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巧静 陈 芙
(1.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083;
2.辽宁大学,沈阳 110136)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17年—2021年辽宁14个地级市宏观数据,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财政、金融以及二者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行测度。研究发现:财政金融在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方面存在协同效应,二者协同支持效率高于财政或金融单独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
剔除环境变量及随机噪声影响后,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地级市之间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呈现非均衡性,“一圈一带两区”的发展战略可以缩小区域间财政金融协同效率差异。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构建辽宁经济绿色发展的财政、金融“双维”支持体系,加大对环保节能、低碳转型等绿色技术的投入,发挥“一圈一带两区”的区域发展战略优势等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刻改变着中国,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我国提出2030年争取实现碳达峰、2060 年争取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辽宁积极探索经济绿色转型,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增长点,出台《辽宁省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方案(2016—2020)》等系列文件,引导工业绿色发展,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
财政和金融是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绿色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各项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联动,以财政金融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财政是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管理,能够通过资金和税收激励等途径支持经济绿色发展。财政不仅能够以直接或间接投入的方式对绿色环保产业给予资金支持,而且能够通过制定税收激励、引导和约束机制在环保领域发挥作用,进而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目前,已有相关研究关注到财政与经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财政支出对经济绿色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绿色化的财政支出是实现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经济保障手段(魏吉华和蒋金法,2018);
经济绿色化发展不仅需要相关金融政策的倾斜,更需要有力财政政策的支持(李树,2002)。另一方面,金融是与货币流通、资本管理、贷款、投资、储蓄等相关的经济活动,它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的核心是以市场化原则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向绿色产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分散企业低碳投资风险(徐政和江小鹏,2021)、引导公民低碳消费及鼓励机构增强信息披露(叶林和邓睿彬,2023)等方式,金融能将资本配置到绿色低碳经济领域(郑录军和韩庆潇,2022),从而推动经济绿色发展。
财政金融能够互补互促,实现财政金融协同促进经济绿色发展(郑录军和韩庆潇,2022)。目前,我国的绿色财税制度和绿色金融政策不完善,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李升等,2022)。加快构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体系,打好财政金融政策工具“组合拳”(徐枫等,2023),对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方面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阐述,缺乏定量层面的分析。辽宁在中国工业化历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和环境问题的显现,其面临的挑战和转型压力也日益凸显。2022 年出台《辽宁省“十四五”生态经济发展规划》(辽政办发〔2022〕3号),强调辽宁全面振兴迫切需要以低碳经济为重点,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培育辽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竞争新优势。2023 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全力建设美丽辽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本文以辽宁14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从实证层面入手进行分析。考虑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将研究重点放在投入产出方面,选择使用三阶段DEA 模型,对财政金融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行测度及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推进经济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为推动区域绿色转型提供理论经验和政策启示。
一是政府通过调整征税范围、征税税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手段实现税收对经济绿色发展的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政府通过税收调节可以提高污染企业生产成本,鼓励绿色环保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如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污染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即通过使污染企业承担治污成本,提高其生产成本降低其生产收益,激发企业进行生产绿色转型的能动性,进而减少污染物排放。在消费领域,政府通过税收调节可以限制污染型能源消耗,鼓励以清洁能源对其进行替代。如财政部在2021年将部分成品油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通过税收调节交通运输领域成品油产品市场价格,进而限制该领域的能源消耗。同时,对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实行税收减免优惠,以此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支持绿色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二是政府通过绿色采购和转移支付支持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经济的绿色发展。一方面,政府采购有政策导向的功能,具有资源配置效应。政府通过制定绿色采购政策,加大对低碳、再生、环保及节约型产品的采购,可以促使企业进行低碳转型,进而减少企业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及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生态保护补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方法,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十三五”期间全国财政支持生态保护补偿的资金规模约4.4 万亿元。中央财政在不断加大纵向补偿力度、突出纵向补偿重点的同时,出台政策,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地方政府给予奖励,鼓励地方开展跨省流域横向补偿,实现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的合力,提升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三是政府作为主体发行绿色专项债券支持绿色经济发展。2021 年,地方政府发行的绿色专项债券规模达2008.83 亿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生态环保、农林水利、污染防治、清洁能源开发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等绿色项目,吸引投资者参与这些有益于环境的项目,对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以政府信用担保发行的绿色专项债券,资金绿色用途符合国家“双碳”发展战略,具备违约风险低及融资成本低等优势。此外,政府及相关机构可以通过颁布相关政策引导和规范绿色债券的发行和运营,支持和鼓励绿色债券市场发展。
一是利用绿色贷款为低碳减排、循环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绿色贷款主要投放于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生产、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与传统贷款相比,具备低成本和长期性的优势,能够降低环保企业融资成本,解决企业融资难的根本性问题,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空间,通过示范效应进一步带动行业内其他企业绿色发展或绿色转型,逐渐形成由绿色贷款牵引的良性循环。同时,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对未通过环保审批或环保设施验收新建项目提供授信,严格控制金融机构对已建成的超标排污项目的贷款审批,实现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金融约束。
二是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筹集资金用于支持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项目或为绿色项目进行再融资。绿色债券拓宽了绿色项目的融资渠道,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项目注资,募集资金主要投入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项目,能够为其提供定向的资金支持。与普通债券相比,绿色债券具备较低的信息利差优势,更能受到投资者的认可,从而获得低成本的资金,有效提高企业参与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因此,绿色债券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Zhang, et. al.,2021),缓解绿色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增大其环保投资力度,以此促进经济实现绿色发展。
三是利用绿色投资发展绿色生产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投资是以促进企业环境绩效、发展绿色产业和减少环境风险为目标,采用系统性绿色投资策略,对能够产生环境效益、降低环境成本与风险的企业或项目进行投资的行为(Eyraud, et. al.,2013)。绿色投资通过将基金资产优先投资于环境绩效表现突出的企业或项目,合理控制投入到高污染高能耗企业或项目中的资金规模,以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机制,提升投资活动的环境绩效,发挥支持环境改善和低碳减排的作用。绿色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是一种能够形成绿色生产力的资本,绿色投资行为统一了生产投资和环境保护问题,能够消除因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因而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将环保意识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保险经营活动,利用绿色保险助力经济绿色发展。一方面,绿色保险将绿色环保理念加入到风险管理机制中,能有效加强企业的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减少环境污染风险事故发生概率,为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环境风险问题提供长期治理机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另一方面,绿色保险能够在资产端通过资金导向机制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保险资金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与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匹配,保险公司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将资金大量投入到节能环保领域中,创新绿色技术和手段,进而推动高排放、高耗能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五是利用碳金融为企业通过碳市场实现绿色转型提供路径。碳金融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开展的一系列金融交易活动,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交易、碳汇项目的投融资及其他相关金融服务。碳金融的发展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参与碳市场的机会,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广泛的降低碳风险的途径。一方面,企业可以运用碳金融产品实现碳资产管理,实现碳配额的合理分配,减少碳排放风险,实现绿色低碳经营。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开发碳金融产品,让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到碳市场中,通过综合运用碳金融产品和工具,能够有效推动绿色低碳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
财政、金融作为经济体系中重要的子系统,二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建立财政和金融的协同联动机制,从政府和市场两个维度影响经济绿色发展,将形成“1+1>2”的政策效果。
一是税收调节与绿色金融协同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财政以税收优惠降低绿色企业税负,以环境保护税提高污染企业税负;
金融以绿色贷款向绿色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优惠利率降低绿色企业融资成本,同时限制高污染企业贷款规模,提高其贷款利率。绿色财政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和金融政策的融资作用及两者的反向约束作用,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绿色产业创新发展。此外,部分地方政府对绿色债券发行主体实行税收减免,通过降低发行机构的发行成本,提升发行主体的积极性进而扩大市场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能有效解决绿色产业融资缺口大的问题,满足当地经济绿色发展的融资需求。
二是绿色采购与绿色金融协同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绿色采购是指政府在采购产品和服务时考虑环保和可持续性因素的实践。在这一领域,财政和金融系统的协同合作可以产生积极影响。首先,政府可以通过采购政策来鼓励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通过设定环保标准和奖励措施,政府可以引导企业提供更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政府绿色采购强调绿色消费与生产,通过增强政府督查和增加政府支持力度等途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黄继承和朱光顺,2023)。其次,金融系统可以为绿色采购提供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可以提供特定的贷款和融资产品,以支持企业进行绿色采购,在需求端对政府绿色采购提供重要补充。这些金融产品一般具有较低的利率和更灵活的还款条件,以满足企业在采购环保产品时的资金需求。绿色采购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推动市场中的绿色产品和服务创新。作为供给方的企业面临政府的需求和金融支持,将改善自身的正向发展预期,更加注重绿色研发和创新(师奕,武威,2023),以满足绿色采购的需求。这将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提高经济的绿色化水平。
三是财政资金投入与绿色金融协同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市场化融资渠道有限(靳乐山,吴乐,2018)。《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公报2021 第27 号)中提出“生态保护补偿应借助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手段,使得环境的正外部性内生为生态保护者的收益”。因此,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与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碳金融服务结合,可以建设多元化的补偿手段,拓展生态保护项目融资渠道,丰富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来源,夯实经济绿色发展的生态基础。同时,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能够引导当地金融机构提高对绿色经济发展支持的积极性,提升财政金融两条腿走路的协同效果。
四是财政信用与绿色金融协同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一方面,作为绿色金融中绿色债券的一部分,政府以财政信用发行的绿色专项债,既丰富了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也扩大了市场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同时,通过运用政府绿色投资信用担保等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私人投资对绿色项目的风险顾虑,让更多私人投资者参与到绿色债券项目中。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可以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信用信息体系,积极支持大数据领域绿色项目,运用财政信用体系赋能绿色金融,助力经济实现绿色发展。
本文选用三阶段DEA 模型对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以及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效率分别进行测度。如果同时考虑财政、金融投入指标的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高于单独考虑金融投入或财政投入的效率水平,说明财政、金融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协同作用;
若同时考虑财政、金融投入指标的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低于单独考虑金融投入或财政投入的效率值,则说明财政、金融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不匹配问题。
财政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投入指标包括:政府的环保支出和环保从业人员数量。其中,政府的环保支出反映政府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资本投入,环保从业人员数量反映了政府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人力投入。选取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投入指标包括:绿色贷款余额、绿色保险①本文参照曾学文等(2014)的做法,以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作为绿色保险发展的代理变量。保费收入、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绿色贷款余额反映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资本投入,绿色保险保费收入反映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风险管理投入,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反映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人力投入。产出指标选取绿色GDP,反映经济绿色发展的产出水平。
DEA 模型环境变量影响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废气排放规模、科学技术支出和外商投资额4 个环境变量(Simar, Wilson,2007)。地区生产总值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废气排放规模反映地区工业污染情况,科学技术支出反映地区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程度,外商投资额反映地区对外开放程度。
本文以2017 年—2021 年辽宁14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中使用到的环保支出、环保及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地方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废气排放规模、科学技术支出及外商投资规模数据来源于《辽宁统计年鉴》,绿色贷款余额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绿色保险指标数据来源于辽宁省银保监会(见表1)。
表1 辽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指标选取
第一阶段:DEA-BCC 模型实证结果。运用DEAP2.1软件,在设定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以投入为导向,基于2017 年—2021 年辽宁14 个地级市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分别测算财政支持、金融支持及二者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值,结果如表2所示。在测度辽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基础上,依据辽宁构建的“一圈一带两区”①“一圈”即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包括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7 市以及沈抚示范区;
“一带”即辽宁沿海经济带,包括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 市;
“两区”即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和辽东绿色经济区,其中,辽西先导区包括阜新、朝阳、葫芦岛3市,辽东绿色经济区包括岫岩县、凤城市、宽甸县、本溪县、桓仁县、抚顺县、新宾县、清原县、西丰县9县(市)。发展战略进行区域划分,分别计算各区域的经济绿色发展效率。
表2 第一阶段(2017年—2021年)辽宁各地级市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均值
由表2 可知,2017 年—2021 年辽宁各地级市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综合技术效率均值显著高于财政或金融单独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综合技术效率均值,说明在不考虑环境因素及随机噪声影响的条件下,辽宁财政金融在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协同效应,财政、金融工具的协同配合可以发挥“1+1>2”的作用。财政金融协同综合技术效率省际均值为0.814,在不考虑环境因素条件下,辽宁财政金融协同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纯技术效率省际均值0.906,规模效率省际均值0.892,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14 个地级市中,沈阳、大连、鞍山等8 个地级市协同效率均值高于省际平均水平,铁岭、丹东、锦州等6个地级市协同效率均值低于省际平均水平。从地理区域划分看,“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均呈现出财政金融的协同效应,即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综合技术效率均值高于财政或金融单独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值。由于一阶段测度的效率值没有考虑环境因素及随机噪声对效率评价的影响,需要在第二阶段对环境因素及随机噪声的影响进行分离。
第二阶段:为剔除环境因素及随机扰动因素对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参考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构建似SFA 回归模型,以第一阶段测算的财政投入松弛变量(财政冗余)和金融投入松弛变量(金融冗余)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废气排放规模、科学技术支出、外商投资额四个环境变量为解释变量,分别对财政投入冗余、金融投入冗余建立SFA 模型,运用Frontier 4.1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
表3 第二阶段SFA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3 所示,SFA 回归模型中LR值大于10%和5%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4 的混合卡方分布临界值,且变差率γ在保留四位小数设定下约等于1,说明随机前沿模型使用合理。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因素、随机扰动项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地区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效率水平。回归系数的正负反映环境变量对投入冗余的影响方向,若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环境变量与投入冗余正相关,即环境变量的增加会提高投入冗余规模,进而降低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
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环境变量与投入冗余负相关,即环境变量的增加可以降低投入冗余规模,进而提升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具体分析如下。
地区生产总值对财政金融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减少财政金融的投入冗余,提高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效率水平。这与《2021 中国绿色低碳城市指数TOP50 报告》①《2021中国绿色低碳城市指数TOP50报告》由中国投资协会创新投融资专业委员会、标准排名联合发布。研究结论相一致。该报告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深圳、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位列绿色低碳城市排名前5 位。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汇集资金、人才和信息等重要资源,具备实现绿色与发展之间平衡推进的能力。
地区工业废气排放对财政、金融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工业废气排放规模的提高会增加财政金融投入冗余,降低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效率水平。研究结果与预期相符,地区工业废气排放规模反映地区工业生产的空气污染情况,而地区经济的绿色发展通常受制于工业生产污染。
科学技术支出对财政金融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目前地区科学技术支出的增加并不能提升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效率。原因可能是科学技术支出中应用于低碳减排技术、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或高碳企业低碳转型技术的投入有限。在科学技术支出总量限定的条件下,应用于其他领域的科学技术支出增加会对低碳、环保技术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进而降低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
外商投资额对财政、金融投入松弛变量的部分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外商投资额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投入冗余,降低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效率水平。可能的原因是外商更倾向投资于辽宁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领域,而工业规模的扩张会加重地区的环境污染情况。这与辽宁的现实情况相符,2019 年世界著名化工企业与盘锦宝来集团签订120亿美元的中长期石化产业投资项目。2022年前3个月,辽宁第二产业利用外资38.2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93.8%。综上所述,环境变量及随机干扰对投入冗余影响显著。有必要基于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对原始投入进行调整,对调整后处于相同的外部环境条件下决策单元再次进行经济绿色发展的效率测度。
第三阶段:调整原始投入后的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值测度。根据二阶段SFA 模型回归所得参数,对环境变量和随机噪声对效率值的影响进行剔除,使用DEAP2.1 软件在同质化条件下再次测度2017 年—2021 年辽宁各地级市财政金融单独支持及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值,结果见表4。
表4 第三阶段(2017年—2021年)辽宁各地级市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均值
由表4 可知,剔除环境变量及随机噪声对效率的影响后,第三阶段辽宁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省际值均上升。财政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省际均值由0.576 上升至0.649;
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省际均值由0.731 上升至0.774;
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省际均值由0.814 上升至0.820。第三阶段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有效决策单元数量为3 个,相比一阶段有效决策单元数量减少了1 个。第一、第三阶段效率值及有效决策单元数量的变化说明环境因素及随机噪声能够对辽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产生影响,进一步验证了选用三阶段DEA 模型的合理性。效率水平上升,说明不利环境对决策单元的“惩罚”大于有利环境对决策单元的“奖励”(Fired et al., 1999)。传统DEA 模型测度的辽宁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存在低估的问题。三阶段测度的财政、金融支持及二者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值虽有上升,但距离前沿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说明辽宁财政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剔除环境因素后测度的效率结果与前期学者对辽宁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基本一致①2019 年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研究院发布《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指数与评估报告》,辽宁位列全国第29 位,于较落后的位置;
《2021 中国绿色低碳城市指数TOP50报告》辽宁地区仅有大连、沈阳两个城市入选,在50个城市中位列45和47位。。
三阶段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均值仍然高于财政、金融单独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均值,说明在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噪声影响后,辽宁财政、金融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协同效应。经第二阶段调整后,所有决策单元处于同质化外部环境中。如图1 所示,协同作用综合效率均值“一带”地区高于“一圈”地区高于“两区”地区,且“一带”地区财政金融及财政金融协同效率均值高于省际均值,“两区”地区低于省际均值。相比于地级市,“一圈”“一带”和“两区”之间财政金融协同效率差异较小,说明“一圈一带两区”的发展战略可以缩小区域间财政金融协同效率差异。
图1 第三阶段区域综合技术效率均值比较
如图2所示,大连、鞍山、营口在第一、第三阶段均处于生产前沿水平;
沈阳、铁岭、锦州、葫芦岛、朝阳5个地级市第三阶段协同效率均值上升,抚顺、本溪、辽阳、丹东、盘锦、阜新6个地级市第三阶段协同效率均值下降。本溪市第三阶段协同效率均值由生产前沿水平下降至0.838,①说明第一阶段其效率值被高估;
沈阳、朝阳两市第三阶段协同效率均值分别上升13.47%和65.48%,说明其一阶段效率被严重低估。“过滤”外部环境影响后的效率值能更科学反映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剔除环境变量后,各地级市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体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城市之间效率值差异较大。
图2 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财政金融协同效率均值城市变动比较
通过三阶段DEA 模型检验,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辽宁财政金融在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方面存在协同效应,二者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高于财政或金融单独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第二,通过传统DEA 模型测度辽宁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存在低估的问题,剔除环境变量及随机噪声影响后,辽宁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均值为0.820,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第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提升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地区工业废气排放规模、科学技术支出、外商投资额与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负相关。第四,辽宁各地级市之间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但辽宁“一圈一带两区”的发展战略可以形成区域间城市的优劣势互补,发挥优势城市的牵引带动作用,缩小区域间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效率差异。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构建经济绿色发展的财政、金融“双维”支持体系,保持财政金融在支持经济绿色发展过程中目标一致,综合使用绿色财政绿色金融工具的多种组合,不断创新绿色金融政策工具,积极发展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新型金融政策工具,提升绿色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毛晖等,2022),扩大生态经济效益,从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资源配置两个维度推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同时,加强财政金融协同平台的建设,积极开展财政金融协同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绩效评价,持续推进绿色经济顶层设计,为绿色发展提供长效保障机制。第二,在发展地区经济水平的同时加大对环保节能、低碳转型等绿色技术的投入,积极推动绿色技术在地区战略中的地位提高,地方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将传统行业与绿色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积极发掘经济绿色增长新动能,吸引环境友好型外商投资项目,平衡好外商投资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高引资质量,优化投资经营环境(Wu, 2022)。第三,依托“一圈一带两区”的区域发展优势,充分发挥沈阳、大连“双核”示范引领作用,结合辽东绿色经济区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水资源优势,完善调整辽宁绿色发展格局,缩小区域内城市财政金融支持绿色发展差异,实现辽宁域各地区绿色经济协调发展,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经济绿色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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