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濬《杜诗集评》编撰背景考论

王 辰

(河南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刘濬,字质文,号寓槎,浙江海宁(今属浙江省嘉兴市)人。监生。生年不详,约卒于嘉庆九年(1804)后。作为一位普通文士,他的政治影响和学术影响不大,仅以选辑《杜诗集评》而著称。此书凡15卷,按体编选,共收杜诗1454首,汇录清初李因笃、王士禛、钱陆灿、朱彝尊、申涵光等15位诗论家的评杜之语,且“未敢妄参一语”[1]31,有嘉庆九年(1804)海宁刘氏藜照堂刻本。《杜诗集评》广搜博采,保留了大量清代学者治杜的可靠材料,对后世研究清人的杜诗接受具有重要价值。

刘濬编纂《杜诗集评》并非偶然随意之举,而是在客观和主观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和目的性。有鉴于此,本文试从时代环境与社会生态、文化基础与地域氛围、个体愿望与接受心理三方面出发,以期对这部选本的编撰背景作出系统、全面的考察。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清帝国从江山易主的动荡中迅速恢复过来,并逐步走向安定复兴的历史阶段。在战争逐渐平息、各地叛乱陆续被镇压以后,官方政策的重心亦明确转向了“偃武修文”。得益于此,原本因兵燹、天灾、瘟疫而遭受重创的政治秩序很快便回归正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励精图强,至乾隆即位,更是迎来万邦觐贺、天下太平的盛景。嘉庆登基后,虽无父皇“文治武功”均达到登峰造极的本事,但执柄之初仍能修明律令、整顿吏事,使得疆域依旧保持着稳固的状态。

自康熙中后期开始,由于胸怀大志、精明强干的上层统治者亲贤远佞、敬德保民,并且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顺应人心的举措:如奖励耕织、蠲免赋税、赈济穷困等,其时的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国势日臻鼎盛。龚自珍《京师悦生堂刻石》对此称赞有加:“我圣清之休养民,同符乎三代。”[2]188虽不无谀颂,然大体属实。至乾隆、嘉庆之交,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走向巅峰,传统的农业、手工业也达到了封建君主政体之下的最高水平,从而助推了市场的火旺和城镇的昌隆。

清廷定鼎后,满洲贵族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宣布开科取士。此举既安抚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灵,又方便执政者掌握民间士人的思想动向。统治阶级还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根基,明文将“雅正”当成文化衡鉴的标准:“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复经礼部议奏,应再饬考试各官,凡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多士程式。”[3]13与此同时,自康熙以降,皇帝们崇文尚教,组织编纂各类大型史书、类书、丛书。《御定渊鉴类函》《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等的面世,不仅彰显了国家实力的强盛,而且促进了世人精神的提升。待到清中叶,一个“全民重学”的知识型社会顺势而生。上起王侯将相、天潢贵胄,下讫士庶乡党、贩夫走卒,多以读书、著述为乐。及至后来,当文艺政策变得越来越极端,清初实学中“经世致用”的意识愈发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乾嘉考据派逐渐兴起。

清军入关建立起大一统王朝后,面对百废待兴的残局,最高统治者主动采取顺国安民、蓄元养精的策略,以此来恢复社会发展。在顺治、康熙、雍正三位君主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开创了盛世伟业,彪炳史册。继任者乾隆雄才大略、文武双全,终将大清王朝的辉煌推向极致。乾末嘉初,江浙一带既没有前期外族叩关入侵之际的暴力践踏,也没有后期太平军及西方列强的武装进犯。这一时期人口飞速增长,为荒地的垦辟、水利的兴修、作物的种植、用品的生产、商贸的往来贡献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环太湖流域经济由此腾飞起来。清人陶澍曾说过:“天下之水利,莫大于江南,太湖又江南水利之大者也。……旱潦于是乎备,衣食于是乎生,财赋于是乎出。”[4]26—27此方水土之丰饶富庶可见一斑。而浙西的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府又恰处于该片区,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

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保证,相应的文教事业就很快地兴盛起来,这可通过科考和藏书两个指标得到验证。就科考而言,清代两浙及第入仕者,“杭嘉湖绍宁共出2553名进士,占整个浙江的91%。杭州共有893名进士,绍兴有563名,嘉兴有504名,湖州有368名,宁波有225名。这五个府平均所属各县人均进士也是杭州最多,99人,嘉兴72人,绍兴70人,湖州53人,宁波38人”[5]115。浙西与浙东所占比例分别为62.9%和37.1%。显然,前者比后者更具人文底蕴。从浙西各府看,杭州府主要集中在钱塘、仁和、海宁诸县,嘉兴府主要集中在嘉兴、秀水、嘉善、平湖、桐乡诸县,湖州府主要集中在乌程、归安、德清诸县,证明通过科举“跃龙门”来改变命运的优良传统在浙西长盛不衰。至于藏书,有清一朝浙地也名列前茅。据范凤书统计,清代万卷私人藏书家总共543人,浙江有137人,其中杭州49人、嘉兴28人、湖州8人、绍兴16人、宁波17人、台州4人、金华7人、温州5人、处州3人[6]268—322。杭嘉湖绍宁五府凡101人,占全省的73.7%;浙西、浙东分别占比62%与38%。由是可见浙西私家藏书的发达程度。海宁文士刘濬结辑《杜诗集评》正得益于此,诚如刘氏《自序》所言:“嘉兴许晦堂先生淹博好学,酷爱藏书,乃钩求而尽得之。余于许氏为葭莩亲,因得借归,录而藏之。”[1]21据此知道,刘书材料的来源乃出自远房表兄弟许灿所藏典籍。

清朝初期,统治阶层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要尽快消除与汉族士人的心理隔阂。为此,他们实行全面“汉化”“儒化”的国策,“以汉治汉”“以儒治儒”。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做法如下:一是力倡儒术,对儒学领袖推崇备至。如顺治二年(1645),朝廷“更国子监孔子神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7]93。再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上诣先师庙,入大成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观礼器。至圣迹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圣承门,汲孔井水尝之。……诣孔林墓前酹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赋”[7]216。二是国君本人极其注重学习汉语文明。如顺治在开始执政时很难看懂向他呈递的汉文奏折,深感因自己的无知所遭遇的阻碍。于是,他以巨大的决心和毅力攻克汉文化,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能读写了。再如康熙对中华古典文学抱有极大热情,常与臣下在朝堂上赋诗。这种将治统、道统、文统“三位一体”的皇帝,古往今来实不多见。总而言之,上述举措对于扭转清政府形象、笼络士子之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后雍正、乾隆、嘉庆也想尽办法拉拢汉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和了民族矛盾,也为满汉文化的相互了解与融合架设起了沟通的桥梁。

清前期的当权者好以“右文兴学”相标榜,是大有功于文化的。顺治十二年(1655),皇帝诏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研求淹贯。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实学,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7]3114康熙主政时期曾责成朝廷内外官员:“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7]3175—3176雍正时重开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材之一道也”[8]153。上述种种措施的推行,为此后文艺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隆统治期间,政府在大西南“建郡县,设学校,渐摩以仁义,陶淑以礼乐”[9]17。该地区遂“人文振起”[9]15,通汉话、习汉俗蔚然成风。嘉庆继位,多承袭祖制,彼时“崇儒重道”的风气愈加浓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乾嘉时期文人学士嗜书成癖,矢志不渝。叶德辉在《书林清话》里还说到一件趣事:“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10]225除访书不遗余力外,这些人校书也是愈久弥坚,经学大师卢文弨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之一:“喜校书,自经传子史,下逮说部诗文集,凡经披览,无不丹黄者。即无别本可勘同异,必为之厘正字画然后快。嗜之至老逾笃,自笑如猩猩之见酒也。”[11]551另有周春“泣而鬻书”、李文藻“性好聚书”、黄丕烈“岁常祭书”等。这些轶事反映了此期知识分子手不释卷的面貌。受此影响和感召,刘濬决定编选《杜诗集评》。

齐梁以前的江南,由于远离中原地区,避免了战乱所带来的剧烈动荡,拥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从唐末开始,江南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便利的水陆交通和良好的人文基础而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到南宋中期,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明清时期,江南文化高度开放和活跃,文人社群活动异常兴盛。据王文荣《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一书的研究,康熙至雍正朝,江南文人结社出现复兴的局面。到乾隆年间,文人结社活动达到鼎盛。如果按地域划分,又以苏州府、嘉兴府、松江府、杭州府、湖州府居多[12]27—35。刘濬出生与生活的海宁在清代隶属于杭州府,文人社团众多,结社之风盛行。刘氏成长于这样一个读书、会文风气浓厚的文化氛围里,激励了他的治学精神,提高了他的学术素养,也为其后来编撰《杜诗集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从杜诗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有清一代杜诗研究者的占籍多集中在江浙一带。文人结社大大便利了他们的交流,使得这一时期治杜学者之间交往紧密、互动频繁,形成了一个个互通有无、彼此对话的学术群体。受这种文化风气的影响,刘濬自觉地参与到学杜、研杜的队伍当中。

江浙自古就有“尊师重教”“崇文尚艺”的优良传统。宋代以来,鉴于杜甫崇高的地位、杜诗巨大的成就,杜诗学的发展不断地向前推进。明清易代,浙江是当时“反清复明”最激烈的地方之一,相当一部分人怀有强烈的“夷夏之辨”情绪,这些在注杜与评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流露。清初浙地杜诗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杜诗全集校注本、各体杜律选评本都大量涌现,如张远《杜诗会粹》、陈訏《读杜随笔》、张雍敬《杜诗评点》、仇兆鳌《杜诗详注》、张涵《杜律近思》、范廷谋《杜诗直解》、沈炳巽《杜诗集解》等皆取得了突出成就。乾嘉时期,两浙杜甫诗歌辑注辑评本兴盛,其中刘濬《杜诗集评》所录清初诸名家评语简练通达,亦多独到精辟之处,不失为较有代表性的杜诗汇评本。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忠君爱国”的思想,极力宣扬以“温柔敦厚”为核心的“诗教说”:“世之所以重杜者,尚不以其诗之夺苏、李,吞曹、刘,掩颜、谢而杂徐、庾,得古人之体势,兼人人所独专,如元相所言已也。尤在一饭不忘君国,虽遭贬谪而无怨诽,温柔敦厚,洵得《三百篇》遗意,所谓‘上薄风雅’者,其在斯乎?”[1]22此举迎合了上层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符合他们政教宣传的基本要求。

《杜诗集评》成书以前,宋人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黄希黄鹤《补注杜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元人高楚芳《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1)据《杜集叙录》介绍:“刘辰翁批点本,流传刊刻情况比较复杂,其名称、卷数,亦不尽相同。约有《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须溪批点杜工部诗注》《须溪评点选注杜工部集》《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重刊千家注杜诗全集》《集千家注杜诗》《纂注分类杜诗》《刘须溪杜选》《杜子美诗集》《杜工部诗集》等名称。”详见张忠纲等编著《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07页。鉴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收有《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一部,因此这里取四库馆臣之说,以元高楚芳本称之。、范梈《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明人单复《读杜诗愚得》、王嗣奭《杜臆》、胡震亨《杜诗通》等杜诗汇注汇评本早已蜚声学界。清代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江浩然《杜诗集说》、张甄陶《杜诗详注集成》、杨伦《杜诗镜铨》等论著在杜诗学领域依然颇具影响力。以上撰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是仍旧存在不尽人意之处。这既是刘濬编选《杜诗集评》面临的诗坛现状,也是刘濬决心编选《杜诗集评》的动因所在。具体来讲,刘濬编选《杜诗集评》的主要意图有三。

其一,弥补前人著述疏失。作者在《自序》中首先对于前代杜诗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诗自汉魏而后,至少陵止矣。大含细入,包罗万有,谓之‘圣’,谓之‘史’,前人之论备焉。”[1]21紧接着表达出其意欲编纂出一部超越前人杜诗评本的愿望:“第浅学未易窥测,譬行远者无指南之车,涉海者无济渡之筏,不能循途而入,沿流以至也。是不可以无评,然非切中肯綮,则又不如无之为愈。”[1]21之后,刘氏又在洞悉以往研杜专著流弊的基础上,明确地告知读者自己编撰此书的目的:“荟萃一编,时时展玩,无支离影响之弊,无穿凿傅会之习,提要钩元,张皇幽渺,使杜诗全旨无扞格不通之处,庶几循途而入,沿流以至,可免岐路望洋之叹矣。”[1]22使人一览了然。

其二,彰显自家诗学主张。从康熙到乾隆朝,正统文人普遍认为“杜诗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绝业’,主要在于它体现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13]34。如仇兆鳌《杜诗详注自序》指出:“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14]1再如杨伦《杜诗镜铨凡例》亦强调:“诗教主于温柔敦厚,况杜公一饭不忘,忠诚出于天性。”[15]12刘濬《杜诗集评自序》同样展示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诸先生所评,往往触类引伸,揭明此旨(指‘温柔敦厚’),尤具千古只眼,岂世俗评杜者可同日语哉?”[1]22—23与前贤一脉相承。

其三,为后来者导夫先路。刘氏曾明确表示:“吾不知诗,又敢知杜?诸所评者,未知其皆能知杜与否?而‘依附影响’之说,知其必无也。读杜诗者,绎而寻味之,以己之所得,验其离合向背。辟之欲浮海者,具陈舟楫帆樯之用,道路所经之险易以导之;欲适市者,列龟贝金钱与夫良楛贵贱之异,宜以告之。虽未必皆是,其不至漂流于断港,眩惑于市侩也审矣。”[1]12—13可见为初学者“启途径、植基础”是他辑录本书的一个重要初衷。对此,陈鸿寿就说:“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得此(指《杜诗集评》)庶足以导示源流、寻求奥窔,不可继梦弼‘千家注’卓然成一家言乎?”[1]5钱沃臣也讲道:“昔蔡梦弼集宋以前评杜者曰‘千家注’,既已抉摘略尽矣。海宁刘君寓槎又取国初以来诸家评说,会缉之曰《集评》,则更补前人所未道,于理体多所发明,读之豁人心目,开人识见。”[1]18均肯定《杜诗集评》启益后学良多矣!

永嘉以后,随着中原地区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北方士族不断南迁,生态环境良好、居住条件相对稳定、农渔经济富庶的浙水之东西逐渐成为全国人才聚集地。“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发展至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家族普遍崇德尚文,重视儒业,家学代际传承,井然有序,家族数量、规模、影响力均颇为可观,两浙由此成为清代人文渊薮之一”[16]。以杜诗学为例,清初至中叶浙地涌现出不少治杜世家:如海宁陈之壎、陈訏、陈世佶三人皆研习杜诗,其中陈之壎、陈訏是叔侄,陈訏、陈世佶是父子,足见论杜已成为陈门之家学。再如钱塘梁诗正、梁同书父子分别撰有《笺注杜诗》二十卷和《旧绣集》二卷(注:集杜之作,一册。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写刻本,又有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频罗庵遗集》本,名《集杜》)。又如天台齐召南和齐图南是兄弟,二人皆有集杜著述。齐召南高弟太平人戚学标亦曾撰《鹤泉集杜诗》二卷。而戚学标祖父戚鸣凤同样喜好杜诗,故这一时期的研杜也不乏家学切磋的因素(2)参见蔡锦芳《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3—152页。。这些浓厚的家庭研杜氛围,推动了浙江杜诗学的迅速发展。刘濬选辑《杜诗集评》同样离不开家族文化的熏陶。

首先,海宁刘氏以诗礼簪缨之族著称于世,名噪一时。长久以来,刘氏宗族非常注重子弟的教育,家风纯正高洁。家族成员中痴迷于访书、购书、藏书、读书、校书者代不乏人,可以说家学渊源深厚。受这些人的影响,刘濬也酷爱访书、购书、抄书、藏书、校书:“诸先生评本,濬皆散购于藏书之家,随时借录,但与钞本校对无误而已。”[1]31他能辑成《杜诗集评》明显得益于此。

其次,清代海宁一带的文化相当发达,数百年间不仅科第繁盛、官宦辈出,而且学术兴旺、大师云集。这其中文化世家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就杜诗学而言,形成了以地域、家族聚集为特征(3)沈亮指出:“在清代杜诗学发展的过程中,杜诗学者和尚杜诗人表现出明显的地域聚集特征。清代文化发达的江、浙、徽一带,汇集了大批杜诗学者和研究著作。而在某个特定地域,这种聚集特征又表现为围绕当代某些文化家族所形成的诗人群落,文化家族的族人以及与他们有姻亲师友关系的诗人们,共同形成了一股推动杜诗学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详见沈亮《清代海宁陈氏家族杜诗学研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29页。的杜诗研究风潮。拿刘氏家族来讲,族人们或同里交善、或同门交流、或同道交往,杜诗学在这些群体之间得以赓续延展。刘濬亦是如此,这从郭麐《杜诗集评序》中可得到验证:“吾友刘子质文,以所辑《杜诗集评》示余:皆取近代诸人丹黄甲乙者,荟萃而胪列之,无所去取。”[1]12二人通过互相切磋,传杜之声不辍。

再有,海宁刘氏世家作为书香门第,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家族子弟对杜甫“致君尧舜”的宏远志向和“忧患苍生”的高尚情怀推崇备至,对杜诗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丰富的精神内涵大加赞赏(4)曾绍皇认为:“杜诗在后世的兴盛与杜诗忠君爱国的思想主旨和时代变迁带来的家国之痛、杜诗的集大成特征与科举取士以诗赋论选的标准、文学流派与地域文学风尚等息息相关。杜诗学家族传承特征的明显凸现,则更加反映了杜诗作为日常课读典籍成为老百姓主要精神食粮来源的特质。”详见曾绍皇《试论明清杜诗未刊评点的家族传承特征》,《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2期,第83页。,刘濬当然也不例外。加上杜甫与刘濬均来自士族家庭,他们身上都具有强烈的家国责任感和重大的仁者使命感,只可惜后者时运不济,仅为监生。由此,相同的出身、遭际很容易在情感上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让两人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这也是促使刘濬选编《杜诗集评》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刘濬编撰《杜诗集评》绝非率意而为,亦非一蹴而就。相反,此书最终能成稿,实乃客观和主观条件影响下,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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