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生计几多愁

张涛

齐白石在20世纪40年代回忆过往曾如此感怀：“秋凉回京华，天日和畅，无过北方，因在此流连廿又三载。竟使全世界知名，皆来购画。”齐白石在乱世之中的身份焦虑，主要源自生存的极度不安全感。当他终以职业画家身份在北京得名得利后，这种焦虑感随着经济层面的好转也逐渐消弭。齐白石对北京的好感可谓始终如一，这里给予了频遭匪乱世变的他梦寐以求的安全感与稳定感。究竟是怎样的古都生活能够让他生发出类似“故乡无此好天恩”的肺腑之言？

从落寞到稳定

齐白石1919年三上北京正式开启其京华职业生涯时，市场行情并不景气，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的很。（《白石老人自传》）

但是从《己未日记》的记载看，他的这段回忆略显夸张。齐白石此时的鬻画生涯，也许因为名气缘故，尚无法大受热捧，但是收入还算尚可。可以说他此时生涯落寞，但并不落魄。

齐白石 “故乡无此好天恩”朱文青田石印5厘米×5厘米×6.5厘米 1930年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 “惭愧世人知”白文寿山石印3.4厘米×3.4厘米×10厘米北京画院藏

按照当时北京“一般画家”的一幅扇面价格换算，则大致可分别兑换如下数量的物品：50斤机制麦粉、200余枚鸡蛋、20斤左右猪肉、13斤猪油、69斤左右食盐、6斤左右毛尖茶、20斤上等白酒、400张毛边纸、半吨左右的烟煤……

民初的北京，一个齐白石眼中所谓的“一般画家”，大体每月仅需售出四幅扇面，基本就能达到在北京“可将就度日”的生活水平。而在上海，每个月按同样价位，则必须得保证卖出五到八幅，才只够交付房租一项，尚不计食品、衣物等其他支出。北京的职业画家在生活压力方面要小于上海许多。

画家的实际收入，还要考虑到中介费用、画材消耗、人情酬酢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润例本身也有着很大弹性空间。齐白石“四元一尺的画价，是贴在他的画室墙上的润例所规定的，而交给荣宝斋店里的却是八元一尺，其中的差价是中介费。到他画室订画的，则又有有无熟人介绍的分别：有熟人介绍的可享有七折优惠”，涉及画材等成本耗费并不为多。即便将所谓“一般画家”的扇面润例减半，其收益也颇为可观。

收入渐趋可观

齐白石三上北京之初，将鬻画收入基本都存于杨度处。两人均曾拜王闿运为师，有同乡及同门之谊。“杨虎公处之去款。其折云：‘齐白石山人濒生寄存款项于虎头陀室。约以周年八厘生息，随时可以取还，非濒生及其世兄子贞亲自取款，不得发与他人。他人得此折者，不足为据。虎头陀杨皙子批。民国八年七月五日收濒生交来洋五百元；
七月五日收濒生交来洋叁百元；
七月九日收濒生交来洋贰佰元；
七月十四日收濒生交来洋壹佰元。”（《己未日记》第十三页）仅仅四月有余，齐白石就已先后在杨度处存款共计110 0元，应均为他鬻画所得。

据1918年左右的北京生活费调查统计显示，北京近郊汉人家庭，每月食品支出约占总支出的70%，衣服为20%，房租为8%，杂费与燃料费各占5%。每一成年人食品费月耗大约3元。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四口之家，全年支出约需200元。（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齐白石短短四个多月所存钱款，就已足够当时北京大约五个中等层次生活水准的四口之家整整一年的花销。齐白石所租三间房屋月租共计8元，因单身一人，以每月所食用去3元计，每月基本花费估算应在11元左右。按收入与支出比例看，生性节俭的齐白石在京的基本生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不过当时湘潭家中老小，均需靠他一人抚养，因此对于齐白石来说生活压力依然很大，即便每月盈余甚多。

1922年，因陈师曾携其作品东渡日本得以名声大噪之后，他的市场行情更加炙手可热。北京低廉的消费水平与丰盈的鬻画收入，保证了成名后的齐白石优渥的日常生活与自如的处世态度。

定论留给未来

成名后的齐白石笔墨生涯虽颇不寂寞，然而对其的评论却始终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画界并未对他有着如同艺术市场一般的身份认同。但是名利双收的齐白石，已不再需要过分在意这些菲薄之音。在市场与艺术间获得了心理平衡与自我定位的齐白石，凭借着经济上的富足与充盈，终于可以极有底气地把对自己作品在艺术层面有无价值的争议，极为洒脱地交给了“未来”：

余友方叔章尝语余曰：公居京师，画名虽高，妒者亦众。同侪中间有称之者，十言之三必是贬损之词。余无心与人争名于长安，无意信也。昨遇陈师曾，曰：俄国人在琉璃厂开新画展览会，吾侪皆言白石翁之画荒唐，俄人尤荒唐，绝天下之伦矣。尗章之言余始信然。然五百年后盖棺，自有公论在人间。此时非是，与余无伤也。（《壬戌纪事》）

齐白石本意要过五柳先生（陶渊明）般的桃源生活，他也有着传统文士所习见的清高眼界，重义轻利，不屑与俗人为伍，鄙薄海上画风。虽然出身底层，与人交往仍需以声气相投为关键。无奈世事动荡，桃源梦想破灭，当生存压力随之而来，他的心态与行事也开始渐有转变。从三上北京的过往经历足以看出，其为人处世更加务实，人际交往中的文人意气不在，现实功利色彩浓厚。譬如与陈半丁、林琴南等人的结交，其实暗含着市场方面的现实考虑。但是以他对吴昌硕的微妙态度窥测，却又透露出这位曾经的“五柳先生”颇为错杂而矛盾的心境——被动荡的乱世所摧残的清高孤傲、洁身自好的性格，还是残存于他的血脉之中。从“欲乞燕台葬画师”到“余亦有好名之意耶”；
从“五年来燕脂买尽，欲合时宜”，到“五百年后盖棺，自有公论在人间”，齐白石的职业化之路，绝非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充满纠结与矛盾，或主动或被动的不断调试与平衡的复杂心史。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被动荡的时代所推搡前行的默默承受者。即便如此，在自身物质与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职业画家群体中，齐白石已实属其中的幸运儿。

当齐白石在北京的四合院中终于将那份残存的梦想部分变为现实的时候，高墙外面的政局动荡、画界革命、赞誉毁谤，便已统统与他无关。“此时非是，与余无伤”。这份心安理得的自在与自主，是他内心深处对职业画家身份全面走向适应的外在体现。“由士入商”所产生的身份焦虑感，随着经济层面的好转而逐渐消除后，齐白石此时此地的角色，就是一个简单卖画人——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童叟无欺，仅此而已。《中华周刊》1945年刊载了一首齐白石的自嘲诗，更像是他鬻画心境的自况：“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厢。”

值得注意的是，齐白石的绘画风格虽在民初北京画界独树一帜，却并未形成类似如吴昌硕那样强大的市场效应，产生引领地域画风的作用。在整体取法于古的北京画界，借古开今步伐过大的齐白石，也就显得过于另类。因此才会受到类似如余绍宋的讥讽，或者比拟俄国人绘画荒唐绝伦的非议。如同一把双刃剑，虽然北京艺术市场风尚的引领权，并不在类似如齐白石等职业画家手中，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又成就了齐白石独树一帜的的声名与地位。王中秀先生对此的判断是准确的——艺术市场带来的既有挑战，也有机遇。齐白石如果不移居北京，不接受艺术市场的洗礼，可以断言，艺术史上便没有他的地位。（《历史的失忆与失忆的历史——润例试解读》）齐白石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多年后他所刻一方印章的印文即为——“故乡无此好天恩”！

历经艰辛的齐白石，在北京终于寻觅到了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五柳先生”“桃源生活”这些曾经属于齐白石的乡愿，早已在“海国都知老画家”的市场化浪潮中烟消云散。也许只有在跨车胡同的四合院中安然入眠时，湘潭杏子坞的鸟语花香，才会在齐白石的梦中萦绕一番。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齐白石 《人骂我我也骂人》纸本设色 40.5厘米×29厘米北京画院藏当齐白石在北京的四合院中终于将那份残存的梦想部分变为现实的时候，高墙外面的政局动荡、画界革命、赞誉毁谤，便已统统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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