二第113頁)

郭齊注曰:“首詩言常人衹見翻雲覆雨,不見所以翻雲覆雨之一理不可容言之妙。次詩言浮淺無根者終難立足,停蓄深厚者方穩如泰山。三詩言太極乃無極,不應憑空徒勞苦求,而應注重日用。”(25)《朱熹詩詞編年箋注》,第232頁。三首詩都表現了人在自然面前探本求源、堅韌求實的理性精神,有一種飛馳激蕩的情感在静穆的思索中通過柔化處理而得到節制的中和之境。著名的《武夷棹歌》不僅是根據自己的遊覽路程描寫武夷山水,更是在青山緑水中寄托了對自然、人生的思考,每一曲的吟咏都揭示了某種深刻的哲理,合在一起則象徵一個由茫然到堅定最後豁然貫通的尋理路程。在理學思想影響之下,朱熹山水詩有更深層次的哲學意藴,是從道心中自然流出,使得《武夷棹歌》成爲平淡自然、氣象渾成的傳世佳作,它把人帶入一種幽邃深遠的境界。詩人認爲,人性與自然之物性相通,盡物之性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使人與物各遂其性,自然萬物便生機盎然,從而達到中和之美的境界。

中和之美始終與大自然四時的運行、萬物的生發緊密相連。《論語·陽貨》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朱熹注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26)《朱子全書·論語章句集注》,第6册,第224頁。理學家觀察造化生意、時序的流轉,從中體悟天理之流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説。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27)(清)王先謙:《莊子集解·知北遊》,《諸子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第3册,第138頁。道家認爲人應當順應自然,遵守自然的法則,便可以與大化同流,美就存在於人與自然的和諧中。觀物體道是儒道共通的思維方式。朱熹山水詩中有不少歌咏四季的詩,大量的暮夜詩、咏雨詩等,認爲從中可以體悟到天地之心:“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28)《朱子語類》卷十七,第383頁。如《春日即事》:“郊園卉木麗,林塘烟水清。閑棲衆累遠,覽物共關情。憩樹鳥啼幽,緣原草舒榮。悟悦心自遣,誰云非達生?”(卷一第29頁)詩人在萬物生發的春天參透人生,因有所了悟而喜悦,不受世俗牽累,内心通透豁達,直與天地大化同流。《夏日二首》一片閑暇氣象,可見慕陶之情,其二曰:“季夏園木暗,窗户貯清陰。長風一掩苒,衆緑何蕭槮!玩此消永晝,泠然滌幽襟。俯仰無所爲,聊復得此心。”(卷二第112頁)詩人玩味着大自然的澤物之心,心靈得到洗滌、净化。至如暮夜,朱熹在《答何叔京》書中曰:“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卷四十第1861頁)“復處”指天地往來處。如《夜賦》:“暗窗螢影亂,秋幃露氣深。群籟喧已寂,青天但沉沉。惻愴懷高侣,幽默抱冲襟。遥憶忘言子,一寫山水音。”(卷一第38頁)以螢起興,寫出大自然夜的寂静、神秘,表達懷念朋友和追憶知音的情感,在夜中最能發現人内在的本真的需求。《宿篔簹鋪》:“庭陰雙樹合,窗夕孤蟬吟。盤礴解煩鬱,超摇生道心。”(卷一第21頁)夜景使人在沉思默想中生求道之心,易於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咏雨詩如《對雨》:“虚堂一遊矚,驟雨滿空至。的皪散方塘,冥濛結雲氣。勢逐風威亂,望窮山景翳。烟靄集林端,蒼茫欲無際。凉氣襲輕裾,炎氛起秋思。對此景凄凄,還增冲澹意。”(卷一第22頁)全詩大半寫景,然心隨雨勢而動,在凄清中反增冲澹懷抱。在朱熹筆下,自然界山水景物千匯萬狀、生意盎然,在四季更迭、陰晴雨雪、朝暮冷暖的變化中體現着天地的節律,在節律的律動中抒發自己與天地同節、與大化同流的情懷。

“中和之美”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理智與情感的和諧,體現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是以天地萬物各安其位構成的一種和諧感、自由感和超越感。朱熹很多山水寫景詩表現一種恬静灑脱、超然物外、妙契自然的狀態。如《月夜述懷》:“皓月出林表,照此秋床單。幽人起晤嘆,桂香發窗間。高梧滴露鳴,散髮天風寒。抗志絶塵氛,何不棲空山!”(卷一第26頁)此篇述懷,情、景渾融,動、静交融,渲染出遠離塵世喧囂的静謐意境,恬淡淵默,一片化機,聲色氣味呈現出一派道學氣象。《擇之寄示深卿唱和烏石南湖佳句輒次元韻三首》其一:“未識南湖景,遥欣二子遊。賞心並勝日,妙語逼清秋。……微吟歸去晚,杜若滿汀州。”(卷六第248頁)寫與直諒多聞之益友一同出遊之快意,透出曾點式微吟晚歸、風乎舞雩的灑脱情懷。《江月圖》:“江空秋月明,夜久寒露滴。扁舟何處歸?吟嘯永佳夕。”(卷十第409頁)妙於寫景,意境空明澄澈,是天人合一境界的最佳詮釋。《武夷精舍雜咏·茶竈》:“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裊細香。”(卷九第379頁)寫與佳客乘舟前往五曲石灶之上,品茗論道,人與自然與道冥合,餘音嫋嫋。《漁艇》曰:“出載長烟重,歸裝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絶棹歌聲。”(卷九第379頁)詩人以烟霞爲伴,與猿鶴爲友,聽棹歌愁絶,心靈是一片輕鬆與空靈,此詩流行活潑,有化機之妙。

“中和之美”是“天人合一”哲學思想背景下誕生的美學,是一種人生的倫理的生命的美學。“我國古代‘天人合一’之最基本的内容爲‘生生爲易’,所謂陰陽相抱,冲氣以和,化生萬物。”(29)《生態美學導論》,第378頁。自然展示各式各樣的風采和全部生機,提供人類無比廣闊的想象空間,是人類精神享樂的無窮無盡的源泉,是獲取智慧和美感體驗的樂園。人與自然交流、共鳴,在詩與思的對話中與自然建立起牢固的聯繫,渺小的個體融入宇宙萬物,進入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無我之境,即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也就是“中和之美”的審美境界。作爲傳統文化最大代表的朱熹,將這種崇高的天地精神、人間情懷化爲感性的詩歌創作,使自然之美、人性之美、藝術之美與道體之美有機地融合在一起。

朱熹山水詩體現了自然與人文相統一的和諧之美,其在山水自然中體悟到的仁義之理和天地境界,本質上是“人生倫理境界和審美境界的完美融合”(30)《朱子理學美學》,第436頁。,是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人格美的理想境界,是無數仁人志士實現人生價值的精神動力之一,是中華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動力之一,有助於培養健全理想的人格,有助於現代社會的和諧,有助於繼承傳統文化的精神命脉,實現民族的復興。

朱熹山水詩的美學意藴與當代生態美學也具有高度的契合:“山水比德”是建立在古典生態平等之上的一種藝術表現手法,可以與生態倫理思想和生態詩學相會通;“中和之美”“天人合一”的智慧,“從根本上説就是萬物繁茂昌盛的生態與生命之美。”(31)《生態美學導論》,第313頁。“是一種包含着‘與天地合其德’的古典生態人文精神的生態存在論審美思想。”(32)《生態美學導論》,第374頁。可以與海德格爾“詩意的棲居”生態美學觀相會通。脱去其“格物致知”“致中和”的傳統思想,朱熹山水詩所體現的人與自然的親和,可以與人和自然共榮共生的生態存在論相會通,對當代社會有很大的啓迪。

詩人以“自然爲友”,自然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登山思無窮,臨水心未厭。”(《雲谷雜詩十二首·宴坐》,卷六第287頁)“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觀西山懷岳麓以爲莫能相上下也聊賦此云》,卷五第232頁)表現作者對庸俗勞碌仕宦生活的厭倦和對高潔隱逸生活的嚮往。“朱子出則有山水之興,居復有卜築之趣”(33)錢穆:《朱子新學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册,第389頁。。朱子有大量營造宜居環境的築室棲居之詩,藴含着强烈的家園意識。“密庵、雲谷、武夷九曲,雖非一時所作,然皆退居故山之詩”(34)(宋)朱熹撰,(清)洪力行抄釋:《朱子可聞詩集》,轉引自郭齊箋注:《朱熹詩詞編年箋注》,第786頁。,這些詩表達了對所居鄉野山林强烈的熱愛、思慕和眷念之情,是一種濃烈的“鄉愁”的情感。朱子始終對山水自然保持一顆至誠之心,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參與天地的造化,爲人與自然相處營造更爲舒適和諧的自然和人文環境。詩中所展現的卜居生活常常是充滿趣味、生機和靈性的,可以窺見詩人“樂而忘死”的山水美學情懷。山水自然是安頓生命、撫慰心靈的家園。進和退在朱子皆可以優遊不迫、從容淡定,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達觀:“綜觀朱子一生,出仕則志在邦國,著述則意存千古,而其徜徉山水,俛仰溪雲,則儼如一隱士。”(35)《朱子新學案》,第5册,第390頁。朱熹一生過的是清貧簡樸、讀書傳道、親近自然的生活。“‘家園意識’不僅有淺層的‘歸家’之意,更有其深層的陰陽復位、回歸本真的存在之意,具有深厚的哲學内涵。”(36)《生態美學導論》,第334頁。“家園意識”不僅涉及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藴含着更爲深刻的人之詩意棲居的存在真意,朱熹這些包含着“卜居”意味的山水詩具有探尋人類精神家園、返本歸真的獨特性。

“一片風景就是一種心境”,自然是偉大的、神聖的,人是自然中渺小的存在,作者筆下人與自然是一種親切平等、統一協調的關係,山水與人相親相融,從中獲得深層次的愉悦、慰藉以及身心的自由與解放。朱熹山水詩可以爲緩和現代社會對於科技和理性過度依賴與迷信而造成的環境的破壞、人的精神的焦慮與失落,提供一個可供借鑒的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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