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何以再生产：湖北监利“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及其启示

王处辉，谢俊杰

（南开大学 社会学院，天津 300350）

“地方”作为与“中心”相对应的话语，它是被人类赋予意义的某个空间。“地方”这一概念最早由地理学者怀特在其发表的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1]一文中提出。首先，地方是一个地理空间，指涉一个或抽象或具体的地点，具有确定或不确定的物理边界，承载着人们社会活动的空间。其次，地方不仅具有地理意涵，更具备丰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属性。它在某个地方被特定人群视作“家园”与“家乡”，是“地方讲述自我特色的故事”[2]，凝集了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归宿。它是在“空间”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即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3]。在人类学话语体系中，“地方”被视作一种“认知图式”[4]。有关地方的定义存在两大理论范式，即根着的、内生的地方与动态的、关系化的地方[5]。前者指向某个地理空间，强调地理边界及其特殊性；
后者指向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和感情归属，与地区、区域等概念逐步区分开来，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边界。

两种有关地方的理论范式相应地发展出关于“地方性”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地方性的形成与地方的地理边界密不可分，费孝通是该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指的是农民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6]73。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某一地方形成的地方性并不一定受地理边界的限制，它能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吸收其他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要素，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建构性。英国学者蒂姆·科瑞斯威尔是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地方是有地理边界的，同时也是可跨越的，地方在被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彰显出地方性[7]。在流动与巨变的时代背景下，乡土中国“隔离的”或“孤立的”地方与地方性正在成为过去。全球化与现代化意味着一种高度流动性、开放性、不稳定性及同质性，地方性体现出本土性、封闭性、相对稳定性及内聚性等特点。很显然，地方性在与现代化的交融中，是难以孤立、静止存在的。

地方性通常是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它可以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社会互动中进行再生产。正如人有人格，地方也有“地格”，地方性正是一个地方的“地格”。当一个地方在与其他地方进行区域对标时，它所具有的不同于他地的特殊性就是该地的“地格”，它强调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的不同之处。当一个地方在与其过去进行历时性比较时，它所具有的不同于过去的特殊性也是该地的“地格”。正如王春光所言：“地方性体现在地理空间区位、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生活实践等多个层面，它是一个地方长期不断建构所形成的具有社会文化底蕴的表征，因此具有很重要的再生产能力。”[8]那么，地方性是如何进行再生产的呢？在地方性再生产的诸多要件中，组织资本是较为关键的一环。例如，民国时期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运动表明，以卢作孚和“峡防局”为组织中枢所形成的高内聚和高效率的组织核心是地方性再生的动力机制[9]。作为社会组织的Z市家电协会通过对市场、行政及社会等多种地方性网络的整合与联通，在地方社会中获得影响力，并承载地方社会的再生产[10]。这类案例的再生产组织力量主要源于来自外部的自上而下的权利关系，或源于市场主体在合作与竞争中形成的交易关系。

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出发，通过考察湖北监利县“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过程，讨论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组织融合与转化模式，即地方民众如何依靠自身组织力量自下而上完成地方性的再生产，并在现代工商业经营活动中展现其融合与转化能力的过程。从地方群体自我组织的视角探寻地方性何以再生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区域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更有助于展示地方群体在寻找地方意义与认同中的群体性、主体性、自发性以及创造性。

目前监利县妇孺皆知的民间新“三大产业”分别是：M 镇卖馒头，Z 镇擦皮鞋，W 镇划玻璃①本文中的地名、人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其中，所谓“划玻璃”是指从事玻铝产业者。本文中的“玻铝大军”正是这些来自监利县北部地区，在全国各地以从事玻璃铝材、塑钢批发、玻铝装潢业为主营业务的地方性群体。监利县古属云梦古泽，因公元222 年三国时期的吴国设卡派官在此“监收鱼稻之利”而得名，距今约1 800 年。监利县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其作为重要农业生产县历史久远，监利县县名的由来便是佐证之一。1982年前后，监利县基本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工作。1982—1990年，监利县连续9年粮食总产量居湖北省之冠。1990年，监利县进入全国产粮大县前10名，位居第8位[11]25。

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后，监利县农民普遍陷入生产增长乏力，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监利县小农生产经营方式的缺陷日益明显，即户均耕地面积小，生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农业生产歉收时，收入随之下降；
丰收时，因“卖粮难”，收入并不能得到提高[12]。监利县虽为产粮大县，但其发展却步入某种“陷阱”：监利县粮食总产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后，粮食收购价格却持续走低，加之种粮成本高居不下，监利县农民日益陷入种田亏本、入不敷出的困境。生产领域的各项税费，以及生活领域的各项乱收费、搭车收费等现象叠加，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致使监利县农民普遍陷入负债状态，并催生诸多社会矛盾。1997年5月，监利县Z乡C村妇女ZCX 与征缴税费的村干部发生冲突。因村干部将其丈夫关到村“学习班”，ZCX 随即喝农药自杀，用结束生命的方式讨要说法。ZCX的尸体被C村村民抬到乡政府后，得到当地大量群众的同情和声援，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便是发生在监利县曾经轰动一时的“茶卜事件”①有关“茶卜事件”的始末与内情，请参见：李昌平. 我向总理说实话[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高启伟. 我的村子我的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然而，类似的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仅2000年的3个月内，监利县便有4位农民因类似原因死亡。因为身背沉重债务负担，当地很多农民选择离开监利县。

2000年3月2日，监利县Q 乡党委书记LCP 以“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为主题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了一封信，该事件引发高层高度重视。国务院随即派调查组前往Q 乡开展调查，调查报告最终呈送国家领导人。该调查报告以翔实细致的数据为依据，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监利县存在的贫困问题。面对监利县“三农”问题引发的严重危机，当地劳动力开始集中向外流动。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记录了监利县部分地区当年劳动力外流情况：“截至2000年3月31日，棋盘乡外出人口13 928人，较去年增长近1倍……潘河村今年外出人口360多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0.6%。侯王村有196 户793 人，今年有380多人外出务工……春节后，汪桥镇外出务工的人数10 126人，其中劳动力5 560人，举家外出1 126对，分别占该镇农业人口的18.8%，劳动力的25.3%和农户的10.2%。”[13]63~64该事件经多家权威媒体报道后，一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监利县也因此被推上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舆论风口。

在监利县大规模的外流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在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帮助下，抓住时代红利和市场机遇集体涌向特定行业，并迅速占领市场，形成经营网络和规模优势。这种来自同一地区的人们基于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从事同一种产业并扩散至全国的经济现象，通常被概括为“同乡同业”[14]。在这种背景下，监利县有多个乡镇发生了地方“经济奇迹”。W 镇是“玻铝大军”的发源地，旧称“网埠头”，是附近渔民晒网补网的船埠。如今的W 镇在劳务经济和工业洪流的引领下，从历史上的“捕鱼晒网”一跃成为“全国玻铝经营之乡”。

根据《监利县志》记载，监利县全域除分布少量石油、石膏、芒硝、岩盐之外，并无与玻璃铝合金相关的矿产资源，全县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生产始于1979 年的乡镇企业——县玻璃纤维厂和红城建材厂[11]76。但这两家乡镇所办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后来监利民众所从事的玻铝行业并无太大关联。因此，对监利民众而言，接触并从事玻铝行业，是一项从无到有的社会经济活动。《南方都市报》曾公开报道了“玻铝大军”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监利县“玻铝之父”HRS②该文由《南方都市报》报道，被收录在公开出版物中，详见：《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洪流[M]. 广州：广东花城出版社，2012.。1975年，武汉市宏伟工艺厂有20 多位工人子女被下放到W 镇PT 村和ST 村当知青。HRS 作为村干部，与知青们日常往来频繁。1976 年年底，HRS 护送知青们回武汉过年，受到知青家属的热情接待，他在武汉停留期间得以参观宏伟工艺厂的玻璃车间及制作流程。HRS通过这层“关系”从工艺厂购置一批玻璃并贩运至W镇销售，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此后，他又为村里办起监利县第一家玻璃厂——PT大队工艺制镜厂。该厂产品生产出来后源源不断销往周边地区，并在当地发展成小有名气的乡镇企业。

“玻铝大军”的萌芽虽然可以追溯到1978 年前后，但在1990 年之前，从事该产业的“玻铝人”主要是少数与HRS 有交集（因血缘、地缘以及姻缘等关系相连）的当地人。这批人的创业目的地一般选在W镇附近的城镇，并遵循由近及远的规律。1990年之后情况则较之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W镇各个村子几乎都开始发展玻铝产业。他们跨省跨区域开展创业活动，其创业活动空间半径也更大。1990—2000 年，“玻铝大军”的网络规模和行业影响力还相对有限。虽然HRS 与周边各村带头外出创业者的成功案例在当地引发一波轰动效应，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监利县“玻铝人”开展创业活动的身影，他们也初步开拓出全国市场版图，但监利县还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群体效仿。2000 年前后，监利县北部地区农民大规模“离土离乡”到外地创业，使得大量劳动力在较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玻铝产业。至此，“玻铝大军”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玻铝大军”在大规模向外流动之后，监利县北部地区的地方性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离土离乡”是当地人口大规模外流的地方性表征之一，与“离土离乡”相关的其他表征还包括边缘的地理区位、落后的农业经济、贫穷的生活以及平均主义的文化心态等，但自从监利县北部地区民众大规模转向新经济活动之后，该地区的地方性表征从过去的“背井离乡”转变为现在的“衣锦还乡”。“乡”不再是那个曾经“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再做农民”[13]19争先逃离的地方，而是现在这个需要尽力维护以便获取更多社会关系资本，通过成功在地化方式实现身份重构的被称作“家乡”或“家园”的地方。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监利县除了拥有农业资源禀赋之外，无矿产、工业、优势特产、优质旅游资源和区位或交通优势等其他显著优势[15]。那么一个无外地经商传统，也无相关产业基础的地区，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走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玻铝大军”？笔者调查发现，使“玻铝大军”的地方性发生变迁的根基就在其自我组织能力上，而这种能力来自他们将乡土社会获得的地方性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并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这些地方性资源至少包括传统家户制、传统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传统民间学徒制等。

（一）传统家户制与“玻铝大军”的经营组织再生产

玻铝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生产组织模式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核心家庭的生产组织形式。核心家庭与“玻铝大军”的生产组织相联系，便是规模较小、数量众多且分布极广的“夫妻店”“父子店”等。在这类门店中，男性经营者一般被称作“老板”，女性经营者被称作“老板娘”，老板一般先于老板娘入行，跟随亲属或同乡师傅学手艺达到一定年限和水平后，便自立门户成长为老板。老板和老板娘的分工受社会父权结构的影响较为显著，他们常以“男主外、女主内”的形式进行家庭分工。男主人一般是熟练技工，负责门店接单、上门量尺寸、谈价格、购买加工材料、联系上游加工厂下单、店内加工与组装、上门安装以及收款等事项。女主人主要负责全店人的一日三餐、店内辅助加工、外出配合安装、记账等事项。学徒或雇工则配合店内加工与组装、外出安装等事项。第二类是扩大化家庭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说开夫妻店属于“玻铝大军”中的小老板，那么开工厂则是人人羡慕的大老板。“玻铝大军”中大老板大多是由开夫妻店的小老板发展而来的，因“入行早”“胆大敢干”等原因，他们在积累一定原始资本后敢于冒险投入资金和扩大生产规模。开工厂的大老板主要包括铝合金型材生产商、铝合金型材品牌代理商（专营型材销售或“前店后厂”拓展半成品加工业务）、玻璃生产商及代理商、配套产品（如胶条、五金配件、纱网等）生产商及代理商等。随着生产及商业规模的扩大，因所需投入较大，核心家庭的组织经营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日常需求，以核心家庭为基础，扩大化家庭组织形式被引入“玻铝大军”的生产过程。扩大化家庭的生产组织规模较大，劳动量一般超过了核心家庭成员的劳动及生产能力范围。

从源流上考察，“玻铝大军”在市场经济中以核心家庭和扩大化家庭为基本生产组织单元，承袭的是他们在漫长农业社会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劳动生产安排和家庭制度等惯习。不同于俄罗斯和印度的村社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户制”[16]在我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在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乡土社会中，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因土地和农业生产活动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背井离乡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情境下，“玻铝大军”近乎一致地选择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织日常生产，并通过调动全家人的力量来完成家庭生活共同体的再生产，他们延续的正是从农业社会沉淀下来的家庭生产惯习。从传统进入现代，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田进入门店，农业社会中的家庭生产组织方式并未被抛弃，而是被“玻铝大军”移植过来以对传统的延续和创造性转化面貌重新呈现出来。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组织单元，对“玻铝大军”影响深远。一方面，“玻铝大军”的规模和影响力以类似加盟店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它在整体改善当地贫困落后面貌的同时，也为地方性的再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家庭生产组织形式被“玻铝大军”从农业环境移植到工商业环境后，小农生产最为显著的特征得以保留下来。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生产将被以个体形式的产业工人所取代。在这种已经被视作给定发展变迁模式的观念中，传统家庭经济将被现代经济所遗弃。但现实情况则是，即便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家庭经济模式仍在社会经济中保持着重要位置[17]。在“玻铝大军”所属的非正规经济领域中，家庭经济这类“落后”的小农式生产，为地方性的再生产以及地方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提供了诸多可能和现实。

（二）地方连带链与“玻铝大军”的经营网络再生产

地方连带链可被大致描述为：如果有一位家庭成员外出从事某行业，那么该家族中大概率会有更多成员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
如果有一位村民外出从事某行业，那么该村大概率会有更多村民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在地方连带中，它具备由近及远，由中心一层层往外推，越推越远、越推越薄的“差序格局”特征。长期以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姻缘关系是乡土社会的三个主要社会联系纽带，农民在农业生产生活中形成大家族聚居格局，再通过地域通婚发展成由血缘、地缘和姻缘等关系编织而成的“传统网”[18]。该关系网络在较小的地方社会区域范围内，依托地方群体长期的共同的生产生活而存在。在“玻铝大军”的地方连带链中，“传统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监利县W 镇B 村有270户1 170人，由7个村民小组构成，其中5组47户人家中直接从事玻铝行业生产的就有30户，而这30户中有16户分布在云南省。B 村5组村民LPW 是本村第一个从事玻铝业的关键人物，他带动了更多人到昆明创业。LPW 有兄弟姐妹5 人，除大哥因先天残疾未能从事玻铝业外，亲属关系网络中有多位成员都在他的直接帮带下到昆明开玻铝店，其中就包括同为本组成员的三弟一家、四弟一家、堂弟一家，外村的姐姐一家、妻弟和妻妹各一家。在LPW 直接帮带对象的进一步帮带下，有约30个沾亲带故的家庭先后在昆明开玻铝店。在B村内部，5组被称作“昆明帮”，LPW被村内成员和亲属网络成员戏称为“帮主”。在“玻铝大军”的地方连带中，与5组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如2 组村民在西安开店的多，被戏称为“西安帮”，6 组村民在长沙开店的多，被戏称为“长沙帮”。

一般而言，如果一种新的生计或一个新的市场开发能带来高收益，则其会有显著的排他性。因此，玻铝人在选择帮带对象时，首先考虑的是与自己有亲密血缘关系、姻缘关系的亲属成员，关系连带在亲缘网络中按照亲疏远近的链接路径层层往外扩散。由此可见，单个玻铝人的地方连带实际上就是其“传统网”按照差序格局移植到同乡同业经济网络中的过程。在地方连带中，如果将单个玻铝人视作其“传统网”的中心节点，那么更多“传统网”和中心节点在向外移植的过程中，将会经自发性重组而构成一张规模更大的“流动网”。

“流动网”既是在“传统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是在流动者内部结成的更为复杂的关系网。“流动网”在特定时空的汇集，使得“玻铝大军”的跨域经济活动表现为同一个地方关系网络中的成员相对集中在某个城市或区域。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个人在流出地的农村因血缘、地缘、姻缘等结成的“传统网”，是有一定限制的，在此范围内运作也难以最优化。但单个玻铝人的“传统网”数量和能量毕竟有限，要想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并组织更多资源，还须借助更大范围的地方关系。对监利人而言，这种地方关系一般是相当可靠的，不仅靠得住而且是非常管用的“老关系”。只要注意打听，表面看似没有任何交集的玻铝人之间，总能找到彼此之间的某种或几种弱联系。如果有业务经营方面的必要，这些弱关系经过重组，便可使原本分属不同小群体的人们转化为利益攸关、交往密切、感情升温的强关系。

综上所述，“玻铝大军”将农业社会中的家庭生产组织形式迁移到新的工商业劳动生产过程中，在地方连带机制的作用下，将原来农村生活中的“传统网”比较完整地移植到新经济网络之中。因地方性社会关系网络为成员提供“信任”和“老底”，“玻铝大军”在新经济活动中以关系交易为纽带，将“传统网”再生产出更加复杂的“流动网”。在以地方关系为底色的“流动网”中，地方性也得以在流动与重组中进行再生产。

（三）传统民间师徒制与“玻铝大军”的技能再生产

监利县民间一般称手工工匠为“做活的”或“吃百家饭的”。一部分手艺人给主家做活，主家还会管吃管喝，工钱另外计算。农民觉得做手工匠人不愁水旱饥荒，因此自古就有“手艺在手，走遍天下能糊口”的说法。在人多地少、山多田少、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拜师学艺的风气通常更加浓厚。以B 村为例，5 组老队长向笔者提供的一份历史记录显示，1983 年5 组有56 户288 人，有土地297.8亩。B 村5组当年“分田到户”的方案是按照现有人口平均分配的，人均分得1.03亩。在公平分配原则下，土地按照水田、旱田、好田、差田、土田、沙田分成6种类别，每家每户在不同类别的土地中抓阄细分。过去成片的土地被划分成若干小块，由于地埂的增多，人均有效耕地面积低于1亩，又由于B村所在的监利县北部地区较南部地区平均海拔低7 米[11]17，当地遭受水患侵袭的情况更为严重。笔者在调查中发现，B村男性村民中普遍有拜师学艺的经历，特别是学过泥瓦匠手艺的人比较多。

出于生存本能，监利县北部地区的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摸索出多种办法，其中包括为家中男青年托关系拜师学一门手艺。家中多一个人外出学艺，向外寻找活路，就多一份生计。长期以来，当地拜师学艺风气浓厚。在1990 年前后，当地民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拜师学艺高潮。在该阶段，男青年拜师所学手艺多为服务于民生日用的手工业，如木匠、泥瓦匠、石匠、篾匠、箍匠、剃头匠、裁缝、铁匠等。到2000年前后，当地民间掀起第二波拜师学艺高潮，但这次他们所学的则是现代玻铝加工及商业经营技能。在此次学艺高潮中，大批男青年通过拜师学艺的传统方式进入玻铝行业。

玻铝学徒的招收程序深深嵌入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玻铝大军”的发轫阶段，玻铝技艺的传授对象主要局限于以关键人物为核心的血缘、姻缘关系群体范围内，这一时期的技能传承形式接近于家传方式。如HRS 在PT 村为工艺厂招收的青年学徒，大部分都是其家族成员。在“玻铝大军”的快速发展阶段，较早离土离乡外出的一批玻铝人赚到钱后“衣锦还乡”所形成的造富效应和榜样效应，使周边亲友乡党带后生上门拜师学艺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的春节前后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家长领着年轻人，手提几件礼物（如鸡鸭、烟酒、水果等），到师傅家“认门”。师傅们常常碍于情面和自身的实际需要，会情愿或不情愿地应承下来。但整个“认门”过程，双方很少会提及学徒期间的工资待遇问题，彼此都默认“酌情给”，很显然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沉淀着地方社会深厚的人情基础。即便在市场上对学徒的需求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徒弟也渐渐成为“稀缺品”，在熟人范围内也难以顺利找到学徒，但希望招收学徒的师傅们还是坚持托熟人关系到十里八乡间接打听，一旦双方形成合意，到师傅家“认门”的传统礼数还是要有的。

“玻铝大军”的技能形成与技能扩散嵌入在传统血缘、姻缘、地缘组织以及制度架构之中。尽管“玻铝大军”中的师徒关系在所学技能方面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但其受传统组织、社会规范、社会惯习及民间价值观念的影响依然较大。一方面，玻铝行业技能几乎都是师傅以口传身授的形式在实际生产劳动过程中传授给徒弟的。师傅“手把手”地教，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学习知识和技能，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训练后，徒弟方可出师达到独立开店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学徒招收与玻铝技能扩散在突破血缘、姻缘网络后沿着地缘网络向外拓展，但其内核依然是传统性和地方性的。

项飚在研究世界信息产业中的印度技术劳工时认为，全球流动的印度IT 专业人才的“生产”是一项集体性工程和制度性安排，是靠私立学校和培训机构、种姓和社会等级制度、家庭网络、嫁妆制度等本土地方资源而生产出来的[21]38。印度地方社会资源作为剩余价值，被源源不断抽取到全球“猎身”体系当中。在该体系中，印度地方社会成为被动且末端的抽取型资源，而无法成为外部经济与地方社会相互激活的互动型资源。来自监利县“玻铝大军”自我组织的实践经验则清晰地展现出，“地方”作为互动型资源所具备的潜在发展能力，而非印度案例中单向的抽取型资源。在资源约束面前，“玻铝大军”以其坚韧在时空变迁中展示了家庭经济传统、地方社会网络、民间学徒制以及其他地方性资源所具备的创造性和建构性。正是借助那些被认为是过去的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价值取向，“玻铝大军”在自我组织中得以完成“离土离乡”到“衣锦还乡”的地方性变迁。基于“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新经济活动不仅与地方性社会资源互相依托，更重要的是二者还互相激活，即地方性社会资源被嵌入新经济活动当中后，新经济活动也在激活地方社会并重构地方性。

长期以来，受现代化相关语境的限定，主流研究多立足于“全球—地方”二元视角，将全球化、城市性、现代性与地方性、乡土性、传统性对立起来进行讨论，并认为前者意味着流动、开放以及不稳定性，后者意味着封闭、保守以及相对稳定性。当全球资本流动性与地方稳定性之间发生普遍性危机之时，后者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迁与重构，地方性面临着全球性所带来的同质化的强大挑战，并最终导致其颠覆瓦解甚至消亡。在本研究中，当“玻铝大军”以“家”“群”“乡”等形式整体嵌入现代市场时，他们不仅以自我组织的方式融入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还通过地方性再生产的方式实现了地方性与现代性的某种会通与融合。因此，“玻铝大军”的实践经验也启示我们：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并非“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可以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关系。地方性之中蕴藏着一些驱动和整合现代性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现代性因素则为地方性的再生产注入力量，地方性具备与现代性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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