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述评及展望

田小波,胡 静

(1.兰州文理学院 a.旅游学院; b.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兰州 730000;2.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文化和旅游总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自从旅游业产生以来,文化资源蕴含的独特价值对游客出行一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旅游活动本身也产生了新的文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持续增长,人们对国际旅游和文化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文化与旅游逐渐被一种特定的消费方式——文化旅游联系起来,文化资源也借由旅游业的发展逐渐被商品化、资本化和景观化[1]。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游客向主要景区(点)的大规模涌入开始引起研究者对旅游化议题的关注,并将其视作一个新兴的旅游领域。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大众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展,文化旅游化成为许多旅游目的地的普遍现象,并且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深远影响,发展中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家身份认同感的增强,使得欠发达国家对地方、民族文化的保护日益重视,旅游成为不少国家保护传承自身文化的重要途径和选择。受此影响,文化资源的旅游化成为学界在旅游化研究中关注较早且长期占据主体地位的课题。

西方学术界对文化资源旅游化的研究缘于旅游对文化影响的关注,多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重点探析文化资源旅游化现象产生的起因、过程及机制,至今已经积累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且仍在不断扩展。国内的研究受到西方相关研究的影响,起步相对较晚,在关注对象、研究视角、理论支撑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与西方学者之间存在差异。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文化资源旅游化利用研究上取得较快进展,并积极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然而,尽管国内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多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强烈影响,但是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形成了与国外研究颇为不同的分析路径。同时,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国内仅有个别学者在梳理旅游化的研究进展时述及文化资源旅游化议题,而针对文化资源旅游化的系统梳理尚需进一步探讨[2]。为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国内外文化资源旅游化相关研究予以梳理和评述,以期完整勾勒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的基本图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文化资源旅游化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并在研究视角、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的有益探索。从研究视角上看,第一种视角认为文化资源的旅游化是一个强调与时间相关的动态变化过程。第二种视角将文化资源的旅游化视作一种结果,包括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空间的创造等。第三种视角将文化资源的旅游化视为促进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从研究的主题上看,主要涉及历史城市旅游化、文化名人旅游化、土著民族文化旅游化和历史遗迹旅游化。从研究方法上看,以个案研究为主,强调社会调查、访谈方法等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运用。本文将主要围绕文化资源旅游化的这几大研究主题展开探究。

(一)文化资源旅游化的概念

旅游化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学者YOUNG B在研究马耳他渔村的乡村景观变化时提出的[3],他认为旅游化就是旅游发展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旅游发展对乡村景观变迁的影响。文化资源旅游化的概念实则是由比利时学者JANSEN-VERBEKE M提出的,她将视角转移到旅游发展对历史城市的影响上来[4],并对文化资源的旅游化开展了系统跟踪研究[5-7],认为文化资源的旅游化是指在旅游发展影响下文化核心要素在形式和功能方面产生的变化及其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发生的变化。

(二)基于不同主题的文化资源旅游化

1.历史城市(地段)的旅游化

JANSEN-VERBEKE M在研究历史城市的旅游化时提出,历史城市文化旅游的发展开启了文化资源在形式和功能两个方面不可逆的过程,我们需要理解和解释这种变化过程及旅游“侵蚀”过程的动力机制[4]。她认为文化资源的利用水平对区域认同建设的支持情况及最终旅游景观的创建将使地区的发展类型产生分异[5]。地区凝聚力的增强不仅取决于纪念碑、博物馆等硬件设施,而且越来越取决于市场营销、故事讲述和文化活力维持等软件设施。历史的传统在生活方式、语言、宗教、音乐、民俗、美食及节日中总能找到现代化的表达,这就需要良好的组织能力和专业知识,从而丰富这些文化资源。ASHWORTH G J等认为,通过对文化资源的深入理解和有效管理能够为历史城市旅游化研究开启新的视角,并应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文化资源的时空路径进行了探索[8]。RICHARDS G W在研究中指出,了解文化旅游化过程中城市吸引力的不同组成部分并不是最终目标,也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制定城市管理策略的一种手段,这能够提高历史城市的旅游潜力[9]。当前的争论主要是旅游在保护文化遗产、增强地区认同方面到底是积极的推动者还是破坏者。WANG F等从“过程”视角出发,借助GIS密度分析和空间句法,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北京什刹海历史街区的旅游化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历史阶段什刹海景区的活力和功能。她们发现在旅游化过程中,什刹海不断更新着城市的形态和功能,由此积淀了优秀的文化基因,为历史街区旅游业的持续繁荣提供了活力[10]。对比看来,JANSEN-VERBEKE M着重强调文化资源旅游化的起因、时空过程及驱动因素,她尝试探寻可以表征文化资源旅游化的经济指标,以衡量在文化资源旅游化作用下文化在形式和空间方面的变化,以便深入理解旅游化过程,并为更好地管理找到策略[4]。作为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的系列研究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2.名人的旅游化

BHANDARI K对苏格兰民族诗人Robert Burns的旅游化现象进行了研究[11],认为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游客或外国人来讲,文化资源能给他们带来关于目的地的直接印象。对本国居民而言,文化资源是与认同感、归属感相关联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苏格兰国家意识的增强,作为民族诗人的伯恩斯逐渐被符号化,他的文学天赋及知名度使其成为苏格兰文化的标志和国家身份的象征,从而使得与他有关的许多场所都被旅游化了,而且他本身也成为一种供游客消费的产品。LEE S等分析了大众媒体影响下流行文化(韩流)塑造的娱乐明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12],发现在后工业社会,在大众媒体的宣传报道之下名人成为移动文化符号的代表。在粉丝的狂热崇拜和目的地国家的旅游推广下,明星成为驱动游客出游韩国的重要动因。名人是有效的宣传工具,名人参与可以显著影响游客对目的地的感知印象,提高其对目的地的熟悉度和兴趣水平,从而提高游客的出游意愿。随着流行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名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力量将会更加强大。YAN C H等在研究韩国名人对中国台湾民众感知价值、行为意愿的影响时也发现,名人在游客选择目的地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名人参与与游客出游意愿之间具有极大相关性,名人参与可以转化为名人崇拜,将会增强游客前往旅游目的地的意愿,名人参与使得游客对名人产生了一种十分强烈的喜爱和依恋倾向[13]。

从国外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名人成为一国或地区文化符号的代表,他们不仅是游客出游选择和旅游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其本身也构成了游客消费的旅游产品。不论是历史文化名人还是流行文化塑造的当代流量明星,在强有力的大众媒体的宣传报道之下,彻底实现了从“自然人”“文化人”向“商品人”“符号人”的转变。与此同时,与他们相关联的物品、空间场所被改造或重建,成为吸引和容纳游客的文化标志、旅游空间。游客在共情、移情效应的影响下,也随之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名人被游客视为文化产品消费的同时,游客自身也受到这种旅游消费活动的影响,成为这种消费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土著民族文化的旅游化

SALAZAR N对非洲马赛人文化的旅游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马赛人是欧美游客眼中非洲“原始”形象的代表,甚至是非洲土著民族的唯一代表,这种形象很好地满足了欧美游客对非洲原始生活状态的想象[14]。这种存在于游客想象中的乃至虚构的非洲形象主导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马赛人在旅游化过程中被同化为非洲探险旅游的辅助品乃至一部分——“非洲第六大怪”,而马赛人也乐于利用自身的边缘性发展旅游,马赛文化的本真性及认同感被以欧美游客为主的游客需求及媒体的宣传报道异化,成为后殖民时代满足欧美人回顾往昔生活的预留园和唯一的目的地。KEITH H在分析旅游对印第安人文化的影响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日益受到“游客凝视”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白人”的凝视。他们的文化被“白人”“西方人”等客体化的偏见所困,处于一种匿名且持续被征服的过程中[15]。多亏有大众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印第安人的文化得以在全世界曝光。而大多数欧美人认可的就是这种大众媒体宣传的印第安人形象。随着西方人对印第安人文化了解的加深,他们不仅可以保护印第安人的文化,而且还可以帮助丰富西方社会自身,增加彼此的文化交往和文化多样性。CHRIS R对新西兰毛利人与旅游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从毛利人发展旅游的历史出发,指出要理解旅游发展和毛利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要对其社会政治和伦理环境进行分析[16],否则就无法理解这种发展。SHIRLEY B对毛利人旅游的研究同CHRIS R相类似,不过他从文化真实性和商品化角度出发,提出了旅游管理部门应该控制管理的问题[17]。此外,ALISON J等从文化价值视角出发,提出了以毛利人为中心的旅游概念[18]。

4.文化遗址的旅游化

EHRENTRAUT A W对玛雅遗址旅游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古代玛雅人可进入性最好的一些遗址已成为国际大众旅游的重要文化景点[19]。这些遗址之所以能够成为吸引物与经济因素有关,这些经济因素有助于建立玛雅文明作为现代文化产品的非代表性形象。尽管这种形象是现代民族国家遗产的一部分,但受旅游业发展与文化资源保护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一种超越国家的形象,从而促进了玛雅人民族主义的发展。NAEF P对波黑萨拉热窝和克罗地亚武科瓦尔地区的战争遗址的旅游研究发现[20],战后10年,这两座曾经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经历着重建。旅游者重新回到这两座城市,并十分渴望游览战争遗迹。此外,他还呼吁对灾害地的旅游化研究应采取更定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LOUKIA M等分析了古希腊剧场及建筑在当代旅游活动中的作用,认为古希腊文化在希腊旅游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一些文化事件相联系的古代建筑一直是希腊制定旅游政策的主要考量因素。古代戏剧表演与考古活动的结合是发挥古希腊文化旅游作用最合适的应用之一[21]。CHEN L L等对中国吉林集安市开发高句丽文化遗产发展旅游进行了分析[22]。她们认为集安作为高句丽文化的重要遗产地,将文化遗址转变为旅游吸引物的优势和潜力巨大,有助于通过文化旅游打造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城市新形象,完善基础设施并深度开发文化产业链等。

在中国知网上以文化资源、旅游化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相关性较高的文献60余篇。依据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的发文数量走势,可以将国内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孕育探查阶段(1990—2000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述及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处于文化资源旅游化探查阶段,尚未对相关概念内涵、驱动力等做深入探讨。(2)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0年)。受非遗保护开发热潮的影响,此阶段关于非遗、文化遗产等的旅游化利用成为研究持续关注的热点,模型化、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方法逐步被引入,研究议题更加宽泛。(3)巩固创新阶段(2010年以后)。此阶段的研究更多从文化与旅游的辩证关系入手,强调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的整合、协调及融合分析,在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领域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对比来看,国内关于文化资源旅游化的研究起步晚于西方,不过近年来发展较快,在文旅融合发展、旅游化水平测度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国内的研究更加注重文化资源旅游化的策略指向,与西方注重现象、过程、驱动力、秩序化、文化空间生产的研究倾向颇有不同,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旅游化的价值及评价、开发及利用、影响及响应几个方面(见图1)。

图1 国内外学术界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概况

(一)文化资源旅游化的价值及评价

现有研究已表明,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是旅游化利用的基础,其价值不仅取决于文化资源本身的吸引力大小,还与文化资源所处的区位条件、可进入性、宣传营销等密切相关[23]。科学认识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关系是旅游化利用的关键,文化资源不等于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独特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显化都有赖于文化旅游功能的开发及利用。在科学认识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关系的基础上,国内学者立足文化资源旅游化利用的潜力大小,对文化资源旅游化的价值进行评估和测度。

孙青、张捷从遗产要素价值、品味等级和旅游效应等方面对遗产类型内、类型间及其与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对比评价[24],其评价综合性特征明显,是国内学术界关于非遗旅游价值评价研究较早的学者。林龙飞等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选取中山陵、毛泽东故里韶山、西柏坡等革命历史地对所构建的评价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25]。张希月等通过回顾国内外非遗旅游开发利用价值及其方法,以苏州市为例对非遗的旅游价值从资源禀赋条件、可展示与体验性、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三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他们的研究表明,有近一半的非遗资源并不适宜开发旅游,因而在旅游化利用的过程中应进行资源的科学筛选[26]。同孙青、张希月等的研究不同,任唤麟的研究聚焦于线性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价,基于线性文化廊道的跨区域特性,探讨了天山-长安文化遗产廊道的旅游价值,认为珍惜奇特程度是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旅游价值最重要的体现,也是不同于一般文化资源的独特旅游价值之处[27]。他的研究为线性文化遗产的旅游化利用提供了翔实的对策建议,对跨越大行政区的线性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评价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参考。

(二)文化资源的旅游化开发及利用

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化资源旅游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一领域,这与长期以来大部分学者将旅游视作经济产业的观念密切相关,学术界的研究普遍以服务政府部门的重大战略展开,核心关注旅游发展的社会经济意义,并倡导通过旅游发展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更多以文化与旅游的关系为切入点,从文化旅游的视角出发,探讨文化资源的旅游化保护利用问题。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从研究对象上看,涉及历史文化资源,文化遗产、遗址,民族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城市、乡村文化资源等;从研究尺度上看,覆盖省域、市域、县域、景区(点)等不同空间范畴,以中小尺度的研究为主;从研究视角上看,以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为指导,重在策略型、整合型和融合型问题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以定性的对策性分析向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转变。

章采烈最早对历史名人的旅游化利用做了研究,并提出应按照历史名人的知名度大小开发历史名人旅游资源,以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28]。刘刚较早提出了旅游化的概念[29],但他的研究并未涉及文化旅游化的内容。朱义禄在分析名人与旅游的关系时提出,像名人一类的文化资源之所以能被旅游化,关键在于有可转化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其知名度[30]。转化程度也就是旅游化的程度,名人的参与、大众媒体的宣传等使得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化资源向旅游景观转化。马晓冬从文化资源的内涵与特征入手,提出文化资源的旅游化开发就是将无形的文化内涵外显化、文化主题物化的过程,并从系统论的视角对苏北文化资源的旅游化利用进行了实证分析[31]。张孔明明确提出了文化旅游化的概念[32],并结合陕西文化与旅游不相适应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旅游化发展的具体策略。进入21世纪,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内非遗名录的相继公布,非遗旅游化利用研究掀起热潮并一直持续至今。王德刚等通过总结世界非遗保护传承的四种模式及其特点,提出了非遗旅游化生存的两种形态:舞台化生存的景区旅游模式和生活化生存的社区旅游模式[33]。杜晓以文化生态理论为指导,从静态、动态文化生态角度分析了湖北长阳的非物质文化特点,提出了维护好生态环境,协调利益主体矛盾,深挖文化内涵等策略[34]。江娟丽等从空间格局视角入手,探讨重庆市非遗项目的类型结构、空间结构,提出了中心-外围与两翼地区的不同组合,包括国家级、省级生态保护区建设,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等旅游开发模式[35]。周小凤、张朝枝探讨了云南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相互作用过程,发现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过程背景基本相同,但是不同阶段二者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同,对二者关系的探讨不能离开具体的发展阶段,要根据具体的阶段性特征及关键行动者的互动作用来分析[36]。

此外,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的整合、协调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又一大热点。胡小海、黄震方立足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互动、相互作用机制等问题,通过构建耦合评判模型测度了江苏省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水平,发现江苏省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整体耦合水平较高,但市域分异明显[37]。为此,他们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是通过内部作用和外部驱动机制相互影响、多重作用的,从而实现了耦合与互动,促进了文化与旅游的协同发展。万兆彬立足黔东南文化和旅游资源现状,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方法获取游客满意度、民族文化元素对游客的吸引力、游客对文化元素的期待程度等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民族文化休闲旅游构建综合旅游形象、开发精品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等策略[38]。陈怡宁等根据空间生产理论,以英国博物馆为例,分析文化与旅游的协同作用,认为社会空间的生产是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的基础,提出多渠道融资与建立网络化合作机制,增强“浸入式”旅游体验,促进旅游者文化资本积累,强化公众参与等文旅协同发展策略[39]。

(三)文化资源旅游化的影响与响应

文化资源的旅游化实质上是各类文化资源在旅游发展的影响下产生变化的过程,其概念本身起源于研究者关于旅游对文化影响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关注旅游影响研究的热潮下,国内学术界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旅游发展对文化影响的研究。徐崇云、顾铮较早对文化资源的旅游化影响做了研究,他们提出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文化的产物,我们既要关注旅游的经济效益,又要看到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应采取一定的社会文化措施,扩大其积极影响,克服其消极影响[40]。刘赵平通过跟踪调查河北省野三坡景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变化发现,在旅游化作用下当地居民的审美倾向、人际关系等发生了显著改变[41]。王雪华明确提出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概念,认为旅游是有效的文化传播媒介,旅游导致了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旅游成为目的地文化变迁的驱动力之一[42]。唐凡茗将关注点集中于旅游化对民俗文化的影响,认为旅游开发会导致民俗文化的同质化、庸俗化、商品化等,为此应尽早采取调控方法[43]。吴忠军等在调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的基础上,以旅游人类学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旅游化对村寨建筑文化、语言、村寨制度等的影响,并通过总结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旅游化发展方式[44]。吴悦芳、徐红罡对大理旅游房地产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大理旅游房地产的发展打破了原有文化生态,引发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45],为此,提出调整土地和旅游房地产政策的建议。孙九霞、张倩分析了旅游对傣族物质文化变迁的影响,指出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傣楼的功能变化大于外观,村民参与旅游促进了文化资本化进程,而这种进程有助于傣楼的保护[46]。

在文化资源旅游影响的响应研究方面,王德刚、史云从案例引发的思考导入,首先分析了旅游开发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尊重自主”与“有限干预”是传统文化应对旅游开发的主要途径和原则[47]。张宏乔从空间视角入手,在分析河南省非遗地域分布特征及其与旅游发展关联性的基础上,提出打造主题公园、开展实景演出、发展民俗节庆等非遗开发策略[48]。张希月、陈田研究认为,旅游者与遗产吸引力感知、市场问题感知、展示内容偏好及方式等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对旅游产品的态度是保护遗产和遗产旅游支付意愿的中介变量,并据此提出从购物旅游向深度体验型产品转变,要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设计旅游产品,增强公益性文化宣传和解说,发展链条式的传统手工艺旅游模式[49]。高楠等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平遥古城为例,从静态、动态两个维度分析了旅游发展与城镇化响应的耦合发展特征,并提出了促进旅游与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的建议[50]。

本文对国内外文化资源旅游化进行了系统综述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在文化资源的旅游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深入认识旅游化现象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仍然属于较快发展但不成熟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在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母体学科的研究范式下,国外文化资源旅游化的研究从现象入手,以发生学、本体论等科学哲学思想为指引,着重考察其起因、过程、动力机制和结果,虽未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构建起完善的理论体系,但逐渐形成了关于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的三种理论认识和研究路径:文化资源的旅游化是一种过程,文化资源的旅游化是一种结果,文化资源的旅游化是一种动力作用,这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另一方面,国内研究以实用主义为导向,核心关注文化资源旅游化的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在文化资源旅游化利用、旅游化水平测度、文化资源与旅游整合协调发展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旅游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同时,笔者发现,国内的研究长于实践应用分析,而缺乏像JANSEN-VERBEKE M[7]那样的长期系统的跟踪研究和理论探索,缺乏对文化资源旅游化最新进展的系统了解,而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的学术自觉行为。长此以往,这样的研究或许对相关领域的知识积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难以升华出理论,更难形成理论体系[51]。

根据库恩的观点,当前文化资源旅游化的研究仍处于“前科学”“前范式”研究阶段[52],但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从理论基础来看,随着各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旅游研究存在建构起自己理论体系的重大机遇和可能性,尤其是近年来,旅游研究领域批判学派和实在论的兴起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从文化资源旅游化的本体论视角出发,将其看作是一个秩序化的过程[53]。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对游客、居民,文化、经济、空间等产生影响的过程,更是一种创造空间的过程,这为进一步深入文化资源旅游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从重点内容来看,文化资源旅游化的内涵特征及成因,旅游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实现路径,旅游化水平测量模型[54-57],旅游化的影响评价,旅游化过程中社会力量的权利互动,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街区和全社会的旅游化进程[58-59],旅游化的负面影响,如文化殖民、文化征服、资源掠夺,旅游化发展引发的要素重构、空间剥夺等,旅游化与其他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如旅游化与商业化、旅游化与城镇化、旅游化与遗产化、旅游化与美好生活等[60-61],旅游化过程中的空间更新[62-63],以及在实践需求进一步增强的基础上,继续丰富不同类型文化资源的案例研究,探索更具操作性的旅游化响应策略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方法日益多元综合,从原有的过程性描述分析向以地理学空间分析为特征的量化研究转变,考察旅游化水平及其空间格局特征向以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为基础的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扎根理论分析、质性分析转变。同时,许多研究越发注重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进行分析,使得研究结论更具现实指导价值,受此影响,研究中所需的数据越发趋向于一手调研数据和二手统计数据、网络数据等多源数据的综合使用。从实践背景看,当前国内外文化旅游热潮不减。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显示,89%以上的国家旅游管理部门表示文化旅游是他们旅游政策的一部分,文化旅游者占总体游客的四成以上[64],居民文化消费和体验需求不断高涨,旅游规模不断扩大,旅游的影响越发受到关注。同时,在全球化浪潮的深入影响下,各国普遍重视起文化旅游建设工作,将其视为促进国家(地区)文化资源保护、增强文化自信以及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选择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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