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刚 吴 宇
（1. 喀什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2.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是建立在本科教育基础之上，以培育理科高层次人才、供给高深学术研究环境、扶持理科专业发展为宗旨的一种高等教育组织体系。
1917 年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的设立，标志着我国理科高等教育向高深领域和前沿方向发展。
经过三十多年的曲折发展，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在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奠定了我国理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础，搭建了理科研究体系的基本框架。
梳理近代理科研究所的创设背景，探析其演进历程和发展概况，总结其历史贡献及发展特点，既是对近代理科教育史研究的有益丰富，也能为当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科研究体系提供历史镜鉴。
近代理科研究所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不仅源于近代社会对发展科学事业的急切需要，而且离不开学者对学术专业化的大力倡导，还有赖于近代以来中国理科人才资源的初步积累。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开创了近代科技事业的先河。
1895 年甲午海战后，维新派高举“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1］的旗帜，一方面主张设立新式学堂，开设“测算、天文、地理、光电、化重”［2］等理科课程，培育新式人才；
另一方面倡导成立学会、鼓励发明创造，希冀通过发展科技事业以抵御外敌。
中华民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传播科学知识和培养科学人才在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事业中的重要性，他们将科学发展与救国救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科学救国的思想响彻云霄。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二》中指出：“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3］。
“此知识”指的就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知识，他强调通过发展科学和技术来建设国家。
1920 年，留美归国的任鸿隽在《科学与实业的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科学是实业之母。
要讲求实业，不可不先讲求科学。”［4］他认为振兴科学是近代实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民族独立的基石。
经过任鸿隽等人对科学救国思想的大力宣传，近代中国的科学事业艰难起步。
1926 年，蔡元培在《致英国庚款委员会函》中明确指出：“中国教育上目前所最需要者，为科学的教育。”他主张“以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院为大本营”，大力发展科学事业，并将“一部分庚款为各地方科学机关之补助”［5］。
可见，开展科学研究、建设研究院所和培养科研人才成为社会共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科学事业逐步向国防军事领域倾斜。1932 年，教育部决定将科学研究重心转向应用学科，重视科学事业的发展，以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
金陵大学理学院戴安邦呼吁：“只有发展科学可以挽救中国之危亡。”［6］1934 年，任鸿隽介绍西方各国的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动态，阐明“科学研究是促进工业和巩固国防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他还提到，“提高科学的研究，固然是推进一切科学事业的本源”［7］，科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
总之，近代中国的科学事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国难的刺激，迫切需要产生前沿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级研究人才。
作为发展科学事业的重要机构，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的创设与发展已如矢在弦，只待触发。
民国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引进西方的新式学科和自然科学技术，倡导建立学术交流团体、专门学会、实验室等专门的科学研究场所，以提升我国科学研究水平。
蔡元培谈及自己对大学的设想时，主张将大学系科划分为文、理两科，“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8］。
1920 年，蔡元培前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时明确指出：“各省教育应以大学为中心，各大学必须有博物院、藏书楼、研究所。
此二者亟欲细心考察。”［9］1922 年，朱光潜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中，对近代中国研究院进行了展望，“希望将来各大学都设有研究院，还希望个个学者都川流不息地做研究事业”［10］。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创设专门研究机构对于国家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并呼吁建立各科研究院所以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
例如，任鸿隽提出：“科学之发展与继续，必以研究所为之枢纽，无研究所则科学之研究盖不可能。
反之，欲图科学之发达者，当以设立研究所为第一义。”［11］他强调成立各科研究所，将其作为科学发展的基地。
再如，孙云铸主张将理科研究与国计民生结合起来，突出其经世致用的功效。他在请求设立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时指出：“盖各大学研究所能真正研究工作，而后各部门始得有新发现或发明。
集各部之新发现或发明，直接可使一国学术之进步，间接能促进与改良全国之工业与民生。”［12］572这些知名学者对科学研究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崇，以及对学术独立的高声呐喊，吹响了近代中国建立科学研究机构的号角，并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了理科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步，一批大学开始探索理科高等教育的实践，培养了中国本土最早的一批理科高层次人才，为继续深入探索理科研究生教育提供了人才支撑。
“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理科教育方面的先驱，率先培养了一批高等理科人才。”［13］圣约翰大学在1915—1917 年共授予43 人理科学士学位，且理科毕业人数逐年增加。
至1919 年初，该校累计理科毕业人数达到76 人。
东吴大学开启了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先河，早在1917 年就授予了6 名学生理学硕士学位，至1919 年，已超过14 人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国立大学在理科人才培养方面亦进行了早期探索。1917 年，北京大学的理科在校大学生总人数已达到117 人，为其理科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学生来源。
总之，这些最早一批的理科高层次人才是从事理科研究的有生力量，并且整体规模呈增长趋势，为近代中国扩大理科研究所规模、开办理科研究生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重要人力资源。
除了理科研究所学生生源的规模扩大外，各理科研究所的教师队伍也初具雏形。
随着近代留学风气逐步开放，较早一批的留学归国人才成为高校理科教育的重要师资，壮大和充实了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的师资队伍。
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为例，该所的秦汾、张大椿及俞同奎皆是英美名校的优秀理科毕业生，理科学长夏元瑮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有过交往。
清华大学在叶企孙、杨武之、陈省身等留学生相继到校任教后，开启了理科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实践先河。
整体而言，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生源和教师的数量跟欧美大学相比不算充足，但在当时积贫积弱的华夏大地上，正是这些理科人才资源的初步积累，奠定了理科研究所发展的现实基础，为理科研究所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从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建立开始，近代中国高等理科教育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各大高校紧随其后开办理科研究所，逐步扩大办学规模，完善研究生培养方式。
以1934 年教育部颁行《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和1945 年抗战胜利为划分标志，可以将近代理科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分为自发草创（1917—1933 年）、逆势推进（1934—1945年）和泡沫增长（1946—1949 年）3 个阶段。
1917 年底，北京大学创办理科研究所，下设数学、物理和化学三科，标志着我国理科研究所的发展进入自发草创阶段。
在这一阶段，理科研究所的数量较少，发展较为缓慢，制度建设也不尽完善，各所在招生考试和人才培养上具有较大自主性。
在北京大学的示范下，全国各大学根据自身条件和现实需求开始创办理科研究所。
燕京大学因其教会大学的背景在理科研究方面具备较好的基础，于1924 年在研究院中设生物研究所。
随后，该校又于1926 年和1927 年分别增设化学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
1928 年，中山大学成立化学工业研究所，附属理学院化学系，所内设置“研究室、实验室、陶瓷工坊等，为学生实习探研之用”［14］。
清华大学在1929 年设立物理研究所，次年增设算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初步建立起理科研究的学科架构。
1932 年，《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章程》规定，“应用化学研究所为天津南开大学理学院附设之机关”［15］，开启了该校创设理科研究所之路。
随后，清华大学相继增设心理学研究所和地理学研究所，金陵大学理学院设立化学研究所。
至1933 年底，全国高校建立的理科类研究所共有15 个，其基本状况见表1。
表1 1917—1933 年全国大学理科研究所统计表
在这一时期，各理科研究所的制度架构和专业结构都较为简单，开设的专业主要集中于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学科。
各所在此基础上开始探索理科研究生的培养。
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体制体系，各高校理科研究所的自由度较大且限制性弱，因此在招生方式和人才培养方式上各有千秋。
首先，在招考方式上，各校研究所采取的是自主招生、自主命题的方式。
各所的招考标准不一致且具有相当弹性，总体上对考生的各方面要求不高。例如，北京大学允许外校学生报名，他们只需经过研究所主任认可，便可参与研究。
清华大学则允许部分学生免试入学，“本大学毕业生其成绩优异者（按本大学成绩计算法），在校成绩总平均在1.05 以上者，得免入学试验”［16］。
其次，在人才培养方式上，各所要么参照德日学徒式培养模式，要么采用英美专业式培养模式。
蔡元培受德国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名校的影响，在设立研究所之初就明确提出“可采德制精神”。
后续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在人才培养上沿袭德国模式，强调学生独立研究。
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诸多高校主要是借鉴英美专业式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主张将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强调系统知识的掌握。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研究所在招考制度、组织设置、师生管理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
教育部于1934 年正式颁行《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标志着近代中国研究院所的开办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
在战火弥漫的十年间，理科研究所的数量有所增加，学科体系得以扩充，研究生的招考和培养也日益系统化和正规化，理科研究所的发展在动荡中进入逆势推进阶段。
虽然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但是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的数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1936 年，中央大学理科研究所算学部开始招生，开创了该校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先河。
除了国立大学的系所扩充外，一些私立大学纷纷加入到创建理科研究所的行列中。
辅仁大学于1937 年顶着日寇炮火成立了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并在次年秋开始招生。
还有部分大学着手调整理科研究所的组织结构，以便规范管理。
燕京大学将生物研究所和化学研究部改为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和化学学部。清华大学设立理科研究所，下设算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心理学部等。
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大部分高校不得不被迫暂停研究生的招收，理科研究所的发展一度停滞不前。
在高校内迁完成后，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为各高校积极恢复理科研究所创造了条件。
各高校竭力维持理科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高质量。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内迁昆明后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各科研究所仍然是由各大学独立开办。
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增添了生物学部和地质学部；
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率先恢复物理、化学、生物3 个学部，并于1941 年增设地学部。
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扩大理科研究所的学科规模。
中央大学理科研究所由原来的一个学部增至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心理6 个学部。
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也于1941 年增设了化学学部和生物学部。
除了原有大学的坚守和支撑外，还涌现出一批创设理科研究所的新生力量。
浙江大学于1939 年开办理科研究所数学部，3 年后又增设了生物学部。
四川大学于1941 年开办理科研究所化学部。
武汉大学紧随其后，于次年底增设理科研究所理化学部。总体而言，理科研究所的规模处于平稳增长的态势，其基本情况见表2。
表2 抗战时期高校理科研究所部信息统计表
从表2 中可以看出，这个阶段除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规模进一步扩大外，理科研究所还增设了地质、心理等新学科，学科体系更加健全。
随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加入发展阵营，理科研究所的整体实力得以增强。
虽然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乱了理科研究所的正常发展进程，但各校依然在逆势中推进，理科研究所的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
在研究生招考方面，各培养单位秉持严格的选才标准对考生进行选拔，明确规定考生的报考资格和报考条件，近代中国理科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制度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
首先，严格报考条件。
以清华大学为例，其在1934 年修正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章程》中规定，报考研究院的学生必须是“国立、省立或者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毕业生”［17］。
其次，规范招考科目。
各研究所的招生考试科目主要包括公共科目和专门科目，其中公共科目由国文和外国文组成，专门科目则分学部考查3 ～4 门专业课。
例如，1940 年清华大学地质学部考查“地质学、古生物学、矿物学及岩石学”［18］等专业科目，而北京大学地质学部考核“地质学（包括地文学、构造地质学及矿床学）、生物学及地史学、矿物学及岩石学”［12］444等专业科目。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各高校主动探索和变革培养模式。
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积极吸收和借鉴了其他高校的研究生培养经验，逐步转向英美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例如，该校物理学部陆续开设了量子力学、放射性与原子核物理、微子论（气体运动理论）等课程，注重丰富研究生的专业知识，以开展对接理科学术前端领域的新研究。
抗战胜利后，在西迁高校纷纷回迁的过程中，理科研究所的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
但是，受到时局的影响，许多理科研究所在研究事业上和人才培养上几乎停滞，呈现出一种泡沫式的虚假增长。
由于战后急需大量建国人才，理科研究所迎来了新一轮开办高潮。
武汉大学理科研究所分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4 个学部；
东北大学设立了理科研究所地理学部；
重庆大学设立了理科研究所数学学部。
1946 年，教育部公布《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要求各学部“改部称所”。
根据这个规定，各校理科研究所下设的各个学部独立成为研究所，致使理科研究所的数量急剧增加。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的数学、心理学、地学、物理学等7 个学部独立称所；
中央大学理学院设立了化学、数学、地理、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等6 个研究所；
武汉大学的理科研究所改设为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
岭南大学的物理研究所也重新开办。
除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独立成所外，还有一些学科被纳入理科研究的阵营。
厦门大学借助自身临海优势，在理学院下增设了中国海洋研究所和水产研究所。
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统计，截止1947 年，全国各校改组及新设立的各科研究所共156 所，其中属于理科性质的研究所共41 所，占比超过研究所总量的1／4。
虽然这一时期的理科研究所在数量上得到显著增长，但是大规模内战导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崩溃，打断了理科研究所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一方面，部分理科研究所的在读研究生人数稀少，研究生教育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招收研究生。例如，1946 年，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在校研究生不足10 人，且数学专业和化学专业在本年度都未招收研究生，心理学专业也在1947 年和1948 年停止招收研究生。
另一方面，各理科研究所的办学经费近乎枯竭，难以完成理科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理科研究所的各项事业陷入停顿状态。
例如，从1946—1948 年，清华大学共招收15 名理科研究生，但毕业的理科研究生仅有1 名。
为了维持高校研究所的正常运行，行政院于1947 年发布《政院追加设备费充实大学研究所》，按标准补助数学研究所办学经费600 万元，补助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办学经费1 400 万元，补助地理、心理研究所办学经费800 万元［19］。
次年，国民政府又增加了对国立大学研究所的经费补助。
受到不稳定的时局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看起来数额巨大的补助经费相比当时的物价标准而言，可谓杯水车薪，近代理科研究所在硝烟中走完最后一段历史进程。
理科研究所在曲折的办学过程中，推动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科学研究方面，理科研究所提升了近代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平；
在人才培养方面，理科研究所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卓越优秀的理科尖端人才；
在社会服务方面，理科研究所保障了我国国防和民生的需要，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末以降，中国大学的理科教育尚处于萌芽阶段，高水平的理科研究更是处于较低层次，各高校主要通过“广泛收藏、择要购置东西各国图籍”［20］，从国外吸收一些近代科学知识。
直至理科研究所的建立，近代中国高水平的理科科学研究才算正式起步。
各研究所为了夯实师生的研究基础，购买大量的外国经典理科著作，并订阅该研究领域的重要外文期刊。
例如，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订购的书目近200 种，大部分是国外经典著作；
另外还购买了近40 种期刊和杂志，其中绝大部分期刊来自英美两国，基本能满足师生科研的需要。
随着研究条件的成熟，各所还创办了自己的学术期刊，比如《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北京大学数理杂志》等，以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各理科研究所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科学研究。
以清华大学为例，理科研究所算学部熊庆来在亚纯函数方面建立了无穷级亚纯函数论，他在博士论文中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定理”。
杨武之则钻研“棱锥数的华林问题”，与熊庆来一同开创了我国现代数论的研究，在高深数学领域打下基石。
驰名中外的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堆垒素数论》，在1941 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首届学术研究及著作发明国家奖励金一等奖。
物理学部的研究成果也非常显著。
霍秉权等人于1935 年建成我国第一个威尔逊云室，并借研究室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就。周培源等人对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进行研究，他们对粘滞流体运动稳定问题的计算解决了数理界二十多年来的争论，使我国物理研究迈上新台阶。
化学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方面。
高崇熙、萨本铁等人利用国产原料研究各类高级脂肪族、酯等有机化合物的合成与分解，在元素定性分析上获得重要成果，且在国内外化学期刊上发表许多论文。
在诸多泰斗级教授不舍昼夜的钻研奋斗下，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成为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理科研究基地，奠定了如今清华大学理科的学科基础。
总之，在各高校理科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成就斐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整体研究水平实现了质的提升，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
近代理科研究所一方面为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子提供研究精进之所，促进了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一批具有扎实学识、卓越研究能力的高层次理科人才。
这些高层次人才毕业后，或是跟随导师在各自研究领域刻苦钻研，或是远赴重洋出国深造，取得非凡的成就。
例如，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研究生钟开莱在华罗庚的指导下研究概率和数论，凭借《对于机率论与数论之贡献》获得第二届学术审议会议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后来成为世界闻名的概率学界的领军人物。
另一名研究生陆学善毕业后赴英留学，进入X 射线晶体学研究中心潜心研究。回国后他“长期从事晶体物理学和X 射线晶体学研究”［21］，成为我国X 射线晶体学的主要创始人。
再如，精英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在危墙之下仍培养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黄昆，以及涂光炽、陆宝麟、何炳林、董申保、郝诒纯、王伏雄、林为干等众多大师级的顶尖人才，以“刚毅坚卓”之姿引领我国理科学术研究的前沿。
除国立大学外，教会大学理科研究所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截止到1948 年，燕京大学生物研究所共有34 人获得硕士学位，其中金荫昌、刘承钊、张作干等人成为药理学、动物分类和动物形态学的专家，谈家桢、徐荫祺、蒲蛰龙、赵修复、张宗炳、林昌善等人不仅在生物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且还培育出一大批在遗传学和昆虫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知名学者。
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也培养出了一批举足轻重的科学家。
曾就读于该所化学部的蒋丽金成为我国著名化学家，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该所物理学部毕业生金建中是我国著名真空技术专家，曾参与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的建造，与蒋丽金同时当选院士。
从这些耀眼夺目的人才资源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在人才培养上的成功实践。
近代理科研究所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局之中，肩负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使命，研究方向更偏重于军事国防、民生工业等领域，着力为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例如，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的俞同奎考虑到碳酸钾提炼难、造价贵的问题，他从北方常种植的农作物着手，尝试从中提炼出钾盐，以摆脱对进口钾盐的依赖。
燕京大学理科研究所也积极开展科研，化学部的蔡镏生开展“从植物油制取汽油的研究”，韦尔巽进行“有关中草药的研究”，窦维廉研究“华东地区膳食中碘含量”等。
这些科学研究都着眼于解决国计民生的难题，着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金陵大学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国产染料、食物化学等方面，发表了诸如《盐类对于卤化银吸着染料之影响》《大豆蛋白质及其工业应用》等系列研究成果，保障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需要。
其中，马杰、周廷奕二人对国内木材纤维量进行研究，撰写并发表了《中国木材纤维量之测定》，为寻找纤维原料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在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后，科学救国与民族存亡、国家危亡密切联系起来。
各理科研究所积极响应政府“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22］的号召，将国防民生的需要作为研究重点。
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地质学部因地制宜，对云南地质地层进行研究，同时考虑到战争需要，勘探“滇北之盐，昆明区之磷，滇西之砒，云南各处之煤”等自然资源。除此之外，地质学部还围绕国防战略资源展开研究，探究矿物岩石与锡、钨、锑之间的关系，玄武岩与铜矿的关系［12］571。
地质学部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既是应抗日战争之急，也是捍卫“民族后继复兴之基”。
金陵大学化学研究所受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委托，由研究所主任戴安邦领头，“研制碱式碳酸铜，以治四川北部山区农田小麦遭受黑穗病之害”［23］。
该研究所还利用土地原料生产制造硝酸铵、硫酸铵、氯化铵等各类用于化工制造的铵盐，以满足大后方工业发酵以及电池生产的需要；
该所的谭之鼎等人研究“大豆酪素之提取与酪胶之抗切强度”，目的在于自行研制摄影胶片。
总之，各理科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因时因地制宜，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将科研成果及时运用在战时的国防建设和民生保障上，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的发展历程曲折，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
受到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低迷、社会动荡不安等因素的影响，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的整体规模十分有限。
首先，从理科研究所的数量来看（见表3），1936—1946 年的11 年间，理科研究所的数量没有大幅度的变动，基本保持在8 所左右，办学规模发展得较为缓慢。
在研究所总量的占比上，理科研究所的占比从1936 年的31.8%下降至1946 年的15.7%，下降近15 个百分点，说明相较于其他研究所的发展而言，理科研究所的发展处于落后的状况。
直到1947 年各学部独立称所，理科研究所的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全国理科研究所的总数量达到41 所，其占比也回升至26.2%，与1938 年理科研究所的占比基本持平。其次， 从理科研究生的数量来看， 全国理科研究生的数量由1936 年的18 人增至1947 年的131人，人数增加了近6 倍。
虽然理科研究生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其具体人数只在1943 年和1947 年两年突破过百人。
且理科研究生在全国研究生中的占比保持在22%左右，整体发展趋势较为平稳，占比未有较大程度的提升。
总体而言，理科研究所的办学规模有限，艰难地撑起我国理科研究的发展重担。
表3 1936—1946 年理科研究所基本情况
虽然理科研究所的办学规模不大，但是其师资队伍却是一流。
各所的理科教师大都是学贯中西、腹载五车的高学历人才，具有丰富的留学经验和精深的学术造诣，为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育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保障。
北京大学在理科研究所建立伊始就聘请了18 位教授，除了数学教师叶志毕业于北京大学本校外，其他教师均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且留学国家主要集中在英、美、德、日四国。
其中毕业于美国高校的教师有秦汾、王仁辅、金涛、张善扬、罗惠侨、张大椿；
留日归国的教师有冯祖荀、胡濬济；
留学英国的教师有何育杰、王鎣、李祖鸿、俞同奎、陈世璋、郭世绾、王兼善、丁绪贤，此外还有一名获得德国柏林大学理科博士学位的德籍教师巴台尔。
这些高层次人才归国后组成了我国近代理科研究所的重要学术队伍。
以1937年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为例，其物理学部共有7位物理学教授，叶企孙、任之恭、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萨本栋6 人均获得了美国顶尖高校的博士学位，霍秉权也在1930—1934 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物理研究。
他们都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一流的科研能力，奠定了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基础。
该校理科研究所其他学部的教师也都是高学历的精英人才。
化学部招纳了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的化学博士高崇熙、萨本铁和相继留学过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3 所名校的黄子卿，以及留学德国的张大煜。
算学部聘用的郑之番、熊庆来、曾远荣、杨武之等人皆是数学界的青年才俊。
生物学部的陈桢师从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著名遗传学家Thomas Hunt Morgan，李继侗、赵以炳、彭光钦3 人也都是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校的毕业生。
窥一斑而见全豹，近代高校理科研究所的教师队伍基本由经过系统专业训练、科研能力拔尖的海归硕博群体担任，他们的学术眼界、专业学识和研究能力均属一流。
近代高校创建理科研究所后，积极开展理科研究生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呈现严格要求的特点，在育人方式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各理科研究所虽然办学规模有限，在招考条件、考核标准等方面也有所差异，但是都遵循高标准、严要求、精英化的原则。
近代理科研究所对研究生生源质量把关非常严格。
如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创办人张子丹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研究员以及助理研究员都要求是国内大学高材毕业生。
近代理科研究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学生课业成绩要求普遍偏高。
1934 年清华大学研究院规定学年平均成绩不及65 分的研究生，令其退学，后来将研究生课程的及格线提高至70 分。该校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的一名研究生，因第一学年有3 门课程未达70 分而被清华大学开除［24］。
浙江大学明确规定，“研究生修习课程，其成绩满七十分者，给予学分”［25］。
这些规章制度说明，各理科研究所对高层次人才的严格要求已经形成共识。
各理科研究所注重采取多种途径培养人才，普遍采用开办讨论班、举办学术讲座以及开展专题汇报等方式，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
首先，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各类学会、讨论班等，以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
金陵大学组建了“化学会”和“工业化学会”等学术交流组织，举办了化学壁报、化学工艺品制造竞赛等活动，形成了活泼和谐的学术气氛。
其次，指导教授对于研究生的学术汇报十分重视，着重培养学生的表述能力和钻研精神。
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的苏步青以严格细致的教学闻名，他要求研究生在进行学术讨论前必须熟读原文专著，独立进行推理演算，最后形成汇报。
曾有这样一幕，有名研究生因为偷懒从别的地方间接引用了一条定理，而被苏步青当场“将了一军”，质问其查对过原著与否。那名研究生才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此后在学术研究上不敢有丝毫马虎［26］。
正是在苏步青和陈建功等人的严格培养下，浙江大学诞生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形成蜚声中外的“陈苏学派”。
最后，各校经常会邀请著名学者来校举办学术讲座和报告，以便让师生了解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燕京大学在1927 年建立生物学会，其“重要活动是邀请本系和北平各大学及研究院的生物学专家、全国知名学者和美国到中国讲学或旅游的专家学者演讲”，讲座内容包括“人类生物学”“近代实验生物学的发展趋势”“昆虫学”、“植物学”以及“生物标本制作法”［27］，这类活动促进了校际之间的生物学学术交流。
全面抗战期间，为了提升师生的学术研究水平，武汉大学邀请“剑桥大学著名教授李约瑟为武大师生讲授生物化学专题”［28］，以此拓展师生的学术视野。
这些多元化的育人方式既激发了理科研究生的研究兴趣，也培养了他们的学术交流能力。
理科研究所作为近代中国理科研究的前沿中心和开拓先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开展各领域的科学研究。
由于政局更迭频繁、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等因素，理科研究所的科研条件十分简陋。（1）理科科学研究对于仪器和设备的要求较高，实验设备大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各高校碍于经费紧张未能置办齐全，只能因陋就简。
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成立时，所内全部仪器“约值国币十一万元，……书籍及杂志足敷参考之用”［29］，实验设备耗资巨大，难以满足师生从事科学研究的需要。可见，连办学经费相对宽裕的清华大学在实验器械的投入上都捉襟见肘，更何况其他经费少的院校。
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主任夏元瑮曾说：“现理科一切设备极不完全，众意此时尚不能作新理之研究，所可为者不过使毕业学生得一读书之机会而已。”［30］在多年积累下，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研究室才拥有两台大型分光摄谱仪和一个十分珍贵的精密凹面金属光栅。
因为科研条件艰苦，所以教授和研究生一般共用一台实验器材，或者反复使用同一台仪器以节省材料。
为了解决实验仪器设备紧张的问题，大多数教授自掏腰包从国外购买实验器具捐赠给学校，使得理科实验室的条件勉强达到研究标准。
（2）为了节约学校经费，某些实验仪器和设备是由教授、学生甚至工人制造出来的。
清华大学物理系内“设有工厂，能自制仪器”；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真空系统和放电管是由赵广增和江安才两位先生带领研究生们制作出来的。
某些研究需要精密度高的仪器，如刻度机、干涉仪等，也只能由学校工厂的技术工人打造。幸亏工人们技术精湛，做出的仪器毫不逊色于国外进口的实验器械和设备，才能勉强弥补理科研究所科研条件的不足。
即使在简陋的科研条件和拮据的生活条件下，理科研究所的师生们依然创造出卓越的科研成果，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石。
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在1933—1938 年间，在物理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1 篇，其中超过半数还是实验研究论文［31］。
金陵大学化学研究所在1938—1948 年这10 年间，发表在《金陵学报》《中国化学报》等国内外各类科学期刊上的论文共计34篇［32］。
西南联合大学理科研究所算学部的教授们笔耕不辍，华罗庚发表论文42 篇，陈省身发表论文19 篇，许宝騄发表论文14 篇［33］；
物理学部的研究成就也非常显著，研究工作涉及广义相对论研究、湍流理论研究、光谱研究、介子理论和量子场论研究、核物理研究等数十个前沿领域。
总之，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研究经验，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就，从无到有构建起我国理科高层次研究的整体架构。
近代理科研究所的创设与发展是对清末以来“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延续，开启了中国大学理科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走向，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经过三十余载的筚路蓝缕，近代中国理科研究所既为我国理科研究生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我国当今理科科研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首先，建设高质量的理科科研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在精在优而不在量，它的建设对于科学研究十分重要，“师资力量的优劣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34］。
高质量的师资队伍能为高校研究机构规划正确的科研方向，提供充足的科研动力，把握前沿的科学命题，从而产出重大科研成果。
其次，注重学术交流，开拓学术视野。
近代理科研究所通过开展学术讲座、开设讨论班、举办学会等方式加强校内外之间的学术交流，及时获知各专业的研究进度和最新成果。
各科研机构应当为教师和研究生提供参与国内外大型学术交流会的机会，从而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发挥学术合力。
最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提高人才培养标准。
近代拮据的科研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高等理科的发展，理科研究所并未因外部环境的简陋而放弃科研事业，教师们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创造出不逊于国外名校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近代理科研究所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因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的高质量理科精英。
我国当前科研条件相比于近代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各科研机构应当秉承先辈优良的学风和精神，提高科研人才培养的标准和质量，在世界大变局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筑牢现代中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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