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时期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论十大关系》新解

徐晓莉， 章征科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1956年对新生不久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随着这一年底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初诞生的社会对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陌生的事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哪些关系，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什么规律等问题，时时萦绕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心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总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实际，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规律。面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新生事物，毛泽东以其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论十大关系》集中展现了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对《论十大关系》的解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胡啟斌等在解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着重分析了毛泽东发展科学技术的相关思想[1]；
徐方平等研究了《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思维及方法论意义[2]；
赵静等剖析了全文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及其对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3]；
孙亮论述了《论十大关系》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4]。但是将《论十大关系》诞生时的历史时期与当前的新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转型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意义的相关研究仍然不足。重新研读《论十大关系》，总结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经验，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现实国情和时代背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意义深远。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及时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得失，科学分析当前国情，从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进入社会主义伊始阶段面临的首要问题。《论十大关系》集中体现了毛泽东领导全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形成的深邃思想。

（一） 社会的深刻变革要求党及时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改造和建设经验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 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和建设措施，积累了关于改造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过渡时期的改造和建设事业于党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总结、分析前期的改造和建设经验，有助于党正确判断实际形势，开启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全新的事业。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和优点。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善于总结，包括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中汲取智慧以促进今后事业的发展。1952 年8 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你们一样，不但要交数字，而且要交经验。要做好工作必须总结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5]及至1956 年，党领导人民已经进行了七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和建设实践，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失误之处，坚持行之有效的建设方针，完善、补充乃至改正实践中妨碍建设的措施，成为毛泽东开始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十对关系时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否完全处理好这些关系要准备两种可能性，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也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6]。

《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十对关系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事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全局和适合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它既是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改造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即将开启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前景的展望。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做了科学揭示，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

（二） 即将全面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亟须科学理论的指导和规划

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7]这句话指出了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急迫的革命斗争需求催生着党的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党的理论在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突破和创新，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就警示全党同志：“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8]新的伟大事业需要科学理论来谋篇布局，科学规划。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直善于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探寻革命规律，回应时代和人民对于科学理论的紧迫需求。1956年对于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如同革命一样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是如何表现的，应该如何遵循和利用这些规律去推动实际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迫切需要科学理论，以及依据科学理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和党内最富有创造力的理论家，及时注意到了这种迫切需要，他不仅密切关注着实践中的建设状况，更是从理论上开始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论十大关系》正是毛泽东长期思考后形成的理论成果，与同时期形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理论和具体策略上回应了时代和人民对科学理论的渴求。

《论十大关系》从全局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从具体策略层面分析了经济和政治建设的举措。毛泽东通过论述这十对关系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毛泽东的探索顺应了社会发展要求，对指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苏联模式所显现的弊端警醒党需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伊始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是实现这种“结合”的杰出代表，他从不迷信权威和教条，坚持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与教条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感迷信和盲从只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他始终注意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改造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即将全面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更是深知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建设道路的重要性。

对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失误及其建设模式的弊端，毛泽东很早就开始察觉。而1956 年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主动对苏联建设过程中一些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对斯大林错误进行反思，则进一步促使毛泽东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否完全适用中国。1956年3月和4月，毛泽东在与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及苏共二十大时多次发表看法，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9]。他同时强调：“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0]“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0]“第二次结合”是相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第一次结合”而言的，“第二次结合”是要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的“结合”。正如有学者指出：“1956 年，毛泽东写作《论十大关系》过程中，开始思考以重工业为主的‘一条腿走路的弊端’，指出要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1]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要“引以为戒”。

《论十大关系》强调要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为戒，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这一始于毛泽东的宝贵思想不仅指导着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之源，永远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毛泽东擅长运用辩证法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他的文章处处充满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谙熟地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武器，深刻剖析了十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精准定位现实社会的中心任务，厘清了十对关系的现状，提出了平衡好十对关系的策略和方针。《论十大关系》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和根本立场。

（一） 以调查研究为路径把握中国国情和建设布局

毛泽东一生始终强调调查研究对党的事业至关重要。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践为依据，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人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调查研究正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应用。调查研究是人们参与、改造实践，从中获得认识的过程；
来源于实践的认识，才可能是正确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反复告诫全党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2]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毛泽东延续了其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经常抽出时间视察大江南北，深入农村、工厂、街道、机关等地。除了实地调研，毛泽东还经常听取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工作汇报，调查生产建设情况，研究国民经济布局，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经验。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密切关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情况。1956 年4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如何回应苏共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做法的意见：“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13]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1956 年2 月至4 月集中听取国务院34 个部门汇报以后，毛泽东结合中国国家整体建设情况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指出中国必须立足自身建设实际，妥善处理好十对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关系。这实际上指出了这十对关系还存在着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由之前工作中的不足之处造成的，今后在工作中必须采取切中其弊的措施。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光辉理论成果。该文立足中国实际，全篇贯穿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直接指导了当时的建设实践，更重要的是，其所蕴含的实践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应该牢牢坚持的。

（二） 以矛盾分析法为武器厘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关系

毛泽东是善用辩证法的大师，他在观察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始终坚持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斗争性和同一性等对立统一的观点。毛泽东立足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同时又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坚决对敌斗争又努力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领导党和人民在不同阶段为主要任务奋斗的同时又注意兼顾其他各方面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党制定了一系列灵活适用的战略策略并运用于实践斗争。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将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在文章最后总结中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6]毛泽东以其一贯的辩证思维方式考察重点和非重点、特殊和普遍、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统一性和独立性、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等对立统一关系，深刻阐明了十对关系的每一对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强调在实践中要注意每一对关系双方的平衡，不能顾此失彼，特别是要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已经取得巨大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苏联，毛泽东没有迷信其建设经验的绝对真理性，反复强调中国实际的特殊性，强调今后要在处理这些不同于苏联的诸多关系的同时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的中心思想是着眼于统筹好十对关系，在整体协同中趋利避害、平衡发展，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是模仿他国，从而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

《论十大关系》的诞生再次展现了毛泽东极强的辩证思维能力，他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精准剖析出关系建设全局的十对关系及平衡好这些关系应该采取的策略。毛泽东在分析问题时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应对复杂形势、驾驭复杂局面时都必须要牢牢掌握的。

（三）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聚焦社会转型时期党的中心任务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艰苦的理论创新工作，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实际困难和问题。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促使毛泽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开启之际，已经出现的旧问题需要解决，未来怎样开展建设的新问题更需要回答。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曾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14]问题就是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斗争是问题不断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旧的问题——阶级斗争已经基本解决，而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应运而生。《论十大关系》产生的背景正是毛泽东觉察到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完成过程中的急躁冒进所带来的问题，如产业发展不平衡、工业布局不均、忽视农民和工人个人利益等，他从如何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入手，深入思考解决一揽子问题的战略、策略。随着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提出，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抓住了党当时面临的中心任务，并将这一中心任务概括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为了引导全党和全体人民很好地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毛泽东围绕着最为关键的十对关系进行考察，形成解决中心任务的具体政策。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特别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毛泽东能够精准判断当时党的中心任务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矛盾分析法为武器，着眼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抓住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矛盾为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八大沿着毛泽东的思路继续探索，明确提出了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践证明，任何时候只有精准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形成科学决策，否则党的路线必将脱离实践、脱离人民。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距今已大半个世纪，其闪烁的真理光芒不仅照亮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且对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新时代，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继续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必须深刻认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纵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通篇贯穿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首先，这一科学著作的产生就是尊重实际、立足实际、研究实际的成果。其次，文本全篇表现出强烈的独立自主立场和精神。同时，毛泽东强调的独立自主立场并没有排斥与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交往，这在当时尤为可贵。最后，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一切积极因素”。《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一切积极因素”正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且这个“人民群众”的范围相当广泛：在国内，不仅包括工人、农民，还包括中间势力，甚至还包括可以化解的反动势力；
在国际上，毛泽东指出“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6]。这清晰地展现出毛泽东坚决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达成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思路。

尽管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特点的变化，毛泽东所论述的十对关系的内涵及其处理办法发生了变化，但是《论十大关系》蕴含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当前，党要立足“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和新发展阶段实际，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坚决走好中国自己的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引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正确区分并处理好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广泛开展国际合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力量共谋民族复兴大业。

（二） 必须深刻认识制度变革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根本保障作用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每一对关系的处理、协调都提出了详细、具体的方针和对策。但是对于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这些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他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而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之际，建立适应大规模建设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亟须提上日程，特别是经济管理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社会建设制度等，而且党内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健全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尤为重要。社会转型需要制度变革与之适应。这一时期，尽管苏共二十大主动反思苏联建设中的一些弊端给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带来深刻启示，然而“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15]。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回顾过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16]可见，缺少制度保障，再正确的思想、理论都难以在实践中被一以贯之地坚持。新时代，国家同样处在社会转型发展阶段，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一系列制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筑起坚实的制度保障是党在新发展阶段的重大任务。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有效保证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相统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部署了新时代推进制度建设的任务和举措，这说明有了丰富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能力最大程度地推动制度建设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三） 必须深刻认识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及时转换思维方式的重要性

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一度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最高水平。然而，剖析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展现的思路，可以发现：毛泽东在社会转型之际的思维导向主要是革命思维。首先，毛泽东论述十对关系是以一对对矛盾（斗争）对立面的形式出现的。文本内容体现了毛泽东虽然是从平衡好每对关系的初衷出发，但是其强调矛盾双方斗争性的特点比较明显。其次，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新的世界大战会推迟而不是能避免。他这样判断国际形势：“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6]最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比较严重。在论述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时，毛泽东说：“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6]在阐述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时，毛泽东也较为突出地强调了二者关系不和谐的一面：“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6]这些判断反映了毛泽东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所锻造的革命性、斗争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党在复杂的国内外斗争中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也使党在国内外形势稍有紧张之际易对敌情作过于严重的估计，从而对转型社会的新特点把握不够全面。

1956 年对党和人民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其方方面面变化程度之深刻和变化速度之快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变化。对于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只有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迅速转换思维方式，才能解决好促进生产力发展、领导经济建设和处理社会矛盾等原来为党所不熟悉的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同样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新阶段，要进行许多具有新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特点的伟大斗争亟须广大党员干部不断突破思维定式，在新的实践中及时调整思维方式。当前，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各国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尤其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避免出现“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17]的情况，继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实际建设道路的科学著作。毛泽东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清晰规划出社会转折之际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实行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其探索形成的理论和贯穿于文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一直是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

新时代，重新研读毛泽东的包括《论十大关系》在内的著作，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树立科学思维，提高理论素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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