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洪亮
(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福建龙岩，364000)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份杂志、一个社团对文学思潮萌发与壮大和文学创作潮流的生成与转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小说月报》《新月》，还是“十七年”期间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曾对文艺转轨和文学新秩序的确立产生巨大影响。目前虽然学术界对《诗刊》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少有人深入研究诗刊社与中国当代诗朗诵及朗诵诗的关联。诗刊社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所属单位，不仅创办了一份颇具中国诗歌品位的国家级期刊《诗刊》，同时在中国当代诗朗诵活动持续开展方面进行了可贵探索。朗诵艺术家殷之光说：“在发展朗诵艺术，推动群众性的朗诵活动方面，《诗刊》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曾负责过《诗刊》工作的张光年、臧克家、徐迟、李季、葛洛、严阵，以及邹荻帆、柯岩、邵燕祥等同志都非常关心朗诵活动的开展。”[1]那么，诗刊社究竟如何策划富有特色的诗朗诵主题活动？这些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诗朗诵活动如何“通过率真的声音文化来组织富有激情的生活”[2]？如何在不同的传播语境里，融合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提升当代诗歌有声传播的感染力与辐射面，不断为新诗赋魅和召唤新听觉主体？如何引领与构建中国当代诗歌的朗诵诗学？本文拟在系统梳理相关史料基础上，还原诗刊社为推动中国当代朗诵诗活动所做的努力，总结与反思其在创意性的诗朗诵活动策划与朗诵诗经典锻造中所累积的丰富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当代诗歌有声传播提供历史镜鉴。
自从1957年诗刊社成立以来，历任领导都比较重视策划和组织诗朗诵活动，这些活动既是当代诗朗诵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当代诗歌生命展演的重要表征，同时还是当代活动文化的重要景观。据不完全统计，从1960年至2021年诗刊社举办了40余场主题各异的大型诗歌朗诵会，其中举办次数较多的年份有1963年(4场)、1964年(5场)、1976年(3场)和2002年(3场)，其他不少年份每年有举办2场活动。近半个世纪以来诗刊社主要采取以下策略组织诗朗诵活动：一是选择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活动议题。不论是1960年代“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诗歌朗诵会，还是1970年代“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诗歌朗诵音乐会；
不论是1990年代的“《生日礼赞》诗歌朗诵演唱会”，还是2000年代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朗诵活动，其议题都蕴涵着时代生命体温。诚如有论者所言：“杂志是一种活跃而有魅力的社会资源，对它们周围的世界产生影响，反过来也被世界影响着。”[3]通过史料的历时性分析可知，诗朗诵活动始终感应大时代跳动脉搏，紧紧围绕着政治动员、思想转轨和文化抉择等议题展开，彰显诗歌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这种倾向自然与《诗刊》作为诗歌国刊身份有关，也与诗刊社特定单位属性密不可分。正如高洪波所言，《诗刊》“紧跟时代的变化，抓住社会热点与文学潮流，注重发掘贴近生活、歌咏时代的诗歌作品”[4]。这种办刊理念也延伸到诗朗诵活动之中，诗刊社的单位属性规定了其所举办的诗朗诵活动具有鲜明的官方色彩，理应敏锐捕捉时代动向，以诗歌声音演绎中国转型与前进的光辉历程，从而提高诗朗诵活动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示范效应。诗刊的主编也牢牢把握活动主旋律方向，商震说：“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都要以诗为证，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作协主管的刊物，《诗刊》也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这一历史使命。”[5]因此，虽然《诗刊》朗诵活动主题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但弘扬主旋律是前提。比如1993年诗刊社曾主办中外名诗演唱会，活动旨在“为首都争办‘奥运会’、丰富首都文化生活做点实事”，“为促进中外诗歌交流、繁荣新诗创作聊尽微力”[6]，在文化的汇通中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申办2000年奥运会进行文化热身。
当然，选题的价值指向也与抗战以来的诗朗诵传统相关联。从中国新诗朗诵发展的价值旨归来看，诗朗诵旨在推进“无声中国”向“有声中国”的转变，以多维声音景观构筑和表情动作等舞台展演术，激活个人或集体的民族危亡意识、解放意识和家国情怀，“由于效果(更易感动)、方式(从耳朵灌注)、范围(大集团)上的三种优势，诗朗诵被视为文艺大众化的当然利器”[7]。中国当代诗朗诵活动延续了抗战以来把诗朗诵视为“文艺轻骑兵”的传统，主办者选择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议题，可以让活动介入滚烫的热点话题凸显其价值，提升其关注度和美誉度。当大众的听觉空间里响彻时代的声音时，那些参与活动的原本分散的原子化个体，在诗朗诵这一大众化利器的助推之下，逐渐汇聚成一个具有公共参与意识、精神聚合力和卓越行动力的群体，这是诗刊社继承传统、融化新知的一种策略选择。
如果从诗朗诵活动的举办时间、受众对象和具体形式来看，诗刊社的活动策划也颇为讲究。首先，选择重要时间节点策划朗诵活动。传播心理学认为，适时把握利用一些契机，有利于吸引受众的高度关注。就时间节点而言，诗刊社往往抓住重要节日(如周年纪念日等)、重大政治、民生或文化事件的发生期来举办诗朗诵活动，回应时代热点和聚焦公众关切问题。《诗刊》副主编葛洛曾说，1963年“在首都举行了几次诗歌朗诵会，使首都文艺界许多人卷入一种激动的情绪中。说来使人难以置信：诗歌朗诵会出售的入场券，一连三场，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争购一空”[8]。殷之光还提到1964年《诗刊》在北京郊区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三千多名社员从晚上八点听到十一点多，秩序井然”，1976年举办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诗歌朗诵演唱会，“天安门广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朗诵的大舞台”，1978年举办的《为真理而斗争》专题诗歌朗诵会，“观众时而为那朴素、感人的诗句而抽泣、落泪，时而为那激昂、铿锵的呐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9]。从这些个案可知，诗刊社策划诗朗诵活动往往顺势而为，特别注重活动的节点传播，通过富有意味的时间节点和独特的声音景观来营造氛围与激起反响，让诗歌声音所蕴含的时代热点有效地转化为催生听者观念异变和行动转轨的动员力量，同时积极妥善安放、抚慰与平复听众复杂的社会情绪，从而最大限度开掘与发挥诗朗诵活动的诗教功能。
其次，诗刊社还擅长制造节日热点来推动诗朗诵活动。比如2002年诗刊社策划与发起了一场名为“‘春天送你一首诗’的大型公益活动”，这场活动通过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的诗歌互动，诗人、广播电台主持人、著名朗诵家共同参与诗歌朗诵来营造诗歌庆典的节日氛围，“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10]。据相关报道，截至2007年这场活动共举办206场形式多样的诗朗诵会和诗歌颁奖晚会，“参加者几十万人”，“优秀诗歌作品及名家名作广为传诵”。这场持续时间长、声势浩大的诗歌活动会场主要分布在浙江、山东、福建、广东、江苏等沿海地区，共有150余个分会场，形成了“山东诗意校园”模式、“苍南模式”、“廊坊大学生诗歌节”模式，宁波的“诗歌+文旅、经济”模式，主会场与分会场互动，以点连接点和点带动面的方式，让众多诗人、诗评家和诗朗诵爱好者参与诗歌朗诵活动。同时，活动策划者还借助各种媒体持续宣传报道主题活动：“6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站共791家采访报道‘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达1700多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1]20年来，虽然这一主题诗歌活动的人气指数有起伏变化，但诗刊社试图突破以重大事件为主题的诗朗诵模式，在传统与新兴媒体的舆论深度加持之下，重新构设“春天送你一首诗”这一具有较大包容性和参与性的诗歌活动，其对诗朗诵活动的纵深推进所付出的持续努力值得人们珍视、尊重与肯定。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往往不再是传统的单一的点对点传播，而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病毒式传播，人们信息获取的渠道和阅读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传播与阅读语境中，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迎合了大众有效利用碎片化时间的需求，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对受众的内容选择进行精准推送，这既对传统纸质传媒构成极大挑战也迎来新的机遇。诗刊社在创新诗朗诵活动的形式方面始终保持追新逐变的姿态，特别注重发掘传统媒介(纸质《诗刊》)与新兴媒体(如快手平台等)的联合潜能，加快纸质的可读文本向音视频化的可听文本转换，以短视频的方式促进诗歌传播速度与范围实现几何级的增长。比如2021年9月《诗刊》与快手合作，推出“快来读诗，一起过中秋”诗朗诵活动，这一活动不仅得到王二冬、谢雨新等诗人，以及许多朗诵家、诗歌爱好者的积极支持，同时还有于丹、戴建业等文化名人共同参与。在这次活动中有些诗人亲自朗诵自己发表在《诗刊》上的诗歌，制作成短视频上传至抖音平台，这类朗诵素材保留了较多原汁原味的影像与声音，具有较强的现场感，能够有效满足观看者的好奇心和崇拜心理。相关资料显示，此次活动在快手平台投放了上千件朗诵作品，通过设置特定的议题吸引受众广泛参与，总播放量累计超过一亿多次。此后，诗刊社还借助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开展“快来读诗，一起读《诗刊》”等诗歌朗诵活动，实现互联网以个人为核心的节点传播，生成一种新的诗歌引力场。这些富有特色的活动无疑极大地提升了《诗刊》的影响力，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诗朗诵活动的固有认知。朗诵爱好者仅凭一部手机或平板就可以加入某一议题的朗诵活动中，不受时间、场地和灯光等限制，观看者借助平台APP可随时续看、中断、转发、评论，这样灵活自由的朗诵表演和便捷自在的观演模式，给诗朗诵活动注入了新鲜活力，真正为印刻在纸质刊物上的诗歌文本插上腾飞翅膀。
在中国新诗朗诵发展史中，致力于诗朗诵的艺术家多，而专力于朗诵诗创作的诗人相对较少，导致朗诵诗创作时常滞后于诗朗诵活动的蓬勃发展态势。诗朗诵者所使用的底本往往来自一些非专供于朗诵的诗歌，这一现象与问题曾引起诗刊社领导的重视，丁国成说：“新时期以来，诗坛涌现了一批朗诵佳作。但也毋庸讳言，确有大量诗作，非但不宜朗诵，而且连眼看都觉得困难，以艰深文浅陋。广大读者啧有烦言。”[12]为此，1994年诗刊编辑部举办“金鹰杯”全国朗诵诗大奖赛，《诗刊》1994年第8—9期发布了《“金鹰杯”全国朗诵诗大奖赛征稿启事》，1995年揭晓了大赛结果，共设一二三等奖和佳作奖，这次比赛在语言上遵循“明朗而不直露，含蓄而不晦涩”[13]，在艺术上追求多样化和适度排比、铺陈，培养与激励了一批对朗诵诗创作有浓厚兴趣的诗人，为当代朗诵诗诗体建设提供了新的可能。2010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联合相关单位举办的“夏青杯”全国朗诵文本大赛基本延续了这一模式，此类赛事活动显然有利于繁荣当代朗诵诗创作。
除了有意识地推动朗诵诗创作之外，诗刊社还在朗诵诗集的编纂与推介方面用力甚勤。20世纪60年代诗朗诵活动异常活跃，这直接催生了人们对朗诵诗文稿的需求，1965年诗刊社编纂与出版了《朗诵诗选》，在编选说明中说道：“许多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同志和业余朗诵爱好者，不断向本社索取朗诵诗稿，督促了我们编印这本诗选。”[14]1965年《文学评论》还刊发了谢冕的推介文章，认为这是“一本有特色的新诗选集”[15]；
1987年诗刊社又编选了一部《朗诵诗选》，旨在“为诗朗诵活动提供一个较好的文学基础”[16]，从这两套诗选的编纂目的可知，为诗朗诵服务成为编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诗选主要是从原本供书面阅读的诗歌中选取一些“宜于朗诵或宜于为听觉接受的诗”，少有收录专门为朗诵活动而写的诗，这为后来诗刊社开展朗诵诗赛提出了现实要求。从所选诗歌的范围来看，基本上是反映20世纪50—60年代“革命斗争和工农业建设”，或者是从“1979到1986年初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朗诵诗。1965年版的选本对“一些被广泛朗诵的作品，例如革命烈士遗作，某些富有革命精神的外国翻译诗，都没有选入”[17]；
1987年版的选本对“有些名篇，或因已见于各种选集，便于查找；
或因时过境迁，已不太常用”，也未编入选本[18]。可以说，实用至上编选原则影响着编选者对朗诵诗范围选择和价值认定。如果从抒情方式来看，选本基本上尊崇与延续中国现代左翼诗歌的抒情传统，即“将‘自我’的概念由个人的/个人主义的主体及其情绪性表达，扩张为一种集体的主体，其真理价值存在于集体的共同经验以及大众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整体的历史中”[19]。诗选中的诗歌不论是直抒胸臆，还是状物抒情、托物言志，或是叙事共情，抒情主体往往化身为历史、时代和集体的“演说人”，朗诵者通过对文本声情的把握，以富有魅力的发音技术演绎诗之音响、节奏，寻唤追求革命与走向“新启蒙”的时代新人。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诗刊社在编选朗诵诗选时基本遵循“好诗”第一和“好的朗诵诗”第二的遴选原则，即在“好诗”的基础上优选“好的朗诵诗”，这对其他朗诵诗选本编选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颇值得关注的是，诗刊社还擅长从《诗刊》发表的优秀诗歌中遴选朗诵诗或进行朗诵实验。比如1983年诗刊社举办了“《诗刊》1981至1982优秀新诗获奖作品朗诵会”，策划者选取了20首“优秀”作品作为朗诵会的朗诵诗。从当时的节目单可发现，诗刊社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遴选诗歌经典基础上，通过20位诗朗诵艺术家的声音演绎来扩大诗歌的传播范围，不断激活诗歌生命，从而促进诗歌经典的生成。从历史后视的角度看，虽然在这20首诗歌中，最终沉淀为当代诗歌经典的并不多，但诗刊社力图以诗朗诵活动打造与推介经典的意识相当自觉。这一探索有利于人们跳脱朗诵诗活动助力社会思想文化转型的传统模式，转向用声音构筑的景观去试验“优秀”诗歌文本的可听性。
2007年诗刊社还从《诗刊50周年诗选》和《中华诗歌百年精华》中精选一批经典朗诵诗，《诗刊》曾开辟“春天送你一首诗”特别栏目，发表了《中国新诗朗诵经典存目36首》。通过辨析这份存目中的36首朗诵诗，可以发现诗刊社具有以下几种选诗倾向：一是推荐者推崇好诗标准。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这30多首诗歌大多产生过重要影响，也基本上属于这些诗人的代表诗作，如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臧克家的《老马》、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神女峰》和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诗刊社显然以“好诗”第一、“好的朗诵诗”第二的选诗标准来遴选诗歌。因此像高兰的《哭亡女苏菲》、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等曾经有过广泛影响的朗诵诗却未选入中国新诗朗诵经典存目就在情理之中。二是适当选入境外诗歌。诚如奚密所言，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选择性地延续了‘五四’新诗的传统，又结合了自身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环境，产生了颇有特色的作品”[20]，选目编选了中国台湾诗人痖弦的《红玉米》，彰显诗人对儿时生活的追怀和对河南故土的思念。虽然选目未推荐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诗歌，但这种试图将内地(大陆)和港澳台诗歌视为一个整体，在相互参照中构建一种立体多元的朗诵诗图景，给人诸多启发和思考；
三是倡扬“兴动”抒情主义。诗歌文本中的抒情声音是否具有一种独特的“兴动”抒情力量，成为遴选朗诵诗经典的重要原则之一。选目推荐的朗诵诗除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之外，其他基本上属于抒情诗，即使是《王贵与李香香》也是属于化用“信天游”样式的歌谣体叙事诗，诗歌比兴修辞触景抒情，复沓手法的运用使得韵律协调动听，极具抒情意味。这一方面与叙事诗篇幅较长，不适合朗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抒情诗更注重文本内在的格律、节奏、韵脚、音节等形式美，更具有抑扬跌宕声情美相关。
此外，曾任《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也非常重视朗诵诗选的出版，她曾经编选过《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和《节日朗诵诗选》，这些诗选主要是为诗朗诵服务，因此《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中一些很难进入中国新诗史经典行列的诗也在选本中亮相，如共青团北京市委中学部的《十八岁畅想曲——十八岁中学生》和集体创作的《您好，我的老师——上海市第三节普通话电视评比材料选》等，这说明编选者把“好的朗诵诗”而非“好诗”放在首位。而《节日朗诵诗选》则附上每首诗的朗诵CD和朗诵提示，封面标有“影视院校考生必备书”“庆祝活动朗诵诗歌经典选本”的广告，意味着这些选本追求“实用至上”编选原则。综而观之，诗刊社对经典朗诵诗遴选方向总体出现了由“好诗”至上到“好的朗诵诗”为要的变化过程，一些朗诵诗赛获奖以及为朗诵活动而写且反响不凡的诗，逐渐进入朗诵诗选本的选目之中，编者经典理念和编选法则的嬗变对当代朗诵诗经典化过程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当代诗朗诵的语境构造包括诗朗诵资讯的传播与诗朗诵艺术理论的建构，由此生成了独特的传播语境与接受语境。在中国新诗流派的生成与壮大过程中，诗歌刊物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诗刊社拥有国家级《诗刊》作为当代诗歌培育、实验和研究的基地，《诗刊》曾开辟“诗讯”栏目发布全国各地重要诗朗诵资讯，这为读者了解诗朗诵活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通过翻检1957至2010年《诗刊》“诗讯”栏目文章可知，刊物对中国大陆诗坛的重大诗朗诵消息宣传报道达60余次，通过考察这些“有意味”的副文本资料，我们可大致窥见中国当代诗朗诵活动谱系与版图：一是有近一半的大型诗歌朗诵活动在北京举行，北京成为诗歌朗诵活动的中心，这一方面与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诗刊社的办公地点相关；
二是受深厚的朗诵文化传统影响，上海、广州和四川等地的朗诵活动也较为活跃；
三是朗诵会形式多样，有专题朗诵会、个人朗诵会、周年纪念朗诵会、文化交流朗诵会等，有些采取的是诗朗诵与音乐演唱相结合的演唱会；
四是北京等地曾举办诗朗诵研究小组和训练班，力求提高朗诵爱好者的技能与水平，同时对朗诵活动出现的新现象与问题展开研讨。
《诗刊》成为中国当代诗朗诵活动的信息集散中心，在具体的诗讯报道中既着力凸显活动的等级，又尽力还原活动的现场感，特别强调活动的联办单位、演出阵容、主持人阵容和观众阵容以及活动的规格与亮点，这有助于刷新人们对诗朗诵活动的印象，重释诗朗诵的意义与价值。比如诗讯《艾青诗歌朗诵会在金华举行》这样描述：“正在金华参加故乡人民举办的系列诗歌活动的艾青及夫人高瑛与杨子敏等喜逢金华，情深意厚，一起参加了艾青作品朗诵晚会、大堰河诗碑揭幕仪式等活动。”[21]这种抓住人物、事件与氛围的叙述方法，显然能够有效增强报道的现场感。《诗刊》正是通过中国当代诗朗诵活动推介与资讯传递营造浓厚的传播氛围，为新诗“有声”传播构建良好的传播语境。
除此之外，诗刊社还借助《诗刊》刊发以诗朗诵活动为议题的文章，深化诗朗诵艺术理论问题的研究，形成生产与接受良性互动的接受语境。1963至1964年是诗朗诵活动相当活跃的一个时期，仅《诗刊》就发表20余篇有关诗朗诵主题的文章，它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讨：
一是诗朗诵的艺术、技巧与方法。如朱光潜的《谈诗歌朗诵》提出了“理想的诗歌朗诵，正如理想的诗歌一样，必须求得语言的自然节奏与音律的形式节奏的和谐统一，这就是既能表情，又有音乐美”[22]，指出了一些演员念台词的声调与姿势，不能完全与诗歌的内容相称的问题。其他一些文章则主要从诗朗诵的声调、表情、动作、节奏、音韵等角度，总结诗朗诵的实践经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还特别重视戏剧演员参与诗朗诵活动，延续与深化洪深的《戏的念词与词的朗诵》所关涉的问题。
二是深度报道当时的诗朗诵活动。如《诗朗诵下乡记》《听县里举行的诗歌朗诵会》《北京诗朗诵二次下乡记》等，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1960年代诗朗诵下乡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朗诵诗进入“化大众”的实验阶段，同时诗刊社也把目光转向诗朗诵的接受者，如惠露的《电台听众对诗朗诵的反映》就报道了电台听众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诗文朗诵栏目的欢迎程度、选目偏好与听诗期待。诗刊社从1960年代起就有意识从朗诵诗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等维度大力推动中国当代诗朗诵活动。1976年《诗刊》复刊之后，主编李季“提出诗刊社要办好‘三个版’。即《诗刊》版、舞台版(诗歌朗诵会)、街头版(诗刊社门前的诗歌橱窗)”[23]，为此1980年代《诗刊》也发表了不少诗朗诵的理论文章，《诗刊》编辑陈爱仪和雷抒雁曾合编《朗诵艺术谈》，收录了邵燕祥作序，以及殷之光、张筠英、周正、瞿弦和、炼虹等朗诵艺术家和朗诵诗创作者的艺术创作经验谈，涉及朗诵与说话，朗诵声音中的激情，诗朗诵的行动性、形象性与音乐性，朗诵的自我控制，独白朗诵及其朗诵诗的创作问题，这些基于诗歌实践基础上的问题探索与辩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朗诵诗学的建构，形成了有利于朗诵诗与诗朗诵发展的理论传播语境。
1957年以降，诗刊社在中国当代诗朗诵活动的举办与推介，经典朗诵诗的遴选与锻造，以及诗朗诵艺术理论问题的探索与构建等方面持续发力，既为不同的传播语境里人们探索当代诗歌大众化实践之路提供了一种示范与路向，也为广大诗歌爱好者享受听觉盛宴构建了诗意化的聆听空间，同时还为重绘中国当代诗朗诵的版图贡献了力量。诚然，在融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抖音、快手和B站等平台中的音视频冲击着大众的视听觉，虽然诗刊社能与时俱进与快手合作搞“快来读诗，一起读《诗刊》”活动，但这种诗朗诵活动带来的“热闹”来得快耗散也快，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得到认真审思：一方面，一些诗人不太注重朗诵的技巧把握和朗诵视频的后期制作，朗诵视频现场感有余而朗诵者的功力不足，导致朗诵视频质量良莠不齐，那些审美效果不佳的朗诵往往被更吸人眼球的短视频所淹没，严重影响了传播效果；
另一方面，朗读者所朗诵的诗歌大多限于诗人在《诗刊》所发表的“自己的诗歌”，但好多诗歌其实并不适合朗诵，这使得朗诵的效果大打折扣，这也出现了奇怪的评价现象——一些观演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朗诵诗的思想审美意蕴或朗诵者的声情本身，而是放在朗诵者的容貌、身材、朗诵场地或背景音乐等地方，这显然偏离了活动的初心与宗旨；
再者，“一起读诗《诗刊》”活动缺乏专业运营管理团队与快手进行深度合作，读诗的短视频发布者往往很少采用主题聚类，特色呈现和集束推送等方式提升活跃度，更缺乏团队用心培养黏度相对比较高的用户，在快手推送规则和算法机制的影响下，日益小众化的当代新诗即便插上朗诵“翼翅”也很难在海量短视频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获得众多粉丝。
在中国有声阅读市场持续增速，各类音频平台快速增长的时代语境中，如何充分了解与培养受众审美趣味，巧妙利用各类技术平台，大力挖掘新兴市场的潜力，在朗诵诗的内容形式创新和诗朗诵传播策略方面有新作为，在众声喧哗中突出重围并发出属于诗歌的响亮声音？这些都是摆在诗刊社、诗评家、诗人、朗诵艺术家和诗歌爱好者面前的亟待解答的新问题。另外，21世纪以降虽然诗刊社推出的诗朗诵活动较多，但是在《诗刊》刊登朗诵诗与诗朗诵理论研讨文章较少，更少组织有关诗朗诵议题的研讨会，也正是因缺少实践反思与理论修为，当下许多诗朗诵活动出现的新现象未得到系统深入研究。生活在AI智能时代和有声世界的我们，真诚期盼诗刊社能直面“有声”新诗传播的新问题，鼓足锐意革新的勇气走出一条独特的“跨界”办刊之路，将“有声《诗刊》”办得更加有声有色。
注释：
[1]殷之光:《愿朗诵艺术之花越开越鲜艳》,陈爱仪编:《朗诵艺术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2]唐小兵:《聆听延安:一段听觉经验的启示》,《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第5页。
[3][美]萨梅尔·约翰逊:《杂志产业》,王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4]高洪波:《〈诗刊〉创刊六十周年丛书序》,诗刊社编:《〈诗刊〉创刊60周年大事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1页。
[5]诗刊社:《纳言·爱诗歌者说:〈诗刊〉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纳言”评刊会》,《诗刊》2013年第6期,第4页。
[6]丁国成:《提倡诗乐合一:在“中外名诗演唱会”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诗学探秘》,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7]康凌:《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8]葛洛:《广大群众欢迎诗朗诵》,《文艺报》1963年第2期,第15页。
[9]殷之光:《愿朗诵艺术之花越开越鲜艳》,陈爱仪编:《朗诵艺术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4页。
[10]蓝野:《春天送你一首诗 诗意春情传南北:京、沪、穗三地诗歌互动:“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特写》,《诗刊》2002年第10期,第75页。
[11]诗刊社:《一年一度春风暖:2007年“春天送你一首诗”综述》,《诗刊》2007年第18期,第42页。
[12]丁国成:《给诗歌插上翅膀:〈诗刊〉编辑部谈“金鹰杯”朗诵诗》,《诗刊》1995年第5期,第24页。
[13]丁国成:《给诗歌插上翅膀:〈诗刊〉编辑部谈“金鹰杯”朗诵诗》,《诗刊》1995年第5期,第27页。
[14]诗刊社:《朗诵诗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第1页。
[15]谢冕:《一本有特色的新诗选集:读〈朗诵诗选〉》,《文学评论》1965年第4期,第62页。
[16]诗刊社:《编者的话》,《朗诵诗选》,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页。
[17]诗刊社:《朗诵诗选》,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第1页。
[18]诗刊社:《编者的话》,《朗诵诗选》,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页。
[19]康凌:《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50～151页。
[20]翟月琴:《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声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19页。
[21]南方:《艾青诗歌朗诵会在金华举行》,《诗刊》1992年第6期,第35页。
[22]朱光潜:《谈诗歌朗诵》,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23]陈爱仪:《我在〈诗刊〉工作的岁月》,《诗刊》2007年第4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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