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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邑薛瑩家世、行實及著作述略

来源:公文范文 时间:2024-09-20 16:16:01 推荐访问: 家世 竹邑薛瑩 著作

王嘉煒

關鍵詞:竹邑;薛瑩;著作

薛瑩(209—282年),三國、晋時期人,字道言,沛郡竹邑(今安徽淮北市古饒鎮趙集孤山)人,吴國名臣、將領,文學家、史學家。

竹邑,古縣,秦置,屬泗水郡。西漢時改爲竹縣,東漢復名竹邑。東漢永初六年(112),朝廷封彭城王劉恭的兒子劉阿奴爲竹邑侯,竹邑侯國的治所在今天淮北市烈山區古饒鎮趙集孤山,屬沛國。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漢,廢竹邑侯國,改爲竹邑縣。西晋廢,北齊復置。隋開皇三年(583)併入符離縣。秦到隋初,竹邑的管轄範圍大致爲今淮北市南部一帶,括宿州市符離鎮西大部分區域。漢晋時期,竹邑爲當時名縣(國),薛氏、武氏爲當地世家大族,薛綜、薛瑩、薛珝、薛兼之外,武周、武陔、武韶、武茂也是竹邑人,以上諸人或爲文臣,或爲武將,均是當時名流,竹邑一地,人才輩出。

薛氏居竹邑,始於西漢初。《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張勃《吴録》記載説,薛瑩先祖孟嘗君原來受封于薛(今山東滕州東南薛城),秦滅六國後子孫分散全國。漢高祖平定天下後,找到孟嘗君的孫子田陵、田國二人,打算恢復他們家族的封地,兄弟二人都拒絶了朝廷的封賞,舉家遷至竹邑定居,以薛爲姓,以示不忘祖居之地。薛爲當地大姓,從薛國到薛瑩的父親薛綜,“世典州郡”(1)(晋)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十三《吴書八·張嚴程闞薛傳第八·薛綜》,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251頁。。

薛綜(?—243),字敬文,又字仲綸,吴時名臣、文學家、經學家。東漢末跟隨族人避亂交州,從安南太守劉熙學習經學。獻帝建安時隨交州軍閥士燮歸附東吴,爲五官中郎將,出任合浦、交趾二郡太守,後隨交州刺史吕岱渡海南征九真(古郡,今越南中部)。後爲建昌侯、鎮軍大將軍孫慮的長史。孫慮去世後,入朝任賊曹尚書,升爲尚書僕射,後歷任選曹尚書、太子少傅。薛綜是當時名儒,孫權待之甚厚,賜給他紫绶囊。著有《私載》《五宗圖》《二京解》等。

吴主孫亮在位時,薛瑩以門蔭入仕,爲秘府中書郎。韋曜(韋昭)爲太史令,主持編修《吴書》,薛瑩奉命參與此事,與梁廣、華覈等人訪求舊事,撰寫國史。孫休時,任散騎中常侍,中間因病離任數年。

孫皓即位之初,薛瑩任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孫皓立太子,以薛瑩爲太子少傅。建衡三年(271),孫皓追嘆薛綜遺文,命薛瑩續作。當年,樓下都尉何定建議鑿聖谿(同“溪”)以通江淮,孫皓命薛瑩率萬人負責工程修造,因爲施工的地方是大山,多巨石,當時火藥尚未發明,施工難度大,因此工程未實施。薛瑩罷還,出任武昌左部督。後來,何定因罪被誅殺,薛瑩因修聖谿一事被牽連下獄,大將軍陸抗上疏請求赦免,薛瑩坐罪流放廣州。

右國史華覈對薛瑩比較瞭解,非常佩服薛瑩的才華,認爲其學識淵博,文章精妙,認定他是編修國史《吴書》的好手和最佳人選,上書孫皓,力薦薛瑩。孫皓同意了華覈的意見,於是薛瑩被召還,任左國史,遷光禄勛。這中間還有一個曲折,當時薛瑩的同鄉、選曹尚書繆禕得罪人,被人構陷,貶爲衡陽太守。繆禕順路拜訪薛瑩,被人谗言上告,説繆禕不僅不服罪,而且還與薛瑩勾連,糾集多人在薛瑩家聚會,圖謀不軌。於是繆禕流放桂陽,薛瑩遣送廣州。薛瑩未到廣州,又被召回復職。當時朝政混亂,政令錯誤百出,法度繁雜苛刻,針對這些情况,薛瑩多次上書,請求緩刑减役,减輕人民負擔。他的很多建議都被採納。

天紀四年(280),晋軍征吴,吴主孫皓投降,《爲吴主皓請降書》爲薛瑩所造。吴國滅亡後,入晋,隨遷洛陽,任散騎常侍。晋武帝問薛瑩:“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薛瑩分析説:“(孫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2)《三國志》,第1256—1257頁。不僅如此,晋武帝還同薛瑩討論了吴國歸晋士人的賢愚,薛瑩根據自己的瞭解和判斷給出的答案,是爲武帝選官用人的重要參考。薛瑩處理事務非常有條理,深得器重。

薛瑩卒于太康三年(282),時年七十三歲。兄長薛珝,曾以吴使的身份出使蜀漢,後任將作大匠,官至威南將軍、大都督;兒子薛兼,字令長,在晋先後任太子洗馬、散騎常侍,進爵安陽亭鄉侯,丹楊尹,遷爲尚書、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少傅等職。薛綜、薛瑩、薛兼三代爲東宫太子太傅,竹邑薛氏,當時聲名遠播。

1. 吴國官修國史:《吴書》

《吴書》是三國時期東吴官修國史,紀傳體,全書五十五卷,今已佚。本書在孫權主政後期就開始修撰,由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負責。然而以上二人並非史才,史書的質量不高。後來重新組織編修,在這個編修班子中,韋曜、薛瑩爲首。《吴書》的編修過程因爲人事變遷險些中廢。主要成員梁廣、周昭過世,韋曜、薛瑩也因他事曾被廢黜,經華覈上書,韋曜、薛瑩才有機會被召回,得以續成前史。其後韋曜下獄被殺,《吴書》未能完成,由薛瑩等人終其事。

薛瑩的史學才華和學術地位很高,今天所見關於薛瑩史學才能的記述,可以從左國史華覈給孫皓的上疏中得以體現。《三國志》記載,華覈認爲“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録”, 華覈與丁孚、項峻也是相識的,認爲他們無史才而不堪用,而薛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爲冠首”。因爲有一起編修《吴書》的經歷,華覈比較瞭解薛瑩的史學本領,他重點强調了薛瑩的良史之才,“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華覈以非常謙虚的態度,把自己與薛瑩比,認爲自己“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3)《三國志》,第1256頁。,雖是謙辭,另一面也表明了他對薛瑩的服膺。後世記載《吴書》的編撰者,寫成是韋曜,但是在實際上,《吴書》未成韋曜就去世了,“終其事”、總其成者應該是薛瑩。這部經歷了四位帝王,前後耗時三十多年的史書,之所以能完成,薛瑩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細緻梳理《吴書》的撰修過程,就更能考察薛瑩在其中的作用。該書編修的第一階段是孫權末年,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負責撰寫,並有初步成果;第二階段是從吴少帝孫亮到末帝孫皓鳳皇二年。“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4)《三國志》,第1256頁。。此時,韋曜爲太史令,對第一階段的《吴書》進行改修,也是續修。

《吴書》有很高的價值,陳壽著《三國志》就是以此爲重要的史料來源。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引《吴書》中的内容多達123處。最爲重要的是,陳壽尤其看重薛瑩在《吴書》中體現的史識,如《三國志· 吴書·王樓賀韋華傳》中的“叙贊”:“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5)《三國志》,第1470頁。陳壽直接引用了《吴書》中的内容。有學者對《吴書》與《三國志·吴志》的體例、撰目、内容比較,認爲二者存在承襲關係,《吴志》的書寫,是以《吴書》爲藍本的(6)陳博:《韋昭〈吴書〉考》,《文獻》1996年第3期,第68—77頁。。除了《三國志》,《文選注》《後漢書注》以及唐宋類書都有徵引。

關於《吴書》的卷數,《隋書·經籍志》中著録爲二十五卷,《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録爲五十五卷。今人研究認爲(7)《韋昭〈吴書〉考》,第68—77頁。,《吴書》在隋時爲部分流傳,唐代中後期全本一度復出。經過五代兵火與社會動蕩,到宋時,儘管《太平御覽》等書也有引用,但已經是斷篇殘章,所見無幾。《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中有清人王仁俊所輯《吴書鈔》,名爲一卷,實際僅有三條。

2. “七家後漢書”之一:《後漢記》

《後漢記》,係薛瑩私人撰著的紀傳體東漢史,全書一百卷。梁代尚爲全本,隋代部分缺失,《隋書·經籍志》中記爲六十五卷,今存少量佚文。

今人周天游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初學記》中輯出佚文十九條,有《光武帝紀》《明帝紀》《章帝紀》《安帝紀》《桓帝紀》及《靈帝紀》文中“贊”,《太平御覽》中直接記爲《光武贊》《明帝贊》《章帝贊》《安帝贊》《桓帝贊》及《靈帝贊》。“論贊”之體是古代史書的一種寫法,也是一種體裁,用以闡發作者對人物、事件的評論,通過評論表達思想,中國古代史書的“論贊”,《左傳》爲“君子曰”,《史記》稱“太史公曰”,《漢書》《後漢書》爲“贊”,《三國志》稱“評”,還有稱“詮”“議”“述”等等,名稱不同,但意義相同,許多論贊成爲後人研究作者史學思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資料。薛瑩在《後漢記》中的“贊”,體現了他對帝王德行的評價。光武帝“聰明仁勇”“寬宏博納”,故能“掃除群凶,淸復海内”;明帝有“聰允之德”“約身率禮”,故有“治平之風”;章帝“悉省徭賦。綏静兆民”,故有“仁賢之風”;桓帝“封殖宦豎,群妖滿側”,因之“奸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8)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5—294頁。等等,重視帝王在位期間的執政表現的評判,批評桓帝淫暴行爲,肯定章帝息省徭賦的仁政。他認爲,帝王的作爲是江山穩固的基礎,安帝以下皇帝,寵信奸邪之人,導致朝政混亂,漢室傾頽。范曄《後漢書》中,論光武帝“深略緯文”“遞行天討”,所以“系隆”大漢;明帝“兢兢業業”“下身遵道”,故能“增光文考”;章帝“天性愷悌”“思服帝道”,以致“氣調時豫,憲平人富”;而桓帝“越躋天禄,政移五幸”,因之“雖願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9)(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第86—87頁;卷二《明帝紀》,第123頁;卷七《桓帝紀》,第321頁。中華書局,1965年,第1版,第47頁。。將薛瑩之贊與范曄《後漢書》中對漢代諸帝的評價比較,二者具有極高的相似性。薛瑩的贊辭,無論是褒揚還是批判,直抒胸臆,很有史識。作爲《後漢書》的重要參考書之一,薛瑩的觀念與方法對范曄作史有直接影響。

范曄《後漢書》成書之前,就有官私所修的各種後漢書流行於世。范曄以官修東漢史一百四十三卷《東觀漢記》爲主要依據,參考諸家“後漢書”,訂僞考異,删繁補略,自定體例,博采衆家之長,著成名史。在范曄參考的紀傳體東漢史中,私人著述有三國吴謝承的一百三十卷《後漢書》,晋謝沈的一百二十二卷《後漢書》,晋司馬彪的八十三卷《續漢書》,晋華嶠的九十七卷《後漢書》,晋袁山松的一百卷《後漢書》,晋張瑩的五十五卷《後漢南記》,薛瑩的一百卷《後漢記》,這一批後漢史被稱爲“七家後漢書”,是范曄《後漢書》的撰著的基礎資料。以上七家之外,還有晋張璠的三十卷《後漢記》,晋袁宏的三十卷《後漢記》。當然,這些後漢書在范曄之前就有部分散佚,後來流失更多。到唐代,僅有范曄和袁宏的兩位史家的著作流傳,劉知幾《史通》中説:“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0)(唐)劉知幾著,程千帆箋記:《史通箋記》外篇《古今正史第二》,中華書局,1980年,第1版,第218頁。包括薛瑩的《後漢記》在内,都没有完整保留下來。但是非常明確的是,薛瑩的《後漢紀》,從内容到方法,都是范曄《後漢書》的基礎之一。

吴亡後,薛瑩入晋爲散騎常侍兩年就去世了,一百卷《後漢記》全書或絶大部分,應該是在晋時寫成。這部《後漢記》,也是吴國史官入晋後第一部紀傳體東漢史。《三國志》中並無薛瑩著《後漢記》的相關記載,可以推測的可能是,在薛瑩死後,該書並没有立即流傳於世,陳壽著述之時或許並不知道有此書。《隋書》及兩《唐書》注爲“晋散騎常侍薛瑩撰”,都列入正史類,説明隋唐時期《後漢記》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重視的。

清代、民國時期有幾種輯録與刊刻的本子:一是,康熙時姚之駰《後漢書補逸》本,輯佚文一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姚氏刊本。二是,道光時汪文臺《七家後漢書》本,輯有一卷,刊於光緒八年(1882)。三是,黄奭輯佚文一卷,最初刊于道光《知足齋叢書》,另有道光刊漢學堂叢書本、民國十四年(1925)刊黄氏逸書考本、民國二十三年(1935)補刊黄氏逸書考本。

3. 南方風物名著:《荆揚已南異物志》

薛瑩著《荆揚已南異物志》,卷目不詳。

“荆揚”,荆州、揚州合稱,三國時期的荆州包括今天的河南、兩湖、兩廣部分、貴州一帶,揚州爲今江蘇和安徽兩省淮水以南,也包括浙江、江西部分,這裏的“荆揚”指的是包括了以上區域在内的長江以南的廣大區域。“異物志”,漢唐時期記載異地風物的一種著作,這種著作的内容包括自然資源、物産風俗、社會歷史、文化傳説等。這類題材發端於春秋戰國,形成於漢末,盛于魏晋南北朝,衰落於宋。大體伴隨我國古代各民族融合及國家交往的擴大而産生,隨着民族認知的豐富而衰微。經今人考證,從漢到唐,至少有二十種以上以《異物志》,例如東漢楊孚《異物志》,三國朱應《扶南異物志》、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譙周《異物志》等,薛瑩的《荆揚已南異物志》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種。

薛瑩的父親薛綜曾在南方的合浦、交趾等地爲官,薛瑩隨父生活,瞭解南方各地的風俗物産,因此有此著述。《史記》中司馬貞《索引》引作《荆揚異物志》,其中的記載:“(楊梅)其實外肉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11)(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司馬貞《索引》注引《荆揚異物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3029頁。《文選·吴都賦注》引《荆揚已南異物志》云:“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高凉、建安皆有之。”(12)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點校:《文選李注義疏》卷五《賦丙·京都下·左太冲吴都賦一首·吴都賦》注引薛瑩《荆揚已南異物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版,第1110頁。其中還有關於荔枝、檳榔、椰樹、龍眼、橄欖等果樹形態、果狀、顔色、味道、食用方法、産地等相關内容的記載,是我國較早記載長江以南物産的專門著作。相較漢楊孚的《交州異物志》,薛瑩書對事物的記載更真實,撰述態度更嚴謹,無《交州異物志》中搜奇之描述。

薛瑩的作品大多爲史學著作,《吴書》《後漢記》《荆揚已南異物志》之外,還有多種,不過大多在流傳過程中佚失。《北堂書鈔》卷五十七記載有《條列吴事》一書,不明卷數,已佚;《三國志》記載有《新議》八篇,已佚;《隋書·經籍志》著録《薛瑩集》三卷,《舊唐書·經籍志》記爲兩卷。《爲吴主皓請降書》《獻詩》《漢紀贊》等文均見於《三國志》,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著録部分文字。

薛綜通曉經學,擅長寫文章。薛瑩繼承家學傳統,“文章尤妙”(13)《文選李注義疏》,第1256頁。,其文采在同僚中頗有聲望與地位。建衡三年(271),孫皓命薛瑩續作其父薛綜遺文。薛瑩獻詩,頌孫吴對其家幾代的恩惠,向吴主獻忠心。《獻詩》(14)《文選李注義疏》,第1255頁。是薛瑩的一首四言詩,從内容上看,大體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講其家世,以文傳家且歷代頗受重用:“奕世綿綿,頗涉臺觀”,然後講述其父薛綜的功業。第二部分重點講個人經歷,主要表達對皇恩的贊謝,原本“志存耦耕”,如今“被以殊榮”,讓自己有了展示和發揮才能、報效國家的機會。第三部分表達誓死效忠的决心。對“累世蒙恩”感恩不盡,“死惟結草,生誓殺身”,以報皇恩。單就本詩來看,薛瑩的詩風與其父薛綜很相像,喜好引經據典,文辭燦爛絢麗。

綜觀其史著,其長在疏、表、贊等應用文體,史事的記載重依據,重寫實,記述十分出色,這也是他的史著被後世史學家包括范曄、陳壽等人重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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