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阶段普职分流：政策、问题与对策

摘  要：
通过对1978年以来我国普职分流招生数据和政策文本的梳理分析，可以将普职分流政策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中职“新生”阶段、“偏重”中职阶段、普职“并重”阶段、“扶持”中职阶段、“大体相当”阶段和“分类不分层”阶段。学界与社会上对普职分流的争论此起彼伏，或赞成或反对，各具立场与理由。普职分流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中职学校教育质量有待提升、多数家长反对孩子上中职、普职分流带来教育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等问题。为了完善我国高中阶段的普职分流，需要办好特色中职，提高中职办学质量；
确保来去开放，做好普职融通工作；
完善职教高考，打通职教学生升学通道。

关键词：
普职分流政策；

分流实践；

职教高考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２１５３（２０24）０2-0021-08

近年来，教育分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决定初中毕业生分流的中考更是被称为“小高考”。国家近年出台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更是引起了社会大众对中考后普职分流的广泛讨论。普职分流是依据中考成绩，将学生分层别类，使学生进入不同的学校和课程轨道，并按照不同要求和课程标准，采用不同教学方法，教授不同的教学内容，使学生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1]。根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的普职协调导向，本文聚焦于普职分流，从国家颁布的普职分流政策文本出发，结合社会对普职分流的争论与实践问题，对完善我国高中阶段普职分流提出政策建议。

一、我国普职分流相关政策梳理

对我国普职分流政策梳理的时间跨度为1978—2022年。由于时间跨度较长，相关的普职分流政策文本也比较多，本文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的普职分流重大政策文件与初中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情况（表1）为节点来进行阶段划分。

（一）中职“新生”阶段（1978—1984年）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2]由此开始，中等职业教育重获新生，蓬勃发展。1980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指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提出了“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要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学生数在整个高级中等教育中的比重大大增加”[3]622。1983年，《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提出：“力争到1990年，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3]624

对上述政策文件的梳理可以看出，经过“文革”这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停滞时期，国家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為了更好地服务经济建设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在这一阶段大力增加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以积极推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政策的实行取得了较好效果，中等职业教育取得了大踏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占比从1978年的6%急剧上升为1984年的42%。

（二）“偏重”中职阶段（1985—1998年）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我国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4]。从此，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招生规模逐年上升。普职分流比例开始呈现大体相当，甚至出现了中等职业教育“红火”过普通高中的局面。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均提出，扩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规模，使全国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人数超过普通高中的在校生人数，以发展初中后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5-6]。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大部分地区以初中后分流为主，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做到50%～70%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7]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8]

对以上政策文件的梳理可知，这一阶段，国家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实际需要考虑，在招生规模上，不仅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达到大体相当的比例，而且要求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达到整个高中阶段的70%。从表1数据可知，1985—1998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稳步上升，在1994年甚至达到了65%以上。同时，国家开始注重普职分流的因地制宜，依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要求不同的普职分流比例。

（三）普职“并重”阶段（1999—2003年）

1999年，我国开始实行大学扩招，大学录取率大幅度上升，学术预备学校——普通高中重新受到大众追捧；
同时中专生的“红利”开始消失，国家不再实行毕业包分配，中专生不再是人人羡慕的预备“铁饭碗”。为了配合大学扩招政策，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与8月《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均指出，要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的规模，减缓升学压力，为初中毕业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学习机会[9]。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保持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合理比例，促进协调发展”[10]。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上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职业教育的具体发展目标作出了明确规定，提出“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十五期末，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农村的年招生规模要达到350万人，面向西部地区的年招生规模要达到120万人”，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中等职业教育[11]。

对以上政策文件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家在这一阶段对中等教育的发展不再偏向于职业教育，而是强调两条腿走路，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都要大力发展、协调发展。但是，由于在这一阶段大学扩招政策开始实行，多数家长更愿意自己的孩子进入普通高中以考取大学，导致此阶段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比例发生逆转，中等职业教育的实际招生比例从1999年的54%变化为2003年的41%，普通高中的实际招生比例从1999年的46%变化为2003年的59%。

（四）“扶持”中职阶段（2004—2009年）

2004年7月《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的意见》与9月《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从2004年到2007年，要加大高中阶段结构调整工作力度，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逐步实现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高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的要求，并扩大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农村和西部地区招生规模[12-13]。2005年2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与10月《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继续指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努力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到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规模大体相当，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14-15]。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指出，在发展公办中等职业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规模[16]。

对以上政策文件的梳理并结合表1可以看出，在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中等职业教育开始不受学生和家长的追捧，处于弱势地位，其招生规模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直到2004年，国家强有力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明确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人数，尤其是向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并要求中职招生规模逐步高于普通高中，这才逐渐刹住了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一路下滑的趋势，2007—2009年，普通高中和中职招生数量近似达到1∶1的水平。

（五）“大体相当”阶段（2010—2018年）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17]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总体保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总体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支持东部地区职业院校扩大面向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规模[18]。2017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要使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結构更加合理，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统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职业教育比例较低的地区要重点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资源[19]。

对以上政策文件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家在这一阶段延续了扶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方针，以求逐步达到普通高中和中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局面。从表1可以看出，此阶段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比例一直在下降，从2010年的51%下降到2018年的41%。虽然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了支持，但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始终不及普通高中。

（六）“分类不分层”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正式确定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单独种类的教育。该方案提出要优化教育结构，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20]。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标志着我国的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该计划提出要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相互融通[21]。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22]

202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对于普职分流的提法有“松动”，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替代了之前旧法中“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表述。这意味着“普职分流”政策有了新变化。教育部对大众把“普职协调发展”解读为“取消初中后的普职分流”进行回应，表示这是一个误读、误解。新法规定，“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这是普职关系的新发展之后提出的更准确、更规范的表达，也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优质发展、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凭据。

对以上政策文件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家在政策层面将中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合法化，不再将职业教育视为普通教育的补充，而是认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对于普职分流有了新的表述：“普职协调发展。”同时，由表1可以看出，自2019年以来，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的比例在缓慢地增长。

二、普职分流的争论与实践问题

当前，对普职分流政策的意见大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支持普职分流，认为普职分流这项教育政策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类观点又存在着些许的差异，有认为普职分流应当坚持“大体相当”，也有认为普职分流的比例有待调整，普职招生比例更应该因地制宜。第二类反对普职分流，认为普职分流政策应该废除，所有初中毕业生都应进入普通高中，高中教育阶段以后再分流。普职分流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家长普遍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升入职业学校，以及普职分流带来的教育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等问题。

（一）观点一：赞成普职分流

赞成者认为因材施教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应该对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不同的孩子进行差异性的教育。第一，当前国际上多是从初中毕业开始分流，与我国教育分流政策实施时间点一致。并且，对已经完成了九年学习的孩子来说，个体的分化已初见雏形，此时分流有利于因材施教和节约教育资源[23]。第二，普职分流为不擅长学术学习的学生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每个孩子的智力都有独特的表现方式，并且都有一种或数种优势智能。但是，在考试中选拔出来的只是在语言智能和数理逻辑智能方面擅长的学生，而其他方面具有优势的学生便被埋没了。通过中考普职分流，可以让不擅长学术学习的孩子进入职业学校，发展其优势智能，让每个孩子都大有作为[24]。

另外，普职分流的提出是适切于当时和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的。“文革”期间，职业教育几乎停滞，而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应用型人才。因此，国家制定了普职分流政策，要求加大对中等职业人才的培养，以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百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中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市场对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能人员的用人需求增长幅度较大[25]。市场上技能人才的供不应求就需要国家继续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向社会或者通过即将实行的职教高考向高校输送技能人才，满足当前及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要。

虽然肯定了普职分流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学者对于普职分流是否应该“大体相当”、坚持1∶1的比例出现了分歧。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应该强化科学的宏观管理，坚决落实普职大体相当政策，以实现普职协调发展[26]。党的十九大提出“优先发展教育”，而优先发展教育应优先优化教育结构，要落实好普职比“大体相当”要求[27]。另一方面，有学者对普职“大体相当”政策提出异议，认为普职分流很难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的需求，加剧了升学竞争和家长的教育焦虑，造成了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8]。提出应当取消全国统一的“大体相当”政策，由各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义务教育普及情况自主确定职普比例[29]。

（二）观点二：反对普职分流

反对普职分流的学者有不同原因。一是认为普职分流会埋没大器晚成的人才，没有让每个人得到个性化发展的机会，导致教育不公平。二是普职分流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得普职分流在复制社会的不平等[30-31]。社会再生产导致教育再生产，教育再生产加剧了社会的再生产，二者互为循环，致使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差。三是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基础教育应当不存在选拔淘汰、升学与就业的分流。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要性存疑，如姚洋教授认为：“中国需要的‘职业教育是大学层级的职业教育，中国需要数控车床人才、编程人才，这些事情需要学生读完本科才做得到。中国需要大规模产业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32]

多数家长反对自己的孩子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中国有一句古话“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就导致了我国家长乃至整个社会都对教育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只有走上“正统的”学术性的道路才是成功的人生，而职业教育被视为“末端”。普职分流以中考分数为分流标准，导致成绩不理想的孩子被迫进入中职学校，被视为学业上的“失败者”，家长、老师甚至孩子自身都陷入了一种低期望状态。

普职分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老师和家长的升学焦虑，老师和家长想方设法为孩子的学业成功出谋划策，其中必少不了课业负担的加重和课外补习的增多。国家在2021年7月出台了“双减”政策，要求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国家政策和家长的焦虑形成矛盾，导致“双减”政策的实施难以得到家长的认同与支持。

（三）普职分流实践中的问题

普职分流是国家站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角度上提出来的一项教育政策。然而，在国家出台普职分流政策之后，遭遇到了诸多实践问题。

第一，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有研究表明，影响中职教育质量的主要因素有生源、师资素质、课程与教学、教育管理、校园支持等[33]，与普通高中相比，中职学校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一，在中职生源上，由于学生通过中考成绩升学，成绩较优秀的学生大部分选择升入到普通高中，而成绩较差的学生被迫进入了职业学校，故职业学校在生源质量上不占优势。另外，有研究通过实地调研从侧面反映了中职院校的生源现状，发现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升学学校的类型有关联，学业成绩越高的学生越偏好上重点高中，学业成绩中上等的学生倾向上普通高中，学业成绩暂时落后的学生才愿意选择就读中职学校[34]。其二，在师资上，中职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处于中等水平，职业工作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相对薄弱，各项能力发展不平衡，教育情感和教育价值观存在某些不足和偏差[35]。其三，在课程与教学上，中职学校教学安排随意性大、疏于教学督导与评价、专业教学存在懈怠现象是导致中职教育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36]。同时，部分中职学校的课程设置存在随意性，实训课程、理论知识课和实习锻炼三者不同步[37]。其四，在教育管理上，学校管理者多陷于繁琐的日常事务之中，而对学生的学习管理与教师的教学管理疏松、流于表面。其五，在校园支持上，中职学校的教育经费长期低于普通高中，如在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约2 302万元，普通高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约4 209万元[38]，普通高中的国家拨款近似中职学校的两倍，这使得中职学校的校园文化设施、教学活动场所与设备等与普通高中有一定的差距。

第二，学生家长不认可。一方面，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为进入社会赢得一张优秀的入场券——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在人为的“学历论”和“名校论”的社会风气中，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焦慮不断。多数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分流到职业学校。在社会重视学历和文凭的情况下，家长将普职分流视为普职分层，一提到职校就视如洪水猛兽，避之不及。譬如，一些媒体会在互联网上报道与普职分流相关的政策，这时底下的评论往往是一边倒的反对之声，如果谁的评论是偏向于支持普职分流的，就会被“群起而攻之”。虽然在2021年国家出台了“双减”政策，要求减少学生的课外补习时间，但是在普职分流的压力之下，仍然存在一部分家长违规找机构、找老师补习的情况。“职业学校”和“孩子未来”是压在他们心里的石头，使他们惴惴不安，一刻也不敢松懈。因为进入职业学校后其升学道路会无比坎坷，家长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早地被抛弃在普通高中大门之外，与大学无缘。现代社会重视学历，没有大学学历意味着自己的孩子低人一等，在社会上生活也会较为艰难。另一方面，家长被文化环境所裹挟，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多数家长认为孩子在中等职业学校就读意味着没有发展前景。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不少家长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摆脱劳动者的身份，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很难考上本科学校，也很难有机会成为白领、公务员，所以家长们都不愿意自己孩子进中职学校学习。

第三，普职分流导致教育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实证研究表明，中考后升入较好普高的学生多是家庭经济背景优越的，而升入较差职高的学生其家庭背景也较差[39]。李春玲教授通过对3年的全国抽样数据研究发现，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出现了三个层次的教育分化，不同的社会阶层选择了不同的个人教育发展路径。中等偏上阶层的子女多数通过进入普通高中、考入大学来选择学术轨道；
中等偏下阶层的子女也多会进入普通高中，只有在学业成绩不理想而考大学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会选择进入职业教育轨道；
农民子女在同等情况下，较倾向于放弃升入大学，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40]。近年来，进入普高和职高的学生本应该是在各个阶层中均匀地分布，但实际结果却出现了较大偏差，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家长可以为孩子的学习投入较多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如报一对一补习班、陪读等。这些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家庭很难做到。就此导致经济优越家庭的孩子有较大概率升入普通高中，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更可能升入职业高中甚至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教育不公和教育再生产客观存在。根據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假以时日，此种现象产生的教育再生产又会导致社会阶层的再生产。

三、完善高中阶段普职分流的路径

基于对当前我国普职分流的争论和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为我国高中阶段普职分流的路径完善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办好特色中职，提高办学质量

中等职业学校是培育职业学生的主要场所，职业学校的办学质量决定了毕业生的质量。学生是处于身心发展过程中的人，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校环境的影响，只有学校的办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学业发展能力和社会发展能力才能得以提升，家长和社会才能放心地将孩子送入中职学校接受教育。因此，从整体上提高中职学校的办学质量是普职分流政策实施的有力保证。

在校风学风建设上，应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推动中职教育不断改善形象，提升吸引力[41]。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应提高教师专业性，完善教师准入制度。现行的教师资格证考试缺乏相关实际操作技能的测试，难以体现对教师技能的要求，应当在中职教师资格证考试中加入实际操作测试，并赋予相当的分值比重。还要推进教师专业发展，规范教师培训工作。教师作为职业应当具有专业性，其专业发展应当予以保证。在教学上，改变以往偏重知识讲解和理论识记的状况，多开展实际操作训练，让学生走入实践车间，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同时，依托特色专业和市场导向，以特色专业带动特色中职建设，形成中职学校特色品牌。在教育经费上，构建中职教育经费的稳定投入机制。从中职教育的受益者出发，政府应当成为中职教育经费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及社会基于其收益性成为次要分担者。只有中等职业学校办起来了、办好了，学生家长才不会以接受职业教育为耻或者觉得低人一等，才更愿意送适合职业教育轨道的孩子进中职学校接受教育。

（二）确保来去开放，做好普职融通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各自分离，沟通较少，两者间的教育壁垒依然存在。高中普职分流依据中考成绩一次完成，存在误差性和偶然性。为了弥补一次分流的误差，为分流后想变换发展路径的学生提供机会，做好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横向上的融通工作很有必要。

第一，国家统一两类教育都必修的课程，做好课程规划，实施课程共建，采用学分制，达到教育资源共享。当前，普高学生不知职高之职业技术知识，职高学生不知普高之文化知识。虽说普通高中以学术性知识为主，职业高中以职业技术知识为主，但是也不可只掌握其中一部分知识。适当的知识扩充、相互交流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更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也有利于学生在两类教育之间及时地转换。实施学分制可以在各类学校之间建立沟通和转换机制，为学生发展路径转换提供通道。

第二，普职沟通，设立转换定向期，允许有能力的学生及时转换和调整发展路径。学生在转换定向期内仍然可以选择转换或调整学习轨道，也就是说学生在定向期内享有适应和调整的权利。定向期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对普职分流是重要的弥补和修正措施。可在学生进入高中的第一学期至第二学期设置定向期，并制定轨道转换标准，有需要和有能力的学生可以自行提出申请，经过转出学校和转入学校的考核与允准之后，可转学到心仪的学校。在转换定向期内，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共同课程应当在此时间内共同开设。同时，可结合试读的方法，让学生更好地适应转换后的学校生活。

第三，探索发展综合高中的办学模式，增加校内分流机会，方便学生快速转换。综合高中是将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安排在同一所学校进行。此种做法可以较大程度地让两类学生之间相互了解，可以及时地对之前的分流进行反思和转换轨道，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只有做到横向流动上的畅通，可以进行轨道之间的转换，家长和学生才不会谈“分流”色变。

（三）完善职教高考，打通升学通道

中职学校的学生和家长最担心的就是“一入职校深似海”，升学机会渺茫。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态势良好，从长远看，未来必定需要一批高素质、高技能的职业技术人才。为上述两者计，国家在2021年颁布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发展职业本科教育[42]。从纵向上完善职教高考，打通升学路径，让接受职业高中教育的学生和家长都能松一口气。

做好职教高考，一是要加强考试制度和标准建设；
二是要优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结构比例和组织方式；
三是要扩大中职学生通过职教高考获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即逐步扩大职业本科、职业专科学校招录中职学生的比例，使职教高考成为职业本科学校、职业专科学校招生的主要渠道。职教高考的实施让接受中职教育的学生也可以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使学生的知识与技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破解普职分流带来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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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am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Policie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CHEN M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enrollment data and policy texts of th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aming in China since 1978， th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aming policy can be divided into 6 stages， which are：
the “new” stag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 “emphasizing” stag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 “equal emphasis” stage of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schools， the “supporting” stag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 “roughly equivalent” stage， and the “classification without stratification” stage.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debates on th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aming keep cropping up， with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reasons for both support and opposition.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in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th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streaming policy， such a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 the opposition of most parents to their children attend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 tendenc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brought by th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stream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stream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it is necessary to run characteristic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 ensure openness and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schools， improv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open up the channel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to enter higher education.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th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aming policy；

practice of the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eam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程勇）

作者简介：
陈鸣（1999—），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