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全景式勾勒——《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研究》介评

皮伟男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通和融合,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重大使命的途径之一”(黄友义,2008)。从新中国成立起,国家就对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相当重视,“熊猫丛书”的推出即是一例。不过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的效果却不甚理想,目前学界对这一点已达成共识。因此,翻译学界、传播学界等都围绕如何有效推动文学外译展开相关研究。

王颖冲的新作《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研究》(于2022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推出的“中华翻译研究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便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推出的。就译作出版研究而言,大多学者或以某位重要作家作品的对外出版为研究对象,如毛泽东的著作(何明星,2020),或以某一较短时期的书籍外译为研究对象,如五四运动时期的书籍(石慧,2022)。该作则对1949—2019年间出版的所有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书目进行搜集、统计和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全景图,这一全景图能使我们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出版史有一个直观且全面的认识,是从出版的角度对中国当代小说译介史进行的补充。此外,围绕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主题进行译者、译本以及译介与传播模式等研究需要可靠的书目支撑,该作能为之提供支撑,为翻译学界的研究提供了资源。总之,该作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所突破,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研究开辟道路,而且具体回应了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学术期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在简要介绍其内容的基础上,围绕其研究特色与学术意义进行探讨。

《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研究》全书共分6章,还有“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单行本(1949—2019)”和“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小说集(1949—2019)”2个附录。第一章为绪论,作者对著作的整体框架以及各章内容进行了简单说明。第二章在将前人关于中国文学英译的研究分为5类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的研究空白;概念阐释是研究的逻辑起点,作者就著作标题中的“小说”“当代”和“出版”等词进行定义以便清晰地框定研究对象的范围;最后向读者交代了整理附录的3类资料来源。第三章和第四章为著作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将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分为4个时期,从译介出版的数量、主题以及出版社群体等方面归纳每一时期的特征,并透过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历史语境化地分析背后的原因;第四章作者另辟蹊径,进一步从空间的角度进行分析,既包括现实的空间(中国当代小说英译的作品来源和出版地分布),又包括虚拟的空间(翻译方向的演变和媒介发展)。在第五章作者就目前英译出版的相关问题提供恰当的策略,体现了该书的实践应用价值。第六章为结语,作者对著作的主体部分进行了概括,最后指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传播这一环节是重中之重,并就如何提升译介传播能力给出了几点建议。总的来说,全书视野开阔,解答了作者在序言部分提出的关于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传播的6个研究问题。

作者在钩沉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情况的过程中,既有时间层面的梳理,又有空间层面的呈现,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全景图,这既是该著的研究特色,又是该书的学术意义。

3.1 时间层面的梳理

作者从历时线性的角度观察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发展演变过程,把握其发展规律,同时以不同历史分期为标准来探究不同历史阶段内社会背景、外交环境和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互动关系。

作者将中国当代英译小说出版置于1949—1965年、1966—1976年、1977—1999年、2000—2019年4个阶段进行考察,简单勾勒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兴起、低潮、高潮和新发展的历史进程。在1949年至1966年这一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兴起期,中国大陆的文学外译滥觞于《中国文学》这一杂志,后来外文出版社将《中国文学》上刊载的译文辑录成册出版,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雏形,是典型的国家翻译实践。这一阶段译介的小说主要包括“忆苦”和“歌颂”2类。

在1966年至1976年这一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低潮期,年均出版量从上一阶段的4部左右下降至1.7部。作者结合历史事实对此进行分析,原因如下:审查制度紧缩,符合出版要求的作品数量有限,稿源严重匮乏;当时的译者因为要翻译大量用于政治宣传的材料而自顾不暇,且当时制度严苛,只好选择直译以应付文学翻译;撤出进行境外联络出版的机构导致境外出版小说也有所减少。在1977年到1999年这一高潮期,得益于“熊猫丛书”这一项目的推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蓬勃发展。“熊猫丛书”主要译介当代作品,反映“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的现实生活、具有现代西方特色以及女性小说都被译介出版。相较前一时期,译介出版小说题材更多样,但是选材要求是“适合对外”,多样化也有其限度。不过在同一时期,香港中文大学推出的“《译丛》文库”对前者进行补充,其选材拓展到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作品,其描绘的“都市场景”也是前者未曾涉及的,同时更加注重小说的艺术性。此外,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中国文学译丛”和“现代中国小说丛书”,主要译介中国台湾文学,是对“熊猫丛书”和“《译丛》文库”的补充。2000年至2019年是新发展阶段。作者总结了这一时期英译出版的2个特征。第一是从“赠予”到“采撷”的译介流向,主要是指海外出版社出版的英译小说占英译小说的大多数,这主要与时代背景以及中国采取合作交流方式推广文学作品有关。第二是出版社的多元化。之前,海外出版中国英译小说的主体主要是大学出版社,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到了新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商业出版社开始出版英译小说,译介选材丰富多样,注重市场需求,迎合读者趣味。

3.2 空间层面的呈现

该书第三部分“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历时发展”和第四部分“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空间流动”是其主体部分,2条线索和脉络相结合对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状况进行呈现。时间层面的梳理前文已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就空间流动而言,作者从中国当代小说英译的作品来源、出版地分布、翻译方向演变以及出版媒介发展4个层面来呈现。书中以数字直观呈现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作品有73%来自中国大陆(内地),13%来自中国台湾,8%来自海外,6%来自中国香港。第二部分作者依旧通过饼状图和数字清晰呈现出版地的分布状况,并指出各出版地喜好出版的作品,例如中国大陆(内地)和中国台湾有地方保护政策,而中国香港则没有地方保护政策,译介的小说题材和来源更加多样。就翻译方向演变而言,一开始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内地)、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文学外译大多是由中国人完成的,20世纪70年代起,越来越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开始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而现在译者群体多样化,合作翻译越来越多,作者和编辑等人也会参与译文编校,翻译方向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多样出版媒介的发展主要是指中国当代小说英译经历了从文学期刊英译(如中国大陆[内地]的《中国文学》、中国香港的《译丛》和中国台湾的《当代台湾文学英译》)到图书译介出版、从纸面到荧幕(如张艺谋的《红高粱》)、从“线下”到“线上”(如Kindle电子书和有声书)的译介发展历程。

作为第一部网罗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书目的著作,该书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此外,作者在数据搜集的基础上对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也表明该书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4.1 对个体翻译研究的借鉴意义

首先,作者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出版过的中国当代英译小说为研究对象,其他语种的研究者也可以以相应语种的所有出版过的中国外译小说为研究对象。例如,作者在著作中指出“新中国文学外译发轫于《中国文学》杂志的创办”(王颖冲,2022)27。何明星(2013)回顾了新中国图书在希腊的翻译以及出版历史,不过研究时段只局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所以就研究对象而言,这部著作十分具有借鉴意义。笔者相信如果各语种都有研究人员从事这项工作,那么一定能绘制出一副中国当代小说外译出版的全景图,有助于了解各语种小说外译出版表现出的一致性特征,同时也有助于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精准化和差异化的模式。

此外,上文已经呈现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思路与特色,也值得学习和借鉴,尤其是作者在对1949年至2019年间出版的中国当代英译小说进行历史分期时不同于以往研究直接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分界线,而是在全面统计过去7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英译小说的基础上根据数量变化趋势进行阶段划分。作者在著作第二章分享了其搜集数据资料的3个来源,分别是:现有的中国文学出版、英译和研究书目、相关专著或论文的附录部分以及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发布的网上书目和数据库,作者还在注释部分对如何使用这些网上的数据库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也可供其他研究者合理利用,对研究大有裨益。最后,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亦值得称道和学习。作者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信息,对这些信息作者并未采取“照搬主义”的策略,而是通过购买纸质图书、借阅图书馆馆藏书目以及查阅影印书目等方式对上述信息查漏补缺和纠正错误,最后才编纂了著作的2个附录。

4.2 对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具体建议

“学界形成的普遍共识是英译中国新时期文学在英美世界的接受状况并不理想”(梁红涛,2021),为了改进这一现状,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需要学者的研究作为指导。学界目前对其给予广泛关注,2021年和2022年《外语学刊》组织多期专栏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学者需要对涉及文学外译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回答,具体包括译介对象(译什么)、译介主体(谁来译)、翻译策略(怎么译)以及传播等。目前对这些问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且许多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问题,“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很多个案的研究出现了程式化的重复现象,缺乏理论思考的厚度。同时,对于具体作家作品译介的分析,缺乏对整个译介环境与整体状况的把握,分析的结果往往见树不见林,少见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探索与思考,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失于片面”(许钧,2018)。此外,社会各界人士也加入讨论,不过“某些观点未经深思熟虑就已发表,随即很快在人云亦云间扩散,导致形成了诸多认识误区”(曹丹红 等,2016)。该书在考察出版的582部中国当代英译小说单行本和175部英译小说集的基础上从英译出版的对象、英译出版的主体以及英译出版的过程3个方面对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提出建议,相较前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关于译什么,作者在统计了有5部以上小说获英译出版的作家以及呈现出增长趋势的3类译作后给出具体建议。笔者将作者的观点总结为以下5点:第一,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主题呈现出风格多样化的趋势,可以有意识地推介武侠小说、罪案小说、科幻小说、青春小说、悬疑探险小说以及谍战小说中的佳作;第二,主推优秀作品和当前较少被译介的主题类型,尤其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作品,以此作为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载体;第三,将译介作品拓展至未获译介作家的作品,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优秀作品,能为不同类型读者提供多元化选择;第四,将目光放在少数民族文学上,能帮助海外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各民族的风土人情;第五,语言在不断更新变化,适时复译一些优秀作品,使原作再获新生。

关于译者,大多学者关注谁来译,争论不休。有学者推崇汉学家译者模式(胡安江,2010),也有学者支持中国本土译者与汉学家合作翻译的模式(黄友义,2010)。不过作者并未关注这一点,而是另辟蹊径讨论了参与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的几类译者,即学术性译者、早期的职业译者和2000年后的职业译者以及过客型译者,并就他们各自的翻译特点进行探讨后,对如何加强译者资源建设提出自己的见解。见解主要包括以下3点:第一,机构应提供相匹配的报酬,充分保障译者权利;第二,应向德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学习,建立驻地翻译基金以扶持译者,帮助译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第三,应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赛事挖掘优秀译者,尤其是尚未出版过译作的译者。

作者主要关注的是英译小说出版的过程,也在著作结尾部分明确指出“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必拘泥于‘中国人译’还是‘外国人译’的两难窘境,而应该在译介传播的其他环节多下功夫”(王颖冲,2022)126。在这个过程如何下功夫,作者也就发起人和赞助人、文学中介以及作家等几大主体给出了具体的建议。笔者总结为以下6点:第一,要开拓译介传播渠道,将文学翻译纳入扶持项目中,例如上海和陕西提供资金并利用海外翻译人才和出版社推介当地作家的作品,已产出了一系列成果;第二,简化译者申请资助的流程;第三,文学中介在促成译介项目中能发挥重要作用,需要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推动相关行业走向成熟;第四,举办各类交流活动,方便各类人员形成互动机制,对翻译出版工作大有裨益,例如企鹅出版社举办的中英文学翻译培训研讨班;第五,向国外出版社学习,拓宽传播渠道,即便是中国出版的译本也可以通过海外公司进行销售,以便更好进入海外图书市场;最后,作家可以向莫言、余华等被译介次数较多的作家学习,自己主动“走出去”,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己在海外的影响力。

《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研究》是第一部全景式呈现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单行本和小说集出版状况的著作。通过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呈现,该书不仅对后人研究有借鉴意义,也从译介出版对象、出版主体和出版过程3个方面具体回答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相关问题。不过,读罢此书,笔者认为这部著作有一点不足之处。如前文所述,作者在著作第四章从4个层面探讨了中国当代英译小说出版的空间流动,其中2个层面分别是中国当代小说英译的作品来源以及出版地分布。在笔者看来,作品来自何地以及由何地出版都是既定的事实,无法更改,不存在空间流动的特征,与第四章的大标题不符。此外,该著第四章第一节标题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的作品来源”。在这一节,作者通过数字和饼状图清晰呈现了英译作品的来源。不过作者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指出“英译小说的虚构空间在城乡之间的分布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总体是由农村和小城镇转向都市”(王颖冲,2022)71,并花了一定篇幅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论证。小说的虚构空间与小说的来源并不等同,这一节前半部分内容与标题相吻合,但是后半部分文不对题。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虽然部分内容有所欠缺,然瑕不掩瑜,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为后人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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