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珊 赵冰
书业离肃清盗版,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
嘉兴公安清点涉案图书
每一年“3·15”,全社会又将掀起一次对打假问题的全民关注,而出版业也会再次为净化图书市场而群起呼之!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戴茵再次发声,连续两年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图书盗版问题。2023 年她提交了关于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制定《反盗版法》的建议;
今年,她再度提议,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加大对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以维护原创作者的权益,守护出版市场的秩序。她也坦言,虽然彻底肃清盗版是一项需要长久努力的工作,但作为一个老出版人,希望能在人大代表履职期间,尽己所能为净化书业环境最大限度地发声。她的坚持也受到了业内广泛关注和支持。
出版行业对盗版的关注从来就不只停留在“3·15”,不断有从业者尽自己所能对此鼓与呼。不过,屡禁不绝甚至越发肆虐的图书盗版,又时时会令人有挫败感。尤其是当知名作家在签售现场看到读者拿着盗版书时,“一边生气一边签名”;
面对畅销作品因盗版而遭受惨重损失时表示:在很多更严峻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从不和盗版抗争”……
但,无论盗版现象的背后有多少深层次的原因,其对内容产业的打击和损害都客观存在且伴随着技术进步这种损害在日益加深,“盗版”已经成为横亘在书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一块巨大的“拦路石”。
前不久,天地出版社副社长陈德在某平台网购时,偶然发现一家书店正在低价售卖天地出版社一本标价168 元的新书。他当即向客服发出了质疑,询问客服该书是否为正版,令人愤慨但又无奈的是,他得到了客服堂而皇之地变相肯定的回答。
盗版重灾区的边界正在逐渐扩大。陈德指出,过去盗版商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畅销书领域。而如今,即便是刚出版一周左右、正版销量尚难预测的新书,也未能幸免。新书一上市,盗版便几乎同步出现,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现代出版市场化后,盗版问题日益严峻。从生产印制到批发经销,地下盗版产业链的进化速度之快、产业链条之完整几乎超越了正规出版行业。在这个链条中,盗版商作为出货的源头,在与下游客户经销商结算时,往往采用现款交易,以将风险降到最低。有受访出版人表示,盗版商的现款结算模式是“我们正规出版发行单位做不到的”。
除了盗版产业链条成熟化趋势越发显著令行业困扰以外,新技术的发展也为盗版行为提供了更多的“创新”空间。
首先,互联网技术和印刷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盗版在技术上几乎不存在障碍。盗版图书的制作速度加快,成本降低,而外观、纸张、印装质量等方面的仿真度也越来越高,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越来越多的盗版书以正版价格销售,甚至在警方破获的众多盗版案件中,出现了多起盗版售价高于正版的案件。此外,盗版商甚至开启了按需印刷的模式——当平台上的链接产生销售订单后才启动印刷。这让盗版的“效率”进一步“提升”。
其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传统纸质书的侵权盗版方式已经向数字化领域延伸,将已出版的纸质书复制后再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情况日益严重。某些社交平台上“众筹PDF 开团”“电子书低价(或免费)分享”的帖子比比皆是。
再次,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备受出版业关注,但也给盗版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洗稿、抄袭等不法行为越发猖獗,这不仅损害了原创作者的权益,也伤害了整个行业的创新动力。
戴茵在采访中提到,以往盗版行为多限于拍照、影印或简单排版,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出现和发展,盗版商只须将稿子输入软件,让AI 进行学习,便能迅速生成一份看似全新的洗稿成品。那些耗费了原作者大量心血的内容,在人工智能的强大处理能力下,成了机器一秒钟即可输出的产品。而作者是难以逐篇核查和追踪溯源的。耗费心血的创作者们就这样被抢夺了创新权、署名权和原创的思想。
天闻角川总经理陈霖霏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的新变种。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种 “小说推文”。这些推文实际上是将文学原创出版物的文案复制下来,用AI 配音软件制作成音频,再配上吸引人的视频素材,发布到各个短视频平台,把用户引导到盗版小说平台上搜索或者开通会员,以此获得收益。这种将文字转化成音频、视频的形式,无疑更加大了盗版行为的认定难度。
对技术“加持”下愈演愈烈的盗版问题,戴茵感慨道:“我们连反盗版最基础的事情还没有做好。相当于我们还在用竹篱笆防守的时候,别人已经上迫击炮了。”
嘉兴公安查获的盗版图书
整体而言,相关部门和执法机构对盗版的打击,以及各出版机构乃至作者的维权努力从未停止过。作为头部大众图书公司,磨铁集团2020—2023 年间,线下配合公安、行政执法大队共计查扣涉及磨铁文化的盗版书约114 万册,涉案码洋达11,096 万余元。仅2023 年,截至10 月,在各电商平台上,磨铁集团成功打击了百余家销售盗版纸质书和十余家销售电子书的店铺。同时,还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成功斩断了9 条盗版链,端掉了24 处盗版窝点,包括盗版仓库和印刷装订厂。在线下打盗活动中,共计查扣了约102 万册盗版书,涉案码洋高达5000 万余元。
天闻角川在两年内也配合处理了上百起盗版案件,横跨了多个网络售卖渠道。天地出版社几乎每周都会收到各地执法大队或警方发来的函证和样书,请出版社协助鉴定盗版,出版社都会在第一时间予以配合。陈德也表示,除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一些头部出版机构外,大部分出版机构也都在以这样的方式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日常的盗版案件查处。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以来,作为书业“守护者”,嘉兴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支队侦查三大队大队长徐政对图书盗版有了一些新的观察——其一,随着直播电商平台的发展,盗版商对平台流量机制的运用更加成熟。一些“小主播”兴起,依托平台撮合机制长期进行直播带货,销售的盗版图书价格只略低于正版。特别是其提供货源的店铺也在不断变换。徐政表示:这种小主播短时销量虽然不高,但直播时间长、持续性强,且按正版价格销售,累计销量也相当可观,极大冲击了正版图书的市场。其二,传统电商平台售假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盗版商规避监管的手段还在不断升级。例如,盗版商会采用不断变换店铺马甲的形式逃避打击,以达到持续销售的目的。甚至盗版商也会研究相关的立案标准,通过店群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做低每个店铺的销售数据,开新店的时候就将老店关闭,除非能长时间追踪这些店铺,否则很难搜集到他们犯罪的证据。
如此一来,盗版的门槛不断降低,违法行为的隐蔽性不断增强,与之相对的,出版行业打击盗版的难度却在日益提高,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越来越大。
陈德无奈地表示:“我们每年动销品种数以千计,其中被盗版的品也达到上千种。如果投入大量精力去打击盗版,需要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回报往往不成正比,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一些控价公司、法务外包公司应运而生。这些公司主要以打击盗版为盈利手段,并选择与出版社进行合作。然而,他们的打击行为具有选择性,只有当某个盗版链接销量大、索赔金额高时,他们才会请求合作的出版社出具相应的授权,并启动正式的法律程序。有时候,他们甚至会采取“养肥了再打”的策略,等盗版链接的销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打击,以获得更高的索赔金额。
除了在电商平台遇到的维权困境,在实际打盗过程中,现阶段的立案标准对出版机构自身参与取证有一定难度。尤其在刑事案件中,销售盗版书相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入罪门槛更高,并且各地还存在理解不统一的情况,客观上增加了执法打击的难度。
反盗版、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年年都在提却又年年需要提的老话题。对于“我们距离反盗版的理想目标究竟还有多远”这个问题,戴茵坦率地回答:“在我个人来看,还很远。出版行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社会整体影响还没达到足够大的程度,因此尚未能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会持续发声。”这件事关乎的不仅仅是出版行业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创新能力和动力的问题——盗版损害的,不仅仅是被盗版机构和作者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作家和研究工作者们的创作动力和出版单位投入原创、投入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产品和工程的热情。出版在文化建设、积累、传承和传播中承担着重要使命,“盗版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抑制,关系到一个国家能不能催生和保护文化创新力量的问题”。
在社会层面,需要呼吁和引导更多民众改变对知识产权价值和价格的认识。近年来,新渠道间盛行的“低价”策略不仅加剧了各平台间的竞争,也导致了一些读者忽视了正版图书的价值。这就需要相关部门通过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多种手段,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版权意识。
而对于近年来盗版问题备受关注的各类电商平台,则需要解决管理机制的优化问题。电商平台目前普遍存在着对侵权投诉处理时间过长、侵权过程复杂以及对侵权人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在出版机构已确认图书为盗版的情况下,平台要求的后续投诉举证流程非常烦琐,即便最后维权成功,正版图书也往往错过了最佳的销售时机。
另外,磨铁集团在维权过程中还发现:大部分盗版书都通过网络销售,某些电商平台的调证周期非常长,甚至于执法单位在网上发过调证手续后,还要再去现场调证,等调证回来以后,盗版商可能已经更换新店铺经营了。同时,侵权人无须赔款,只会被下架链接,侵权商品被下架后修改商品关键字或更换销售链接即可重新售卖。没有科学的审核制度和处罚机制,就无法遏制电商平台上的盗版行为。因此,建立健全电商平台打击盗版的统一规则,建立图书行业与电商平台之间更为畅快、便捷的沟通机制势在必行。
在法规和执法的专业层面来看,有出版人呼吁“根据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变化优化相关法规和执法”。磨铁集团法务表示:自2022 年底以来,相关的司法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最高法的第42 号裁定,将涉及网络侵权行为的管辖法院明确规定在被告所在地,有不少盗版商就故意将经营主体注册在边远地区,使得权利人从成本角度考虑不得不放弃维权。这种变化带来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相较于大中城市的法院,一些互联网行业不太发达的地区法院对于网络侵权盗版案件的审理经验不足,误判的风险增加。这两个结果,都在客观上让盗版商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权利人损失的司法救济远不能覆盖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导致很多出版机构没有维权的积极性。今年刑事审判方面,最高检将给权利人赔偿作为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标准,但目前基层还有很多地方执行不到位,只将退赃和罚金作为轻判的标准,赔偿权利人损失这方面还有缺失。
盗版的存在甚至活跃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也正因如此,相关部门近几年也在着手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无论是刑法修正案最高刑期的增加,还是即将出台的最新司法解释,以及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知识产权案件工作指引》中关于加强对盗版全链条打击的内容,对于权利人损失的重视,都有利于出版行业打击盗版工作的开展。
对出版机构而言,打盗维权的困难一重又一重,但出版人从未在哪一个阶段停止过迎难而上。如徐政所说“不是有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才会有希望”。从更长远的未来看,随着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逐步现代化,民众的法治意识逐步增强,解决盗版问题将获得更为有力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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