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影响下的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书写析论①

宋国芳 蔡玉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宣告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徘徊于欧洲大陆。另一个像“幽灵”一样徘徊于19世纪欧洲大陆的还有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思想,它不仅对当时的生物学界造成巨大影响,而且也在宗教、教育、文学和社会文化等领域造成了不小的震动。进化论指出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同源性,自然选择让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变成了人。对达尔文来说,自然选择对每一种生物来说都是向好的,即被自然淘汰的都是不好的基因,因而他为人类的将来许了一个美好的愿景,认为“所有身体和精神上的特质都是自然的馈赠,它们都朝着完美的方向前进”(Darwin,1981)。

科学和幻想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科学激发文学想象力,文学有助于诠释科学发现,是科学思想的试验场。”(Page,2012)进化论思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与进化论相关联的发展和转化成为此时幻想文学的两大主题。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和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显然为读者们幻想了验证进化论的场地。在这3位作家的笔下,儿童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无法通过解剖学和形态学得以辨识,与动物的同源性造成了儿童的身份焦虑和困惑。同时,3位作家也驳斥了达尔文“一切向好”的观点,指出进化逆转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进化如同一条抛物线,人类既可以处在向上的曲线上,也有可能踏上下行之路,退化为动物。确保这一可能性不发生的前提是人类兼具动物性和人性,动物性代表人的身体力量和机能,而人性在于具有道德、情感、想象力和创造力,因而,儿童教育应该且必须强化对这些品质的培养。

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4年后的1863年,金斯利推出了儿童文学作品《水孩子》。正如他自己在写给好友莫里斯的信中所解释的那样,“他一直在读赫胥黎的作品……他还打算用这本书来为达尔文辩护,反对他的批评者”(Heffer,2014)。西蒙·赫弗(Simon Heffer)接着指出,虽然《水孩子》这部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旨是善恶有报,但更重要的是它捍卫了达尔文的理论。小说以儿童的口吻向读者传播了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知识,将科学思想文学化。而金斯利以儿童文学作为媒介传播进化论,或许是基于儿童与动物之间具有更密切的关系这一认知。

在故事的开头,10岁左右,生活在城市里,跟着师傅格林姆先生以扫烟囱为生的汤姆 “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他从来都不洗脸……没人叫他做祷告”(金斯利,2018)2。他会用砖块对付来找格林姆先生谈生意的客户,而且他不止一次地觉得自己是某种动物。在约翰爵士家,第一次照镜子的汤姆把镜中的自己叫作“小黑猴”,在被当作小偷逃跑的路上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只被猎人追杀的狐狸”,“像只小猴子一样,从花园向树林方向逃去”(金斯利,2018)21。在掉进河之前的路上,汤姆觉得“好像他生来就是一只快乐的小黑猴,不是有两只脚而是有四只脚似的”(金斯利,2018)33。他觉得自己在灌木丛中和石头堆里蹦跳而感到快乐是由于自己的动物本性。通过将汤姆描述为一个社会底层的流民,同时让他自我认知为各种动物的方式,金斯利无疑是在谴责维多利亚时代失败的教育方式,但更重要的是,金斯利以此来建立起小说文本和进化论的指涉关系,即人和动物之间的亲缘关联。人类并不是在出生时就摆脱其动物性,恰恰相反,人类在生命之初就在完善其动物性。在汤姆不小心掉进河里后,他变成了一个水孩子。尽管他从人变成了一个近似于两栖动物的存在,但考虑到进化论中的物种变异概念和儿童文学的幻想性,这样的变化具有了可能,而且在那一刻,汤姆显然并没有抵抗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不属于人类的腮,他意识到腮是自己的一部分,“最好别去动它”(金斯利,2018)47。

尽管汤姆觉得自己像动物,也好像乐于变成动物,但到了故事的中间部分,汤姆开始对他的动物身份表示出困惑。当老水獭认定汤姆“只不过是一只讨厌的水蜥”(金斯利,2018)76,连池塘里的那些下等的狗鱼也不愿意吃他时,汤姆却表示“我不是水蜥”,“水蜥有尾巴”(金斯利,2018)76,并坚称自己没有尾巴。汤姆拒绝接受老水獭认为他是水蜥的说法。至于他到底属于什么物种,汤姆并不知晓,作者金斯利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许这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带给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的困惑。达尔文在他的《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中证实,人类的尾骨尽管已经失去尾巴的功能,但它明显地表明人类曾经拥有尾巴。

同样对自己的身份困惑不已的还有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跟汤姆比,爱丽丝在进化意义上显然前进了一步。在爱丽丝的地下旅程里,因为吃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爱丽丝不断地改变形状和大小,让她对自己的身份不再确定。在脖子变长后,爱丽丝碰到了鸽子,对类似的长脖子并不陌生的鸽子便认定爱丽丝是条正在寻找鸡蛋吃的蛇,爱丽丝怎么说都没法动摇这只鸽子的想法。“‘我——我是个小姑娘’,爱丽丝的口气不是太有把握,因为她想起来了,这一天里变来变去,变了那么多次 。”(卡罗尔,2011)36爱丽丝的犹豫语调和鸽子害怕爱丽丝会吃掉它的蛋的状态,都表明爱丽丝无法解释,她为什么是一个跟蛇或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小女孩。在跟动物交往的过程中,她试图捍卫自己的人类身份,反复强调自己是个小女孩,也因害怕自己丧失身份而哭泣。跟水孩子汤姆一样,爱丽丝的地下旅行也是跟各种动物相遇,并将自身和遇到的动物进行区分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卡罗尔对根据解剖学和形态学确定物种心存怀疑,也可以说,作品是他对盛行于19世纪中期的进化论思想的消极回应。

在维多利亚时代对进化论中动物和人之间亲缘关系进行更透彻的文学诠释的是吉卜林的2部丛林小说。故事男主角莫格里在丛林的动物中以“人类幼崽”著称,而在村民们眼里,他是一个“狼孩”。有时候他被认为有蛇一样的舌头,有时候他又被看作长着狼一样舌头的猩猩,他跟神猴之国的猴子们称兄道弟,最后被选为“丛林之王”,同时他又为英帝国效力,成为一名合格的英帝国士兵。他“讨厌人类”(吉卜林,2015)96,但又希望被村民们接受。吉卜林的丛林故事展现了动物的善意,同时也让人类残忍的动物性暴露无遗。莫格里的矛盾身份和行为表明了其身份的模糊性,正如杰茜卡·斯特拉利(Jessica Straley)(2022)153所认为的那样,在解剖学意义上,莫格里无疑一直以来是个人,但他的成长过程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形态学意义上的进化。在此,吉卜林驳斥了拉马克式的线性进化过程,模糊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对吉卜林来说,动物和人类只有族群之分。

尽管吉卜林的丛林故事一直以来有为帝国主义高唱赞歌之嫌,但其中的进化寓言和叙事不容忽视。不同于前面提到的水孩子汤姆和漫游奇境的爱丽丝,吉卜林笔下的莫格里始终明了自己人类之子的身份,他周围的动物们一直不断地强化这一点,只不过它们也极力让莫格里牢记“你的这些兄弟和狼群没什么两样”(吉卜林,2015)123。而与跟动物在一起相比,跟人类在一起明显让莫格里无所适从,这一事实更是让他悬置在一种困惑中。这表明了吉卜林的态度:在承认人类动物性的同时,承认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异性。但究竟是什么确保人类优于动物,从而处在某种中心位置,关于这一点,吉卜林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笔者将在之后论及。

拉马克和达尔文提出的人类进化演变概念,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抛入对宗教信仰的怀疑和对身份的焦虑之中(Hale,2013)。1857年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向林奈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声称人脑独特的三大结构将人区别于大猩猩。但之后的很多研究证明在猿类的大脑中发现了类似的结构,这一发现给了赫胥黎足够的证据跟欧文进行纸面和口头上的争辩,他于1863年发表的《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等一系列论文挑战了人与动物的这一差别。

科学家们试图从形态学和解剖学层面上证明人与动物的差异性,显然,对这一做法,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家们并不认同,比如金斯利就指出用解剖学解释人和动物之间差别的荒谬性(Straley,2007)。对他们来说,人的独特性无法完全由科学来解答,形态学和解剖学不能让爱丽丝和汤姆将自己从其他动物族群里分离出来,他们也并不能靠有没有尾巴或脖子的长短说服故事中的动物和故事外的读者相信他们有别于水蜥或蛇,莫格里在丛林中被唤作“人崽”,被村庄里的人类当作“狼崽”。甚至,他们通过语言、思维或者理性的角度区别自身与动物时也失败了。

当解剖学、形态学、工具理性和哲学无法解决人和动物之间区别的困惑后,3位作家分别以自己的文学书写尝试着回答。对他们来说进化可以逆转,道德情感和文学想象力以及创造性智慧无疑是人类进化不可忽略的重要维度,而人类进化的极致便是成为一个兼具各种动物技能和人类智慧的莫格里。

在金斯利的《水孩子》开头,烟囱工汤姆“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金斯利,2018)2,从不向上帝祷告。有一次,他在主顾家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以为看到了一只小黑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们普遍信仰基督教,即使不去教堂做礼拜,也会在家中向上帝祷告,而汤姆的不信教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之后汤姆不幸地在形态上变成了近似于水蜥的存在,这种看似与达尔文进化论相违背的蜕变实质上是对达尔文学说物种演变的一种皈依,正如叙述者说的“如果他说,生物是不可能退化的,意思是变成低等的形态……他知不知道普通的鹅颈藤壶所发生的奇怪的退化?”(金斯利,2018)54。根据叙事者的看法,汤姆变成近似于水蜥的存在的原因在于他“没有开化”(金斯利,2018)63,所以下行到水里去了。如果汤姆要重新进化为人类,他就必须走完整个人类种族从动物进化为人类的上行之路,即发现自然规律和学会对其他水下动物友好的道路,而这也是整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此,作者将道德添加进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好孩子进化成男人,而坏孩子则永远是野兽”(Straley,2007)。

在《水孩子》的故事中,汤姆的每一次变化都跟道德伦理有着紧密的关系。每当他对他人友好或者做好事时,他就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干净、漂亮,而每次他做一些有违道德的坏事时,他就会退化,变得更接近低等动物。在变为近似于水蜥的形态后的汤姆继续之前的调皮捣蛋行为,所以他没有伙伴,没人愿意跟他玩,他变得更加下等,“连池塘里的那些下等的狗鱼也不愿意吃”(金斯利,2018)76。后来,汤姆碰到了一条漂亮的鲑鱼和它的妻子,汤姆问它俩为什么不喜欢鳟鱼,那应该是它们的同类。鲑鱼告诉他,很多年前,鳟鱼和鲑鱼是一样的,但因为鳟鱼变得“又懒又馋”,“不愿意每年下海去看看广阔的世界,去长得肥壮些……它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身体变丑了,变小了……品位变得十分下贱,甚至吃我们的孩子”(金斯利,2018)90。这一番话促使汤姆游向大海,在奋力救出被困的龙虾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同类,并愉快地跟它们玩耍。因为汤姆接受了所有的道德规训,自此以后他便成为一个“顽强、坚毅、不屈不挠、率直、勇猛的小男孩,看到了普通人连想也想不到的事情”(金斯利,2018)201。变为近似于水蜥形态的汤姆变回人类的过程,正是他向人进化的过程,而向人进化即意味着在遵守自然规则以外,还需要遵守社会规则和律法(Hale,2013)。

在金斯利看来,人类进化的终点是成为基督徒,有道德只是开始,而成为基督徒必须具备“神的知识”,而所谓“神的知识”就是那些超越自然界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所能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只能靠人类的想象力获得。金斯利将想象力看作人类向进化终点攀爬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卡罗尔将想象力推演进以语言作为表征的象征界,强调了能动性和创造性之于构建人类特殊性的关键意义。跟水孩子汤姆不同,爱丽丝需要做的是主动积极地构建自己的身份,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终打破动物世界的循环和无序,从梦境回到人类的真实世界。在此过程中,爱丽丝3次被问到“你是谁”这样的身份问题。第一次提问的是大青虫,爱丽丝回答的是“我——我自己,眼下也说不好”,“我自己恐怕也说不清楚”(卡罗尔,2011)31。爱丽丝期待大青虫能给些有用的信息,但它只是建议她背首诗歌,看看能不能记起点什么,以证明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可爱丽丝背得“不太对头”(卡罗尔,2011)34,不成功的记忆导致她身份认同尝试的再次失败。第二次对爱丽丝的身份进行质疑的是鸽子,看到她长长的脖子后,鸽子误将她当成一条蛇,但爱丽丝进行了反驳,争辩道“可我不是长虫”,“我——我是个小姑娘”(卡罗尔,2011)36。尽管这一次,爱丽丝的口气“不是太有把握”(卡罗尔,2011)36,但跟之前比,她变得不那么被动,而是主动将自己进行了分类,并开始建构自己的话语逻辑和意义,她反驳鸽子,“就算我是在找蛋,我也不要你的蛋”(卡罗尔,2011)37。爱丽丝逐渐获得建构自己身份的主动权,所以当第三次被王后问到“这是谁”(卡罗尔,2011)55时,爱丽丝彬彬有礼地回答“我叫爱丽丝,启奏陛下”(卡罗尔,2011)55。借由命名,即“爱丽丝”这个象征符号,爱丽丝对自己的身份确定无疑,断然将自我和他者区别开来。因此,对爱丽丝来说,王后和她的士兵们只不过是“一副扑克牌,我用不着怕他们”(卡罗尔,2011)88。也正是因为“我”身份的确立,爱丽丝开始秉持自己的意义体系,在故事的最后,当王后宣判要剁掉她的脑袋时,爱丽丝无惧地说道“谁在乎你们?”“你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卡罗尔,2011)88,并伸手想把它们打掉。爱丽丝突然梦醒,发现自己躺在河岸上。爱丽丝能从地下世界的无意义中逃脱,回到现实中的原因在于她能够主动打破规则,并建构自己的意义系统。

跟爱丽丝和汤姆比,吉卜林笔下的莫格里并没有经历过多的身份考验,他从幼儿时起就被狼爸爸和狼妈妈收养,从小就被告知自己是“人崽”。但对莫格里而言,动物们更像是他的兄弟,即使被丛林驱逐,他也拒绝承认自己是人,“我既然是自由民,就不是人”(吉卜林,2015)96。但不幸的是,当莫格里回到人类中间时,他同样被拒绝。正如斯特拉利(2022)148—159所说,丛林和村庄不接受莫格里,是因为他具有兽性和人性的中间性。莫格里是中间物般的存在,他有人类无法企及的灵动、速度、力量、直觉以及兽性,即使在跟“人类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眼力受损不少”之后,被狼首领阿克拉嘲笑“你出击的那一会儿工夫,我都能杀死一头公鹿了”,但当他将剥皮刀扎进土里时,阿克拉也不得不承认其“速度之快,一般人的眼睛是跟不上的”(吉卜林,2015)135。

他能凭一己之力剥下大老虎谢尔可汗的皮,这“对于一个在人类中培养大的男孩,是做梦也绝不会想到的”(吉卜林,2015)120。而他的这一举动让村庄里最著名的猎手布尔迪奥都觉得匪夷所思,因而断定莫格里会 “巫术”,懂 “魔法”,从而煽动村民们向他扔石块,把他当作 “丛林恶魔”(吉卜林,2015)123。另一方面,莫格里有超越动物们的智慧,和他自己都不明所以的情感。黑豹巴赫拉告诉莫格里,丛林居民们害怕他、恨他,是“因为你聪明……因为你是人”(吉卜林,2015)136。动物们都知道“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聪明的”(吉卜林,2015)137。这种让动物们害怕的聪明尤其体现在自然万物皆为我所用的创造力上。丛林里,唯有莫格里懂得“把树枝编起来挡风”,“用树上掉下来的枯枝搭建小棚屋”,因为他“遗传了人类的各种本能”(吉卜林,2015)41—42。莫格里首次赢得敌对动物所用的制胜法宝就是“火”,也即被丛林居民们称作“恐惧”的东西,而“恐惧”最初就是由“没毛”的动物——人制造出来的(吉卜林,2015)20。也正是因为莫格里能利用他擅长设陷阱的才智进行周旋调度,他才能在接下来和各种凶残动物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创造力以外,莫格里作为人族的一员区别于其他丛林居民的,是他的情感。

即使被丛林无情拒绝,莫格里仍然声称自己“不会像你们出卖我一样,把你们出卖给人类”(吉卜林,2015)28。丛林动物拒绝他带来的伤害让他“哽咽着,喘不过气来,泪流满面”,离开丛林让他觉得自己“要死了”(吉卜林,2015)29,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巴赫拉告诉他那只是眼泪,人类常常这样,这意味着“丛林之门”对他“关上了” (吉卜林,2015)30。眼泪表征着强烈的情感,而它是人类的特权。莫格里回到了人群中间后,当他的4个儿时玩伴去村庄找他时,他再次流下了眼泪。在此眼泪不仅指向的是人类的情感维度,而且也指向道德维度,即有恩必报、有仇必还、善恶分明。对于作为唯一在人群中生活过,对人类有所了解的巴赫拉来说,这些都证明莫格里与生俱来的人之本质,断言他必须、必然要回到人类族群中去。吉卜林借着巴赫拉之口,向文内的动物们讲述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异以及进化的必要条件,同时,他也向文外的读者们做了一次宣讲: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人类体现在创造力上的智慧让其立于世界的中心。

自从《物种起源》出版以来,随着进化论思想进入大众视野,儿童具有兽性的概念逐渐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接受,儿童与动物以及男孩与野蛮人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隐喻,而是变成了解剖学和形态学意义上的事实,甚至在19世纪末,出现了“动物儿童”这样的概念,这些无疑对当时的动物研究和儿童研究领域,乃至文学领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既然进化论指出人类个体发展对应的是整个人类种族的发展,个体从儿童开始重演人类进化的过程,那么儿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像动物般接受训练和教育(Straley,2007)。基于此,斯宾塞在他的代表性教育著作《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中断言人获得成功的前提是拥有动物般强健的身体,并为儿童教育规定了内容和方式。而这一由进化论作为依据的教育理念由3位作家在作品中进行了试验和论证。

因为担心英国人因过着过度文明化的生活而导致身体虚弱不堪,所以在《水孩子》中,金斯利时不时地借叙述者之口告诫读者“你要尽可能地强壮健康”(金斯利,2018)34。虽然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是个小女孩,但作者也通过让爱丽丝参加跑步比赛,提醒读者强健体魄的好处。而莫格里一出生就跟其他动物一起在丛林中奔跑跳跃,从小有一副好体格,否则他也不可能被选中做帝国卫士。3位作者都肯定了斯宾塞基于进化重演理论提出的人类动物性观点,即“人类并不是出生时就开始摆脱其动物性,恰恰相反,人类在生命之初就在完善基因遗传的动物性”(Spencer,2010)63。

就教育内容来说,斯宾塞认为儿童教育需以自我生存训练作为开始,正如人类在早期社会中所做的那样。因此,儿童应该学着观察自然和周围环境,从自然界获取求生的知识。汤姆、爱丽丝和莫格里分别被他们的创造者逐出所谓的“文明世界”,进入各自的“自然世界”进行闯荡:汤姆在水中重生,游历水中奇景;爱丽丝进入梦境在地下经历了一场神奇的旅行;而莫格里更是直接进入了动物世界,一出生就跟狼群为伴。他们3人都观察自然、亲历自然,并从自然中学到丰富的知识。而除了强调以自然作为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的来源外,斯宾塞进一步提出科学应该成为儿童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因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保全生命,而且还为进一步学习所有其他的知识奠定基础”(Spencer,2010)103。金斯利认为儿童不一定非得知道所有科学事实,但必须熟知科学方法,即由观察、实验获得真理真相的方法。他指出科学方法相当于不断试错的实验,而早期人类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掌握有关于自然和周围环境的真理知识,从而让自身得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汤姆在水下不断地犯错,并最终学到了“victrix causa diis placuit,sed victa puellis”(1)原文为拉丁文,意思是胜利者得到诸种赞助,失败者得到女子欢心。。爱丽丝为了获取通向美丽花园的钥匙,通过多次尝试各种食物和饮料,最终掌握了身体变大变小的规律,成功到达花园。莫格里在丛林里与各种动物打斗,熟练掌握“丛林法则”,成为“丛林之王”。3位儿童文学作家无疑都通过他们各自的文本鼓励读者们到自然界中进行探索,尤其是金斯利,借由华兹华斯之口,在《水孩子》第四章的开头,大声疾呼: “甜美是大自然带来的全部知识……够了,科学还有艺术,合上这些不结果实的书页吧,来,带上你的一颗心,用它来观察,收受领悟。”(金斯利,2018)91

在教育方法上,正如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对“事实教育”进行了嘲讽,3位作家也用他们的故事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填鸭式教育进行了戏仿,并对斯宾塞基于进化论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回应。通过描绘汤姆在头无托底子岛的所见所闻,金斯利对当时的学校教育进行了嘲讽,指出其课程内容无趣无用,教育方式过于枯燥乏味。在岛上,汤姆听到的是岛上的居民通宵达旦地背诵头无托底子歌给考试神听,看到的是“一些大萝卜、小萝卜、好甜菜、赖甜菜”,它们中的“一半已经开裂、腐烂”,活着的另一半用6种语言向汤姆哭诉自己学不会功课,或是问汤姆各种毫无意义的问题。而当汤姆问他们背熟这些知识有什么好处时,他们都说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考官要来了”(金斯利,2018)218—219。斯特拉利认为金斯利笔下对这些萝卜、甜菜形象的描绘是对国家制定的将学校的拨款与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的1862年修正法案的一种回应,显然,金斯利借此发声,希望国家推进更加健全合理的儿童教育。

同样,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也受尽类似无用知识的困扰,从兔子洞掉下去的过程中,她脑子里想的是“不知道我这会儿已经落下来多少英里了”,不知道自己会掉到地球上的哪个国家等问题,读者可以看到叙述者插话:“你瞧,爱丽丝在教室的课文里学了好些诸如此类的事。”(卡罗尔,2011)6而因为觉得自己没法回答出某些问题,爱丽丝还会觉得尴尬,怕别人觉得自己是个“没教养的姑娘”(卡罗尔,2011)7。后来,她发觉兔子洞有可能让她的年龄永远不会长,她可以一直是个小姑娘,“真带劲”,但“那样一来,又得没完没了念书了”(卡罗尔,2011)16。尽管没有像汤姆遇到的萝卜、甜菜那么糟糕,小小年纪的爱丽丝还是被迫接受了那些她并没有多大兴趣的知识的教育,而且这种知识,她不得不死记硬背以避免某种惩罚,比如当众被羞辱。

跟以上两位小伙伴比,莫格里要轻松多了,他一出生就被丢弃在了丛林中,跟丛林动物一起生活。因为不满于当时的学校教育,吉卜林直接让他的小说主人公放弃了正统的学校教育。斯特拉利认为吉卜林的这一情节安排表明,在《基本教育法》推行20多年后的19世纪末英国,“事实教育”已经不再符合当时的国家发展,教育应该担负起为国家培养具有健全体魄的优秀人才的责任。

无疑,金斯利、卡罗尔和吉卜林都以小说的形式对基于进化论思想的教育理念做出了回应。正如金斯利时不时地借叙述者之口告诫读者“要尽可能地强壮健康”,“通过接受教训,自己学会一切”,而不是一味地死记硬背书本知识。

在承认动物性的前提下,通过道德教育强化人性,从而达成人化的这一过程,凸显了金斯利对宗教在大众生活中逐渐失去影响力的担忧和焦虑。通过《水孩子》,他试图唤起人们对宗教的热诚和皈依,但这并没说明金斯利对进化论的驳斥和抗拒。除了在各种场合表现对达尔文的支持外,金斯利以他笔下的汤姆退化为近乎水蜥的形态这一事实,向读者反向证明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样,刘易斯也通过爱丽丝系列小说说明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亲缘关系,并在强调道德促进人化的前提下,尝试给当时的英国人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如果人类经由动物演变而来,解剖学和形态学都没法给出正确答案,人如何说服自己有别于他者(不管这个他者是人类抑或其他物种)?刘易斯的答案是明确的,爱丽丝通过接受以语言为表征的象征界,巧妙逃逸动物界能指和所指的混沌无序与循环往复,从而构建起自己的身份,明确自身与动物之间的界线。跟前面2位作者一样,吉卜林在《丛林之书》中同样表达了人类面临的以上问题,即既然人和动物的区别只是族类的差异,那么除了在幼年时无毛的形态区别外,人类以何种方式有别于其他族群,并取得优异性?针对人和动物的差异性,吉卜林给出的答案是创造力和情感。在此基础上,他借由莫格里综合动物的各种技能打赢外敌的事实,强调了兼具动物性和人性,以及保有多样性对人类处于宇宙中心位置的必要性。3位作者在各自小说文本中阐释的进化论思想中有关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无疑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进化论的接受和理解的程度和维度,而这种阐释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对教育改革,尤其是初级教育的改革产生了促进作用,而科学、教育学和文学以一种相互缠绕的方式现身于幻想性的儿童文学之中,指向人类童年的巨大可塑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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