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才 王昕桠
(1.西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2.西北民族大学 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30)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把各民族看作56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实体,即每个民族内部都具有同质性的文化模式,而民族之间则具有相对固化的差异和边界。显然,这是西方民族原生论[1]的传统观点。原生论固化了民族边界,强调民族分野,关注族际差异。若用原生论看待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就可能会忽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共性,罔顾各族人民“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一历史事实。而且,各民族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是更小的“多元一体”,“例如汉、藏、回、满、瑶等,多元是指这些民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在各地区发展也不平衡,其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也呈现出多元的特点;一体是不管来源如何,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有何差异,都认同为一个民族[2]。”
以原生论看待民族边界,自然也会对中华文化产生误读。最典型的表现是,有人认为中华文化仅仅是 56 个民族文化的总称或简单加总,还有人不自觉地将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或将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这些错误的文化观都有虚化中华文化的风险。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3]简言之,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源泉与精神纽带。如果不能准确理解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那就难以消弭错误的文化观,更不可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维度的支撑。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逐步汇聚为整体的中华文化。对此,历代学人提出有三种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4]。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各民族文化汇聚为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动力机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谷苞撰文指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上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并从而产生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因此,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方面是有许多共同点的[5]。其后,他又从语言文字、经济生活、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思想传统、历史交往等方面分别论述了我国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系。例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着许多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表现。如盘古氏开天辟地,古代洪水曾淹没大地,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等,在我国许多民族中都广为流传。另外,对龙的崇拜,用十二属相纪生年或记年,也在我国许多民族中广为流传[5]。”由此可见,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其核心就是中华文化的互鉴与共享。
在重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同性的同时,也要看到文化差异及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与互补关系,以便从理论上解释清楚多元如何构成一体。张岱年的兼和相济思想,可用来解释多元文化的共生之道。“所谓和者,指相异者或对立者之结聚。然相异或对立之相乖相悖亦非和,相异者或对立者之相成相济,方可谓和”[6]。兼和相济是对立统一之道,在承认差异和矛盾的前提下追求动态平衡,符合现代协商政治,也符合由多生一的“递进”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爱人、爱家、爱国,层层递进,重叠共识,推出“众知者之共同世界”[7]。人们对文化差异的认知和态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8]“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4]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文化在长期交流交融中实现了互鉴融通。只有以中华文化为根脉,才能建立起中华民族的内在认同与外在价值,建立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鉴于前辈学人侧重于阐述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互鉴融通的历史事实,且多是跨越长时段、大范围的论述,以宏观概括、归纳为主,但对现实中民族文化交融情形所涉不多。对此,笔者尝试借助田野调查所获第一手资料,具体呈现农牧交错地带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以求进一步阐释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现象和机理,进而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文化逻辑。
民族走廊或农牧交错地带,不仅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频繁的社会文化空间,也是多元凝聚为一体的一个缩影,更是理解中华文化有机整体性的理想园地。鉴于此,笔者选取位于河西走廊的天祝藏族自治县作为田野点。河西走廊一向是多民族混居、流动、交往的区域,同时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时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天祝县属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祁连山横亘全境,乌鞘岭地扼东西。这里是河西走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夏商周时期,此地为戎、羌驻牧之地;秦朝时期,月氏迁入,和当地土著人一起生活;秦末汉初为匈奴所据,月氏被迫西迁,少数居留者进入祁连山,和羌族共同畜牧生活,史称“小月氏”;汉武帝时期,建河西四郡,天祝县被纳入西汉版图;五代时期,天祝县由吐蕃折逋氏家族统治。明代,天祝、永登境内已经有藏族部落52个,合计3万余人[9]。早期天祝县虽以藏族为主体民族,但随着其他民族人口的迁徙流动,汉族、土族和回族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不断进入这个区域。多民族汇聚,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语言的兼用与融通,既是各民族深度交融的前提条件,也是广泛交往、全面交流的有益结果。天祝县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语言的兼用与融通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文化现象。当地不论是汉族、回族,还是藏族、土族等,都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要的交流媒介。
青藏高原,这片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已有数据显示,这里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的18%,更为重要的是,其中1000多种是西藏特有的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也没有中国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天祝的藏族都会说天祝话(汉语兰银方言),年轻人、小孩子都会讲标准的普通话。我就是藏族,我和朋友们交流全用汉语,我和藏族朋友们也不用藏语交流,因为大家都熟悉汉语。(1号访谈对象,30岁、干部、本科学历、藏族)
当地少量汉族或回族兼通藏语,甚至个别人熟练掌握两到三门语言(汉语、藏语、土族语)。与此同时,各民族之间相互借用词汇的现象非常普遍,汉族在日常用语中借用了不少藏语词汇,例如称哥哥为“阿吾”,称姐夫为“木华”,称大妈为“阿奶”,称大叔为“阿卡”,称砖瓦为“加瓦”等。土族在宗教用语等方面较多地向藏语借词。
我是汉族,娶了一个土族媳妇,慢慢学会了土族话。因为常年去西宁、德令哈做虫草生意,经常和藏族人打交道,所以会说藏语。(2号访谈对象,48岁、个体户、高中学历、汉族)
我是汉族,从小生活在一个土族、藏族和汉族混居的庄子。因为住在一个庄子,藏话、土族话都能听懂一些,像一些称谓和简单的问候,都可以听懂,他们也能听懂汉语,能很流利地说汉语。(3号访谈对象,54岁、个体户、高中学历、汉族)
语言的兼用与融通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表征。时下,“天祝话”已然成为当地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相当于地方“官话”。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持续深化促进了各民族语言的融通,天祝话的使用也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粘合剂”,让各民族从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逐渐转向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
节庆作为文化的载体,生动地展现着各民族文化的共创与共享。天祝县汉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等。天祝藏族居于安多地区,没有过藏历新年的传统,而是与汉族等共享春节及其他传统节日。
春节前,家家户户会打扫房间,准备各类肉食和面食,大家都会炸油果、油饼和麻花,大年三十早上贴春联。藏族家庭的春联同汉族一样都表达了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晚上包饺子做年夜饭,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第二天早晨要燃放鞭炮,寓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大年初一,不能往屋外倒垃圾,否则会把今年全年的好运都倒出去,大年初二,开始到亲戚朋友家相互做客和拜年。在节日习俗方面,无论汉族、藏族还是土族,都呈现一致性。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包粽子,蒸米糕,清明节祭奠先祖,对汉族、藏族和土族来讲,并无二致。(4号访谈对象,27岁、教师、硕士研究生学历、藏族)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当地也叫“端阳节”或“当午”。在天祝,端午节是汉族、藏族和土族一年中较为重要的节日。家家都会做粽子、米糕、凉粉、凉面、甜醅子等食品,门顶和房檐要插上柳枝。小孩和年轻人身上会佩戴用绸缎、花布和丝线做成的荷包(又称香包),脚踝和手腕戴上五色线搓成的花绳,据说可以预防害虫和毒蛇叮咬。这些物件要到六月初六才能取下来抛到河里让水冲走。戴花绳、做荷包早期是汉族的节庆传统,但今天的土族和藏族也共享了这一习俗。端午节前后,当地还有一项各民族共同参与的节庆聚会,名为“浪山会”。
天祝的浪山会是在端午节前后,或者在端午节当天。在天祝,农历五月初五也叫“桑吉曼拉节”,意为“药师佛王节”,传说这天早晨,药师佛洒下圣水妙药沐浴各种药材、花叶,而药材的药性也会因得到圣水的浇灌而格外灵验。因此,在这一天,各族群众都会带上炊具和各种食品,三五成群,上山入林,采花摘叶。在有药水泉的地方,饮用泉水,用泉水来洗眼睛、额头及关节。当地人认为,这一天的泉水得到了药神的“加持”而效果倍增。汉族会在门口插上柳枝,佩戴上五彩绳和香囊,结伴去浪山会、唱花儿、吃卷糕、喝青稞酒。但现在华锐藏族的“桑吉曼拉节”已经和“端午节”融为一体。各民族都会带上炊具和食物上山,大家都会借着踏青游玩的机会共同参与。(5号访谈对象,29岁、教师、硕士研究生学历、汉族)
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是天祝一年中仅次于春节的节日。蒸月饼是各民族中秋节共同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月饼的大小不一,将发面擀成薄饼,在上面抹上清油,撒上香豆叶(绿色)、红曲、姜黄、灯盏花瓣、玫瑰花瓣制成的粉末,一张饼一个颜色,撒一层叠一层,一个月饼五到十层不等。最后蒙上外皮,外皮上点上红色和绿色的花纹,用蒸笼蒸熟。各民族制作月饼的方法基本相同,到晚上月亮升起来时,汉族、藏族和土族等都在自家院里或者阳台摆上桌子,点上酥油灯,将蒸好的月饼放在桌上,摆上瓜果,当地人叫“献月亮”。之后,人们将月饼切成几块,围坐一起,吃月饼和瓜果,以示庆贺,第二天,亲戚间互送月饼,庆祝节日。
天祝回族也会共享春节、元宵节、中秋节这些传统节日,但具体习俗方面稍有差异。
我们天祝回族也过年,一样也要包饺子。家里娃娃都盼着过年,要年钱(压岁钱),穿新衣服,放炮仗。从我记事起就过春节,我爸我妈正月二十几就开始准备了,我们年轻人在外面上班,年三十才能到家。过年就是全家大团拜(聚会拜年)。回族也过元宵节、中秋节,元宵节吃元宵,中秋节吃月饼。这个月饼和汉族、藏族的月饼形状寓意都是一样的,只是原料会有所不同。(6号访谈对象,28岁、干部、本科学历、回族)
除了在以上的节庆习俗中相互包容和接纳,各民族在一些共享的礼仪习俗中也会主动增进了解、联络感情、消除隔阂。譬如,认干亲是当地各民族共享的一种社会交往习俗。干亲是一种拟制亲属关系,相关对象既没有地域的限制,也没有民族身份的限制。认干亲,主要是为了让子女受到更多的庇护,健康成长。这一仪式的背后也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间智慧。
我家有一门干亲,是我爷爷60多年前无意间认的女儿,她家是土族,我家是汉族,但到现在我们一直把她当自家嬢嬢(姨姨)称呼她。当时是我爷爷要去另一个县城去办事,出门办事都是天不亮就出发,结果在路上碰到一对夫妇抱着他们的女儿,说得了很严重的病。依据习俗,这对夫妇要在离家不远的大路上等天亮时碰到的第一个人,让这个人给女儿起一个名字并且认干亲,孩子就会逐渐恢复健康。那一家姓石,我爷爷就起名叫石存,意思是孩子可以健康存活下去,还认了她当女儿。现在嬢嬢有63岁了,他家和我家属不同民族,也不是一个村子的,这些都没有关系,只是依据习俗看缘分。但因为这个我们觉得这就是自家亲戚,他们家也觉得和我们是一家人。(3号访谈对象,54岁、个体户、高中学历、汉族)
天祝地区这种跨越民族边界的收养文化无疑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我们老村子当时完全是多民族混居村落,汉族、藏族、土族和回族,都是挨着住的。有一家回族和我家离得不远,他们家的阿姨我们也叫的嬢嬢,关系特别亲近。三十多年前,他们家从外面领养了一个女儿,是一个汉族小姑娘,起名海丽麦。嬢嬢和她的两个哥哥都特别宝贝她。虽然姑娘出生在汉族家庭,但他们从心里认为他们就是一家人。(7号访谈对象,49岁,出租车司机,高中学历、汉族)
各民族礼仪既有时代的共享性,也有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多样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且深入,民俗礼仪也在不断吐故纳新,互相借鉴和吸收。在婚嫁礼仪方面,天祝县两个不同民族的新人结婚,在婚俗上会采用两个民族的习俗,比如说出门迎亲的礼仪用一方民族的习俗,举行典礼用另一方民族的习俗。在称谓上,藏族和汉族在见面时会用对方的民族语言去称呼对方来拉近距离,在见面时会习惯性地询问对方民族,但不是为了区分,而是为了搞清楚相关的礼节,比如对于兄长的称呼,汉族和汉族之间会用“哥”来称呼,如果是和一个藏族交流,汉族就会习惯性地用藏语“阿吾”来称呼使对方倍感亲切。
这些关系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自发形成的,不仅体现了各民族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也体现了各民族深度交融的文化逻辑。不同民族围绕这些关系进行多方面的交往互动,既是满足民族成员个体的需要,也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良性互动,展现了整体民族关系的协调和深化[10]。
各民族不同的饮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早期,不同民族会利用不同的饮食习惯来区别彼此,成为构建民族边界和区分民族的重要标志,但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各民族的饮食文化也不断交融,饮食习惯的民族分类逐步被区域分野取代。
这边的饮食习惯,家家户户基本差不多,肉食以牛羊肉为主,主食主要是各种面食。平时招待客人或者办红白事,我们这里的牛羊肉必须得有,这方面汉族、藏族、土族还有回族都是一样的,而且这里汉族和藏族、汉族和土族、土族和藏族结婚的多得很,大家肯定都是吃饭能吃到一起,日子才能过得好。(8号访谈对象,45岁,干部,本科学历,土族)
天祝县既有农区也有牧区,主产牛羊肉、面食和蔬菜。当地人不论是哪个民族,都习惯于肉食、面食和乳制品,喝酥油茶、吃馒头,辅以蔬菜等。
我们全家都是汉族,但我出生在一个以藏族为主的村落。我们村还有土族和回族,从我小时候我们家就和藏族、土族饮食上吃的一样的,我们喝的茶基本是砖茶,有时候早上喝酥油奶茶还捏个炒面(当地对糌粑的表述)。肉食也基本是牛羊肉,到现在搬到县城还是这样的,这都已经50多年了。(9号访谈对象,40岁,农民,高中学历,汉族)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物结构不断丰富,烹饪方式也更加多样,天祝县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已然趋于相同,伴随着长期的民族交往,各民族的饮食习惯也在不断交融,“没有分别”的地域饮食习惯逐渐生成,进一步深化了民族交融。
多民族交错杂居地区往往有不同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共通现象。宗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元素,有时会成为民族分野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教的共通是多民族混居地区文化交融的根本表征。藏传佛教在天祝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土族、汉族等多民族的共同参与,当地藏传佛教有民间信仰化的趋势。在天祝,绝大部分藏族和土族有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传统,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汉族信仰藏传佛教,但均止于点灯祈福的活动。
天祝县有些民间信仰活动,很难追溯到具体的民族,但各民族都会参与,此类共享习俗能够消弭隔阂,促进各民族精神世界的融通。
我和朋友们在正月十五的时候跳过火堆,就是在空旷的地方会点燃一堆堆麦草,火堆分开连成一条线,大家依次从火堆上跳过。这一习俗过去就有,但不知道是哪个民族发明的,只知道跳过火堆可以燎去人身上的晦气,在后一年里身体强健,百病不生。每年都会有人自发地在可以燃放烟花爆竹的地方点火堆,大家看到之后都会过去跳一下。(10号访谈对象,21岁,学生、本科在读、汉族)
民间信仰上的共通和差异是同时存在的,关键是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并积累了开放和包容的民间智慧,才使得各民族自然而然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构建联系民族情感的纽带,从而消弭民族间的隔阂和排斥。
文化是一个共同体的灵魂,是共同成员相互认同最主要的内在纽带[11]。天祝县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案例可以启示我们思考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论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祖国如此辽阔的地域和如此众多的民族靠什么凝聚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整体?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社会根基,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机勃勃的内生动力。而历史上的民族交融之所以成为必然且延续不绝,其实质恰恰在于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彼此包容,在于文化上的互鉴融通。简言之,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正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彼此包容的结果。所以,中华民族未来的繁荣、发展及生命力,仍然离不开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文化上的包容与开放。
近年来,多民族地区的基层政府都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相关举措大多为自上而下推进,未能广泛动员各民族群众,其症结主要在于基层没有充分关注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与民间智慧,忽略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行动主体、内生动力和底层逻辑。上文所述天祝各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文化交融,便是一种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间智慧。对照“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的工作理念,各级政府应开发运用民间智慧和现实基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外,从天祝县生动的现实交融案例可见,各民族之间并未有固化的边界和差异,而文化的交融共生、互鉴融通是历史真相,也是历史必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非极个别人理解的“推行同化”“人为淡化差异”等错误认知,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接近、互相认同,就是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建设共同的精神家园”[12]。因此,在新时代,要正确处理差异性和共同性,把握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方向,既不能无视民族共性放弃引导,也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忽视民族差异。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的民间智慧相结合,顺势而为,绵绵用力,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综上所述,各民族共同创造并承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正是在你来我往、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逐渐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接续中华文化根脉,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了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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