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式传播论的实证研究：北魏平城时代建筑外檐样式的源流与嬗变①

华 扬（东京大学 工学系研究科，东京 113-8656）

对于北朝建筑外檐构架的研究，傅熹年先生《两晋南北朝时期木构架建筑的发展》[1]一文堪称发轫之作。文中将云冈、龙门两大石窟中所见的五种外檐构架按时序排列，聚焦于后进的柱上“檐额”发展为先进的入柱“阑额”这一重要构造变化，认为五者之间存在演进关系。其论殆成经典，甚而造成了后人的思维定式：举凡讨论魏晋南北朝建筑发展，必将研究理路限定于结构进化主义，并以柱额关系为标准和出发点。

然而随着材料的蓄积，笔者发现无论是柱上“檐额”和入柱“阑额”，还是傅文所举出的五种构架形式，其实早在两汉时期就已实现广域意义上的共存，在政权攻伐剧烈、人员流徙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期间，即使局部时空中出现有先后，大多也非出于技术的自律演进，而是传播使然；
并且还观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外檐首先以斗栱的饰带化为特征，事实上存在着以一些程式化的斗栱组合为传播主轴、任意搭配柱上“檐额”或入柱“阑额”为用的构成规律，故而提案以“样式”一类带有主观能动性色彩的用语进行记述与把握。[2]

有意思的是，以北魏平城时代为切片，恰能很好地演绎和说明这一样式传播问题。

平城自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奠都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洛，作为北魏王朝国都近一个世纪。如果对包括墓葬壁画、仿木石椁及石窟雕刻等在内的建筑形象史料有着较为全面的掌握，就会发现其间外檐形象异常类聚群分，显著地按照斗栱组合区别为四类：

Ⅰ型 以沙岭M7（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3]南郊仝家湾M9（文成帝和平二年，②墨书题记中的“和平二年”是墓主夫人附葬时后加的，该壁画的实际年代当更早。461年）、[4]云波里路M1、[5]云波里华宇二期壁画墓[6]等正壁所绘墓主受祭图为代表（图1）。从建筑正立面出发，看似在横额上间隔排列“双脚之间加蜀柱（或带一斗三升重栱）的人字栱”与“有蜀柱支承的一斗三升重栱”，但实际是由支撑挑檐槫的人字栱桁架与支撑檐槫的扶壁斗栱复合而成，只因绘画的表现能力有限而不得已流于平面（图2）。③具体结构分析亦参见拙文《再论汉唐间外檐构架的发展模式——以人字栱及其排架样式为线索》。

图1 Ⅰ型样式实例

图2 Ⅰ型样式理想模型

Ⅱ型 以沙岭M7南壁所绘京郊猎场设施（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3]解兴石堂（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7]233-249文瀛路M1影作木构[8]为代表（图3）。横额上间隔排列人字栱与一斗三升重栱，重栱难辨出跳与否（图4）。

图3 Ⅱ型样式实例

图4 Ⅱ型样式理想模型

Ⅲ型 以沙岭M7出土彩绘漆皮上所绘庖厨（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3]宋绍祖墓出土石椁（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①该石椁次间横额上也刻有与明间同样的人字栱落脚榫口，在墓内也找到了另两件人字栱上的散斗，故可确认其属于本型斗栱组合。[9]云冈石窟第9窟前廊北壁入口及东西壁殿形龛、[10]图版3,4,14,17,19第10窟前廊东西壁殿形龛、[10]图版54,55第12窟前廊东西壁殿形龛、[10]图版100-102第2窟中心塔柱、[11]图版11第6窟后室东壁浮雕城门及殿宇[11]图版135,137-140为代表（图5）。横额上间隔排列扶壁栱形式的人字栱与一斗三升单栱，斗栱层上承托檐槫，在前檐柱列上组成平行弦桁架（图6）。其中个别进化到一斗三升与柱对位、人字栱与柱间对位之阶段，形成柱头斗栱与补间斗栱之分野。

图5 Ⅲ型样式实例

图6 Ⅲ型样式理想模型

Ⅳ型 以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曹天度石塔（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12]日本书道博物馆藏黄□相造像碑（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13]南禅寺旧藏北魏石塔、[14]云冈石窟第11窟南壁东侧浮雕塔、[10]图版94第6窟中心柱上层转角处佛塔、[11]图版90-91云波路M10出土石椁[15]为代表（图7）。连续以出一跳华栱的方式挑出檐口，类似宋式“斗口跳”的构造。其中个别进化为仅柱头出跳。

图7 Ⅳ型样式实例

细细分辨，又会发现四种斗栱组合都不止应用于一种柱额关系，而是与柱上“檐额”和入柱“阑额”有着较为广泛又随意的结合（表1）。

表1 北魏平城时代所见四种外檐样式搭配之柱额关系

由此可见，斗栱组合和柱额框架的动向并不一律，是彼此割裂的两大技术单位，斗栱组合为主导，柱额框架为从属。

并且，无论斗栱组合，还是柱额关系，都无法作为历时性发展进行理解。四种斗栱组合的结构独立性甚强，且时间上多有并行，或有交叉和重叠，互相之间难以建立衍化关系。柱额关系亦然，并不像傅熹年先生根据云冈和龙门石窟材料所总结的那样，平城时代都用后进的柱上檐额，待到洛阳时代才演变为先进的入柱阑额。而是在年代相对较早的沙岭M7（435年）、南郊仝家湾M9（早于461年）等实例中就已经能确认到入柱阑额的使用，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有向用柱上檐额转变的趋势。显然，这些差异性元素本就是相对独立、多元共存的，应目之为共时性问题，作横向观察。

而北魏平城这个历史舞台的特殊之处在于，共时性影响因素的指向非常明确。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存在地域性。平城虽在秦汉时就已设县，但整个平城京畿所在之雁北（约相当于自然地理学上的大同盆地）仍属荒僻的边郡之地、胡汉杂居，汉末以来更先后成为匈奴、羌胡、乌丸、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汉族人口南徙殆尽，[16]汉文明基础可谓薄弱；
且北魏的缔造者鲜卑族拓跋部作为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一路南迁的游牧部落，直到迁徙至平城的前一站——盛乐（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10公里的土城子古城）时，仍不曾建任何规模较大的汉式建筑物，[17]亦即其起居方式还保持着毡帐帷幕之形式，未曾接受汉化。这意味着北魏平城于汉式建筑方面开局近乎一张白纸。而随着北魏平城时代序幕的拉开，拓跋鲜卑一路对外扩张，屡屡从征服地徙民入都、以充建设，波及面广、来源复杂、批次分散，使得平城变成一座五方杂俎的移民都市。从而可知，平城时代的汉式建筑大都是在此历史进程中输入的“外来文化”，各有其成立背景和流通过程。

其次，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都市还面临严峻的集团性、等级性问题。北魏平城时代的政治环境大约以孝文帝延兴元年（471年）为界，显著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胡汉二元的社会结构鲜明，以鲜卑为首的胡族称“国人”，上在官僚体制中占据高位，下在生活中享受免征赋役等诸多特权；
后一阶段统治者文明太后冯氏及孝文帝致力于消除异民族国家特征，厉行汉化改革、移风易俗。此情此景，建筑势必会根据民族成分及其所占据的社会阶层有所区分，甚或与政治情势联动、随着某一集团的得失而盛衰兴废，以政治逻辑展开交替与嬗变。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平城的实例现象便殊不难解。从性格上看，斗栱组合是建筑立面上意匠展现的荦荦大者、引人瞩目的焦点，且不同组合呈现出的外观差异直观而强烈，很难不受到社会意识的裹挟，无疑会成为地域建筑风格的符号，也会成为各集团主体性的表征；
而柱额交接实乃实用性技术，并不怎么引一般人注目，恐怕不具备社会属性，只会牵涉地域问题。可以想见，各地移民本带来了包含斗栱组合和原装柱额构架在内的完整的技术传统，但平城在百年间的汇聚和整合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常规技术手法——柱上檐额，从而开始把极具辨识度和代表性的斗栱组合剥离出来进行挪用。如此，斗栱组合也就成了单独的流通主体，可以“样式”称之。

下面就尝试为平城时代的四种外檐样式探寻地域来源。

从探源方法上讲，最直接的莫过于广泛搜求构造特征一致或有共通性的实例。但十六国北朝前期及南方六朝的遗物样本稀缺，导致这一直接溯源法一定程度上受限；
且遗物传世及出土多属偶然，简单对比并不十分稳妥。

有鉴于样式的社会性，笔者还将辅以一些间接手段，从各型样式的使用人群及建筑类型入手，结合流行期间的对外交涉关系、社会情势变化等，考察其最可能受到何种意志而被采用，从而多方论证、判明其来源。

需要申明的是，本章寻找的是样式最主要而直接的来源地，不排除其他地方也有该样式流布的可能。

1.Ⅰ型

与平城地区Ⅰ型样式完全一致的构造目前仅见于朝鲜半岛高句丽的双楹塚（图8）。[18]该墓葬年代比平城诸例稍晚，不确定是否受北魏政权的影响力所致。但如所周知，高句丽的封土石室墓文化是来自幽、冀的汉人移民的产物，所以双楹塚中表现的该型样式大概率源自于地缘关系亲密的河北平原或东北地区。并且，纵使现如今河北及东北缺乏文物实证，残存实例分布于平城和朝鲜半岛的这一现状本身也足以对二地的中间地带过去曾经存在过Ⅰ型样式一事暗示一二。

图8 Ⅰ型样式类例：高句丽双楹塚墓主受祭图

有意思的是，Ⅰ型样式的出处高度雷同，均出现在平城高等级壁画墓的墓主受祭图中。这类图式一般绘于墓室正壁，墓主形体高大，身穿鲜卑服饰、头戴鲜卑风帽，端坐于庑殿顶建筑中接受宾客来觐。如此建筑大约对应墓主生前府宅正堂，Ⅰ型样式可目之为其常用样式。那么，不妨对墓主身份略作分析：

（1）沙岭M7出土的漆皮上称墓主为“破多罗太夫人”，言其子或其夫①张庆捷认为“太”字前属，官职所有者为“夫人”之夫“破多罗太”；
赵瑞民 、刘俊喜认为“太”字后属，官职所有者为“太夫人”之子。[19-20]官职为侍中、主客尚书、太子少保、平西大将军。“破多罗”乃以部族名为姓氏，属鲜卑的一支，原是以高平为据点、劫掠于金城郡与安定郡之间的游牧部族，后于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四至五年（401—402年）及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四年（427年）分两次归附北魏，分镇于地处河北的长乐郡广宗县，[19]从而过上汉式定居生活。墓主直系亲属按太和中所定品秩，职衔均在从二品上阶以上，[21]2978尤以侍中为正职，乃随侍皇帝左右的内朝近臣。

（2）南郊仝家湾M9甬道中题记称墓主作“梁拔胡”，官职为散骑常侍、选部尚书，爵位安乐子。“梁拔胡”究竟是墓主姓名全称还是仅为姓氏音译不明，族属无从考证。不过其受封之安乐郡属幽州，按照南北朝惯例，封爵一般根据郡望或者故乡，故其大概率出身河北。就太和官制，选部尚书第二品中，散骑常侍第二品下。[21]2979其中，散骑常侍亦为典型内朝官号。

（3）云波里路M1和云波里华宇二期壁画墓虽无相关文字资料留存，但墓葬形制及壁画内容与前两例堪称一致：除特征鲜明的鲜卑装扮之外，还以整面墓壁描绘狩猎场景，反映出鲜卑游牧民族的居习风尚，场面之宏大又非贵族不能举办。

综合看来，Ⅰ型样式集中出现在平城时代第一阶段，使用者一般有着鲜卑文化认同，本人或至亲不仅是高官显贵，更身处内朝机要，出身上则无独有偶地与河北有所关联。

需特别说明的是：北魏平城时代的政治运作内外两分，所谓“内朝”或称“内省”，继承自部落联盟时代从各部豪族子弟中选取有才干者担任拓跋王近侍臣僚的制度，[21]2971-2976负责侍直禁中、顾问应对、传宣诏命、监察百官，最受信任和推重；
在其统领下，数量庞大、机构繁杂的“外朝”处理国家日常行政，颇受防范与限制。在任用人选方面，孝文帝以前，内朝几乎为鲜卑起源的各胡族人士霸持，汉人大多只能参与外朝。因此，Ⅰ型样式的使用主体堪称平城时代第一阶段特权集团中的统治阶层，足以“鲜卑勋贵”来概括。

梳理文献记载，可知沙岭M7（435年）以前汉文化地区的徙民输入，主要由向东攻伐后燕和北燕、占领河北地区乃至辽西地区，及向西攻灭赫连夏、平定关陇地区造成。但按照平城时代前期胡汉对立意识高涨的社会风气及鲜卑高傲自矜的民族性格来看，大概不是来自任何地区的汉文化输入都能获得鲜卑勋贵们的接受和青睐、成为其府宅中正堂的专属样式的。两相比较，仍属前者更具备历史契机成为Ⅰ型样式的源头。

首先，河北样式受到统治者的决断和主导，在平城建设中发挥了奠基作用，并对以拓跋鲜卑为首的胡族起居汉化起到了教化之功，具备不可抗力。公元396年，道武帝拓跋珪在盛乐即皇帝位，改元皇始，正式突破前国家阶段，仿效中原政权建立封建皇权。而后进取中原，倾举国之力自盛乐出发，向东发动攻灭后燕之战。天兴元年（398年）正月，随着后燕首都中山陷落，道武帝也进入邺城，“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21]31凯旋班师之际，道武帝并未回到盛乐，而是趁机率部民大军迁都平城，强制其在新的京畿大同盆地内“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21]1812与此同时，并徙山东六州（即函谷关以东、黄河以北、燕山以南的广大河北平原）后燕属民三十六万至畿内，其中包括十万余百工伎巧，①对于这次徙民，《魏书》与《北史》的记载有毫末之差，以致内涵不同。《魏书·太祖纪》：“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北史·魏本纪第一》：“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按后者，人数虽相对减少，但却是将后燕政权原本负责官式制造的组织单位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平城，全员高级技术人员，如此更能对平城高等级建筑样式的设计产生直接影响。对其“各给耕牛，计口授田”。[21]2850在此基础上，同年秋七月正式“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21]33通过这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到曹魏十六国邺北城为平城都市及宫室建设提供了制度蓝本，②道武帝后期也曾计划参照魏晋洛阳城、汉长安城来规划平城外城、扩大宫室，但计划中道而止了。为数众多的后燕工匠为平城的大规模奠基性开发提供了技术和人力支持。更重要的是，以拓跋鲜卑为首的部民甫经生活方式由游牧向定居转捩，对建造之事定然懵懂，只能向广大共同生活的河北移民学习、接受河北建筑样式，中下层平民土壁草顶，上层贵邸及宫室柱梁斗栱。平城建都伊始的这次徙民规模之大，莫此为甚，也是沙岭M7（435年）以前的历史记录中唯一牵涉技术类人员的一次，对后世影响深远，极有可能就此奠定了平城时代前期汉式建筑的基础。

其次，河北样式因常年为慕容鲜卑所用，具备更高的接受度，又因北燕的存续而具备持续的竞争力。上述为平城承继颇多的后燕及其前续政权前燕由鲜卑族慕容部建立，其与拓跋部属同族不同支，南迁较早，在辽西早早摆脱原始风习、开始经营农桑并定居,在进入河北平原后实现了深层次汉化，汉式建筑成就斐然。南下较晚的拓跋部自盛乐时期起，虽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后进，但出于鲜卑的文化认同，已然与慕容部世代结为姻亲。亲缘关系相近、社会地位相当，使之对河北样式更容易化被动接受为主动选择。魏燕战争中败北之后，后燕政权退居东北，未几为鲜卑化汉人冯跋篡立为北燕。就东北地区与河北平原常年一起为前燕、后燕占有的历史情况看来，二者包含样式在内的建筑文化本应相通。而因三燕文化同源、联姻国策也一无改变，北燕时期对平城的继续输入应无甚阻力。

综上所论，Ⅰ型样式最可能来自以邺城、中山为首的河北地区，抑或可将范围扩大一点，推定为幽冀建筑传统。Ⅰ型样式残存实例出现于平城和朝鲜半岛，可能正是以河北平原为中心、向东西两方传播扩散的结果。

2.Ⅱ型

Ⅱ型样式目前尚无完全一致的构造可寻。但值得注意的是，临近雁北、同属一个风俗文化圈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出土过一座建筑表现丰富的东汉壁画墓，[22]其中无论影作木构，还是后室壁画中的建筑图像，都大量使用到重栱，与Ⅱ型样式有着相同偏好（图9）。虽然该墓壁画以墓主的生平经历为线索涉及地域广泛，绘有宁城、繁阳、离石、土军、武城等诸多城市风貌，但对斗栱的细致描绘仅集中出现于后室武城图等画面中。据黄盛璋考证，武城图等是墓主晚年退仕还乡后的田园生活图景，武城图中的“长史舍”是其子府舍，亦是其居所。[23]因武城距墓葬不远，且“长史”相当于县丞，官秩仅一、二百石，故武城图及相关画面中所绘确是当地汉代一般建筑的风貌。而重栱，也就是这一地区这类建筑外檐斗栱的传统元素和显著特征。

图9 Ⅱ型样式类例：和林格尔汉墓影作木构及后室武城图局部

与此同时，Ⅱ型样式的使用面广且驳杂：

（1）其一出自沙岭M7南壁的墓主郊外宴饮图。场景设定于旷野，当中一道曲折步障分画面为左右两部：左侧宴请宾客，主人跽坐于唯一一座小型建筑中，其余宾客、乐伎席地而坐，随从侍立；
右侧驻帐备食，另有车驾、毡帐、牛马若干。这应当是平城鲜卑贵族不能忘怀草原生活，而在郊外举行的大规模射猎后就地分享猎物的日常娱乐项目。因为有常设汉式建筑的存在，可以认为当时贵族们的田猎地点已经固定。亦即该建筑可定性为破多罗太夫人家的京郊猎场设施。

（2）其二见于解兴石堂的影作木构。石堂前壁门楣上墨书题记云：“解兴，雁门人也。”按《元和郡县图志》，平城在汉代尚属雁门郡；
[24]北魏时为平城京畿另置司州、设代郡，雁门北界才退至平城以南。因此解兴可谓雁北本地人。张庆捷曾指出二十四孝中“叔谦乞藤”故事的主人公、与之大约同时代的南朝刘宋解叔谦籍贯亦是雁门，二人当出自同一家族，[7]233-249由此不难推测解氏族属为汉。石堂上所画解兴夫妇虽身穿鲜卑服饰，但应系留在本贯者为融入北魏政权而作出的妥协或努力。其可能担任一定职务，但从墨书未提及官衔看来，职位可能不会太高。要之，该石堂表现的建筑可目之为政治地位一般的本地鲜卑化汉人的家宅正堂。

（3）其三为文瀛路M1的影作木构。该墓壁画外来特征明显，随葬品中也多西域物产，据判断，墓主当与西域渊源较深，墓葬年代约在太和年间、北魏迁都之前。[25]考诸文献，西域诸国自太武帝太延年间始与北魏有频繁交流，献文帝以后因柔然的介入而关系好景不再，但出于经商兴贩之需要，包括悉万斤在内的粟特地区仍有来使。故文瀛路M1墓主很可能是定居在平城的粟特坐商。

综合看来，Ⅱ型样式要么为社会中层的一般官吏及富民用于主要建筑，要么用于鲜卑贵族的次要建筑上，总之并非汉式建筑的高等级样式。且时间跨度较长，无论是社会风气由鲜卑贵族主导的平城时代第一阶段，还是厉行汉化改革的平城时代第二阶段，都有所使用。

若论样式来源，则解兴石堂一例尤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前文述及雁北当地汉式建筑基础薄弱，但薄弱绝不意味着没有。作为雁北本地氏族，解兴所用建筑样式极有可能采用本地传统，甚至包括房屋在内的产业很可能直接承袭自祖上。而本地固有样式也的确有形成上述现象的潜质：本地固有样式孱弱，不太可能成为平城高等级的建筑样式，而更可能通行于较次等的官吏及富民之间；
也只有本地固有样式，比较具备不受风气突变影响的稳定性。

综上所论，Ⅱ型样式最有可能是本地固有传统。

3.Ⅲ型

在北魏之前，Ⅲ型样式仅见于广州东郊十九路军坟场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屋（图10-1）；
[26]相近时代，亦见于南京钟山南麓明孝陵独龙阜采集到的一块南朝石塔残件（图10-2）。[27]可以认为自汉至南朝，该种样式在南方地域范围内（至少东部沿海地区）有一定程度的普及。

图10 Ⅲ型样式类例

就平城时代期间的实例而言：

（1）其一见于沙岭M7出土漆皮的画面中，9人正围绕样式所在建筑展开炊作，显见是破多罗太夫人家的庖厨院落。

（2）其二见于宋绍祖墓石椁，形制参照物大约是其人府宅厅堂级别的建筑。从宋绍祖墓出土墓砖铭“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柩”可知，墓主宋绍祖出身敦煌宋氏，官至幽州刺史，封爵敦煌公。另据推测，宋绍祖可能是北魏灭北凉时即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入魏的宋繇的族人。[28]承此前提，其墓葬或有凉州因素。不过，宋绍祖卒于太和元年（477年）、人骨测定卒年50余岁，亦即其入魏时不过12岁有余的少年，在平城生活达38年之久，是否能够坚定不渝地维持本贯风习，不置可否。可以确信的是，石椁壁画中主要人物皆头戴冠、身着宽衣博带的中原服饰，显示出强烈的汉文化属性，宋绍祖无疑是当时上流汉族士大夫之典型代表。

（3）另外则广泛见于云冈第二期石窟。其中，9、10双窟由文明太后宠阉王遇（即钳耳庆时）主持开凿于太和八至十三年（484—489年），12窟时代与之相近，塔洞1、2窟稍后，第6窟推测为孝文帝授意、完工于迁洛之前。[29]由于云冈石窟第二期主要是皇室工程，前述施工的实际担当者王遇也曾负责监造过以方山永固陵及灵泉宫为代表的诸多宫室，[21]2024那么有理由相信Ⅲ型样式乃同时期宫室及寺庙之所用。

综合看来，Ⅲ型样式在社会风气由鲜卑主导的平城时代第一阶段受到压制，不得伸张，偶尔被鲜卑勋贵用在低等的庖厨或其它附属建筑上，而在国家文化面貌急剧汉化的太和之后地位急剧上升、一跃蜕变为高等级建筑样式，不仅为汉族士大夫用于家宅正堂，甚至备受最高统治者，亦是汉化改革的主导者冯太后及孝文帝的推崇和发扬，成为其属意的汉式殿堂形制典范。如果结合鲜卑勋贵专属之Ⅰ型样式的实例分布来看，更会发现随着全面汉化的推行，Ⅰ型样式与Ⅲ型样式一个走向没落消亡，一个则开始大行其道，此消彼长，仿佛完成了平城高等级样式的交接。

一般而言，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社会，不同级别的建筑很难共享样式。Ⅲ型样式在阶级鸿沟上的跨越，很明显是受到汉化改革这一历史契机驱动、政治局面与社会结构发生翻覆所造成的。可以想见，在当权者锐意消除异民族国家特征、将平城时代前期基于民族建立的国家秩序按照等级重组之际，新建高等级建筑必将追求纯正的汉风样式。Ⅰ型样式虽原本也是来自幽冀的汉式建筑传统，但自奠都以来成为平城鲜卑勋贵的专属样式已历六七十载，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鲜卑自我认同的种族主义烙印。

既然Ⅲ型样式是在太和以后大量涌现的，且还代表当下最纯正的汉风，那么其来源便可首先考虑南方。其一，自北魏统一北方，历史进入到南北对峙的阶段，南朝成为北魏可以取法的唯一的文化高地。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为恢复魏晋建制、改平城宫正殿太华殿为太极殿，[21]169而遣李道固、蒋少游出使南齐并摹写宫殿楷式，[30]便是认可南朝建筑为汉风正统之明证。其二，太和以后注入平城的新鲜血液大多来自南方。一方面，以司马金龙为代表的许多南方士人主动北奔；
另一方面，随着战事基本集中到南北之间，太和前后几乎所有的徙民都来自原属刘宋而陆续入魏的青徐齐兖等南北交界地区，被作为平齐户安置在平城周围。南朝贵族与青齐豪族皆文化修养颇深的有识之士，多受征召、在太和年间位至高显，如中古第一高门清河崔氏等，更且成为冯太后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主力军。他们构成了太和年间平城上层汉人的主体，引领着风潮，使得南方建筑样式有着最为广泛的受众基础、易成为新的形制标杆。更重要的是，青徐营户中诞生了太和年间少有的几位青史留名的建筑家。受冯太后及孝文帝赏识，出身青州乐安的蒋少游被委派主营太庙及太极殿，出身徐州彭城的张僧达参与皇信堂建设，可见青徐技术背景的专业人才在太和年间的营造界蔚成流派，并独步一时。

综上所论，Ⅲ型样式最有可能主要以青徐齐兖为跳板，来自南方。

4.Ⅳ型

虽然汉代就存在大量出一跳的斗栱，但其在性质上属于插拱，且跳头外端多有与之呈直角方向的横栱（令栱）坐落，与Ⅳ型样式的斗口跳并不完全相同（图11-1）。偶有如成都羊子山二号东汉墓出土画像砖所表现的无令栱实例，也仅用于角柱上，平柱上不用，与Ⅳ型样式营造出的成排出跳的观感迥异（图11-2）。显然，Ⅳ型样式不应被视作汉晋遗风。

图11 东汉斗栱举例

真正与Ⅳ型样式堪称一致的构造，一可见于犍陀罗艺术中的石塔（图12-1—图12-3），如原属犍陀罗地区的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贵霜晚期西克里石塔（公元2—4世纪）、[31]塔克西拉·莫赫拉莫拉都精舍僧房内发现之小塔、[32]230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藏犍陀罗式小塔，[32]723及原属吐火罗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出土石灰岩佛塔残件①兴都库什山以南、印度河流域的犍陀罗地区是犍陀罗艺术的中心地带，兴都库什山以北、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地区早先同为创立犍陀罗艺术的巴克特里亚与贵霜王朝的重要统治区域，艺术风格与中心地带相似，可谓大犍陀罗地区的组成部分。[33]等；
二可见于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中出于“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而制作的土筑建筑模型（图12-4），如长安韦曲206所M1、[34]西安少陵原中兆村M100、[35]彭阳新集M1②报告中推断时代晚至北朝，实为十六国墓葬。[36]等。只不过，前者的栱件多呈蜿蜒蛇形（故日本学者称其为轩蛇腹），后者的小斗下时常省略栱臂，形状上均略有出入。

图12 Ⅳ型样式类例

平城时代的Ⅳ型样式基本只出现于献文以后，除一例石椁外，更多地与佛塔这一建筑类型联系紧密。从同为石质模型塔的角度来看，明显犍陀罗石塔是平城实例之祖型。但犍陀罗石塔均为印度原生的覆钵式塔，到平城的汉式楼阁式塔之间，必将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从同为汉式建筑这一点出发，平城实例又与关中地区土筑模型关系更近。

鉴于有文成帝太安初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奉佛像到京都、沙勒（今新疆喀什）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等诸多事迹，[21]3036对于平城实例的形成，不免首先联想到犍陀罗及吐火罗地区国家的官方使节或民间高僧直接带来覆钵式石塔的图纸或模型，经由平城改造，将Ⅳ型构造提炼出来用于汉式楼阁式塔上的可能。但事实上，Ⅳ型样式蔚为风潮的献文帝以后是缺乏这样的外在条件的：一是如前所述，当时柔然已控制了葱岭以东的西域，通向平城的道路已被隔断；
二是公元465年以后，犍陀罗地区与吐火罗地区已为不信佛法、好祀鬼神的嚈哒人全面入侵，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成性、毁灭佛寺，导致植根于佛教的犍陀罗艺术受到致命打击，在当地已急遽衰落、归于湮灭了。也正因如此，检诸《魏书》，与该地区罽宾、小月氏（亦称寄多罗贵霜）、①据《魏书·高祖纪上》，太和元年（477年）还有一次小月氏进贡的记录，但与嚈哒征服小月氏并不冲突。详见余太山：《嚈哒和乾陀罗的关系》，《西域研究》2023年第2期。[37]吐火罗等国的通使记录几乎都在此之前。考察《高僧传》《魏书·释老志》及《续高僧传》等文献，更是未尝发现一例两地之间直接的僧人往来。当时几无直接从域外传入犍陀罗艺术的可能。

由此可见，犍陀罗石塔应当早在魏晋十六国时代就已越过葱岭，北魏平城是通过一些契机与渠道从某中转站间接获得影响的。而从历史上看，凉州和关中均有契机扮演这一中转站角色。

凉州所在之河西走廊几为西域胡僧进入中土的必经之路，加之十六国时代五凉政权崇信佛法，加以网罗，使得常年有许多胡僧驻留于此。太延五年（439年），北魏攻取北凉都城姑臧，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与此同时“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21]3032其中亦包括师贤这样出身罽宾王族的高僧，在文成时得到重用、主持修造模仿皇帝姿容的佛像，死后由凉州出身的昙曜继任主持了云冈第一期石窟的开凿。此批凉州僧众确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中传者。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酒泉、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为数不少北凉期的覆钵式石塔，[38]明显是犍陀罗石塔崇拜的传承，但无一例采用了以Ⅳ型样式为标志性特征的犍陀罗风格。可见凉州传来的犍陀罗艺术中大概并不包含石塔之一端，至少平城的Ⅳ型样式不可能是从凉州传来的。

至于以长安为首的关中地区，有赖于前、后秦二代大加延揽、组织译场，遂成为十六国时代最大规模的佛教中心，包括昙摩难提、鸠摩罗什在内或来自犍陀罗地区或曾在犍陀罗地区学法的高僧大德一时云集。北魏始光三年（426年）攻陷长安，神䴥三年（430年）攻陷平凉，由此灭亡当时掌权的胡夏，并于太延元年（435年）将两地人口除孤老不能自存者尽数徙往平城。[21]72,77,84更为重要的是，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拓跋焘厉行灭佛之际，“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21]100将长安城内的技术人员，且是与佛教直接相关的工匠集中徙入了平城。从时间上看，此事件下至Ⅳ型样式盛行的时代已有20年之久，但如果考虑到太武帝将长安城内的技术人员徙入平城是为了施行佛教弹压，那么长安工匠在平城有一段时间的沉寂便在情理之中，仍不能轻易否定其在平城Ⅳ型样式流行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有意思的是，Ⅳ型样式流行的献文与孝文两朝，恰是沉寂的长安工匠得以重新启用的契机。一方面，当权者冯太后虽本是北燕皇族，但因其父冯朗于燕亡前投魏，任秦雍二州刺史，而出生于长安；
另一方面，此时于营造方面炙手可热的人物王遇（钳耳庆时）亦是关中冯翊出身。他们虽都是幼小之年入平城，但冯太后为其父立文宣王庙于长安，[21]329王遇太和十二年（488年）在其家乡旧宅上建晖福寺、为太后和孝文帝各立三级浮图一区，②清末在陕西澄城县发现《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1972年移藏西安碑林。可见对关中均抱有私人感情，能够认同关中的建筑文化，乃至与关中佛塔有直接关联。而Ⅳ型样式实例中，云冈6窟的兴造人为孝文帝，曹天度塔的供养人曹本人是宫内小臣，都与宫廷关系匪浅，有受到冯太后、王遇等人引领的历史机缘。

综合看来，北魏平城的Ⅳ型样式最有可能直接来源于关中地区。且鉴于十六国关中已经出现了将Ⅳ型样式单独剥离出来应用于汉式建筑之实例，可以认为是犍陀罗石塔在十六国关中实现汉化，北魏时以楼阁式塔的完成态传入平城的。

这里笔者想要格外追究一下的是，犍陀罗石塔之轩蛇腹的渊源问题。我们看到，希腊、罗马建筑的檐下亦多密集出头的石质托块，形成托架（modillion）。其托架除少数保留了模仿木梁端头伸出的原始形态，绝大部分为带茛苕叶饰的涡卷形（图13），[39]在弯曲和叶饰两点上和犍陀罗轩蛇腹颇具共通性。而从历史上看，犍陀罗艺术的形成也的确深受希腊化影响：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占领了犍陀罗地区，虽然其帝国旋即崩解，但希腊后裔在此建立了以巴克特里亚为代表的一系列王国，维持了长达数百年的希腊化统治；
公元前2世纪中期开始，北方的游牧民族塞种和大月氏接连入侵，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人确立了对该地区的统治、建立贵霜帝国，继承希腊文化遗产，注入印度佛教传统，造就出颇具融合气质的犍陀罗艺术。这样就很容易在希腊、罗马建筑的涡卷形托架，犍陀罗石塔的轩蛇腹，与平城的Ⅳ型样式之间建立起一条由西向东的传播链，甚至就此得出斗栱出跳西方起源论。但须指出的是，犍陀罗轩蛇腹明确由栱、斗结合而成的形状，在希腊、罗马建筑的托架上并不得见。如果破除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我们对犍陀罗艺术一贯秉持的接受本位立场，意识到犍陀罗地区位于罗马、安息、东汉等几大文明的交通环岛，其艺术实际上是对诸方文化广泛吸收的，尤其最终创造出犍陀罗艺术的大月氏人根据史料记载和主流观点，本来自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76年左右受到匈奴排挤才西迁，在毗邻汉地时可能对汉式建筑早有接触甚或掌握，那么就不难重作考虑——犍陀罗石塔一方面自希腊建筑继承了托架这一装置，一方面又受东汉建筑影响，在其中融入了栱斗结合的呈现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显著特色。是以，北魏平城时代Ⅳ型样式随佛教艺术的传入，也可视作一种反哺和回流。

图13 罗马阿波罗神庙托架（BC.36）

北魏平城近百年间的建筑发展，所经历的并非普通不受外力影响的技术演进，而是在拓跋鲜卑终结分裂、确立北方霸权的过程中汇聚了不同地域的汉式建筑文化，并在拓跋鲜卑实现由部落联盟向中原国家完全转型的过程中使之完成了交替与嬗变。

起初，鲜卑在社会中占据绝对强势地位，轻视一般的汉文化。出于奠都时的历史机缘及与慕容燕的亲缘关系，来自河北平原的汉式建筑相对具备竞争力，Ⅰ型被选作勋贵府宅正堂等高等级建筑的样式；
本地传统的Ⅱ型样式无施展之机会，只流行于次等官吏与富民之间；
早已在南方地域范围内普及开的Ⅲ型样式在平城尚势单力薄，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

大致以献文帝即位（466年）前后为界，社会环境中的民族差别主义逐渐缓和，孝文帝以后更是在政策层面打破胡汉壁垒，建立起不分民族、只论尊卑的彻底的一元化汉式国家体制。在新的政治架构中，高等级建筑的外檐样式随之调适。Ⅰ型样式自奠都以来备受推崇历六七十载，已然成为平城鲜卑勋贵的专属样式，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民族烙印，被视作鲜卑自我认同的表现之一，走向没落消亡。另一方面，以青徐齐兖入魏为主要契机，来自南方的汉族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原本受到民族差别主义的压制、不得伸张的Ⅲ型样式作为纯正的汉风样式翻身成为社会风尚，乃至被最高统治者钦点为以云冈二期皇家工程为代表的新建高等级建筑的形制典范；
并且在北魏步入鼎盛及佛教再兴的历史背景下，或许还受到当权者对关中存在私人感情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触发，早年输入的来自关中的佛教相关技术人员作为备用基础得到启用，十六国关中将Ⅳ型样式从犍陀罗石塔上抽出、本土化而成的汉式楼阁式塔在平城得到大力推广。

而从技术史的视角进行比较，两个阶段的四型样式在结构上也是有所发展的。平城时代第一阶段的Ⅰ、Ⅱ两型样式中均是以组合为特征的复杂斗栱，各中分件的功能丰富无序。人字栱时而发挥挑檐作用，时而被用作扶壁栱；
一斗三升重栱时而纯粹由扶壁的横栱构成，时而又可能有出跳的华栱参与。而到了第二阶段，Ⅲ、Ⅳ两型样式所用斗栱简约规整，且分工明确、互为补充。一个纯由扶壁的人字栱与一斗三升组成平行弦桁架，专司传导荷载与装饰；
一个全由华栱这一纵深构件构成，纯粹负责出跳。

更且，Ⅲ、Ⅳ两型样式实可归结于同一套建构逻辑，并用于满足不同类型建筑的需求。纵观平城时代第二阶段的遗物，从出檐这一主旨出发，外檐构架主要存在两大类结构手法。一种通过在主体结构之外加前廊，亦即增设一道前檐柱列而将建筑檐口向外推出一间，Ⅲ型样式即出廊用斗栱时之所仅见；
一种通过自主体结构伸出华栱，将建筑檐口向外推出一跳，正是Ⅳ型样式。悬山顶石椁一类的横长建筑注重前檐，一般只加前廊、形成“前廊后室”的平面布局，或只向正前方出跳；
塔一类攒尖顶建筑四面地位相当，往往四面出廊，形成“外廊内室”的平面布局，或向四方出跳、并在转角处设45°方向的角栱。而从数量上看，单层的横长建筑更多地选择出廊，高层的塔类建筑则基本选择出跳。大约是因为单层建筑在地面上增设前檐列柱相对方便，还可兼收扩张使用空间之效；
而高层建筑上层增设前檐列柱不易，且柱脚易受潲雨摧残，不如悬挑送出檐口。

总的看来，平城第一阶段的诸样式是一种简单拼盘，第二阶段的Ⅲ、Ⅳ两型样式在等级近乎一致的情况下，非但收简化和明责之效，还做到了应用场合上的有机互补。可见在人为整饬建筑等级制度、竖立新形制范式时，可能也有意识地进行过采择，注重了木构秩序的整合。而人为整合木构秩序也不失为结构发展的一种途径。

当然，自律的结构进化仍不会缺席。Ⅲ、Ⅳ两型样式经人为确立后都有进一步衍化的趋势，在其形态规则的基础上降低斗栱的密度，将斗栱与柱或间中央形成明显对位，造成柱头斗栱与补间斗栱的分化。由此，内部系梁也得以从柱头斗栱中出头。而因为与柱头斗栱相结合是横架进步之关键，这又将成为以横架为主的木构发展阶段的基点。①本文曾于2022年9月“北京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上宣读，并收录于会议论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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