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背景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况分析

黄筱依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 堪培拉 2600)

1992年5月，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认了地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全人类一致关注的问题，人类的活动对自然温室效应起到了加强作用，可以预见，地球表面和大气将进一步增温，该问题将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五年后，《京都协议书》被作为补充文件重新提出，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二百个缔结方在巴黎会议上签署《巴黎条约》，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对2020年《京都协议书》到期后全世界的气候应对措施做出了规定，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架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演变，逐步形成了全球多层次管理体制。体制建立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基础之上，包括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一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进预防和治理气候变化。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下，如何最大效率实现碳减排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工业经济以后的又一个重要经济形式，同时也是以大数据信息资源利用为核心要素，以现代互联网为重要载体，以计算机技术的融合运用和全要素数字化技术转变为重要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式。数字经济的出现全方位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公平性与效率。从技术上来看，数字经济主要包括网络、虚拟现实、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技术。通俗而言，数字经济即为数字技术在各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该效应既存在于信息技术领域，也同时存在于融合了数字技术的传统行业领域。当前，中国正整体步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着力于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将数字技术进行产业化的改造，将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此为契机，数字产业的繁荣减少了实体经济大量制造二氧化碳的机会，很多活动以碳排量相对较小的网络线上形式呈现，而大量产生二氧化碳的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后，得以实现二氧化碳产生、排放、预测等内容的及时监控与管理，为绿色生产技术改进奠定了基础。数字经济很大程度上在技术和生产过程中改善了传统的碳排放依赖，对二氧化碳减排具有显著的作用和长远的影响。

近年来，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例如刘维林[1]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数字鸿沟”效应的存在。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创新能力激发效应和公众认知能力提升效应三重机制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韩健[2]等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呈正相关，且能抑制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以相关技术层面的研究为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则集中在低碳经济与碳交易、碳市场等，将数字经济与二氧化碳排放直接联系起来的研究不甚丰富。其中，张杰[3]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实现城市碳排放降低和全要素碳生产率提高，通过能源效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发挥城市低碳转型作用。徐维祥[4]等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DID模型分析，指出长三角是重要的数字经济高水平聚集区，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城市碳排放，但作用在不同经济圈层有所差异，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创新能力、数字普惠金融是作用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缪陆军[5]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两者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具有空间效应，但相较于对本地的影响，其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谢云飞[6]则将视线集中到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强度且影响存在质异性，在中西部和碳排放强度高的地区该特征更为明显。区域碳排放强度下降主要是由于碳排放量的下降而非产出上升。

通过上述文献研究可知，数字经济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确有控制作用。

3.1 缺少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

核心技术作为各行各业赖以发展的基石，关系着企业生存的命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然而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在时间上便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当有能力、有条件发展科技时，已失去了先机。虽然我国企业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奋起直追，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在核心技术领域创新力缺失，核心技术未能实现完全自主可控、重要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仍未完全改善。例如，大数据技术上受制于人的问题令企业丧失主动权，而高端芯片、工业设计软件、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也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的手中。核心技术无法自主，创新力赋能不足，企业便要受制于人，数字产业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以新型技术向实体经济产业赋能的进程中，实体产业的绿色技术便将难以突破，必须更加坚定走好自主发展之路，加大力度破解国家自主可控难题。

3.2 数字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

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目前仍然面临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与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息息相关的。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样貌多变，自古以来城市的发展便与城市地理优势无法分割，因此城市资源本身存在的较大差异形成了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城市发展水平有高低，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的土壤便也是截然不同。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而言，技术创新通常集中于更为发达的城市；
落后地区必然伴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落后；
生产要素则自发向高回报率地区汇集；
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具有体量大、需求大、市场成熟度高等特点。此种城市资源的不平衡造成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即使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实体经济所有的明显的地域依赖的特点，但是数字经济在产业化和实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仍需依托实体市场而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数字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未能得到改善。

3.3 数字产业化能力较弱

数字产业化是中国促进数字化建设的重要先导，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数字产业化指的是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形成产品的生产过程，数字产业化为数字经济的进步提供了最基本的技术、商品、生产技术以及解决方案等。数字产业化的发展依托信息基础建设、技术人才支持、技术资金投入、相关政策鼓励等方方面面。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虽已初见成效，但若需配合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信息基础设施仍显不足。就现阶段的人才储备而言，高质量、能创新的高素质人才仍然是企业迫切需要的，也是市场所缺乏的。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投入资金时，很多企业选择了向营销、投资等见效更快的方向倾斜，而往往忽视了技术才是企业得以立身的根本。同时有些中小企业虽有心发展技术，但寻求资金无门。虽然我国已有少数数字产业领军企业，但就整体市场而言，仍以规模较小的企业为主，且领域类型易雷同，缺乏核心竞争力，难以为数字产业化提供切实的动力。因此，要想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产业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有很多。

3.4 产业数字化深度及普及度有待提高

产业数字化，即企业通过现代信息化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方向、全链条的技术改造，将数字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传统技术的效率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在一阶段的试验与尝试后，我国产业数字化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深度与普及度仍有待提高。首先，虽然为了顺应时代发展，企业都在探索数字化技术，但实际上很多仅停留在数字办公的表面阶段，数字化进度不够深入。这不仅与企业的资金不足以及缺乏完善的规划与数字化成功的模板有关，也与企业领导者对数字化与数字技术的了解不透彻有直接关系。其次，从三大产业来看，我国当前的产业数字化集中在第三产业，第一、二产业数字化渗透率偏低。这与数字化的难易程度有关。第三产业很多本身便与数字技术息息相关，也有一些行业对信息技术本身依赖性便极强。因此，第三产业数字化渗透率高。而第一产业则是最为传统的行业，大量环节都依托经验与自然环境，且很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不高，全面实现数字化难度大。第二产业由于环节复杂，涉及面广，数字化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深度的渗透，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对于很多第二产业企业来说亦是一个挑战。因此，第一、二产业的数字化渗透率普遍偏低，我国产业数字化普及度有待提高。

4.1 能源结构仍大量依赖煤炭燃烧

能源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物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行各业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逐年增加，能源行业得到支撑。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燃料生产地与燃料需求地。能源行业的高速发展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碳排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就目前国内的能耗构成分析，约8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源自煤的焚烧，而化石能源燃煤也是国内最重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如此高的碳排能源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要想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就要从能源下手，控制煤炭能源的消耗，将化石能源消耗转为使用非化石能源。然而由于技术、价格、获取途径等种种原因，短期内想要实现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并非易事。

4.2 碳排放高产业占比高

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电力、制造业、运输业三个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而这三者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已达近90%。我国作为工业强国，生产方式向制造业倾斜。从各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高，为32.6%。如此产业结构下，二氧化碳排放量高的产业俨然比重过高。我国制造业生产中，钢材、非金属产品、化工、石化、有色金属等相关产品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长期居于前位，因此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不容忽视，第二产业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如影随形，只有在合理范围内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将第二产业控制在合理的比例，同时大力发展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才能在产业结构层面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4.3 绿色创新能力不足

实现碳减排，技术手段是关键。清洁能源的开发依赖于技术，已排二氧化碳的再利用与处理依赖于技术，减少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依赖于技术，贯穿二氧化碳产生的一系列减排措施都离不开绿色技术，而绿色技术的发展则依托绿色创新。但由于我国仍缺乏完善的绿色创新发展鼓励政策，企业不断创新的动力不足，对于绿色创新人才的教育投入和相关政策还不够完善，且作为新晋的热门话题，社会对“绿色低碳”的概念认识还不够到位。现阶段，我国的绿色创新能力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落后于与碳减排目标匹配所需要的条件。绿色创新能力不足，绿色技术就得不到发展，则无法推动相应碳减排措施的开发与发展，推进碳减排之路受限。

4.4 数字经济碳减排作用未充分发挥

近年来的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举措已然显示了我国对数字经济碳减排作用的重视，然而，在实际落实中，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首先，就理论而言，数字经济与碳减排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较为新生的话题，未能引起真正意义上的探讨与关注。其次，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势，发展潜力巨大，在我国处于初期探索发展的阶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尚需助力，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和一个坚实的数字经济基础才能发挥切实作用。最后，虽然我国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双碳”目标的真正提出还需从2020年开始算起。短短两年时间，不可能将数字经济与碳减排的问题研究得十分透彻，仍给后来的学者与企业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去研究与探索，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未来可期。

首先，加强数字技术建设，深化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平台的作用，积极打造绿色数字化底座。互联网、数据和计算是数字化的三块基石。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产业互联网的阶段，是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如何利用好这一互联网发展的关键期，打造出快捷高效适用的绿色数字经济平台，是一个值得企业与政府深思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应着力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强化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动数字技术进步，积极打造如绿色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能源互联网等坚实的绿色数字化底座，进一步发挥数据在决策中的支持作用，推动大数据和区块链的发展，以数据做支撑，引领绿色低碳快速发展。

其次，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内容。只有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方向同时入手，才能全方位、无短板打造健康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为此应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以政策促活数字产业，鼓励大企业向领军企业发展，扶持多领域多类型企业共同发展，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引导企业加强数字创新能力，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产业数字化要求发挥数字化转型标杆的作用，通过提高企业领导层的数字化认知与意识，加大数字化转型金融支持，夯实平台支撑，鼓励第一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

再次，促进绿色数字技术创新与绿色数字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绿色数字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根本手段，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绿色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高，才能以技术手段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绿色数字技术创新离不开绿色数字技术人才的共同努力，绿色数字技术创新与绿色数字技术创新人才两者相辅相成，绿色数字技术创新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而绿色数字技术创新人才促进了绿色技术的发展。加强绿色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引进高水平的绿色数字技术人才，加大绿色技术创新资金投入，辅以更为优越的政策支持，才能为绿色数字技术的长足发展提供持久的智力支持。

最后，利用数字经济优势，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如前文所述，互联网、数据和计算是数字化的三块基石。数据分析为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数据支持，计算为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实况和决策分析，而互联网则实现了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信息交换。现阶段，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主要是向发展非化石燃料方式转变，而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任务则主要是努力减少在高耗能领域的占比，积极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减少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以建设循环经济。因此，国家应把高能耗、高污染等领域作为当前我国数字化改造的关键，通过大力发展洁净能源，加强对互联网等信息化的能源治理，有效利用信息化的资源赋能，提高工业能源调度效率，助力产业生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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