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庆华,胡优玄
(1.百色学院,广西百色 533099;
2.广西警察学院,广西南宁 530028)
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水利资源开发过程中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易地搬迁农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在易地搬迁农户安置与发展过程中,因众多原因而导致的易地搬迁农户生产生活恢复与发展问题依然存在。易地搬迁农户搬得出,但是不一定能稳得住,更难以保证能增收致富。易地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资本如何才能得到充分保证,以确保搬迁户可持续生计的发展,就成了政府部门和学者们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易地搬迁农户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保护易地搬迁农户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左右江革命老区包括广西的百色、崇左、河池,贵州的兴义、望谟,云南的富宁等,是我国西南边陲水资源富集开发区。水库易地搬迁农户因集体搬迁,原有的社会资本、土地资源也有了新的变化,在社会技能、生产技术、就业能力、金融贷款以及创业意愿等方面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指导与帮助,就难以提高其生计资本,且会影响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部分地区易地搬迁农户提升生计水平存在一定困难,离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尤其在心理资本上的相对匮乏使得搬迁后的水库易地搬迁农户较难接受新的技术和先进理念。因此,文章试图对水库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心理资本对其可持续生计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相关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以及相关部门对移民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可持续生计依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易地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结果受当地政府指定政策以及制定政策后的落实情况高度相关,而易地搬迁农户生活物资水平的改善、收入的提高以及心理资本的改善和资源环境的优化等,可进一步催生和提高易地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结果。200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之后广西、云南相继出台了大中型水库易地搬迁农户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这些政策的出台与落实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进一步改善了易地搬迁农户搬迁后的生活状况。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这些扶持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时间相对过长,也亟须升级和创新。
王晶通过研究烟台门楼库区移民发现,生计资本中两类资本,即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当地移民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由此说明移民生活满意度的高低,与生计资本的丰富程度密切相关。[2]135易地搬迁农户搬迁后的生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定程度上决定其能否长期居住、安居乐业的同时给当地社会带来长治久安。崔学海利用比较分析法研究重庆库区移民,发现社会保障支持、公共服务支持等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促进移民就业能力有较大促进作用,也有效改善和提高了库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结果。[3]89
申鑫研究了白鹤滩库区移民安置建设工程,提出了群集管理模式,该模式能充分发挥项目群的资源,提升整体效益。[4]61-63基于生计资本对于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的研究中,孙海兵等发现移民生计结果较大程度上受到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资本总量的影响。[5]418孙成玲研究发现,当地政府在给莒南县大店镇库区移民发放生活补助时出现多发、误发以及库区移民村发展不平衡等现象。[6]40-42物质资本泛指物质条件和生产工具,如国家不定期出台家电下乡、购买农用机械补贴或房屋修缮补贴等等[7]440,甚至还包括库区移民村饮用水是否能保证长期安全的问题。[8]105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移民易地搬迁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乔迁之喜对于搬迁户来说是一件大事,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会增加新的家电、家具、农用汽车或小轿车,而这些生产工具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为可持续生计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现代农业生产工具越齐全,生产劳动越便利,易地搬迁农户投入生产的意愿也就越强。农用汽车可以用于拉货,小轿车可以在城区或者城乡结合部提供网约车服务,即便是外出务工也能让原有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好。[9]8对于分散安置户而言,大头的开销更多用于二手房的购买。而部分集中安置户也会由于相互攀比或碍于面子等原因,出现盲目消费,对部分非必需的商品即使需要借款也得马上购入,使部分家庭陷入一搬迁就负债的窘境。[10]7
社会资本特指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网络的建立依赖于共同生活区域的居民交往频率的大小,左邻右里间常来常往,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和改善彼此之间的陌生关系,从最初的相互不认识到逐渐接受对方,部分移民与当地居民最后结为夫妻,结婚生子共同组建家庭;
还有的能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转变成远房亲戚,这一定程度上扩大搬迁户的社会资本。李聪在研究陕南移民时发现,当农户在遇到困难和风险时,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大小对解决相关问题能起关键性作用。[10]7何思妤在研究向家坝水库移民时,提出社会资本能作为无形资本弥补移民政策的不足,一旦水库移民生活上遇到逆境或受到外部冲击,社会资本便能帮助其尽快恢复原有的生活状态。[11]47-54另一方面,在易地搬迁农户搬迁到集中安置区后,出行的便利性也增大了人员的流动,加强他们与周边城市、社区、集市、学校和政府的沟通与联系,逐渐外扩的社会网络也有利于提高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发展。
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关系密不可分,社会资本是强调“我的朋友圈”,心理资本则是关注“我是谁”“我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王涛运用DEA 模型评估了三峡库区移民扶贫绩效,发现扶贫绩效表现出分散化和两极化的特征。[12]224-231水库易地搬迁农户从原先生活的地方集体搬迁到新的社区,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较大改变。近年来,大多数学者从社会、个体和心理层面,对移民融入当地社区意愿进行研究,尤其是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包括“过程说”“功能说”和“城市化说”等内容,特别提出心理融入是融入过程中心理状态,是融入当地社区最高层次的体现。[13]23-28心理资本是对自身的认识,它既是一种心理要素,又是一种心理资源,包括自我效能、目标感、乐观和心理韧性等方面,也涉及自尊和内控等因素。研究表明,自尊对个人收入有显著影响,即自尊提高10% 的劳动者,收入就提高13.3%。[14]249-271,[15]815-829柯江林把心理资本分为事务型心理资本和人际型两种心理资本类型,并开发了具有中国情景下的量表。[16]875-888曾维希在研究城市新移民时,探讨了新移民的神经质、宿命感、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对融入新城市的影响,发现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心理资本起到了预测作用。[17]129-137因此,只有倡导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不卑不亢的工作态度,才能使搬迁移民真正从先前的身体搬迁安置到心理安定安置的顺利过渡,逐渐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最终完成可持续生计结果这一现实目标。
基于以上学者研究进一步发现: 首先,大多数学者研究水库易地搬迁农户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之间的关系,鲜有学者对心理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的关系进行探讨。其次,少有学者把水库易地搬迁农户的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大多学者把其作为自变量。再次,部分研究者发现水库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的中介效应,鲜有学者借助调节变量对影响水库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进行研究。[18]10-17,[19]208-213本研究从区域发展角度深入研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构建“生计资本—心理资本—可持续生计结果”理论模型,通过构建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探讨水库易地搬迁农户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从而提高其可持续生计结果的实现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革命老区建设提供参考。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迭代创新,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都能借助互联网来满足其日常购物需求,部分易地搬迁农户借助拼多多、淘宝和天猫等平台来销售自家的农产品,更有甚者在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App 上拥有超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名“粉丝”,通过新媒体进行低成本的创业,这无疑会进一步拓宽和增加水库易地搬迁农户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兰顺东提出水库移民的收益随着土地资本的减少而下降,当地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对缺乏土地的移民进行扶持,建立培训机制拓宽移民视野,依据发达的互联网+和AI 新技术,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生计能力,有效解决资金不足和土地短缺的问题。[20]197-198李聪研究发现移民搬迁提高了搬迁农户的物质资本。[10]7孙敬水提出移民因有了现代化生产工具,如农用车、摩托车等,加上当地“村村通公路”工程使得物流设施完善,他们便能开始自主创业。[21]74-87易地搬迁农户建立核心的社会关系,逐渐接纳先进事务和新技术,对重构社会资本网络具有重大意义。[22]8近年来,国家推出相关创业优惠政策鼓励有知识、有才干和有能力的年轻人回乡创业,通过他们的力量吸引更多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助力乡村振兴,如举办“村BA”篮球比赛、打造网红村落、挖掘非遗文化、推出特色农家乐旅游等,再加上部分回乡创业者本身就是“网红达人”,通过在新媒体开设直播,让粉丝能身临其境地看到当地的直播现场,这样既可以树立当地农产品品牌,又可以让新打卡地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流量,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易地搬迁农户的经济效益。借助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要素有可能影响其可持续生计结果。
基于以上探讨假设如下:
假设H1: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可持续生计结果。
假设H2: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可持续生计结果。
一方面,水库易地搬迁农户搬迁后,搬迁户的学龄儿童升学率逐年提升。随着教育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优质网络课程的不断普及,让易地搬迁农户搬迁后生育的适龄儿童,在学业上通过网课的学习逐步缩小他们与发达地区同龄人的差距。另一方面,所属社区不定期会组织水库易地搬迁农户进行生产技能、创业技能等培训,其个人荣誉感和自信心会随着教育培训程度的不断提升而日渐增强。移民在融入当地时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其感知到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获得的各种资源和信息也就越多,就业的能力也就越强。[23]30-38心理资本通过移民的社会网络起作用,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移民,会更加乐观、自信,能够进行积极的心理归因,保证既定目标得以完成。同时,心理资本还能帮助移民增强积极面对新生活的态度、建立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善于总结经验和发现问题,并能及时调整方向,从而找到失败的原因,在下一次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就能迎刃而解,逐步改掉“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守旧思维,有助于提高其可持续生计结果。[24]412-416,[25]26-36心理资本有可能会对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之间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探讨假设如下:
假设H3:心理资本正向调节物质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
假设H4:心理资本正向调节社会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
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实证研究模型
因左江流域没有大中型水电站,2019 以来,本课题组成员选取右江流域大中型水电工程易地搬迁农户作为调查对象,赴广西百色右江区水利枢纽阳圩镇、隆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水电站天生桥镇和桠杈镇、西林县马蚌镇、乐业县雅长乡,河池天峨县龙滩水电站六排镇、向阳镇和下老乡,云南文山富宁县的剥隘镇,贵州兴义安龙县巴结镇和港湾村以及贵州黔西南册亨县坡妹镇等地区对水电工程易地搬迁农户进行调研。调研对象为安置时间3年以上,在当地居住3年以上的分散和集中安置的搬迁户,通过入户调查、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访谈了25 人次,发放问卷450 份,回收问卷440 份,其中有效问卷412 份,有效率91.5%。
问卷调查内容分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可持续生计结果等内容。本研究采用李克特5 级量表法,选取自变量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依据郑瑞强[26]10-13、孙海兵等[27]9-12、柯江林等[16]875-888对人际型心理资本以及后期扶持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设定心理资本(4个题项)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测量。因变量可持续生计结果,主要参考DFID 的分析框架内容,该量表从稳定的个人收入、劳动力就业能力、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4 个方面测量移民户的可持续生计结果,共有4 个题项。
利用SPSS25.0 软件对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分析,该量表各变量的KMO 值分别为0.731 至0.811,Cronbach"s α 系数值分别为0.708 和0.771,表明各变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高(表1)。
表1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表2 为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各变量之间均显著相关,表格系数均符合预期研究要求。
表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依据温忠麟等提出的调节作用检验方法,先检测自变量与因变量是否显著,再检测调节变量与因变量是否显著,最后检测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项与因变量是否显著。[28]268-274按照上述的调节检验步骤,将自变量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调节变量心理资本和因变量可持续生计结果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模型1 检验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移民安置方式、移民安置时间等;
模型2 检验自变量物质资本、模型3 检验自变量社会资本;
依据表3 显示:社会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标准化路径系数显示为0.262;
物质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标准化路径系数显示为0.341,系数均显著相关,假设H1、H2 成立。
接下来采用SPSS 26 进行调节效应检验。调节变量心理资本(模型4)、物质资本与心理资本交互项(模型5)和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交互项(模型6)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表3),自变量在加入心理资本调节变量后影响了标准化系数,具体显示为物质资本与心理资本交互项、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交互项与可持续生计结果的回归系数显著(B=0.097,B=0.101,P<0.05),说明心理资本对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起调节作用。综上所述,物质资本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46**,通过调节变量心理资本,对可持续生计结果的间接影响,社会资本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85**,通过调节变量心理资本,对可持续生计结果的间接影响,假设H3、H4 成立。
图2 表明,物质资本正向影响与可持续生计结果,心理资本对物质资本较高时,回归直线斜率较大。即心理资本较好,物质资本可更为显著地提高移民可持续生计结果,心理资本显著调节物质资本和可持续生计结果之间的关系。
图2 心理资本在物质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3 表明,社会资本正向影响与可持续生计结果,心理资本对社会资本较高时,回归直线斜率较大。即心理资本较好,社会资本可更为显著地提高移民可持续生计结果,心理资本显著调节社会资本和可持续生计结果之间的关系。
图3 心理资本在社会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之间的调节作用
1.心理资本调节物质资本后对移民可持续生计结果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1 中,水库易地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包括人均居住面积、家用电器、道路和现代化农业机械等,回归系数为正值且都对可持续生计结果影响显著。表明:第一,印证了“先安居才能乐业”,易地搬迁农户首先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才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和期待。第二,拥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私家车,生活逐步融入城市,才能提高生活品质和工作效率。第三,可持续生计结果受所居住地的交通影响,交通越便利,商品的流通越快捷,生活的节奏越高效,易地搬迁农户外出务工和自主创业的意愿越强烈,这个检验结果符合H1 假设,即物质资本的提高正向影响可持续生计结果。
从模型5 中可以看出,心理资本与物质资本交互项显著影响移民可持续生计结果。可以看出,有了赖以生计的房子、车子和交通,可以极大地增加易地搬迁农户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追求,对个人和家庭的光明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由此说明,心理资本在物质资本对可持续生计结果中所起到的关键因素,即易地搬迁农户幸福感提高了,也增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原动力,为其生计可以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与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现行政策相一致,H3 得到验证。
2.社会资本受心理资本影响后对移民可持续生计结果影响因素分析
与物质资本因素不同,在模型6 中,移民可持续发展生计结果主要影响因素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劳动力就业能力得到提高、社会价值的提高以及对生活的满意度等。它们的回归系数取正值,表明:第一,成为友好的“社会人”是现代化国家精神文明进步的直接体现,依据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你我他的共同努力,大多数水库易地搬迁农户一旦搬迁,就会逐步跟所在地生活的人群沟通交流,从原来几家几户的左邻右里融入更宽阔的社会圈子。第二,通过当地举办的职业培训、社区游园活动、易地搬迁扶贫车间等项目,能提高个人职业技能,在家门口人人都能就业,有效解决同时照顾老人和小孩的现实问题,这无疑又进一步提高了易地搬迁农户的幸福感。第三,部分易地搬迁农户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步改变,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自己会想办法去解决,过去“等、靠、要”的心态逐渐消退,增强了依靠自身努力创造财富来实现个人富裕的心理韧性。
适龄儿童积极上学的学习氛围越来越浓,中老年人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还有健身、跳广场舞、开展篮球联赛等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为美丽乡村建设助力,以上都是易地搬迁农户是否愿意在新聚居地扎根下来的具体体现。研究还发现,心理资本程度越高,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就越好,表明易地搬迁农户对当地社会环境的适应程度较高。因此,对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有积极正向的影响,H4 得到验证。
本文通过对左右江革命老区的广西百色右江区及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和乐业县,广西河池天峨县,云南文山富宁县,贵州兴义安龙县以及贵州黔西南册亨县的水电工程易地搬迁农户412 份数据进行分析,运用SPSS 软件实证分析并验证了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对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的影响,验证了心理资本在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
第一,易地搬迁农户的物质资本对可持续生计结果主效应正相关,相比而言,物质资本比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更显著,即易地搬迁农户社会资本对其可持续生计结果的影响程度低于易地搬迁农户的物质资本。
第二,易地搬迁农户的社会资本与可持续生计结果显著正相关,相比而言,社会资本比物质资本对可持续生计结果的影响程度更显著,即易地搬迁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可持续生计结果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易地搬迁农户的物质资本。
第三,易地搬迁农户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通过调节变量,心理资本对其可持续生计结果产生正向影响。
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心理资本的调节变量模型,来研究生计资本与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两维度与心理资本、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的变量关系,运用SPSS 软件分析了心理资本在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之间的调节作用,拓宽了水电工程易地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领域的研究范畴,丰富了目前有关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是较具典型意义的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水电工程易地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但由于研究范围和调查样本较为有限,不能反映全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年代的水电工程的易地搬迁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的整体情况,因而推广有限。同时,设计的研究模型只考虑了心理资本的调节变量效应,对其他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未能涉及,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加入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心理资本等其他可持续生计资本中介变量效应,以及动态调节变量等分析动态的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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